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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印案和庐山会议(2-2)

李子旸 李子旸 2022-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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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大将,在1959年那次著名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分子,他就是其中那个“黄”。最近看了《黄克诚自述》,对其中内情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印象里,黄克诚大将应该是个赳赳武夫、魁梧大汉,其实是个文弱书生式的人,还是高度近视。1926年的黄克诚是这样的: 

 图片来源:互联网


黄克诚是湖南人,参加革命以来,长期在军队里工作,建国以后曾经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湘西剿匪就是他领导完成的。后来中央又把他调回军队。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时,黄克诚是总参谋长,彭德怀是国防部长。黄算是彭的下级和搭档。

 

庐山会议本来没有安排黄克诚参加,只是通知彭德怀参加。7月初会议开始。当时的大背景有些紧张——“大跃进”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开会就是要总结经验教训。之前已经开了很多会议,比如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

 

郑州会议以来的一系列会议,已经在不断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这次庐山会议,大家也以为是一次普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而已。会议开了十几天,虽然意见有分歧,但讨论气氛并不紧张,被称为“神仙会”。

 


可是,在表面的平静之下,有的人却在暗气暗憋,那就是彭德怀。彭德怀对大跃进的问题很不满。这次参加庐山会议,虽然会上有讨论,但在彭看来,对大跃进错误的批评不够严厉,不到位。

 

十几天后,会议讨论差不多结束了。按照程序,《会议纪要》正在起草,再把《会议记录》通过一下,庐山会议就要结束了。彭德怀终于忍不住了。7月14日,他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意见书”。

 

这份措辞严厉的意见书,对毛主席刺激很大。随后的会议上,主席自己说,看了意见书,严重失眠,吃了三次安眠药还睡不着。这一来,眼看要结束的会议也甭结束了,接着开吧,不但接着开,还得扩大范围。黄克诚就是因此被召集也来开会的。

 

安排黄克诚来参加庐山会议,是支持大跃进的一方想要搬救兵,想让黄支持他们,但其实黄在此前对大跃进也很不赞同,在会议讨论发言中,黄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接下来的会议发生了两次大转折。一次是7月23日,毛主席召开大会讲话。讲话的内容是支持左派(也就是赞同大跃进的那一派),劝告了中间派,同时,警告了“右派”(也就是支持彭德怀的这一方)。

 

这篇讲话的分量在于,主席已经把会议上的分歧,当作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到了7月26日,会议又一次发生转折。传达了主席指示:要对事,也要对人。这一来,批评的火力猛增。而且,既然要对人,就要追查组织,追查目的,还要追查历史。黄克诚被迫作了检讨。

 

随后的批斗会上,揭露出周小舟在和黄的私下聚谈中,曾经说过毛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云云。这当然引起轩然大波。接着,又传来消息,彭德怀张闻天都说过类似的话。到这时,主席认定了,确实有这么一个反党集团。彭黄张周这几个人,就此被打倒。

 


关于庐山会议的介绍和研究材料很多,想要了解庐山会议详细过程的的读者可以去阅读。我这里的介绍极简略,要点就在于会议内容发生的重大转折。

 

这以前,我也知道庐山会议,印象里是:在会议上,两方关于大跃进发生了严重分歧。彭德怀仗义执言,提出了反对大跃进的意见,因此遭到批判。看了黄克诚的回忆才知道,庐山会议的真正激烈点,并不在于讨论大跃进,而是在揭露和批判反党集团。

 

大跃进发生了重大失误,这谁也不能否认。所以,虽然批判了彭德怀,但后来并没有继续大跃进。实际上,大跃进的失误,对毛主席的触动很大。后来一直到文革期间,主席在经济问题上都很慎重,没有再“跃进”。

 

而且,从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开始,就一直在纠“大跃进”的偏。由于全党当时还很一致,中央的权威没有动摇,所以主席对纠偏很乐观,觉得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改正错误,恢复正常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突然措辞严厉地提出那个“意见书”,导致主席对情况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把庐山会议转向并延长,直至把彭黄张周等人打成反党集团。

 

主席为什么会有这种激烈的反应?这是庐山会议最值得深入研究的关键点。在这个问题上,彭德怀个人的一些缺点其实影响很大。

 

现在,彭德怀的形象是刚正不阿、敢于犯上直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也因此,人们往往为贤者讳为尊者讳,避而不谈彭的缺点。没有证据也不能胡说,但有几个事情可以从侧面看出一些历史的真实。

 

在庐山会议上,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时,黄克诚作为彭的下级、搭档和多年好友——还是同被批判者,虽然支持彭的意见,也不认同对彭的批判,但在发言中也指出,彭有个人英雄主义的问题。这里面具体是什么情况,黄克诚没细说。

 

在同一个会议上,毛主席对彭则直言道: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于团结你。

 

事实上,毛主席对彭早有顾忌。有一次,主席对彭半开玩笑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彭德怀到底做过什么,让毛主席有如此大的顾忌,没看到史料,我也不知道。但彭应该是有一些严重的缺点,并且,人缘不太好。按黄克诚的说法:“性格刚烈,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当然,你可以认为彭就是这么一个耿介正直之人,不过,情况也有可能更复杂。因为这种复杂的情况,加之彭提出的“意见书”措辞尖锐,不同一般,于是就让主席把问题想得更深一层了。

 


在黄克诚自述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

 

1949年,黄克诚在天津负责刚解放的接管和建政工作。5月份,毛主席把黄克诚从天津召到北京(当时还叫北平)。黄克诚汇报了天津的工作以后,主席请他一起吃晚饭,边吃边聊。毛问道:你认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克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主席却很严肃地摇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黄闻听大感意外,才知道自己和主席的想法有很大差距。

 

黄克诚在晚年回想此事时,意识到,毛主席在解放以后的思路是一贯的。他之所以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就是认为阶级斗争还远远没到结束的时候。

 

虽然意识到这一点,但黄克诚毕生也没能理解这一点。在他晚年写的文章中,虽然力排众议,为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大声疾呼(当时引起很大舆论反响),但黄也认为,毛主席在建国以后,没有及时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是个重大错误。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一下子想起了明朝的“空印案”。

 

在空印案中,朱元璋对一个官员们看来只是个技术问题的惯例大兴刑狱,不惜抓了杀了很多人。原因就在于,朱元璋和官员们是在不同层面上考虑问题的。从官员的层面上看来,这是正常社会运转中的修补纠错而已,但朱元璋看到的,是官员集团的勾结和利益固化问题。

 

同样,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和其他参会干部,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考虑问题。

 

在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很多干部看来,大跃进犯了严重错误,那就要深入揭批并立刻纠正。这当然很对,也很有必要,但主席思考的层面,与此不同。

 

新中国建立以后,大多数人都和黄克诚想的一样,斗争终于结束了,接下来该发展生产繁荣生活了。但毛主席想的却是,建设新中国,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消灭旧政权的政权军队容易,建立一个新国家,可没那么容易。旧中国的人、事、利益结构都在,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就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扑和翻盘。一言以蔽之,这时候,国家其实并不具备安心发展生产的条件。

 

这个问题,在毛主席的术语中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问题”。用现代的话语,近似于利益集团问题——但也不全是。在具体形态上,包括资产阶级本身的反扑,以及资产阶级对党员干部的拉拢腐化,还有党员干部自身利益的成形固化,以及对种种社会不平等的习以为常甚至欣然笑纳。

 

因此,建国以后,毛主席实际上对官僚集团的动向非常敏感,这其中包括对党的分裂、对高官大员的尾大不掉、对官僚主义快速生长的高度警惕和严密戒备。庐山会议本来是个和和气气的“神仙会”,内容只限于继续纠正大跃进的错误。

 

但彭德怀突如其来异乎寻常措辞严厉的意见书,和他一贯以来的某些缺点,加之会议上暴露出来的“小集团”倾向,这些情况,在毛主席关注的层面上,是远比大跃进纠偏严重得多、根本得多的问题。所以,庐山会议后半程,实际上根本就没怎么讨论大跃进的问题,主要讨论、揭露和批判的,是反党集团的问题。

 


如果局限在实际事务的层面上,就像给朱元璋上书的那个郑士利那样,会完全不理解主席为何在庐山会议上大动干戈严厉批判彭德怀等人。只有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站在“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的层面上,才能真正理解庐山会议,也才能理解新中国建立以后“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

 

在这方面,毛主席的思路确实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继续革命”。在四清运动中,毛主席有过一个批示,大意是:干部要是变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就要被工人打到。这就是一场阶级斗争。

 

一些西方左翼人士赞同毛泽东思想,理由也正于此。有一位西方左翼人士的基本论点就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不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展经济上。而要继续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要力争人人平等,尽量消灭各种差别。他还认为,全世界的共产党夺权以后,都没有搞社会主义,都在搞经济建设,只有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在坚持搞社会主义。

 

类似这些话,以前我是看不懂也不同意的,是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风云变幻,才让我理解了这个更宏大更深刻也复杂的历史课题。

 

建设一个新国家,彻底清理旧政权中的种种利益结构,并防止类似的结构在新国家中再次生长,这是真正的历史大课题大难题。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极端困难的问题,并勇于和善于采取坚决的行动对抗社会中的大多数,这正是毛主席真正的伟大之处。

 

正是这种超越于时代之上的洞察力和行动力,让毛泽东和袁世凯、蒋介石等人物相比,有着维度上的领先。如果没有毛泽东及其“继续革命”,新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又一个中华民国。

 

隔着几百年,朱元璋和毛泽东这两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都表现出了远远超越了当时时代和官僚阶层的深刻洞察力和决断力。观察到这种历史内在的联系,简直让人怦然心动、心驰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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