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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别墅外普通人住的“笼屋”,竟只有美国一个停车位大

2017-01-12 CiCi 港女假政经

香港经济日报请了50位专家,预测2017年楼价走向。这些人有发展商、地产代理、房地产分析师、学者等专业人士。关于预测结果呢……看来本地普通人可能连蜗居都算不上了~~~

CiCi说:

看看2016年的袖珍之最,是屯门菁隽的128尺袖珍“房”,128尺,12平米不到。



“头上有片瓦”,一直是香港普通人的梦想


但对于大多数香港人而言,要实现这一梦想恐怕要不吃不喝等上17年。这一数字源于美国Demographia公司在2015年年初公布的一项《全球楼价负担能力调查》。调查发现,在2014年,包括美国、英国、香港、新加坡在内的全球378个城市,楼价负担能力均有不同程度恶化,其中高于香港17倍的楼价入息比率(即楼价中位数是家庭入息中位数17倍)高居榜首。


换言之一个年薪28万的本地家庭,至少不吃不喝17年以上才能拥有自己的住房。



香港——全球楼价最难负担的城市


香港这座号称东方明珠的繁华都市,在浅水湾、石澳、山顶等环境幽静、风光无限的地方,扎堆的豪宅、别墅,动辄每呎十多万港元,总价格以亿乃至十亿计。但是,在远离豪宅别墅的地方,在高楼大厦之外、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㓥房”、“笼屋”成为一些人的栖身之地,这类香港独有的“住宅词汇”,反反映香港平民百姓之殇。

60岁的李玉清他住在深水埗的一间卧室,你无法想象李玉清的居住环境。他找不到工作,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时间,社保拿到的大部分钱都用来付1200港元一个月的房租。他与室友之间的区隔物仅仅是几块薄木板。积满灰尘的破旧电器堆在床边,挤占了屋子里的大部分空间。他用挂在墙上的一根铁丝晾衣服。


低矮的厨房内,每一样东西的表面都积着厚厚的灰尘。他与其他三位男子共用这肮脏的厨房。李玉清的妻子弃他而去,我不知道其他租户是否也是如此。


香港的“笼民”


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知道如何“凑活”。
住在一位老人家的地下室,2300港元一个月,每天替他遛狗,用扫帚与屋内的狼蛛作战。


香港社区管理协会称,至少有10万人住在像李玉清这样的合租房。香港人把用板子隔开的床位叫做“板间房”,用正规的墙和门隔开的叫做“劏房”,带有独立卫生间的则称为“套房”。虽有少许区别,但卫生条件都一样糟糕。


还有一种穷人住的空间是一个个叠起来的铁丝笼子,但社工和调查者们称,这种笼子逐渐消失,因为房东们发现隔间的利润更高。


香港的板间房


深水埗是香港18个区当中最穷的一个,居民平均收入最低,工薪阶层人口数量庞大。14个街区的54200间公屋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该地区也许是香港合租房最多的地方。交通便利,房租低,生活成本也较低,因此吸引了大批低收入住户。



一位年轻的母亲,她姓钟,身旁是她五岁的孩子,小孩儿手里拿着个沉重的杂物箱。她还有一个九岁的小孩。一家四口人住在13.5平方米左右的一间合租房。她说:“我的两个儿子在外面都很乖,但在家却总是打架。”。“地方太小,两个人玩不起来。”钟女士的丈夫是建筑工人,临时工。他去年肩膀受了伤,没法全力工作。房租是3500港元一个月,但他每月只能挣大约2000港元。“房租都付不起,我什么都要省。”钟女士说,“我得带孩子,也没法工作。房东一直要涨租,但我们搬不了。找不到更便宜的地方了。”



香港房屋政策的前世今生


香港政府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公营房屋制度”。最早的公屋是1953年为帮助九龙石硖尾木屋区大火后数万名灾民而兴建的一批简陋房屋。这些公屋由政府按规划兴建,以优惠价格出租给市民居住,仅相当于私人楼宇租金的三分之一,因此又被称作“救灾屋”和“廉租屋”,这构成了香港公屋的雏形。

那加税后,买房要多交多少钱呢?以下分别以300万、600万、1000万港币的房子为例。



到了20世纪70年代,香港政府开始把一些参与建设公屋的机构合并为香港房屋委员会,此后香港才逐渐开始有了一些比较长远的房屋政策。截止1997年香港回归前,正在轮候公屋的家庭达到15万个,平均轮候时间长达6.6年。香港还有一种服务低收入人士的住房计划,就是居屋,全称“居者有其屋计划”。1978年,第一期居屋推出了6个屋苑单位,市民可以以低于同类私人楼宇30%的价格购入住宅。


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提供的,香港物业报告


2002年11月13日,时任房屋规划局局长的孙名扬发表《有关房屋政策的声明》,表明政府“不干预”的立场。此后,特区政府长期以市场主导为借口,停止建造居屋,同时大幅减少出租公屋的供应。并利用“钩地表”制度,让地产商成为土地一级市场的主导。


政府本应在社会发展中扮演一个平衡及整合各方利益的角色,并尽其所能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可是在香港,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却充当起了旁观者。正是政府的不作为令香港房地产发展更为畸形。豪楼千万幢,穷人无片瓦的现象令这个富裕的香港社会格外刺眼。


香港是世界上单位面积富豪最多的城市,而其中的顶级富豪都是从事于房地产。香港人自嘲,“一辈子都是在为房地产商打工”。而正是政府的无所作为和向地产发展商倾斜的土地和住房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为“地产霸权”的形成开辟了绿色通道。


在私楼供应量减少的同时,私楼“豪宅化”的趋势日益显著。以2009年为例,当时定价在250万元以下的单位约占整体供应量的24%,到了2010年,定价在300万以下的私楼单位仅不足9%。



(图片来源:香港统计处)


香港上届特首曾荫权曾于任内承认房屋政策有失误。虽然本届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就是“房屋”,特首梁振英也多次在其施政报告和其他场合中承诺,“将全力协助基层市民『上楼』,满足基本住屋需求”。但是,截止2015年6月底,排队轮候公屋的市民已高达28.2万人次。而政府的文件说,预计到2016年将建成23000个公屋单位。这一供应量对于庞大的公屋轮候人数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物以稀为贵,香港真的缺地么?


“地少人多”是大多数人对香港的认识。似乎是物以稀为贵,土地匮乏导致房价天价。看看最新各地铁站附近的楼价数据



注:港铁站附近指步行10min以内,上图单位为尺价


数据为2016年12月尺价,虽然远了点,但或许比住“劏房”好呢?


但是,香港真的缺地吗?根据香港政府规划署的数据,在香港11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已开发的土地约占33.5%,其中仅有7%(77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住宅用途。在未被开发的66.5%的土地中,超过40%的土地为郊野公园。而商业和住宅区主要集中在香港岛北部和九龙半岛,市区密度在全球名列前茅。

在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副教授、未来城市研究所副所长姚松炎看来,“香港的土地一点都不少,千万不要在地图上看到郊野公园占40%的土地就肆意开发,如果这样做,全港人口平均密度势必会增加,生活质素每况愈下”。


他说,一个城市的宜居度往往与其人口密度成反比,目前香港的人口密度已达到每平方公里6000多人,这在世界上属中等水平,这得益于前殖民政府选择一种高度集中的城市发展模式,在市区作高密度发展,乡村、郊野公园和绿化带则维持低密度,甚至无人居住状态,让市民共享自然生态。若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一味的开发土地,势必会进一步推高人口密度,令香港宜居度下跌。


姚松炎认为,香港有四千公顷闲置官地,还有八百公顷棕土,就是现在新界用作货柜场、㓥车场、货仓那些遭破坏和污染的农地。如实施棕土先行政策,就能获得大量土地,起码二三十年内都没必要讨论发展郊野公园。


但是,也有部分人不认同姚松炎的观点。包括一些主流媒体认为,少量调整郊野公园的土地应该是可行的。“又要人起楼,又不让人攞地”,政府难为无米之炊。有声音说,只需动用2.5%郊野公园土地(约1100公顷)至少可兴建40多万个单位,有40多万个家庭,100多万人口解决安居问题。环境固然重要,但若普通百姓安居都难,香港的“宜居”是宜了谁呢?


事实上,政府任何觅地建房的计划都遭遇强力抵抗。填海造地遭遇环保组织的抗议,新界东北、西北的开发遭遇当地或貌似当地人士乃至不同政治团体抵制,即便是棕地开发,也遭遇地区人士的强力反对,而业权分散、交通配套及基建的困难也令弱势的政府望而却步。这让原本就频频遇阻的土地开发举步维艰。


看来,香港缺乏的不是土地,而是共识。人的生存权利理应高于一切。人对安居之所的需求,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 对于千千万万的底层市民来说,所有的梦都不及住房梦的实现来得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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