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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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开始推行金圆券。初期还算顺利，但不到两个月后就出了问题，金融秩序一片混乱，金圆券飞速贬值，民不聊生。没过几个月，金圆券与银元的比价已经上涨到上亿比1，金圆券已经形同废纸。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政府被迫承认金圆券破产。7月18日，金圆券被宣布作废。至此，金圆券币制改革彻底失败。
金圆券是中国经历的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社会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和此次金圆券失败有很大关系。
对金圆券失败的原因，普遍认为就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滥印钞票，直接制造了通货膨胀。这种说法用于对敌斗争，很畅快淋漓，但对于我们认识国家和货币之间的关系，没有提供多大借鉴。如果金圆券这种恶性通胀，仅仅是因为当局钞票印得太多，那么，隐含的意思就是：只要政府坚持住不滥发钞票，就不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
如果是那样，社会问题倒简单了。
金圆券是在1948年8月开始发行的。同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1947年是解放战争的转折点。这一年5月，在山东的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主力部队之一整编74师被全歼。
到1948年，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败越来越多。1948年9月，济南解放。济南是解放军攻下来的第一个大城市，是解放战争转入全面战略反攻的开始。
8月开始发行金圆券。9月济南解放。10月金圆券开始崩溃。这其中的关系，清晰可见。
金圆券发行时，王云五时任财政部长。他一手制定了主持了金圆券币制改革方案。王云五在回忆录中指出，丢失济南，以及整个战争形势的根本性变化，让人们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了信心。这种信心丧失，是金圆券失败的重要原因。当人们不再相信政府能存续以后，当然也就无法相信这个政府发行的任何货币。
换句话说，金圆券的失败，经济、货币层面的因素，是次要的。金圆券的失败，主要是政治的失败。恶性通胀的原因，不在经济，而在于军事和政治。
在大家的印象中，美元币值一直比较稳定——这是各国选择美元作为流通和储备货币的重要原因。除了建国早期的特殊时期以外，美国没有发生过类似金圆券的恶性通货膨胀。看来，美元很稳。
这个印象并不准确。查看历史统计数据就能知道，在长时段内，美元的贬值幅度，远超你的想象。现在的100美元，购买力只相当于1913年的3.87美元。也就是说，在百年的尺度上，美元贬值幅度超过95%
虽然美元如此大幅贬值，但这一百年正是美国称霸全世界的“黄金时代”。在这期间，美国不但成为超级大国，美元也取代英镑，成为世界通行货币。也就是说，美国自己也好，世界其他国家也好，根本不在乎美元贬值95%这件事。而且，即使如此大幅度贬值，在世人看来，美元依然是可靠的货币。
美元的情况提醒我们，并不是所有的货币贬值都会带来破坏性的通货膨胀。金圆券式的恶性通胀，并非经济问题，而是军事问题、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只要政治军事没出大问题，仅仅政府加印钞票，并不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
在谈到通货膨胀时，人们往往会想到20世纪上半叶德国的两次恶性通胀，以及现实中的津巴布韦等国的恶性通胀。以往，主流经济学强调，通货膨胀就是货币现象，就是由于政府无节制的增发货币。这种说法未免太“经济学帝国主义”了。
如果打破成见，直面事实，就会看到，这些恶性通胀无一例外都是政治失败的表现和结果，而绝不仅仅是经济和货币现象。20世纪上半叶德国那两次恶性通胀，说到底，就是因为德国输掉了两次世界大战。而津巴布韦等国，同样是政治大失败、大混乱。
美国一直没有恶性通胀，原因无他，就是因为美国政治秩序长期稳定，一直没有20世纪上半叶德国那种政治大失败和大混乱。也就是说，只要政治、军事上没有大失败，只要国家保持基本正常的政治秩序，人们其实无须担心恶性通胀。而且，真到了政治军事大失败的时候，恐怕值得操心的事情就太多了，通胀什么的，远远算不上最可怕的。
辨析通货膨胀的真实性质，目的在于澄清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的一个重大误解。现代货币理论主张政府不必担心赤字，财政赤字正是社会私人部门的资金来源。在经济出现问题时，政府应该大胆增发货币，扩大开支，这样才能拓展经济增长的空间，恢复经济发展的活力。
很多人因此认为，现代货币理论就是主张政府无节制的印钞，不惜用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他们认为这是在饮鸩止渴、南辕北辙。
这些人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可以理解，但他们对货币性质的认识，不到位，所以才反对一切货币增发。此前的几篇文章已经分析过，由于货币大大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增发货币，相当于“要想富，先修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必然刺激交易数量、频率的增加，进而刺激生产，推动经济发展。
相反，严格限制货币发行，往往会造成通缩。通缩就好像道路等基础设施败坏，人们的交通量、交往量必然随之大幅下降。生意要靠人们走来走去才能达成。同样，货币时商品交易的媒介，媒介不足，交易必然被抑制。很多本来能出现的交易胎死腹中；很多本来能赚到的钱，消失于无形之中。
主流经济学认为货币是市场交易自发演进的产物。既然如此，政府人为增发货币，当然是在干扰甚至破坏市场秩序，必然引发经济损失。但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货币和市场都是国家和政治的产物，货币是国家的一种政治工具。运用这种政治工具，促进市场稳定和经济发展，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货币理论提出，国家财政绝不仅仅是国家理财，国家财政应该是功能性的，也就是说，增发或者收回货币，都是国家的治理工具，需要用时就要用，而不能无所作为。无所作为、无为而治其实是国家的失职。
进而言之，经济发展和市场出了问题，并不是货币出了问题，而是资源、组织、技术等基本面出了问题。国家应该使用包括货币在内的各种政策工具解决这些“基本面问题”，而不是固守货币不增发，坐等市场自发好转。
在这方面，又有一个典型例子。
金圆券失败以后，国民党的军事、政治进一步失败，很快就倒台，丢掉了政权。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后，面临着如何解决金圆券的恶性通胀问题。
当时在上海等重要经济城市，投机商们很狂妄。有人甚至说，共产党军事上能占领上海，但经济上进不来上海。投机商们用各种金融办法，打算在经济上打败新中国。
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是经济管理高手。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局势，陈云准确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经济困境不是因为货币，而是因为资源不足。于是，在党中央的支持下，陈云充分发挥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优势，向上海调入大量“两白一黑”。大米和棉纱这“两白”解决吃穿问题，煤炭这“一黑”解决工业生产的动力和人民生活取暖问题。
大量物资投入上海，新生的人民政权很快击败了各色投机商。投机商们赔得一塌糊涂。新中国在上海迅速站稳了脚跟。国民党苦苦无法解决的通货膨胀问题，“土八路”共产党没费多大力气就解决了。
陈云是党内财政专家，水平很高。但国民党内也不乏财政高手。陈云能解决通胀问题，国民党解决不了，根本原因不在于货币，而在于实实在在的物资，在于军事和政治。
前面说了，金圆券发行不久，国民党就在山东战场被打败。随后，三大战役打下来，国民党丧师失地，退缩至东南一隅，已无力筹集“两白一黑”等国计民生急需的物资。投机商大行其道，大肆倒买倒卖，市场乱作一团。金圆券崩溃，只不过是这个大失败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在这种大失败之下，无论国民党财政当局有多少财政高手，这些高手如何操弄货币，也无济于事。
现代货币理论敏锐地指出，通货膨胀是资源争夺加剧的结果，而绝不仅仅是个货币问题。至于恶性通胀，是由于政治秩序崩溃，资源争夺无限激烈化。解决通货膨胀，只能依靠实实在在的投入资源。仅仅停止增发货币，连治标都算不上，只能算是束手无策。
现代货币理论关于通胀的观点，让我想起厉以宁先生的一个观点。那是我在上大学时有一次听厉先生的讲座学到的。在那次讲座中，厉以宁先生提出了“隐性通胀”的概念，用来描述计划经济时期物资普遍匮乏的状况。那时，表面上币值很稳定，没有通胀，但有价无货，市场上来了什么商品，大家都赶紧排大队抢购。
表面上看，计划经济时期物价很稳定，粮价、菜价等多年没有变化，但实际上供需矛盾很尖锐，不得不使用粮票、布票、购物本等配给手段来抑制需求。厉以宁先生指出，这其实也是一种通胀——隐性通胀。
厉以宁先生的“隐性通胀”概念，和现代货币理论关于通胀的观点，殊途同归，都指出通货膨胀并不是货币问题，而是资源问题，和主流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只是货币问题的观点，针锋相对。
也正因此，现代货币理论高度重视通货膨胀问题，认为必须严肃对待。现代货币理论绝不主张滥发货币，更不主张人为制造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危害，现代货币理论有充分的认识。事实上，在贾根良先生的《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一书中，提出的亟待研究几个问题之一就是：为了预防通货膨胀的技术创新。
这实际上是国家如何准确使用货币这个工具的技术问题。主流经济学反对国家积极地使用货币工具，认为货币政策最好“消极无为”，保持币值稳定，给市场提供一个“诚实货币”即可。
现代货币理论则主张功能性的财政政策，指出政府增发货币对经济的强大推动作用。但是，如何在增发货币的同时预防通货膨胀，这又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问题。解决这个新问题，正是现代货币理论下一步的研究重点之一。
关于现代货币理论的基本知识要点，已经说了很多。接下来要说的，是现代货币理论涉及的政治哲学问题。下篇文章继续说吧。
贾根良等：《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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