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坐稳政权的秘笈（2-2）——大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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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清朝的好话，风险不小，很有可能被人骂。有那么一批人，听不得任何说“别人”好的话，一听到就要跳脚——满清当然被这些人划入了“别人”之列。他们制定的纪律是：提到满清，只能痛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不可说任何满清的好话，说了你就是别有用心。
今天尚且如此，可以想象，明清易代之际，那些归顺了满清的明朝“贰臣”，会承受多么大的心理压力。
从当时人的角度看，满洲人是百分百的异族蛮族，语言、着装、生活方式、文化、社会制度都和中原汉人截然不同，而且明显落后于中原汉人。汉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归顺满清，不但是投敌叛国，而且是自甘堕落啊。
那么，“贰臣”们是如何说服自己归顺清朝呢？
有人可能会说，这还用说服？刀架脖子上，不服行么？还有人会说，有不服的啊，但都通过剃发令挑出来被杀光了。确实，满清在征服过程中杀了很多人，以至于有个传说，晚清，同治光绪宣统连续三个皇帝都没有子嗣，据说这就是因为满清当年杀戮太多欠下的孽债。
可是，把原因都归结于武力，“贰臣”们就算哑口无言，肯定也是心里不服。要知道，满清并不是入关以后才有大量“贰臣”归顺的。从起兵开始，就一直都很多明朝官员士大夫归顺满清。从最初的范文程，到洪承畴，到吴三桂，陆续不断。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些汉人大臣提供战略性咨询，只靠女真人自己，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入关，更不可能夺得天下。说这些汉人大臣只是因为畏惧武力，才归顺满清，这并不是事实。
另一种解释是说满清入关以后，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尤其到了康熙朝，进入康乾盛世，国泰民安，大家也就接受了新王朝。《鹿鼎记》中就提到了这个说法。
这种解释很有道理，也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政治哲学和历史想象。“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把国家治理好了，执政也就有了合法性，就算是异族，大家也能接受。
但是，这种解释有一个时间空档。到了康熙朝，尤其到了康乾盛世，满清已经站稳了脚跟，天下大局已定。但是，大部分“贰臣”都是在这之前，在满清还没有站稳脚跟，甚至还不确定他们能否夺得天下的时候，就已经归顺了。你不能用后来的成功治理解释先前的归顺选择。
看来，在天下大局未定的时候，“贰臣”归顺满清，另有理由。
确实如此。而且，这个理由，也正是满清成功入主中原的第二个秘笈。
关于明清易代这段历史，美国汉学家魏德迈的《洪业——清朝开国史》是部重要著作。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魏德迈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问题：促使“贰臣”们归顺满清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贰臣”们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而“洪业”（The Great Enterprise）这个书名，正是对答案的精炼概括。
在那段“天崩地裂”的历史中，一位姓马的官员一家的遭遇，令人印象深刻。
马与进是明朝在辽阳的一位官员。1621年后金进攻辽阳，马与进战死沙场。其妻闻讯后，带领家人老小42人集体自杀。马与进的儿子马鸣佩没死，不但没死，后来还归顺了皇太极，还做到了总督这样的高官。
50多年后，在三藩之乱中，马鸣佩的儿子，也就是马与进的孙子马雄镇，在广西巡抚任上被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琮擒获。吴世琮极力劝说马雄镇投降。马雄镇不但严词拒绝，反复表达对“握神兵，安民杀贼；定中原，天与人归”的清朝的忠诚，而且痛斥吴三桂是奸臣。最终，马雄镇及其两个儿子，和家里的九个仆人，都被杀害。这家人在三代中两次全家殉国——不过殉的是敌对的两国。
马雄镇及其对清朝的忠诚，绝非个案，而是很有代表性，否则，吴三桂不会失败得那么快，甚至有可能成功。那么，这种忠诚到底来自哪里呢？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把明朝清朝这两个朝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对于经历了明清易代的那些人来说，这是痛彻心扉的惨痛经历，但从后来和整体的历史来看，明清之际的动荡在王朝更替中并不算显著。清朝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明朝的方方面面，包括国家制度、经济和文化。明清两朝共同构成了中华第三帝国。1644年，其实没那么重要。
对于中华第三帝国来说，到了明朝后期，社会、政治、经济都陷入了严重的、难以自拔的危机。白银的货币冲击、十七世纪的全球经济衰退、明朝自身的政治死结、小冰期的气候恶化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国家已经四面楚歌。
尤其是明朝后期的政治格局，简直是发生了“癌变”。内部的利益集团和国家整体利益之间势不两立，朝廷因为党派之争而彻底瘫痪，任何改善性的政策变革都被抵制和破坏。就连崇祯南迁这种技术性的必要调整，都因为政治“癌变”而被迫放弃。面对农民造反和外族入侵，大明朝几乎是在绝望地等死。
这种可悲的政治局面，明朝后期的官员士大夫们当然一清二楚，但他们谁也无力扭转这种局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糜烂下去，最终被农民军和满洲军队夹击而亡。不仅如此，迁到南方的南明政权，甚至无法像南宋那样苟且偷安，而是把晚明的政治糜烂进行到底，结果也就只能是如残阳般迅速消失。
夺取了明朝政权的满清，如果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执政”者，就很难得到汉人士大夫阶层的全面支持。满清多半会像辽、金那样，最好的情况也就是和南方政权长期并立。
从中华帝国的整体角度看，这时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有待完成，那就是用彻底的变革，消除晚明政治的种种弊端。即使其中有朝代的变化，但国家却能从此兴利除弊，政治重新焕发生机，恢复繁荣和稳定。
汉人士大夫之所以归顺满清，甘作“贰臣”，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在满清的统治下，他们有机会完成那些在晚明根本无法去做的深刻革新。这既实现了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也让他们的归顺有了内在的、深刻的合法性。
完成这个重大的历史使命，确实堪称“洪业”。在这项伟大事业面前，坚持效忠旧王朝就不那么重要了。后世所说的“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这里充分地显示出来。实际上，抗清英雄史可法都看到了这一点。虽然史可法决心抗清到底，直至牺牲，但他在给福王的信中，也无奈地写道：
“以清之能行仁政若彼，而我之渐失人心如此，臣恐恢复之无期，而偏安未可得也。”
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全面论述清朝初期针对晚明积弊的革新，只能简单略举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此前不但名声不好，甚至被指为暴政。但如果能从上面所说的“洪业”角度，就能理解其真正的历史作用。
第一个是北方的圈地。以往一般认为，这是满族征服者对汉人农民土地的残酷掠夺。但圈地的客观原因，一方面是满清要延续其在关外的“计口授田”，另一方面，晚明时，皇亲国戚及各种权贵，控制了大量土地。土地集中程度很高，造成民不聊生。但是，对这种严重的问题，晚明朝廷无力解决。
满清占领北方以后，摧毁了明朝皇亲国戚的那些庄园，没收其土地，分给入关的旗人。这当然是大大降低了土地集中度，无异于一场土改，是不折不扣的“洪业”，甚至可说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清朝建立以后，生产能快速恢复，“土改”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个就是以江南科场案为代表的打击江南士绅势力。江南士绅势力，在明朝后期已经成为危害社会整体的利益集团。晚明的政治无力压制和对抗这个利益集团。清朝建立以后，江南士绅集团认为，他们应该继续保持原有的地位，也就是拥有特权的利益集团。这个特权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通过盘根错节的师生、同门、同年关系控制科举考试。
清政府用雷厉风行，甚至残酷无情的打击，彻底铲除了江南士绅利益集团，不但稳定了江南地区的政治秩序，还解决了晚明无从解决的大问题。这也是南明再也没机会“偏安”的根本原因。是满清而不是南明完成了这项“洪业”。
这只是两个突出的例子，其他诸如赋税制度、人身依附、吏治、军队制度等方方面面，满清都励精图治，革除了很多晚明的政治积弊，让那些在晚明郁郁不得志、对国家政治糜烂痛心疾首但又无可奈何的士大夫们得以一显身手，造福民众。满清政权因此得到了汉人士大夫的广泛接受和支持。这就是满清成功入主中原的第二个秘笈。
社会的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有相应的亟需完成的历史使命——洪业。能否完成这种洪业，是判断一个政权是否拥有合法性——天命——最重要的依据。
汉人士大夫因此对满清政权的接受和支持，也显示出中国政治传统的深厚伟力。理性和民本，是这个伟大传统的核心。而这个伟大的政治传统，至今还充满活力强盛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