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和庐山会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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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明史很流行，出版了很多优秀的历史读物。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空印案”，很多人都有所了解。其中情节，我这里简要说一下。重点是后面的评论。
当时，各地每年要派员到南京户部核算账目，关于地方上缴中央的钱粮等等。地方政府报上一本账，户部要核对，如果数字不符，要打回重填。
数字不符的原因很多，不见得是因为贪腐。比如，某地上缴中央一批粮食。出发时，地方政府记个数目。粮食送到中央，一路上不免有损耗。户部到底收到多少粮食，这个很难说。到核对时，如果损耗在合理范围之内，地方政府把数字改一下，地方中央两本账能对上，就行了。
问题在于，如果账目有修改，改完以后，得重新盖上地方政府的大印。这可就麻烦了。拿回地方去盖印吧，千里迢迢，耗时费力。把大印带到南京去盖吧，更是不允许。地方上随时要用那大印，哪能随便带走。再说，哪有带着大印到处跑的，这要万一丢了，还了得。
时间一长，大家就“演化”出一个变通办法。从地方出发时，准备好空白的账目文书，事先盖好大印。到了南京，如果需要修改账目，就在已经盖好大印的空白文书上填写。
严格说这当然是违规，但从元朝起大家就这么干了，已成惯例。朝廷上下都知道，谁也没当回事。
朱元璋偶然间知道了这个“空印”操作，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官员们互相勾结，营私舞弊，下令抓人杀人。到底杀了多少人，历史学家有争议，有说只杀了几百人，有说杀了好几万。总之，“空印案”成了明初的著名大案之一。
在这个大案中，有一个情节值得思考。
朱元璋下令抓人杀人以后，官员们都吓坏了。虽然大家都觉得“空印”操作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谁也不敢劝说朱元璋。朱元璋的坏脾气，众所周知。谁敢劝他，弄不好要掉脑袋啊。
有一个官员，名叫郑士利，是个敢说话的人。看见很多人因为“空印案”被抓被杀，实在看不下去，拼了命给朱元璋上书，解释此事。
郑士利的上书，把道理说得很清楚：
第一，空印之所以违规，无非是因为有人可能利用盖好印的文书去做其他事，但在“空印案”中，盖的都是骑缝章，并不会被其他人拿去利用。
第二，返回各地去盖章，确实有困难，路途遥远，仅仅为了盖个章，实在不合算。所以，“空印”操作由来已久，并不是秘密，只不过皇帝您不知道而已。
第三，朝廷此前从未禁止此事。现在突然“不教而罚”，这不合理。
第四，这些官员都是国家多年培养而成，都是宝贵的人才。因为这事杀了，太可惜。对国家也很不利啊。
虽然理由充足，论证有力，但朱元璋看了以后，不但不罢手，反而更加大怒，把郑士利也抓起来了，好在没杀，而是发去劳改了。至于空印案，继续办。
这个情节，值得思考之处在于，为什么朱元璋那么固执不听劝？
在郑士利的上书中，把“空印案”的前因后果解释得很清楚。而且，朱元璋并不是深宫中长大不知世事的废柴，相反，朱元璋是从社会走底层一步步走上皇帝宝座的，对社会现实非常了解。郑士利对“空印案”的种种解释，他肯定能看懂，也能准确判断是否符合事实。
既然如此，朱元璋为何仍然对此案揪住不放呢？
一般历史书对此的解释是：朱元璋皇帝权力欲大发作，认为这是官员们在隐瞒他，他对此绝不容忍，所以揪住不放。总之，就是朱元璋心理太阴暗。
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我认为，正是因为朱元璋出身底层，才对此类案件格外敏感。要知道，朱元璋出身之低，在中国几百个皇帝中，应该算是倒数第一吧。因为这种“被侮辱被损害”的出身和经历，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权贵勾结、侵吞国家利益格外敏感。这才是他揪住“空印案”不放，大开杀戒的原因所在。
因为自己早年饱受贪官污吏权贵的侵害，甚至被害得家破人亡，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最担心也最警惕的就是国家再次出现这些坏人坏事。一旦发现这种苗头，即使情节不严重，也会引起朱元璋的激烈反应。
在官员们看来，“空印案”就是个技术问题，解释清楚说开了就行了。就算皇帝反对这种做法，以后大家改正不这么干了，就行了。怎么会居然因此要杀很多人呢。但在朱元璋看来，这就是“这帮人又来了！”老子这四十米的大刀，就是要砍死你们这些狗东西的。
如果朱元璋不是苦大仇深的底层出身，如果他是前朝权贵，通过政变等手段黄袍加身当上皇帝的，肯定不会有“空印案”这种事。久在官场中厮混的人，对这种权宜之计不会大惊小怪，更谈不上深恶痛绝除恶务尽。朱元璋的反应，在郑士利等众多官员看来，简直就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疯疯癫癫。可是没办法，他是皇帝，他说了算。
这就是阶级和阶级区别。
在权贵们看来，新朝代建立了，天下就太平了，大家的好日子又回来了。但在朱元璋看来，虽然新朝代建立了，但“万恶的旧社会”随时会反扑回来。必须一有苗头就斩尽杀绝，否则，这些坏人坏事就会势不可挡地生长起来，重新残害百姓祸乱国家。
我认为，这才是洪武年间屡兴大案、反复折腾的原因所在。朱元璋实际上有深深的不安全感——不仅是对皇权感到不安全，更重要的是对“旧社会”会不会卷土重来噩梦重现而感到不安全。在这方面，强化皇权和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激励一致”——其实是同一码事。历史学家只看到强化皇权，没看到激励一致，是片面了。
所以，具体到“空印案”，其中被杀被抓的那些官员，堪称冤枉——确实很冤。但朱元璋的用意，并不在这个案件本身的层面上，所以郑士利说得再有理再清楚，也没用。朱元璋要打击的，是官员们又在开始勾结，又有了独立于国家以外的集团利益。他在元朝末年熟悉且痛恨——可能还很恐惧——的“那个味儿”又来了。对此，他必须毫不留情地冒头就打斩草除根，否则，官僚机器一旦成功勾结，上下联结，他这个皇帝也是无可奈何的。
那么，朱元璋这么做，对不对呢？这就见仁见智了。不过，历史事实是，那些前朝权贵政变上台的朝代，往往都很短命。
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充斥着这种短命王朝。因为是前朝权贵，因为大家都是老朋友乃至老亲戚，新皇帝对种种官场惯例、权贵利益、集团结构很熟悉很理解也很照顾，不会像朱元璋这样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疯疯癫癫。不过，这样一来，新皇帝的皇权和国家利益就不那么“激励一致”了。结果呢，结果就是王朝短命而亡。
那么，这个空印案和庐山会议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我正是在了解了庐山会议以后，才对空印案有了不同看法。或者说，我是通过庐山会议才理解了朱元璋。
下期咱们就说说庐山会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