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历史的两大误区（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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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基本讲完了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一个误区。接下来应该讲第二个，但忽然觉得关于第一个误区，还有话要说，这里就来一个“外一篇”。
论证中国历史是一部制度改进史，可以从各个方面逐一列举改进的线索和表现，但也可以换个方法，来个横向比较。我找到了个好例子，那就是北魏的“子贵母死”制度。
关于这段历史，田余庆先生的《拓跋史探》一书中的几篇相关论文，有精深的分析。我先大致复述一下田余庆先生的观点，然后做一点小小的引申。
先说一下北魏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
魏蜀吴三国归一统以后，有了晋朝。晋朝建立不久就陷入内乱，后来彻底乱七八糟。北方的众多游牧民族、部族、部落趁机南下。这就是所谓“五胡乱华”。五胡中的一胡鲜卑人，其中的拓跋部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就是北魏。
这里有一个有点儿冷的知识点。五胡同时还有所谓十六国，就是游牧民族南下以后在中国北方建立的一堆大大小小的国家，可是，北魏并不算在这十六国里。原因在于，那十六国都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历史地位不高。北魏比他们高一个档次，最终统一了北方，有了“正统”王朝的感觉，也就不屈尊列在那“十六国”里了。
关陇贵族集团，正是在北魏统一北方的基础上，打败了南朝，统一天下，建立了隋唐王朝。所以，北魏虽然不是统一天下的大王朝，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很特殊，作用很独特。
说到北魏，一般人基本知道两个知识点：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和子贵母死制度。所谓子贵母死，就是皇宫里的后妃，生的孩子如果被确定为太子，也就是皇位继承人，那个倒霉的后妃就要被赐死——勒令自尽。这个可怕的制度，在北魏前前后后实行了一百多年，还真是个大事。
这其中的原因，看上去也不难理解——虽然很残忍。预先处死太子的母亲，为的就是防止今后太子当上皇帝以后，舅舅家的人，也就是外戚干政，破坏国家的政治稳定。
而且，汉武帝早就干过这种事，立其子刘弗陵（汉昭帝）为太子后，就处死了其母钩弋夫人。汉昭帝时期果然没什么外戚干政。在北魏率先推行子贵母死的拓跋珪（道武皇帝），就提出汉武帝这个例子，来证明自己做得对。
看起来这事没什么可深挖的，就是一幕令人叹息的历史悲剧而已。确实，历代的史家就是这么说的，从人性和伦理的角度批评一番拓跋珪，然后叹口气，就这样吧。
可是田余庆先生慧眼独具，从中发现了大的历史线索，观点之深刻，实在令人叹服。
首先，田余庆先生质疑道：拓跋珪一个游牧民族的头子，史书上说来自“结绳”时代，哪来那么高的文化水平，熟读史记，了解汉武帝的事。根本不可能嘛。搬出汉武帝的例子来论证的，一定是北魏朝中的汉人文臣，就是个事后追认的合法性辩护。拓跋珪设立子贵母死制度时，一定有另外的想法和原因，绝不会仅仅是为了仿效汉武帝。
确实，子贵母死有利于避免外戚干政。在汉朝，外戚干政是个大麻烦和大难题。但是，对建立北魏的拓跋珪来说，他面临的问题，可比外戚干政复杂困难危险艰难多了，多 N 倍。
拓跋氏属于鲜卑人，原来居住在大兴安岭一带，社会形态属于游牧部落。同一部落的人都有血缘关系，不能内部婚嫁，那等于是近亲结婚了。娶媳妇嫁闺女，要去其他部落找。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的部落，因此会形成长期的婚嫁关系。
这样一来，“三族”——父族、母族、妻族，在中原可能对应着三个家族，但对游牧民族来说，就对应着三个部落。假设一个姓赵的人，其母的娘家姓钱，他娶个媳妇姓孙，赵钱孙在这三家，在游牧民族那里就是三个不同的部落。
具体到拓跋珪这里，他自己属于拓跋部落，他母亲属于贺兰部落，他妻子属于独孤部落。这种情况对游牧民族来说，很正常。史书记载，同属鲜卑人的乌桓人“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不敢害母亲，主要就是因为母亲娘家有人啊，势力大。害了，母族部落就会来复仇，惹不起啊。至于杀父兄，那是你自己部落的事情，别的部落不管，您随意。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见，游牧民族某部落建立国家以后，皇室的母族、妻族的特殊影响力，就会扩展为相应部落，对这个国家政治的强大影响力。对拓跋珪来说，就是贺兰部和独孤部对北魏国家强大的政治干涉力和影响力。这显然不利于国家的整合和发展。
母族影响大，还有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继承人很难确定。一个母亲，可能生好几个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看哪个都爱。老大当了皇帝，死了，就想着让老二继位，然后是老三，总之母亲往往倾向自己孩子之间的兄终弟及。
虽然兄终弟及也有一定好处，但兄弟好几个，各自又有孩子，皇位就没有稳定的、公认的继承人。结果就是内乱不止，甚至互相屠杀。那十六国之所以来得快去得也快，基本都是因为这种争夺皇权造成的内乱。档次没上去啊。
北魏在这方面就上档次了。于是就超越十六国了，就统一北方了。
这其中关键的步骤就是残忍的子贵母死。拓跋珪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政治经验丰富，而且面对的都是“真问题”。北魏的建国过程中，拓跋珪和其母族贺兰部，妻族独孤部，既有密切合作，甚至生死搭救，也有争权夺利，互相屠杀。所以，拓跋珪深深意识到，北魏要想成为稳定强大的王朝，必须排除其他部落的干预和影响，而要想做到这一点，没别的办法，只能实行残忍的子贵母死。
可见，子贵母死，对汉武帝来说，只是个防止外戚干政的问题，但对拓跋珪及其北魏来说，却是国家能否建立起来能否稳固住的超级大问题，事关本国的政治自主权和长子继承制等一系列根本的“宪制”问题。
分析清楚了子贵母死对于北魏国家的特殊意义，田余庆先生在史料中进而发现了“离散部落”这个重要主题。
所谓“离散部落”，是拓跋珪的一大举动，把其他部落“离散”，也就是打散他们的部落结构，一律编户齐民，大致也就是改游牧为农耕。这个政策，史书中提到了，但很简略。以往的史家认为，离散部落就是拓跋珪发布个命令的过程。
但根据子贵母死这件事，田余庆先生指出，子贵母死和离散部落，其实是同一个过程，是北魏国家建立和稳固的关键步骤，核心目的就是排除其他部落的干扰和影响，确立北魏国家至高无上的皇权和统一治理，以及一系列宪制安排，比如长子继承制。
子贵母死是如此残忍可怕，离散部落也绝不是发个命令那么简单。果然，通过细致地分析史料，田余庆先生指出，离散部落，主要就是靠残酷的战争、无情的屠戮，才得以完成。
贺兰部和独孤部，这两个曾经和拓跋部同样强大甚至更加强大的部落，基本上就是被消灭了。贺兰部被消灭得更彻底；独孤部稍好，顺服拓跋氏的统治，所以后来在隋唐还有一些独孤氏的名人。
以上就是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揭示出的北魏国家“野蛮孕育文明”的历史大剧。
接下来我做一点小小的引申。
当北魏建立，拓跋珪无情地实施子贵母死、离散部落这些“野蛮”做法时，中原王朝可比他们文明多了。因此，子贵母死制度在史书中一向被谴责和贬低。除了汉武帝和北魏，中原王朝后来也没人实行这种可怕的制度。相反，中原王朝高度重视孝道，皇室中，母亲的地位很高，历朝历代有一大堆手握大权的皇太后。
而中原王朝最文明之处在于，早已摆脱和超越了部落状态，早就建立起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和郡县制的治理结构。对中原王朝来说，要解决的都是外戚干政、废立太子、皇族管理这些“次一级”问题，而不是实力相当的部落之间你死我活的厮杀。中原王朝最高权力的继承和国家的治理结构，相比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比如十六国，要稳定、完善得多，这也是中原会有出现那种持续两三百年的大王朝的原因之一。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次一级”问题解决得越来越好。比如外戚干政问题，在汉朝是很要命的大难题，到了清朝，基本消失了。慈禧太后有三个亲兄弟。如果是在汉朝，肯定是权倾朝野的大司马、大将军，但到了清朝，虽然也是个官，但权倾朝野、干预国事啥的，就别想了。实际上，一般人都不知道慈禧有兄弟。
那么，问题来了。中原王朝为什么没有遇到拓跋珪面临的那些难题呢？
对此的回答是，中原王朝当然不可能避免这些问题，并且肯定也是采用同样“残忍”“野蛮”的手段和办法，然后才能建立起稳固的国家和制度。“野蛮孕育文明”是历史常态，而不是特例。区别在于，中原王朝做这些事的时间，要早得多，当时还没有史官，所以基本没有记录下来。
比如，从兄终弟及向长子继承的转化，在中原，大致发生在殷商时期。关于这段政治史，只有极其简略的甲骨文有零星记载。如果当时有人像后世记录北魏国史那样记下殷商的政治史，其残忍、野蛮程度，不会比拓跋珪他们少多少，多半会更多。习惯用人祭祀的殷商人，杀起人来，肯定更加毫不手软。
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虽然雄才大略，胡服骑射，让赵国国力大张，但谥号中却有个不太好听的“灵”字。谥号中用“灵”字，其实就是说这人不靠谱，胡来一通。赵武灵王的不靠谱，主要就是废长立幼。可见战国时，长子继承制已经深入人心。废长立幼都算是不正当，至于兄终弟及，更是没多少合法性了。
也就是说，当拓跋珪等人在建立北魏国家的过程中苦苦摸索，不得不表现得残忍、野蛮的时候，中原王朝在政治制度的演进、完善上，早已走出了很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拓跋珪等人的残忍，野蛮，无异于从侧面证明了中国历史是一部起步很早、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的政治制度改进史、优化史。
从拓跋珪到后来的孝文帝，北魏所做的，无非是通过汉化，大量接纳、吸收汉文明的智慧和经验。在高度汉化以后，他们也就成了汉文明的一部分，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继续撰写那部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的政治制度改进史、优化史。
这就是我对田余庆先生观点的一点小小的引申。田余庆先生的文章，以对“野蛮孕育文明”的慨叹结束，而我，经过这一点点引申，转而以对中原文明先进性的赞叹和自豪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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