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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节制资本”的角度看新中国的经济史

李子旸 李子旸 2021-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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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起“节制资本”,好像是个很不过时很落后的主张。其实,这并不是一种主张,而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实——被主流理论遮蔽的现实。主流经济学理论很重视企业的所有制,可是,企业的规模更重要。只要企业规模足够大,不管表面上是什么所有制,都必然受到来自国家的种种“帮助”和“节制”——这两个往往是同一码事。换句话说,现实是,资本一直都在被节制。

 

美国的波音公司,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说,算是民营企业,但美国政府对波音的关心和帮助,那可是全方位的。美国总统和政府大员,经常充当波音的推销员,帮着波音在国际上卖飞机。波音这样的企业,和国企有多大区别呢。不但是国企,简直就是个超级国企。美国这个国家,同样也有“共和国长子”。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的帮助尤其昂贵。政府帮助你,这个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你要接受政府种种的管制,也就是资本被节制。波音公司能自主决策向外国转让股份吗?能向中国出售民航大飞机的关键技术吗?这些事情,是波音公司自己说了算,还是美国国会说了算?谁有最终否决权?

 

世界各国都有这种因为规模大而拥有特殊地位的公司。德国的西门子、日本的丰田、韩国的三星、意大利的菲亚特,等等。不管表面上是什么所有制,这些公司都深深卷入他们国家的政治之中,既享有特殊的保护,也承担特殊的责任。这些资本,一直都在被节制,从来也不是由企业家“自由经营”。

 

2008年金融危机中,“大到不能倒”这个概念迅速传遍全世界。这里面的“大”,可并不局限于国有企业。任何足够大的金融机构,都因为影响太大而不能倒。他们如果有生存之忧,政府就要出手救助,甚至不惜大印钞。

 

可见,讨论是否应该“节制资本”,实际上是不得要领的。现实中世界各国政府一直在节制资本,资本越大,节制越多。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政府应该怎样正确地节制资本?

 

从这个角度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会有全新的认识。

 


解放战争中,打进上海的解放军,当天夜里在街头露宿,而没有像其他军队那样占据民宅。这给当时的上海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前,他们从来没见过如此军纪严明、管理严格的军队。

 

当时的解放军,虽然武器装备落后,但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组织结构来说,在全世界都属于领先。这是共产党军队能在短短几年内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关键原因之一。从“三湾改编”开始,党对军队就有了强大的控制和领导能力。

 

这种党对军队的控制和领导力,后来转化为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和领导力。新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很匮乏,但在国家能力上,从一开始就很强大。

 

因为国家能力很强大,所以,新中国对资本的节制一开始就很强。资本在新政权面前,没什么牌可打,只有服从命令听指挥。

 

不过,这个时期党对资本的强大节制,主要表现并不是在如何对待私营企业上,而是表现在党有能力集中国内有限的资本,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这样一来,新中国迅速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国防力,国家也就有了前所未有的安全环境,

 

但有一利就有一弊。国家能够强有力地节制资本,这就忽略了对不同资本应该使用不同的节制方式。正确的方式是:资本越大,国家节制力就要越大;而对中小资本,节制力应该相应放松,甚至任其自由发展。节制资本应该是一个动态调整的光谱,而不是简单的有或无。

 

所以,这一时期,虽然中国重工业、军事工业发展较快,在国家有意识地规划下——也就是计划经济,工业体系也趋于完善,但大量中小资本,却因为过分严格僵化的管理,而失去了活力,乃至失去了存在。

 

经济是一个整体。中小资本的落后,反过来也影响了整个工业体系和重工业的发展,当然也影响了消费市场的发展。

 

这种情况到改革开放之前,已经积弊很深。国民经济整体陷入停滞和僵化之中。虽然国家的整体工业体系有了,但水平不高。从一把抓什么都管,转向对不同资本使用不同的节制方法,这是当时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

 


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国被称为“放权”“政企分开”“抓大放小”等等。具体的操作,就是在保持对“国计民生”行业严格控制的同时,放开其他行业,尤其放开对中小资本的控制——不管他们是什么所有制。

 

很快,原来由国家控制的轻工业、服务业、中小企业,以各种方式放给了民间去经营,对他们的节制大大减少,小到只收税甚至不收税的程度。比如在餐饮业,现在全国只剩下寥寥几家国营企业了。

 

在这里,就显示出中国相比苏东国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经验优势。

 

在苏东国家,对不同资本使用不同的节制方式,这个问题被理解为“休克式的停止节制资本”,也就是彻底的私有化——大撒把。这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那些本来国家应该保持节制的资本,尤其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和理应属于全民的自然资源,成了国际资本和国内权贵争相瓜分的肥羊。国家财富被迅速掠夺和挥霍。不再节制资本的私有化,带来的只是堪比战争的巨大破坏。从经济上,不少苏东国家实际上变成了不是废墟的废墟。

 

在那个时期,国内国外有很多声音,呼吁中国也实行苏东国家式的私有化和休克疗法,彻底放弃对经济的管理和控制,也就是停止节制资本。好在中国的决策者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没有被带进沟里,而是坚定地保持了国家对重要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和管理。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充分证明,对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大型企业,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实行国家控股甚至直接经营。实际上,西方国家也是这么干的。他们同样会积极保护和干预波音、丰田、西门子、菲亚特,而不是撒手不管,任由这些企业去“自由经营”。所谓彻底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专用于忽悠他人。他们自己并不那么干。

 

当然,建立适宜的、光谱式的节制资本的制度体系,绝非一日之功,更不可能通过“休克”来完成,而是要根据现实情况反复调整和磨合,这样才能找到对不同行业资本最优的节制方式。这其实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阶段主要在做的事。这个阶段从198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2010年左右。差不多贯穿了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

 

大约从2010年开始,在节制资本方面,中国遇到了新问题。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保持了对重要和大规模资本的控制和管理,确保了整体经济的稳定,也摸索出了独特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条件。

 

在这种优越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民营企业迅速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起初,民营企业的规模不大,国家没必要把管理国有企业的那一套严格制度用在民营企业身上。不仅如此,对民营企业还采取种种扶植和鼓励政策。

 

随着民营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在节制资本的光谱上,他们实际上已经逐渐进入了“严管区”,但政策并没有及时跟上。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2010年代,一方面是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但同时,投机潮越来越热。在缺乏节制的情况下,一些大规模的民营资本渐渐忘掉了初心,走上了投机套利寻租之路。“自己挣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尤其是在互联网领域,借助还没有被足够管制的新技术,一批民营企业实际上做起了高利贷、非法集资、操纵市场等老勾当。种种乱象的背后,节制资本在制度上的滞后,是主要原因。

 

现在,舆论重新关注垄断和反垄断问题,其实是在呼吁政府把那些新兴的、大规模的、社会影响重大的企业——不管他们是不是民营,都要纳入节制资本的体系中,实行严格有效的管理。对资本,同样要把他们关进笼子里。没有限制的权力,一定会被滥用。这个规律,可不仅仅适用于政界,而是适用于所有人。

 


以上是个很简单、很粗略的梳理,但已经可以看出,节制资本这个理论框架,对现实的解释力,比垄断-反垄断、私有化-国有化、休克疗法-渐进改革、自由市场-政府管制等理论框架要灵活有效得多。


好的国家,好的社会,一定是治理而来的,而且需要越来越精细、越来越高超的治国能力,而绝不是放任不管就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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