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代价 ——写在香港国家安全法通过之际
点击上方[李子旸]关注→点击右上角[...]→选择[在看]
和平当然是好事，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我们都应该极力避免战争和其他暴力冲突。这种观念很好，但也有片面之处，那就是忽略了和平的代价，以及战争、暴力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是的，和平是有代价的。
1951年5月23日，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5月25日，毛泽东发布进军训令。解放军开始向拉萨和平挺进。
说是和平解放，其实之前在1950年还是打了一仗，10月6日到10月24日，在昌都战役中，解放军第18军基本上消灭了藏军主力，并且没费多大劲。
虽然打了一仗，但整体上西藏仍然算是和平解放。消灭藏军主力，作用在于，让西藏地方当局认清形势和双方实力对比，不再幻想军事对抗中央。但中央和西藏地方之间的大部分关系，还是通过谈判以及和平协议确定的。
虽然有摧枯拉朽般的昌都战役，但后来的谈判以及和平协议，还是让西藏西方当局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主要是因为，《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的政治制度、领导人的地位职权、各级官吏设置等等，基本不变。中央也不强求西藏进行社会变革。
虽然全国都解放了，但西藏的地位和其他省份不同。西藏保有不少特权，也就是继续保持“旧社会”的基本状态不变。
如果全国没有全面奔向新社会，那么西藏可能就这样了，继续是个旧社会。但新中国毕竟到来了，尤其是随着土改在全国的展开，西藏的特殊地位越来越显眼、越来越刺眼，越来越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西藏周边的省份都在进行土改。那里也有藏人。西藏的农奴，眼看着其他省的藏人都翻身得解放，当然也就不愿意继续当农奴了。
对这种压力，西藏的农奴主们当然是看在眼里急在在心上。虽然《十七条协议》允许他们维持现状，但他们心里很清楚，这绝非长久之计。要想继续坐稳农奴主的宝座，就得迫使中央作出大让步，不能改变西藏这个旧社会。
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西藏的旧贵族、农奴主在藏区各地闹事，发动叛乱。解放军一举平叛，达赖叛逃国外，西藏“二次解放”。这次解放后，就不必再束手束脚了。西藏社会的旧制度，全都打碎。至于那些人上人们，要么跑到国外，要么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西藏和全国其他省份一样，推行土改，农奴翻身得解放。
事后看，当初的和平解放，无非是把武力解决推后了几年。打碎千年农奴制，真正解放人民，靠谈判和签协议是远远不够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无独有偶。几十年以后，香港正在重演当年西藏的那个剧情。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由于那时内地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不够，更重要的是，制度自信非常欠缺，“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基本被架空了，“两制”则被解释成尽量保持香港各项制度不能变。当时的中央领导甚至明确提出，要尽量少管香港的事情。
对于香港殖民地社会制度的落后性，我有长文《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概括来说就是：对香港的社会制度了解越多，就越发现，香港其实就是一个外表高大上的农奴社会，和解放前的西藏没有本质区别。
香港这种落后的社会制度，本来应该从1997年开始就彻底改变和废除，但由于香港回归的过程是和平的，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内地缺乏制度自信，香港落后的社会制度基本都被保留下来。香港社会亟需的大变革，迟迟没有出现。
和当年西藏的情况高度类似。虽然香港基本保持了原状，但“农奴主”们同样不知足、不满意。当年周边省份的土改，直接动摇了西藏农奴主的统治基础。他们深知，要么造反独立，这才能继续坐稳农奴主；要么迟早会被裹挟到解放的大潮之中。选择很明确，只能豁出去拼一把。
对香港社会底层来说，他们面临的种种问题，其实都是殖民主义等当代农奴制造成的。但他们因为长期被殖民，被愚民教育，加之和平统一，已经完全不知解放为何物，于是稀里糊涂地被香港“农奴主”利用，成了可悲可憎的废青和蟑螂。
这就是香港过去一段时间各种动乱的根本原因。香港动乱，和当年西藏叛乱，其实是一码事。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香港废青们的战斗力，差太多。
既然是一码事，中央的对策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对反革命叛乱，就要坚决镇压。对付西藏反动农奴主，还要出动大军一鼓荡平。对香港废青，看来简单得多。国家安全法颁布以后，香港各色废青纷纷作鸟兽散，简直就是传檄而定。
不过，回顾、对比西藏解放的整个过程，就能看出，这其实是刚刚开始，艰巨复杂的任务还在后面。当年在西藏，和平的包袱被彻底扔开，动用武力解决。武力解决，必然有牺牲，但好处是能彻底解决，能完全推翻旧社会。西藏千年的农奴制被彻底打碎。各种制度上的坛坛罐罐，都不必保留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香港则不同。虽然国家安全法雷霆万钧，震慑宵小，但基本的和平状态仍然持续。因此，现在仍然没有条件彻底改变香港落后的社会制度。去殖民化、打击利益集团、破除种种垄断特权、解放人民等很多方面，仍然任重道远。
香港，还将为和平统一继续付出代价。这个和平的代价，实在太大。
和平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代价，初步总结，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因为是和平统一，中央势必主要和香港社会上层打交道。
这就好像，你资本运作，收购了一家公司，当然主要是和那家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各种副总打交道，签订各种合同，商定各种合作条件，等等。毕竟，他们是那家公司原来的管理者。你必须借助他们掌握的信息和权力，才能顺利接管公司。
这种局面，势必造成上层社会的利益和诉求更重要，更被重视，甚至由它们垄断相关政治资源。如果中央没有格外花力气深入基层的话，就很可能会误认为，上层社会的利益和诉求，就是香港最重要的问题，而忽视了香港社会的真正问题。
一言以蔽之，和平统一的必然后果就是走上层路线，而不是走群众路线。
另一方面，中英签订香港回归协议之后很多年，香港的富裕程度都远超内地。这样一来，派驻香港的内地干部，因为主要和香港上层社会打交道，很难不被拉拢腐蚀。叛逃美国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后来的驻港干部，往往也日日忙于觥筹交错、灯红酒绿，周旋在各色大人物之间，乐此不疲，并且认为这就是要做的最重要工作。这是香港工作多年不力的重要原因。
二、因为和平，大家都客客气气的，所以没办法掀桌子，更没办法拆房子。
香港社会原有制度的结构和种种坛坛罐罐，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中央即使派人设置机构，也只能在既有的制度结构中运作。房子没拆没改建，你搬进去住，生活方式和原来的房主，能有多大区别呢？
香港那一套英式殖民地的司法和政治制度，仍然制约着所有人的行为，比如怪异的外国法官。世界上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容忍外国法官掌握本国的司法权，尤其是事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大案，更是不可能交给外国法官审理判决。但香港居然就能一直保留这种怪现象。
如果是解放军冲进香港实现统一的，外国法官早就带着他们那脏了吧唧的滑稽假发登船逃跑了。可因为是和平统一，你就是看那假发再不顺眼，也不好冲上去把他们轰走。如果有人想通过正常程序这么干，殖民地早就设计好了一堆繁琐冗长的制度，等着你去逐项克服呐——事实上，除非掀桌子拆房子，否则，谁也对付不了这些繁琐和冗长。
三、因为是和平统一，各种利益集团的格局也都基本保持不变。
这就让香港完全没办法实行深入的社会变革——触动任何集团的既得利益，都会招致有形无形的各种阻击，甚至会因此形成腐败源，让内地被侵蚀。只要既得利益者没有遭受战争的打击，利益没有被彻底消灭，他们就有无穷多的办法阻碍和破坏任何改革。
董建华的八万五计划，其实很温和，很照顾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但即使这种温和的改革，最终也是无疾而终。可以想象，更激烈、更彻底的改革，怎么可能在香港推行。
后来的历任特首，在深刻社会改革方面，也都是有心无力，力不从心。随着利益集团的尾大不掉，香港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就越来越扭曲甚至畸形。
1990年代以来，香港错过了很多重大的发展机会。从商业或者外部环境角度，分析错过这些机会的原因，是不得要领的。问题就出在香港内部的社会制度上。根本原因就是香港的寻租型利益集团对社会变革的抵制和破坏。他们想要世世代代垄断所有机会和利益，想要世世代代骑在香港那些“现代农奴”们的身上。
仅靠香港人自己，是无法突破这些桎梏的。就好像，仅靠西藏农奴自己，是不可能推翻农奴制的。从个人头脑到整体社会，他们已经把自己锁死了。他们的愚蠢在于，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内地，因此仇视祖国，甚至把香港变成了外界攻击、破坏祖国的基地和策源地。
因此，在香港推行彻底的社会变革、解放香港人民，相比废除千年的西藏农奴制度，要困难复杂得多。
如此难度的社会变革，不用暴力打烂旧世界，不摧毁既得利益集团，是绝无可能的。在这种陈腐的旧社会中，一厢情愿地维持和平，就是在继续支付巨大的社会代价，就是在继续维持特权阶层及其利益，就是在继续牺牲人民，同时，也是在继续破坏祖国的真正统一。
可能有的香港人认为，国家安全法的力度太大了，简直受不了。经历过20世纪中国伟大革命和解放的人都知道，这其实只是个开始。对病入膏肓的香港来说，这点儿剂量是远远不够的。良药苦口利于病。但愿香港人能有机会也像西藏农奴那样翻身得解放，真正能挺直腰杆做个大写的人。
谁都不喜欢战争和暴力，但和平的代价，往往远超战争和暴力。无可回避的事实是：不打碎一个腐朽的旧世界，就不可能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世界。
现在，对香港来说，最大的悬念在于：香港人还能有接受革命洗礼这样大好的历史机遇吗？毕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被解放的资格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