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中西两种不同的国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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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保守的财政政策，导致国家能力停滞不前，这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国家能力强，是西方国家近代以来领先世界的主要原因。那些其他解释，比如自由市场啊、公民社会啊、基督教啊、科学精神啊，都不得要领，属于有意无意的歪曲和欺骗。
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说，关于国家能力，我们中国只有教训没有经验，近代中国就是一个失败的故事呢？那也不尽然。国家能力是把双刃剑。要看到国家能力的重大作用，但也要看到国家能力迅猛增长带来的危害。
明清两朝的六百年，正是西方国家的国家能力迅猛增长的时期。国家能力的增长，让西方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有了爆发式增长。但是，也正是这几百年国家能力的迅猛增长，造成了一个最终发生大爆炸的火药库，那就是空前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
事实上，中世纪以后，西方民族国家的崛起史，同时也是一部战争史，基本形态和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很相似。可惜，中国战国时代的史料留存至今的很少——比之前的春秋时代还要少。对当时列国的详细情况，后人知之甚少。如果中国战国时代的史料能大量保留下来，和西方国家的战国时代来一番对比，那一定很有意思。
但是，这个持续的战争史，到了1815年，也就是拿破仑被打败那年，忽然停止了。从1815年开始，一直到99年以后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虽然还有一些局部战争，但整体上保持了和平。这段时间，被称为“百年和平”。
很多身处“百年和平”中的人们，认为人类已经找到了持久和平之路，那就是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加全球化。国际贸易已经将各国经济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会有人愚蠢地发动得不偿失的战争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出乎当时很多人的预料，无情地粉碎了这种乐观和天真。
即使大战已经爆发，大家还是相信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冲突，顶多打上几个月就会结束。谁也没想到，这次大战，不但空前惨烈，而且居然打了整整四年。实际上，到今天，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仍然迷惑不解，往往将之归因于各国统治者的愚蠢、不理性和缺乏沟通。
实际上，仅仅从具体政策层面分析一战爆发的原因，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其实是是此前一百年国家能力迅猛增长的结果。“百年和平”实际上是走向殊死大决战之路。
在那一百年中，西方各国的国家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工业生产能力、国民教育普及程度、国家意识、军事技术、军事制度等等都迅猛增长，总之就是国家能力的迅猛增长。各国就像“血气方刚、肌肉发达”的青年人一样，荷尔蒙充沛，急切地想要和人打仗。
战争古已有之，不是新鲜事，但工业化的全民动员的世界大战，却是现代产物。像一战这种全面大战，居然能打上四年，可谓前所未有，完全是国家能力激增的结果。可能有人觉得打仗打四年，并不算长。以前不是还有英法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英法七年战争等时间长得多的战争么。
要知道，以前的战争，可不是一战二战这种全国参与的整体战。以前的国家，能力远远没有后来那么强，不可能深度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投入战争，基本上只是少量军队之间的作战。
组织全国力量投入作战的战争，以前也有，比如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争。但那种战争，别说几年，连几个月都打不了，打上几天甚至一天就决出了胜负。再打下去，双方都没钱了。
倾尽全国之力，打上好几年，这背后所需的国家能力，太大了。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往往被忽略的因素，那就是金融力——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国家能力。
甲午战争时，中国综合国力在日本之上，但国内连一家现代银行也没有，既不能发行债券，也不能搞赤字财政。清政府只能动用本来就紧巴巴的国库存款支付战争费用。而日本全国有上千家银行，通过银行发行国债，瞬间就从全国筹集到足够多的战争经费。这就是金融力差异导致的国家动员能力的差异。资源总量更多，但无法收集上来用于打仗，等于没有。
一战之所以能持续四年，大洋彼岸富裕的美国提供的金融支持，非常关键。当时，一战双方都去美国发债融资，筹集战争经费。而美国遍布全国的银行体系，把广大美国人手中的钱收集起来，投放到欧洲债券市场。银行的主观意愿是为了赚钱，客观上却是在支持世界大战继续打下去。
有位美国学者研究了一战的金融问题，结论是：如果没有来自美国的金融支持，一战只能是像战前人们预计的那样，顶多打上几个月。这位学者进而尖锐地指出，德国人打仗的钱，从财务角度看，实际上是美国人支付的。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整体战已经成战争的默认模式。为了备战和参战，各国都拼命发展自己的国家能力。最终，大家得到的是旷日持久的大决战、百万千万级别的伤亡和大片大片的废墟。
可见，国家能力增长，的确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国家能力强，可以确保自身安全，并加速国家各方面的发展。但另一方面，身怀利刃杀心自起。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就会有难以抑制的扩张冲动，包括对外扩张和对内的控制扩张，反而会颠覆和平和秩序。
说到这里，就想到了清明两朝自我克制的执政方针。通过“锁死”财政总规模，釜底抽薪地控制住君主权力，当然，也就控制住了国家能力的增长。身无利刃，也不会功夫，出门就不会和人打架，更不会杀伤人命吧。
明清两朝之所以实行这种自我克制的执政方针，有其源远流长的缘由。
如前所述，在战国时代，中国已经经历了西方国家在20世纪前半期经历的“国家能力迅猛增长+残酷的灭国战争”。体验了惨烈的“战国”以后，中国人的总结是“天下共苦战斗不休”，解决方案是建立大一统的国家。
大一统的国家建立以后，虽然还有内部外部的各种战争，但那种战国时各国之间剑拔弩张、枕戈待旦、战斗不休的状态毕竟没有了。互相对立的列国，被涵盖广大的“天下”所取代。“天下”观念下的国家，自带内向和克制的基本特征。国家的最大作用是维持和平，甚至维持现状，而不再是积极扩张。
换个角度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很早就超越了“列国”状态，进化到了更广泛的“天下”状态，自然也就不再有列国那种竞争激烈、尽量发展国家能力的特征。西方人到现代才提出的“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中国在文明早期就已将之内化到国家核心中。
秦以后的各大统一王朝，都内在地不需要大力发展国家能力。儒家政治的核心原则是仁政，其实就是克制权力的冲动。到了明清两朝，这一基本原则更是被固定下来，成为国家基本执政方针。
可见，中西两方，虽然表面上都是国家，但却有两种根本不同、截然对立的国家观念。
中国的王朝国家，属于框架型平台型，最高目标让人民不受打扰地好好过日子。即使不能做到“无为而治”，也不能“与民争利”，对内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对外则是剿抚并用恩威并施，以和稀泥为主，总之没必要千方百计地发展国家能力。
而西方的国家，则属于工具型，对内要持续提升组织能力，实施各种社会工程，对外要积极扩张，包括领土扩张和利益扩张。和平是例外，战争是常态。
说中国人是骨子里爱好和平的民族，是一点不错的。我们对和平的眷恋，对战争和扩张的没兴趣，是自古以来深入骨髓的。而西方那种国家观念，如果不闹到大打出手全面大战，才是不合逻辑的。
看来，是否应该积极发展国家能力，要划个大大的问号。这其中的利弊得失，可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不过，时代大潮，不进则退。明清两朝的国家能力不强，如果洋人不来打扰，挺好，但是，船坚炮利的洋人毕竟来了，并且把中国人欺负得挺惨。
被人欺负了，就奋起直追，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就是国家能力差么？差什么补什么。中国的国家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工业生产能力、国民教育普及程度、国家意识、军事技术、军事制度等等，在一百多年间，也迅猛发展起来。
问题来了。现在中国也有了空前强大的国家能力。那么，中国会不会也“身怀利刃杀心自起”？也像西方国家那样走上扩张之路，最终酿成世界大战？
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目前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国家复兴很不安，想要竭力阻止破坏的原因所在。他们以己度人，认为中国强大以后，势必像他们当年一样到处扩张到处欺负人，甚至把他们来个团灭。
他们确实是在愚蠢地以己度人。中国的国家能力虽然迅猛增长，但中国政治传统中的自我克制并没变。我们虽然有了空前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但我们骨子里“只求不被打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与人为善”等核心观念丝毫没变。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力，只是用于自卫，只能有利于世界和平，而绝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以强欺弱、以大欺小，到处扩张和掠夺。
是中国，而不是西方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可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独特的国家观念的直接表现。
说到这里，也就看出了中国文明对世界的一项重大作用。
现代主流的国家观念，发源于西方你死我活的国际竞争，自带战争和互相毁灭的特质。这种国家观念，需要注入来自中国的、和平的、共生共存的、携手发展的新特质，由此形成一种更文明、更高级的新国家观念。
中西两种不同的国家观念，指向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秩序和人类关系。人类文明未来会是哪一种，有赖于我们中国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