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科普的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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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科普”是我发明的词，用来表示一种我不太赞成的科普态度。这种科普态度，在看上去很正确的表面之下，有很大的问题。今天就来说说这个问题是什么。
科普，看上去很温和很有益。增长知识，能有什么不好呢。艺多不压身。只有各种好嘛。多学知识，多动脑筋，总是好的。
可是，中国科普界却经常让人感觉不怎么温和。有些科普人士——不是全部啊，甚至大部分也不是，只是一小部分科普人士——很暴躁，动辄就要大发脾气，要疾言厉色阴阳怪气地训斥人讽刺人挖苦人。
对此我一直很不理解，不知道他们哪儿来的那么大怨气和脾气。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发现怨气和脾气后面，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科普态度。
常见的科普，是向公众介绍某科学领域的知识——作者往往是该领域的专家学者，目的在于赢得公众对这个科学领域的理解和支持。在大众传媒时代，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很重要，能直接影响到该领域获得的资源量——比如政府和企业的科研拨款数量。
除了这种“功利性”的目的以外，还有科普作者纯粹出于对知识的热爱，希望能和更多人分享自己的所见所知。
上述这些科普，基本都是温和友善的。作者和读者之间是类似朋友的关系，大家分享知识大餐和盛宴。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令人愉快之事，根本没必要也没理由有怨气和发脾气。
但还有一种科普——我怀疑是中国特色，所以称之为“中式科普”。这种科普，说起来很高大上，目标是为了在社会中传播科学精神，培养大众的科学素养。看起来这令人向往，值得推崇。科学精神、科学素养，不是很重要吗？但是，科普的怨气和脾气，正由此而来。
近代以来，中国陷入贫困落后。探寻其中的原因，很多人认为是由于民主与科学的落后，也就是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缺席。而赛先生的缺席又被进一步界定为中国人科学精神的匮乏、科学素养的不足。于是，一些科普人士，就把自己的使命确立为在中国传播科学精神，培养科学素养。
看上去这好像毫无问题，且很有必要。实际上问题很大。
问题的核心在于：所谓科学精神、科学素养，其实是咋说咋有理的大忽悠。
在很长时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中国人的典型形象，就是愚昧落后、毫无科学精神、毫无科学素养的农民。而且，大家都深信，只有成功地传播科学精神，培养科学素养，中国才有可能摆脱贫穷落后。科普，意义太重大了。
可是，在十几亿“愚昧”的人中传播科学精神，这任务未免艰巨得让人沮丧，完全看不到成功的希望，至少也是遥不可及。
没想到，这个“艰巨任务”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中国居然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跃然而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工业国。中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伟大历史使命。
等等，怎么回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十几亿科学精神、科学素养不足的人，居然完成了工业化。这不合逻辑啊，这不应该啊……
其实，这个“不合逻辑”，换个角度就能轻松解释。所谓科学精神、科学素养，都是大而无当、空泛虚妄的概念，并无多少实际意义。科学精神、科学素养，是社会发展的伴生物。社会发展了，工业水平提高了，也就都有了。相反，如果社会发展停滞不前，靠科普，靠教育，再怎么费劲努力，人们也不会有什么科学精神科学素养。
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最大因素是社会和生产的需要。比如时间观念。在农业社会中，人们的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非常精确——因为没必要。进入工业社会，人们的时间观念自然而然就会加强。生产线一开动起来，大家都必须同时开始工作，差几分钟都是不可容忍的。赶火车、赶飞机，差一分钟晚到了，就只能望而兴叹，等下一趟了。
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以前很多人却将之归因于神秘的文化传统甚至人种特征。类似说法曾经广为流行，甚至被认为是深刻之见，其实都是不得要领。中国迅猛的工业化粉碎了很多这方面的胡言乱语和异想天开。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有一个观点，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没能实现“数目字管理”，所以才会落后于西方。现在看，这个观念错得浅。是否实行数目字管理，只是个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的外在特征。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而已。把这个外在特征指为社会内在的规律，是因果倒置了。
在公共汽车上，我多次听到有装修工等人和顾客电话沟通，谈及各种建筑材料和施工方法。这些明显是进城务工农民的人，熟练使用各种专业术语，精确商讨各种数据，是如假包换的认真细致的数目字管理。
这些装修工本人或者其父辈，多半是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如果不是从事装修工作，他们不会掌握各种专业术语和数据知识，也很难形成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习惯。毕竟，没有哪项农业耕作需要精确到毫米。但装修时，很多方面需要精确到毫米，比如电线的直径。
这里的重点在于，人们是否具备某种思想观念，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是否有需要。只要有需要，有实际的用处，人们接受新的思想观念，很快，没有什么神秘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可见，所谓科学精神科学素养的增长，并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工业化等更宏大进程的附属物和伴生物。把这些附属物和伴生物看作是宏大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更是错得离谱。
也就是说，根本没必要刻意地进行所谓传播科学精神、培养科学素养的科普。科普也不可能承担如此重大的任务。科普，只是传播一些知识而已。改造国民性、培养适合现代社会所需的心理素质，只能靠社会各方面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的发展，让亿万人边干边学，在实践中理解和接受所需的思想观念。
科学精神、科学素养这些观念在虚妄性，在这两年的防疫抗疫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此前，大家公认，中国人的科学精神科学素养远远不如西方人——所以中国人急需科普人士启蒙，但新冠疫情之下，西方人的反智主义、反科学、反理性，却来了一场大爆发。大家惊讶地发现，相比之下，中国人的科学精神、科学素养比西方人简直不知强到哪里去了。
但是，如果你真这么想，就错了。
如前所述，科学精神、科学素养就是咋说咋有理的大忽悠。此前，说中国人在这方面不如西方人，是大忽悠。现在，转而说中国人在这方面比西方人强很多，也是大忽悠。
我们中国人在疫情中表现得比西方人更理性、更冷静、更科学，不是因为中国人更有科学精神科学素养，而是因为中国政府在防疫抗疫上更成功，组织工作更有效，防疫抗疫的效果更好。
如果中国的防疫抗疫像美国、印度那样一团糟，那样死伤众多，中国社会的反智主义、反科学、反理性，一点儿也不会比他们少，甚至更多。各种祖传秘方、治疗秘笈、预防绝招、香灰鸡血等等，必定大行其道。
事实就是，讨论各国人科学精神、科学素养的高低，根本就是个伪问题。西方人过去之所以表现出各种科学理性，和今天我们中国人在防疫抗疫中表现出各种科学理性的原因一样，主要是因为国家治理水平高，各方面条件好。
类似的，一个人只是得了小病，他大可以保持冷静，遵从医嘱，科学理性。可如果他不幸罹患绝症，很可能就做不到理性冷静科学了。绝望之下，他会抓住任何“救命稻草”，哪怕是不科学不理性的，哪怕是仅有心理安慰的效果。
科普作用的有限，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
在西方，有一批人坚持认为地球是平的。看上去，这些人好像很愚昧很缺知识，但实际上，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从科学上，很容易证明地球是圆的。在西方社会，相关科学知识也随处可见，很容易就能得到。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顽固地坚持己见呢？
首先，坚持这种己见，并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比如，他们虽然坚持说地球是平的，但出门旅行时仍然按照地球是圆的安排行程，而从不担心会走到大地边缘掉下去。
其次，坚持这种己见，并和同道聚合，能找到小团体报团取暖之感。在现代社会中，很多人渴望这种感觉。
而且，人的心理有一种机制——理性装傻。在不影响实际利益的情况下，为了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满足，人会刻意保持对某些信息的无知状态。这样一来，他可以保持心理的舒适，不会因为颠倒黑白而感到不安。
坚持认为美国人登月是假的，坚持认为中国的防疫抗疫成果是假的，坚持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偷窃西方的科技知识，坚持认为一人一票是最优的社会制度等等，都是这种理性装傻的表现。
这些类似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可能靠摆事实讲道理来弥合。只有在保持迷信就要现实利益受损时，人们才会发动脑力，科学理性地思考，哪怕结论自己不喜欢也要接受。这不是什么科学精神缺乏或者科学素养不足。这是不可改变的人性。
可见，以传播科学精神、培养科学素养为目标的科普，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错位，或者说，是一种僭越——试图承担根本力所不及的任务。所谓启蒙，其实是启蒙者的一种自负。没有哪个社会，是靠少数精英启蒙，大家才恍然大悟的。传播知识，很好很有必要，但将之上升到改造国民性，为发展进步奠定基础，提供前提条件，就太托大了，成大忽悠了。
更进一步说，这种科普，还不只是大忽悠，而是一神教反对异教徒的观念的一种投射。
根据一神教的观念，人分为教徒和异教徒。对异教徒，要传教；对异端，要消灭。“中式科普”把所谓的传播科学精神、培养科学素养作为自己的使命，也就把科普变成了传教，也就是把不了解某些科学知识的公众视为有待“拯救”的异教徒，把反对者视为异端。
这就是“中式科普”往往怨气脾气都很大的原因。他们不是在传播知识，他们是在传教，是在代表天使和魔鬼作斗争。那当然不能心平气和，不能温和友善。这是正义和邪恶之争，是光明和黑暗之争，是文明和愚昧之争，是进步和落后之争，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和未来。
兹事体大。换了谁，也得动辄跳脚急眼啊。
我当然不赞成这种传教式的科普。我认为科普就是传播知识。科普者首先应该是对知识本身有热情有热爱的人，其次，科普者绝不能自认高人一等，不能自认要居高临下地“启蒙大众”。介绍知识、分享知识，应该伴以平等和谦逊。毕竟，知识太多了，而犯错误，太容易了。
来自一神教的传教的思维方式，无异于一种精神污染。好的科普，应该传播知识，促进人们之间的互相理解，增进社会的整合。而一神教式的传教，只能分化人群，强化敌我，进而分裂社会，破坏社会的整合和进步。
科学，绝不是宗教。科普，也绝不能变成妄自尊大、党同伐异的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