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叫魂》——皇上，别胡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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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文版出版时，居然成了畅销书。这对学术书来说，可是不多见。当时我也看了这本书，印象很深，久久难以忘怀。
我没想到的是，今天仍然很有必要重读这本书。
多年以后重读，看出很多当年第一次读时没注意到的内容。值得在这里谈谈。
清朝乾隆年间，中国民间忽然出现了一种群体恐慌，据说有乞丐、游方和尚等人，用各种诡计，偷剪别人的发辫。被剪去辫子的人，会“丢了魂儿”，甚至很快死去。这种恐慌起源于江南地区，很快流传到全国。
乾隆皇帝得知以后大怒，严令各地彻查并抓捕偷剪别人辫子的“妖人”。民间恐慌加上官府捕风捉影地大力追查，各地出现一大批冤案。很多倒霉的乞丐和游方和尚被捕入狱，遭到严刑拷打，甚至一命呜呼。
如此折腾了大半年，很多案子被直接送到中央审理。审来审去，大臣们却发现，一个证据充足的案子也没有——都是冤案。在大臣的劝告之下，乾隆皇帝终于决定停手。皇帝一声令下，各地迅速释放了在押人犯。“叫魂”的闹剧就此结束。
作者孔飞力是美国一流的汉学家。他的著作并不多，但每一部都很有影响。《叫魂》也是如此。这本书出版于1990年，一经出版，就成为美国汉学的“教科书级”著作，也就是成为很多大学的指定读物，并引领了随后很多年的学术方向。后来翻译成中文，在中国知识界也引发热烈讨论。
现在，距离最初出版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事实表明，这本书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正如作者对中文版译者所说：“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或许，今后很多年，我们仍有必要不断重读此书。
关于“叫魂”一案的文件和档案，一直都在故宫博物院等地保存着。但此前历史学者很少注意到1768年这件震动朝野的大案。的确，这虽然是当年的头号大案，但从整个清朝历史的角度去看，可说无足轻重。学者们没有注意到，没有专门深入研究，很正常。
而这也正是孔飞力独具慧眼、富有洞见的高水平所在。在一般人习焉不察的材料中，发人所未见，见人所不识，这才是一流学者的思辨能力。
孔飞力的学术思辨能力确实很强，对历史的理解非常深入，在书中提出很多引人深思、想来想去的观点。
我这里特别说说其中三点。
1768年，中国民间为何会出现“叫魂”恐慌？
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辫子。留辫子，在明清易代之际，成为一个特别敏感的大事。千百万人因此掉了脑袋。事后看，多尔衮很可能就是故意用这种办法，筛选出人群中的不驯服者，然后精确地加以“定点清除”。
也正因此，辫子就成为满清统治者和广大人民之间的一个敏感点。双方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触碰这个敏感点。但规律是，既然是敏感点，就必然是，越躲开反而越躲不开。在“叫魂”一案中，为何会有人剪辫子，就是各方竭力回避，但其实都最重视的实际焦点。
围绕着辫子问题，孔飞力旁征博引、拓宽思路，做出广泛而深入的分析。其中的详细内容，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展开来说了。但让人难忘的一点是，民间的恐慌，固然有老百姓迷信，容易被人忽悠的原因，但发展到大范围的民间恐慌，一般都有政治层面的推动力。而且，这种政治层面的推动力往往表面上看不到，甚至被统治者和民众双方噤口不言，仿佛是“看不见的手”，默默地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在“叫魂”一案中，有两个主要的政治层面的推动力。一是上文提到的关于辫子的敏感和禁忌。满清统治者仿佛是个心怀鬼胎的人，既不愿意看到有人围绕着辫子做文章，但又偏执地把所有和辫子相关的坏消息，都理解为汉人的造反或者不满。这就是乾隆对明显是冤案的一系列“叫魂”案大抓特抓，不遗余力亲自督办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推动力则是乾隆和官僚集团的矛盾和斗争。皇帝-官僚之间的矛盾，历朝历代都有，但到了清朝更加复杂，因为其中加入了满汉两族关系的新因素。研究行政制度变迁的人，会对这部分的分析很有兴趣。
总之，民间恐慌的产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其中有些是偶然的，但也有政治上的必然。很难甚至无法用理性、客观的证据和逻辑去应对和控制。恐慌很可能成为燎原大火，摧毁很多人的生活，甚至威胁社会的安宁和秩序。
为什么民间关于“叫魂”的恐慌会集中于乞丐、游方和尚这些人。这部分的分析尤为精彩，是这本书的创见所在。
可惜，关于这部分内容主要在书的结尾部分，作者并没有展开来深入论述，只是点到为止。但作者提供的独特思路，对我们理解今天的社会现实，很有启发。
从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乾隆时期相比于此前，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全新变化，那就是人口的持续增长。美洲传过来的玉米、番薯等新品种农作物，大大扩展了可耕地和农作物的范围，让中国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
但是，身处这个过程中的人们，直接感受到的可不是新农作物带来的更多产量，而是生存竞争的压力长期绷得很紧。道理很简单，可供养人口的增加，实际上是艰难地突破此前极限的痛苦过程。此前只能饿死，或者根本没机会生存的人，现在能活下来、能生存了，显然，对很多“新生人口”来说，这种生存不可能是轻松惬意的，而一定是濒临死亡线上的可怕挣扎。
因此，一方面，当时社会上有大量乞丐、游方和尚这样衣食无着、到处流浪、勉强糊口的人；另一方面，人们对这些脱离社会网络的边缘人，很警惕甚至很反感。因为生存的压力已经很大，任何陌生人的出现，都意味着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又多了一个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人们本能地对此感到紧张和排斥。因此，当“叫魂”的传闻一出现，人们就把矛头指向了这些倒霉的边缘人。
这提示了一个很重要的规律。在社会大发展大变化时，人们更多感受到的，往往并不是各方面的发展，而是更大的压力。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虽然资源总量大幅度增加，但人们还没有学会适应这个新社会。因为这种不适应，人们会表现得激动不安甚至躁狂。
可惜，这个问题只能依靠时间来逐渐化解，并无什么短期的解决办法。对乾隆时期的人们来说，他们正在痛苦地适应一个几亿人的社会，而此前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人口从来没有超过一亿。“叫魂”正是这种痛苦适应过程的一部分。
这不禁让人想到，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也是一个正在发生深刻巨大变化的社会。以往，我们往往歌颂、赞美社会的变革和快速发展，而忽略了这种巨大变化给人们心理带来的巨大压力。
这种压力或许不明显，但会通过类似“叫魂”这样的事情表现出来。人们会突然因为某件事情而变得歇斯底里和躁狂。这时，只从那件事本身来分析，是不得要领的。人们的情绪，只有放在更长时段的历史中去看，才能理解其来龙去脉。
乾隆皇帝是怎么决定停手的，皇帝为什么忽然改变了此前严厉督办、大发脾气的态度？
在“叫魂”案初期，各地官僚并没有第一时间把消息上报给皇帝。这是因为，一方面，作为社会精英，知识阅历更丰富的官员，很容易就能看出其中的荒诞和迷信。一般来说，对民间的这种狂热和迷信，官员的态度是轻蔑和不屑一顾。
另一方面，官僚集团的惯例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动把这些案件报告给皇帝，并且事关敏感的辫子，谁知道会有什么结果。谨慎的官员可不会如此鲁莽行事。
官僚集团如此行事，当然让乾隆很不高兴，甚至大发脾气。因此，乾隆严厉斥责办案不力的官员，要求他们务必把案件查个水落石出，抓出背后的黑手。乾隆已经相信，存在一个发源于江南，蔓延到全国的反清大阴谋。
不过，案件本身实在是无稽之谈，根本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所谓的证据都是民众在恐慌中的臆想和“自我加戏”。那些倒霉的乞丐和游方和尚，就算被打死，也招不出什么大阴谋来——因为根本就没有。
一批重要案子的案犯被送到北京和承德，交给军机处的中央大员直接审理。大员们看着这些被各种刑讯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倒霉蛋，审来审去，也不得要领。到这时，大家都意识到，这就是一场大冤案，并无什么“叫魂”的大阴谋。难题在于如何说服皇帝停止胡闹。
困难之处在于，此前乾隆皇帝在这个案子上投入了太多关注，表现了太明显的倾向。用书中的话来说就是：“在这个案子上，他不仅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也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大臣们知道，在这种时候，仅仅用证据或者逻辑很难说服皇帝，甚至可能会给自己招来灭门之祸。
在这时，一批正直勇敢的大臣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他们决定要冒死劝说皇帝。其中，六十八岁的军机大臣刘统勋发挥了很大作用。刘统勋在军机处任职多年，资历很深，而且为官清廉，以敢言著称。虽然有些时候乾隆也不爱听他的逆耳之言，但对他很信任，乃至很尊重。
军机大臣们先是聚在一起开了个会，决定必须阻止皇帝继续胡闹。然后，刘统勋施展他多年为官的经验，接连给皇帝上书，介绍“叫魂”各个案件的情况，其中用婉转曲折的笔法，既让皇帝意识到案件的荒谬，又给皇帝留足了面子。
接下来，刘统勋从北京出发赶到承德，陪同乾隆一起从承德返回北京。在路上，刘统勋当面给乾隆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劝说皇帝停止胡闹。刘统勋到底说了什么，史料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但效果很好。当乾隆回到北京时，已经决定停止“叫魂”案。乾隆批示道：“此案现在竟可无庸查办”。
乾隆这句模棱两可的批示，和此前他督办案件时严厉、明确的批示，态度几乎是180度的转变，皇帝实际上就是后悔了。大家对此当然是“看破不说破”，并且，为了挽回皇帝的面子，此案仍然定性为各地官员查办不力，没能抓出真正的黑手。为此，撤换了一批官员。
不过，大家都知道，“叫魂”一案已经彻底结束了。随后，各地在押的人犯都被迅速释放。在官府的各种善后工作的影响下，民间的恐慌情绪也大为缓解。1768年的“叫魂”一案就此进入了历史。
实际上，后来在1810和1876年，民间又两次出现了“叫魂”恐慌。但官府不再声张，更没有就此展开全国大追查大清剿。有了乾隆年间的先例，官员们都知道，追查清剿等等，就是胡闹。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虽然说的是清朝的事情，但孔飞力以小见大，窥一豹而见全身，从中发掘出传统中国社会的很多内在规律，不愧是大师手笔，值得一读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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