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讲到，明清时期，中国对外实际上有大量而活跃的贸易和交往。这足以证明，所谓“闭关锁国”、与世隔离等等，并不是历史的真实样子。可是，明清两朝，确实有严厉的海禁政策；大航海时代，西方人在海洋上的探索和扩张，比中国人好得多。这又怎么解释呢？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你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就已经开始深化了，从简单的感叹“闭关锁国”深入了一层。答案是：明清两朝，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的官方政策和民间现实，有很大区别，甚至完全是两码事。在官方层面，明清两朝政府实行的确实是“闭关锁国”和“垄断外贸”等封闭型、保守型政策。明清两朝的政府，对向外扩展、中外交流，没有多大兴趣，甚至百般阻拦、横加禁止。但是，政府的禁令并没能真正落实。明清两朝的民间，并没有因此对外停止往来，而是来来往往很热闹，所以才有了上一篇文章列举的大量中外贸易和交往。当然，因为政府的禁令，民间的海外贸易和交往基本上都是走私、非法、通过中间商等等形式。但无论形式是什么，中外之间的巨量贸易和来往，确实存在。由于这种“官民两码事”，明清两朝的对外贸易，呈现出一种现在人可能很难理解的奇特格局：表面上的“闭关锁国”和实际上的巨量贸易，同时存在。于是，认为就是“闭关锁国”的，和否认“闭关锁国”的，都能找到相应的证据和理由。想要深入、准确地理解这段历史，需要换个视角。
在第一层认识中，国家只有“闭关锁国”或者“对外开放”这两种状态，要么是这个，要么是那个，二者必居其一。可明清两朝的真实历史，却是复杂的“二元同体”，又开放又封闭，一边开放一边封闭，从这边看是开放，从那边看却是封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之所以觉得不可理解，原因就在于“二者必居其一”的视角。换个视角，其实没什么不可理解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推崇的理想状态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不干预经济”“民间经济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由发展”。有一个例子被广泛传扬。路易十四时，法国政府问企业家，他们需要政府的什么帮助。法国企业家干脆利落地答道：别管我们！看，政府对企业的最大“帮助”，就是不帮助，就是让企业尽可能自由。从这个角度，对照一下明清两朝的经济史，你会意识到，那时的中国政府，其实就是“不管”，任由民间企业自由发展。中外贸易因此成果斐然，规模庞大。“自由市场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上，确实力量巨大。肯定有人会说，你这不是胡扯么。明清政府哪里是不管，他们分明是迫害企业家嘛。中国哪有什么自由民间企业，还不都是官老爷说了算。确实，明清两朝都有海禁政策，一度还很严格，对违反者的打击，也很严厉乃至残酷。但这方面的政策，持续的时间都不长。原因很简单，朝廷没那么多钱长期坚持海禁。明清朝廷实行海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国防安全，防止海盗或者割据势力袭扰大陆，类似于战时的“坚壁清野”。只要海岸国防安全不再是燃眉之急，海禁等等必然松弛，乃至形同虚设。毕竟，中国海岸线那么长，严格执行海禁，成本很大。朝廷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明清两朝六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朝廷对走私、海外贸易、海外扩张的态度是漠不关心、与我无关、爱咋咋地，别给我添乱就行。于是，虽然主观上，明清朝廷不懂“自由市场经济学”，但现实中，他们的政策却是地地道道的“自由放任”和“不干预”。
这么说，并不是强词夺理，或者巧言争辩，而是事实确实如此，只不过此前被人严重忽视而已。实际上，如果放下偏见和成见，从历史事实本身分析，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明清时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段，经济体制可以说就是“自由放任”。更出乎你意料的是，中国古代的经济体制不但是“自由放任”，而且，欧洲的“自由放任”正是从中国学去的。看到传教士翻译过去的中国儒家经典，欧洲人才知道，世间居然有这种“不管”的治国方式。用儒家的术语来说就是“不与民争利”。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理论鼻祖，是法国重农学派。亚当斯密深受重农学派的影响。重农学派的主将名叫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魁奈的思想，则深受传教士翻译过去的中国儒学经典的启发。魁奈被当时人称为“欧洲的孔子”。
“重农学派”这个词的翻译得不好，让人以为他们的主张是重视农业。其实，重农学派的法语原词是Physiocratie，词根是希腊文的“自然”。重农学派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自然秩序学派”。重农学派和后来的重商学派是理论上的对立面。重商学派主张政府干预经济，而重农学派理论则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自由放任。重农学派大声疾呼自由放任，针对的正是欧洲种种的封建桎梏。按照17、18世纪的标准，中国比欧洲富庶得多。一个庞大、富庶国家的经济政策，当然是模范和样板，值得效仿。很多人认为，西方人热爱自由，所以高呼自由。中国人不懂自由，所以从来不提自由，古代甚至都没有“自由”这个词。其实，对此的正确理解是：缺什么才要什么。欧洲人长期没有自由，生活在封建领主和教会的重重压制之下，痛苦难受，所以才渴求自由。而中国人很早就有了自由，以至于根本不拿这当回事，视若无物，更不会为此大喊大叫。谁会天天大喊“我要空气、我要太阳”呢？
看，切换了视角，原来不可理解的“又开放又封闭”，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明清两朝，官方“闭关锁国”，但实际上并没有严格坚持——也不可能严格坚持，没有动力也没有那么多钱。这在客观上就成了“不管”，也就是经济上的自由放任。自由放任之下，中外贸易果然有了大发展。巨量的物资销往海外，巨量的白银流入中国。中外贸易，购销两旺。有人可能会说，不对，不对。你这说法，还是有什么地方说不通。我听着别扭。我很理解这种别扭。这种别扭的原因在于：如果我上面的说法是正确的，那近代中国应该成为像英国那样的海洋大国强国，而不会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轻松击败，几乎没有招架还手之力。以往，把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以及随后的百年屈辱，归因于此前的“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现在我却说，历史事实并不是闭关锁国，而是自由放任，是中外贸易很活跃。那么，中国近代的百年屈辱，是怎么回事？解释这个问题，就要更深一层思考。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说，关于“闭关锁国”这个话题，有好几个层次，是要层层深入的。而且，我估计吧，每一层你都没想到，都出乎你的意料。
明清的“闭关锁国”到底是怎么回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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