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改到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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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把人民公社的土地，以家庭承包的形式，重新分给农民。
家庭土地承包制非常成功，短短几年之内就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并且为后续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后来，每到纪念改革开放时，都要大说特说一番土地承包制。
土地承包制如此成功，所以就很难想象，当初居然有人坚决反对这项改革。起初只是把这些人归为“太左”。可是，深入了解人民公社以后，我却对这些反对者有了更多的理解。他们的反对意见在当时是错误的，但其中也有正确的一面。
这些反对者——其中包括一些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就从事农村、农业方面的工作，亲身领导和经历了从土改到人民公社的整个历程。对人民公社，他们起初往往也是不理解、不赞成。是现实说服了他们，让他们理解了人民公社的作用和意义。
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在他们看来，土地承包制就是从先进的人民公社制度退回到落后的“单干”小农状态。这怎么会正确呢？这明明就是在开历史倒车嘛。用当时一位领导人的话来说就是：单干，不用试验了。试验了几千年了，结果就是农民受穷。
由此也可以看出，土地承包制好像很自然，顺理成章，甚至水到渠成，其实，在当时推行这项改革，需要很大的勇气。好在土地承包制很快见到了成效，取得了成功，吃饭问题解决了，广大农民也初步脱贫致富了，相关的分歧和争论才没有展开。
虽然如此，中国的农业问题并没有因为土地承包制而被彻底解决。到今天，“反改革者”意见中的正确一面反而越来越明显了。要想搞清楚其中的种种问题，要想正确理解人民公社制度，还需要很多的理论探索。这个问题，现在还远远没有完整的答案。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在关于土改的文章中，我的核心观点是：和历史上那些成功王朝相比，新中国成立以前虽然有长期战乱，但社会中那些陈旧过时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因素远远没有被清除，而是顽强存在着。土改就是要补上“社会清理”这一课，废除那些过时的制度，重新恢复“所有者和生产者一致”的合理局面。
土改以后，农村基本上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基本上实现了所有者和生产者的一致。束缚、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被排除了。土改过后的几年，中国农业发展速度很快。形势一片大好。
因此，很多人不理解也不赞成的就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1950年代快速推进农业集体化。先是合作社，然后是高级合作社，最终是人民公社。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不是把分到农民手里的土地、耕牛、农具，又收回去了嘛。
对历史上那些成功王朝来说，经过战乱，恢复和平和秩序之后，如果政府完成了“均田制”，那确实是大功告成，接下来只需要静等农民辛勤劳动。只要不再打仗，不再有内乱，用不了多少年，王朝的盛世就会来到。
但新中国面临的局面完全不同。
如果新中国的步伐止于土改，止于均分土地，在传统社会可以，但在二十世纪就不行了。二十世纪的新中国，有一个重大任务要完成，那就是工业化。而依靠传统的小农经济，不可能拥有工业化所必需的“第一桶金”。
继续保持小农单干，可以实现农业社会的盛世，但远远不足以满足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要求。而且，按照工业社会的标准，即使在盛世中的小农，也只能算是贫穷。
因此，如果不推行农业集体化，一方面，国家不可能开展工业化，甚至都无法启动。另一方面，农民也不能摆脱“辛勤劳作，但只能勉强温饱”的生活。
想想看，没有化肥、拖拉机、灌溉设施、优良育种、仓储运输等“工业力量”支持的农业，即使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作，生产力水平和秦汉农民不会有多大区别——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下图是出土的汉画像石。其中农业耕作的景象，和旧中国的农民没有多大区别。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汉朝时土地资源还很多，而且一个农民有两头牛。很多旧中国的农民，连一头牛也没有。如果一直保持单干的小农生产，新中国的经济又能比汉朝经济强出多少呢？
而且，没有实现工业化，新中国也就不会有强大的国防，更谈不上“两弹一星”等重大项目的成功。没有这些，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必然蠢蠢欲动，随时威胁新中国的安全。现代战争，比拼的就是交战国的工业能力。工业不强，不仅是不能致富而已，新中国的政权是不是能稳固住，都是个问题。
一言以蔽之，在二十世纪，工业化是立国、强国的必经之路。没有其他选择。新中国不可能带着几亿秦汉生产力水平的农民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富强国家。
事实上，土改之后，中国农业虽然有了快速发展，但那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战乱后的生产恢复。而这种恢复，很快就遇到了上限，很难进一步增长。
而这时，国家已经开始推行工业化。苏联支援了156个工业项目。这些项目都需要国内的相关配套建设。工业化开始的首要表现就是：大量人口脱离农业生产进入城市，进入工厂，从农业劳动力转为工业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转为工业劳动力，就意味着，这些人从粮食的生产者转为消费者——吃商品粮的。这就对国家的农业生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了能养活农民及其家庭以外，农业生产还要能养活大量的工人及其家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业化和传统王朝发动大的战争没有区别。打大仗，也要求有足够的粮食养活士兵。诸葛亮一次次发动北伐，每次都要大量消耗蜀国的国力。蜀国农民，除了自己温饱以外，还要能生产出足够出征士兵吃的粮食。
区别在于，工业化所需要的脱离农业的劳动力，比传统王朝打仗的士兵，多了不知道多少倍。打仗，就算是打大仗，出动几十万军队就算很多了。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工业化，所需要的工业劳动力，至少也是几百万上千万人，再加上管理干部、官员和工人家属，“吃商品粮”的数量是亿级的。
1950年代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如果保持单干小农的状态，根本就生产不出这么多粮食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推进农业集体化，也就是突破小农单干的局限，发展大农业，以集体的力量，开建水利施舍和各项现代化农业所需的基础设施，以规模效应提高产量。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工业化的需要。
这里，还没有涉及工业化深入发展以后所需的大量资金投入，而只是为了满足脱离农业的“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干部和工人及其家属——的需要。问题就已经十分紧迫。
这才是新中国在1950年代急于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根本原因。
当然，众所周知，1950年代后期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不但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反而严重影响了生产，造成国民经济的倒退。人民也因此受了穷。
这种失误和损失，事后看好像很容易避免，但在当时，恐怕不那么容易。实际上，新中国所走的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里，主要凭借自身的力量，推进工业化，这差不多是完全没人走过的全新道路。此前的工业化国家，包括欧美国家和日本，他们的“第一桶金”都是从殖民地或战败国家或明或暗掠夺而来。完全依靠本国力量，启动工业化，中国是第一个。
就算是苏联，此前的基础也比中国好得多。沙俄的工业化水平虽然比不上西方国家，但和旧中国相比，可强出太多了。而且，1929年经济大萧条中，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资本家，为了摆脱危机，大量投资苏联。苏联的工业基础实际上就是那时候奠定的。二战后，苏联又从德国抢走了很多工业设备和工程师，甚至搬回了整个工厂。苏联的工业化，“外援”不少。
中国虽然得到了苏联156个工业项目的宝贵支持，但相比所有其他工业国家，中国工业化的起步，都最为艰苦和困难。可以说，我们中国是在一片黑暗中独自摸索。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这种摸索在方向和速度上都完全准确、不犯任何错误，恐怕是奢求。
而我们也果然犯了不小的错误——主要的错误是在速度上，太急于求成。不过，虽然急于求成，犯了大错误，但基本方向是正确的。集中国家的力量，埋头苦干，艰苦奋斗，拼出一个工业化来。这是中国无可回避的发展道路。
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公社，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能说人民公社是本可避免的错误，更不能因为后来土地承包制的成功，就说人民公社是毫无意义的瞎折腾。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土地承包制的成功，就是土改后生产快速发展的放大版。而后续也和当年土改的情况类似，中国农业发展，又一次遇到了天花板。
以某种形式再次推行农业集体化——现在称为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实际上是同一码事，也就再次成为中国农业面临的大问题。
以上从宏观角度分析了人民公社和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必要性。和分析土改问题一样，仅有宏观视角是不够的，还需要微观视角。实际上，在1950年代的中国农村，即使仅从农村的微观角度去看，人民公社和农业集体化，也是必然之路。
而关于这个问题，《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的另一部小说《山乡巨变》就提供了很好的微观观察。
下一篇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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