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节制资本”的角度看新中国的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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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起“节制资本”，好像是个很不过时很落后的主张。其实，这并不是一种主张，而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实——被主流理论遮蔽的现实。主流经济学理论很重视企业的所有制，可是，企业的规模更重要。只要企业规模足够大，不管表面上是什么所有制，都必然受到来自国家的种种“帮助”和“节制”——这两个往往是同一码事。换句话说，现实是，资本一直都在被节制。
美国的波音公司，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说，算是民营企业，但美国政府对波音的关心和帮助，那可是全方位的。美国总统和政府大员，经常充当波音的推销员，帮着波音在国际上卖飞机。波音这样的企业，和国企有多大区别呢。不但是国企，简直就是个超级国企。美国这个国家，同样也有“共和国长子”。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的帮助尤其昂贵。政府帮助你，这个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你要接受政府种种的管制，也就是资本被节制。波音公司能自主决策向外国转让股份吗？能向中国出售民航大飞机的关键技术吗？这些事情，是波音公司自己说了算，还是美国国会说了算？谁有最终否决权？
世界各国都有这种因为规模大而拥有特殊地位的公司。德国的西门子、日本的丰田、韩国的三星、意大利的菲亚特，等等。不管表面上是什么所有制，这些公司都深深卷入他们国家的政治之中，既享有特殊的保护，也承担特殊的责任。这些资本，一直都在被节制，从来也不是由企业家“自由经营”。
2008年金融危机中，“大到不能倒”这个概念迅速传遍全世界。这里面的“大”，可并不局限于国有企业。任何足够大的金融机构，都因为影响太大而不能倒。他们如果有生存之忧，政府就要出手救助，甚至不惜大印钞。
可见，讨论是否应该“节制资本”，实际上是不得要领的。现实中世界各国政府一直在节制资本，资本越大，节制越多。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政府应该怎样正确地节制资本？
从这个角度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会有全新的认识。
解放战争中，打进上海的解放军，当天夜里在街头露宿，而没有像其他军队那样占据民宅。这给当时的上海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前，他们从来没见过如此军纪严明、管理严格的军队。
当时的解放军，虽然武器装备落后，但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组织结构来说，在全世界都属于领先。这是共产党军队能在短短几年内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关键原因之一。从“三湾改编”开始，党对军队就有了强大的控制和领导能力。
这种党对军队的控制和领导力，后来转化为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和领导力。新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很匮乏，但在国家能力上，从一开始就很强大。
因为国家能力很强大，所以，新中国对资本的节制一开始就很强。资本在新政权面前，没什么牌可打，只有服从命令听指挥。
不过，这个时期党对资本的强大节制，主要表现并不是在如何对待私营企业上，而是表现在党有能力集中国内有限的资本，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这样一来，新中国迅速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国防力，国家也就有了前所未有的安全环境，
但有一利就有一弊。国家能够强有力地节制资本，这就忽略了对不同资本应该使用不同的节制方式。正确的方式是：资本越大，国家节制力就要越大；而对中小资本，节制力应该相应放松，甚至任其自由发展。节制资本应该是一个动态调整的光谱，而不是简单的有或无。
所以，这一时期，虽然中国重工业、军事工业发展较快，在国家有意识地规划下——也就是计划经济，工业体系也趋于完善，但大量中小资本，却因为过分严格僵化的管理，而失去了活力，乃至失去了存在。
经济是一个整体。中小资本的落后，反过来也影响了整个工业体系和重工业的发展，当然也影响了消费市场的发展。
这种情况到改革开放之前，已经积弊很深。国民经济整体陷入停滞和僵化之中。虽然国家的整体工业体系有了，但水平不高。从一把抓什么都管，转向对不同资本使用不同的节制方法，这是当时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
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国被称为“放权”“政企分开”“抓大放小”等等。具体的操作，就是在保持对“国计民生”行业严格控制的同时，放开其他行业，尤其放开对中小资本的控制——不管他们是什么所有制。
很快，原来由国家控制的轻工业、服务业、中小企业，以各种方式放给了民间去经营，对他们的节制大大减少，小到只收税甚至不收税的程度。比如在餐饮业，现在全国只剩下寥寥几家国营企业了。
在这里，就显示出中国相比苏东国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经验优势。
在苏东国家，对不同资本使用不同的节制方式，这个问题被理解为“休克式的停止节制资本”，也就是彻底的私有化——大撒把。这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那些本来国家应该保持节制的资本，尤其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和理应属于全民的自然资源，成了国际资本和国内权贵争相瓜分的肥羊。国家财富被迅速掠夺和挥霍。不再节制资本的私有化，带来的只是堪比战争的巨大破坏。从经济上，不少苏东国家实际上变成了不是废墟的废墟。
在那个时期，国内国外有很多声音，呼吁中国也实行苏东国家式的私有化和休克疗法，彻底放弃对经济的管理和控制，也就是停止节制资本。好在中国的决策者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没有被带进沟里，而是坚定地保持了国家对重要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和管理。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充分证明，对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大型企业，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实行国家控股甚至直接经营。实际上，西方国家也是这么干的。他们同样会积极保护和干预波音、丰田、西门子、菲亚特，而不是撒手不管，任由这些企业去“自由经营”。所谓彻底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专用于忽悠他人。他们自己并不那么干。
当然，建立适宜的、光谱式的节制资本的制度体系，绝非一日之功，更不可能通过“休克”来完成，而是要根据现实情况反复调整和磨合，这样才能找到对不同行业资本最优的节制方式。这其实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阶段主要在做的事。这个阶段从198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2010年左右。差不多贯穿了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
大约从2010年开始，在节制资本方面，中国遇到了新问题。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保持了对重要和大规模资本的控制和管理，确保了整体经济的稳定，也摸索出了独特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条件。
在这种优越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民营企业迅速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起初，民营企业的规模不大，国家没必要把管理国有企业的那一套严格制度用在民营企业身上。不仅如此，对民营企业还采取种种扶植和鼓励政策。
随着民营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在节制资本的光谱上，他们实际上已经逐渐进入了“严管区”，但政策并没有及时跟上。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2010年代，一方面是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但同时，投机潮越来越热。在缺乏节制的情况下，一些大规模的民营资本渐渐忘掉了初心，走上了投机套利寻租之路。“自己挣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尤其是在互联网领域，借助还没有被足够管制的新技术，一批民营企业实际上做起了高利贷、非法集资、操纵市场等老勾当。种种乱象的背后，节制资本在制度上的滞后，是主要原因。
现在，舆论重新关注垄断和反垄断问题，其实是在呼吁政府把那些新兴的、大规模的、社会影响重大的企业——不管他们是不是民营，都要纳入节制资本的体系中，实行严格有效的管理。对资本，同样要把他们关进笼子里。没有限制的权力，一定会被滥用。这个规律，可不仅仅适用于政界，而是适用于所有人。
以上是个很简单、很粗略的梳理，但已经可以看出，节制资本这个理论框架，对现实的解释力，比垄断-反垄断、私有化-国有化、休克疗法-渐进改革、自由市场-政府管制等理论框架要灵活有效得多。
好的国家，好的社会，一定是治理而来的，而且需要越来越精细、越来越高超的治国能力，而绝不是放任不管就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