跨国公司是世界的，还是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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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是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看上去，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典型表现和产物。一家公司的经营，超出了国界的范围，或者说，摆脱了国界的限制，充分体现了经济力量的自由生长。
市场经济制度的拥护者一般都是跨国公司的支持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认为，跨国公司的成功经营，表明市场制度优于国家制度。在国家制度还受到国界的限制时，跨国公司却已经突破了政治限制，成功实现了全球经营。
而那些对市场经济制度有所保留、有所怀疑的人，则往往对跨国公司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基本上都来自发达国家，他们其实是发达国家控制、剥削甚至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工具。
那么，跨国公司到底是超然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性组织，还是仍然属于其母国的经济组织？换句话说，跨国公司是世界的，还是国家的？或者更进一步问：资本有国籍吗？
那些认为跨国公司事实上已经是世界性组织的人，想找到支持他们观点的例子，并不难。比如雀巢公司，总部在瑞士，也被算作瑞士公司，但他们在瑞士的产量还不到公司总产量的5%。即使把全欧洲算上，收入也不到公司总收入的30%，看来，雀巢已经成为一家为全世界服务的公司了。
再有，微软、IBM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在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多个国家设立研究机构。技术研发对这些公司来说属于核心竞争力。把研究机构放到国外，看来这些公司也早已立足全世界了。
可是，如果你真正深入跨国公司的内部，探察种种细节，就会发现。上述印象只是表面印象。真正的事实是，即使是那些规模巨大、业务遍及全球的跨国公司，实际上也仍然有强烈的国家属性。这种属性之强，远超一般人的印象和感觉。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所谓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司”不会出现。
首先，虽然跨国公司的业务遍及全球，但其高层决策者，基本都来自母国。克莱斯勒公司是美国第三大汽车公司，一度被德国奔驰公司兼并。对外宣布是两家公司合并，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奔驰吞了经营不善的克莱斯勒。
由于奔驰占据主导地，虽然公司内部的工作语言是英语，但董事会中的德国人远远多于美国人，大致是10-12名德国人对1-2名美国人。后来，公司经营不成功，克莱斯勒公司被转手出售，落到了意大利菲亚特公司手中。公司CEO立刻换成了意大利人——即使菲亚特只占了20%的股份。
看，即使强势如美国人，也无法在来自别国的跨国公司中占据核心高管的位置。
雷诺-日产的董事长卡洛斯·戈恩曾被认为是公司高管国际化的典范。戈恩出生在巴西，父母都是黎巴嫩人。他本人在法国接受高等教育，后来同时成为雷诺和日产两家公司的董事长，并且让陷于亏损的日产扭亏为盈。
看上去，戈恩是日产的救星，已经完全被日本人接受，但后来的事态表明，日本人根本没有接受这个外国人。戈恩能逃出日本，全身而退，是天大的幸运，本来他将身陷囹圄的。
除了核心高管基本都是本国人以外，跨国公司的核心研发基本也都保留在国内。那些在中国、印度开设的研究机构，研发的虽然也是个高端技术，但基本都是高端技术中的低端部分。我们中国公司在国外设立的研究机构也大致如此。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最高端前沿的研发，是要保留在母国的。
也就是说，所谓跨国公司已经“国际化”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夸张。真实的情况是跨国公司仍然带有强烈的国家属性。他们属于哪一国，是非常清楚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纯粹经济的角度看，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应该只关注效率和利润，而不在乎核心高管是哪国人，核心研发放在哪个国家。但现实并非如此。
首先，选择本国人做公司的核心高管，是因为大家体察到，在这些高管个人心中，确实存在一种本土情结，也就是他们自觉对祖国有一种责任感。称之为爱国心也好，道德感也好，自尊心也好，这种责任感虽然不会直接体现在用人合同中，但却实实在在地存在。
因为意识到本国人特有的这种责任感，所以，至关重要的核心高管位置，由本国人占据，公司上上下下都会更放心，本国政府也会因此对公司更加信任和支持。
在公司层面，再大的跨国公司，当初也是在本国逐渐成长起来的，因此，公司也会对国家有一种责任感。事实上，回顾大公司的发展历程，几乎都曾经接受过来自本国政府和社会的某种支持乃至直接资助，比如关税保护和政策支持等等。
对这些往事，公司不见得反复提及，甚至会避而不谈，但在公司和政府之间，确实会因此形成一种默契——公司遇到困难，会指望来自政府的支持；而国家遇到困难，也会要求公司做出奉献乃至牺牲。显然，这种默契不会存在于本国政府和外国公司之间。也就说，“民族企业”不仅仅是个名号，而是有着实际的意义。
除了这些道德和历史原因以外，对跨国公司来说，还有更实际的因素决定了他们要保持国家属性。
能够把业务拓展到全球的跨国公司，肯定都有过人之处，也就是有强大的核心竞争力，这既包括技术方面，也包括经营管理方面。
问题在于，越是高端、复杂的技术和管理，对社会环境的依赖越高。法律、制度、行政、国民性、社会传统甚至风俗习惯，哪方面有所欠缺，跨国公司赖以生存发展的那些高端、复杂的技术和管理，可能就无法保持。
这正是跨国公司的“本土情结”的现实原因。他们几乎不可能把本国赋予他们的社会环境原封不动地搬到国外。既然如此，他们只能把高度依赖社会环境的最核心、最高端的部分留在国内，而把次要的、中低端的部分搬到国外。不要以为跨国公司就不需要本国的社会环境。恰恰相反，越是成功发展、规模巨大的跨国公司，对本国的社会环境越依赖。
跨国公司强烈的国家属性，其实表明了一件事：全球化的发展，其实是以国家和国界为基础的。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国家的消亡或者无政府主义，是误解。
理解了跨国公司仍然有强烈的国家属性，也就理解了“民族企业”的价值和意义，此外，还有一项重要理解，那就是理解了外资企业的局限性。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吸引外资、接受外国企业投资，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绝非放任不管，而是始终坚持对外资的种种管理和限制政策。很多人认为，这些政策是开放不彻底的表现，是闭关锁国思维的残余。其实，中国政府的做法才是对外资的正确做法。
外国投资分为“褐地投资”和“绿地投资”。“褐地投资”指外国公司购买现有的公司。“绿地投资”指外国公司建立新的公司或工厂。显然，发展中国家更需要“绿地投资”。
但1990年代以来，全球各国外来投资的一半以上都是“褐地投资”。2001年前后甚至达到80%。也就是说，外国公司更愿意利用、改造被投资国现有的生产能力，而不是创造新的生产能力。
从跨国公司的“本土情结”角度看，“褐地投资”更符合跨国公司“本土优先”的默认原则。外来的跨国公司会根据他们本国的利益，给被收购的当地企业设立发展上限。现实当中甚至发生过收购后就停止生产的情况——收购只是为了消除当地的竞争对手。
所以，想让外资发挥好作用，国家对外资强有力的治理，至关重要。吸引外资，必须在符合国家利益的前提上进行。尤其是急需外资的发展中国家，更要重视对外来投资的管理，要充分意识到跨国公司的“本土情结”，不要天真地以为他们是所谓“世界企业”。政府应该从国家全局的角度充分评估外来投资，要把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依赖外人的“好心好意”。
实际上，坚持独立自主，坚持维护国家利益，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之一。
跨国公司不是世界的，是国家的。同样，资本是有国籍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轻信“资本无国籍”那一套话术，放弃治理国家的主动权，相信自发放任能取代国家治理，国家前途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