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光影像笔记㉛ |《回到花木林》| 李新民和她的花木林寨子

（2011年初，带着DV摄像机回到老家花木林寨子的李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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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花木林》| 李新民和她的花木林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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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注

文中写到的李新民，她有朋友更喜欢叫的另一个名字“小银”，这是她的小名，在她的云南老家花木林寨子从小喊到大的名字。2014年初我去李新民的花木林寨子，我说“小银”个个都晓得，说“李新民”连她妈都会楞着。

李新民回村拍摄是民间记忆计划开始的第二年，2011年初，当时她在草场地工作站的角色，从一个“做饭打扫卫生”变为“后勤兼图书资料管理”，她和创作发生关系是2010年底，民间记忆计划剧场作品《回忆：饥饿》排练创作时，她成了表演者之一（也是她第一次上舞台），第二年初她回云南老家村子过春节时借了伙伴邹雪平的小DV，按照民间记忆计划方式，从采访老人“三年饥饿记忆”开始她在村子的拍摄。

两个月后，从云南高山寨子回到北京草场地工作站的李新民，带回20多个小时素材，包括14个老人采访（被访人长辈亲戚居多，外公外婆姑爷姑婆姨公姨婆等等），然后开始边学剪辑软件边剪辑，三个月后有了她的第一部片子《回到花木林》初剪。

吴文光

2019.4

（片中画面之一，李新民路遇邻居老人）

李新民带着她的“花木林”登场，她人生的第一个纪录片《回到花木林》初剪在草场地工作站的“初剪工作坊”亮相，片长87分钟，看的时候感觉过得很快。

李新民的片子是从她自己在山寨家的日常生活开始，端着DV机拍她的妈妈、姐姐、还有一岁不到、正在蹒跚学步的外甥女，当然还有她自己。四个女性，一个40出头、两个20出头，一个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

在云南绵延群山中的那种生活，抛弃浪漫主义想象，没有多少稀奇的，就是浇菜水、劈柴、做猪食、收豌豆、做饭吃饭看电视说话。这种高山中的农人生活，一年里也难得有什么稀罕事或重要新闻发生，某个女人和什么汉子私奔了的事值得说上一年还没有完。

按我的理解，这是千千万万云南山寨生活的一个缩影，李新民也是千千万万个山寨女孩的一个。在片子进入李新民和母亲夜晚看着电视的对话场面，李新民问她妈：“妈，你知道我和姐姐在外面怎么当保姆的？”这时我们开始嗅到这个山寨呼吸凝重的内部。

我们接着听到生活的叹息继续从片子里发出来，就是在李新民端着DV去找那些寨子里的老人时，她们/他们在东一句西一句的瞎聊中，我们可以听到这些叹息：一个老太太说自己的眼睛不好，是因为生了10个孩子死了六个哭的；哀叹自己养了两个儿子，50岁了还没有媳妇（大儿子找过两个，一个死了，一个跑了，小儿子一直是打光棍）。

更多的叹息发生在李新民问他们过去的事情时，这个曾经遥远山寨的所谓世外桃源，一样也逃脱不了这个国家经历的噩梦覆盖，1958年人民公社时，一样被强迫“集体入社集体出工干活”，“拢到一起做饭吃饭”。在被称为“三年饥饿”的“吃伙食团”时期，那些老人说起日子是怎么熬过来时，“忆苦”滔滔不绝：

大集体吃饭，鸡鸭猪羊一律集体养，私人不允许，要养也没得东西喂；

一个劳力一天四两饭，小孩老人二两；不干活就没有吃的；

刚出生的孩子扔在家里，去干活，天亮出门天黑回来，孩子嗓子哭哑了；

有的饿不住偷玉米被捆被吊，然后上吊“自取灭亡，成佛了”；

干部有得吃，群众没得吃；

实收一万二，虚报二万四……

这些陈年往事就从那些坐在墙壁发黑的火塘旁的老人嘴中一点点倒出来。我相信，一定是第一次有人走到他们面前倾听并记录下这些故事。

（李新民采访的两个老人）

因为这些陈年往事，这个片子有了一种异样的沉重，让人看着呼吸难以平缓。回头再看李新民一家四口人的现在时生活，是的，可以不愁吃不愁穿了，但在“饥饿”年代过去50年后，生活的变化就是这个样吗？何况我们知道这种“不愁吃穿”的日子是靠去城里“卖工”换来的。这是一种“巨变”、或只是可怜、起码的“一小步”？

再看看李新民镜头里经过的那些风景：溪水变得浑浊，树瘦弱，还稀稀拉拉；村民引山水冲出山坡石头的原始采石……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这个隐藏在云南高山中的花木林寨子，都是那么的“穷山恶水”模样。

看完片子初剪，我当然可以随便挑出其中问题：行走移动镜头摇晃厉害，空景摇移画面不流畅，一些老人采访构图过大或光线不足，这些属于明显技术不过关。还有进入某个老人家居生活时，感觉应该还有更多细节展开，但没有纵深下去，这大概因为“现场捕捉能力”问题。

但我觉得对“打工女”身份的李新民来说，回到老家寨子第一次拍片，因为自信心不足，或害怕寨子人对自己拿着摄像机拍摄说三道四觉得心虚，有这些问题是自然，没有我反而觉得奇怪了，不是李新民了。如果再有第二次拍摄，这些问题会自然消失。所以对这类基本技术掌握，如果是一个有过专业学习的拍摄者，我会很挑剔批评，但对李新民，我在工作坊讨论时半句话都没提到。

我其实有更多感慨，这个李新民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创作，也许会是她人生意义的第一次创作，不仅仅是作品，是她开始创造自己的人生。

这个李新民，出生云南山寨，家境窘迫，从懂事就知道生活不易，就盼望自己能挣钱帮助家里分担，12岁就背几十斤柴走10几里山路到城里卖，换回五块钱。小学没读完，15岁就到城里“帮人”“卖工”（当地说法：“做保姆”“打工”），在别人家里当保姆，做饭照顾老人打扫卫生。每个月挣得一百多快，全部省下了寄回家里。她老家盖新房花的钱，就有她当保姆挣的钱。

（回到花木林寨子，依然帮家里干活的李新民）

一个应该是在豆蔻年华、安心待在学校里接受正常教育的女孩，却被生活提前驱赶到肩负生活重担的路上奔跑，这是李新民一类村子女孩的不幸，看了李新民的第一部片子初剪，我的感慨还有，她之前的“不幸”成就了她创作之“幸”——虽然这么说有些残忍，但的确如此，她过早进入的现实生活体验，她提前理解的生活不易，等等这些辛酸苦辣都在帮助着她拍第一个片子时已经有了足够的人生准备：有底气，有话可说，有被压抑的情感要抒发。

有人可能会说，李新民因为到了草场地才有了她的第一部片子。这么说只是事实一部分，只是“客观环境”，但如果没有民间记忆计划的开始，她在草场地的角色依然是“为艺术者服务”，和创作无关，只是因为民间记忆计划2010年开始，每个有自己村子的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回村采访和拍摄，接着有了第二年李新民主动选择参与，有了李新民迈出的第一步。

谈片子我却谈李新民这个人很多，做片如做人，我相信这句话。的确，李新民，我们身边这个平时熟悉、也普通无比的人，正在给我们提供激励和启示。她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下去，谁敢说不会是某种奇迹的开始？

（片中画面，花木林寨子）

（写于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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