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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蝗虫看见人类自己

邓晨 看世界杂志 2020-08-26

肯尼亚,一位当地农民在驱赶一群蝗虫


近来沙漠蝗(Schistocerca Gregaria)肆虐东非、中东与南亚。虽然蝗虫喜旱怕湿,但是当沙漠降下异常大雨时,萌发的植物会成为它们大量繁殖的食物。


明代徐光启指出,蝗灾起于“骤盈骤涸之处”的水土变化,因此治蝗必须注意所谓“涸泽”之地。这是正确的看法(但他推测蝗虫来自水中的虾则不正确)。其实要了解蝗虫的习性实属不易,昆虫学家直到20世纪才完全搞清楚——当蝗虫大量繁殖之后,外观与习性会发生剧烈变化。



19世纪描绘蝗虫群的插画


当沙漠蝗借着“沙漠变湿”的契机大肆繁殖,拥挤扎堆引发体内生理变化,它们的外表不再是清新的翠绿而是变成黄黑色。中国较常见的东亚飞蝗也会由绿变褐,它们从四处零星蹦跳的小家伙变成遮天蔽日的黑色风暴。


人们一直不知道蝗灾中的蝗虫其实是从普通长相所变,直到1921年蝗虫学家鲍里斯·尤瓦洛夫的研究发表,他形容蝗虫的变化就像水有气态、液态、固态的“相变”一样。



散居型(上图)及聚集型(下图)的沙漠蝗虫若虫


过去世界各地的人,都把“变身”以后的蝗虫当成一种不同的生物。西非马里的多贡人,把成群的沙漠蝗看成一种特殊品种的“肮脏蚂蚱”(Kaya-mosu);早期的美国移民不熟悉蝗虫,只因成群出土的鸣蝉数量很多,也把鸣蝉唤作“蝗虫”。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追踪,“骤盈骤涸”的现象在这次大蝗灾里,最初发生在阿拉伯半岛的鲁卜哈利沙漠,尤其是也门境内;2018年5月和10月的两个热带气旋“梅库努”与“鲁班”,带来了600毫米以上的雨量;但由于也门陷于内战难以应付,控蝗发生了缺口。


大旱之后望见“云霓”?


从粮农组织的监测系统来看,直到2018年年底的阿拉伯半岛与东非,尽管经过几个热带气旋冲击,起初还没有蝗灾的迹象;倒是西北非、中非与红海沿岸地区由于有不少降雨,所以不停在喷药压制新生蝗虫(这些地区对2012年的蝗害还记忆犹新)。气旋之后索马里的西部出现过小规模蝗群,但很快被压制下去。



2018热带气旋“梅库努”(图源:美太空总署)


蝗虫其实已经在也门的沙漠地带慢慢繁殖了。


2019年1月蝗虫通过沙特地区飞往伊朗,4月时伊朗与巴基斯坦已经需要努力灭蝗;也门与沙特的蝗群同时还在不停扩张,向南亚与东非两边输送。


到了2019年下半年时,东非许多地区出现异常降雨(超过正常值的400%),蝗害开始暴发,巴基斯坦与印度的灾害也进入高峰。


印度洋偶极(Indian Ocean Dipole)效应把也门、东非的暴雨和去年的澳洲大火连结在了一起。由于气候暖化造成印度洋温度升高,加上大气对流的相应作用,东西两侧的海水温度出现两极分化。


当靠近阿拉伯半岛与东非的海水趋暖,而靠近澳洲的一侧偏冷,会造成东非一边异常降雨,苏门答腊、澳洲等地则面临足以造成大火的严重干旱。



东非和阿拉伯半岛的蝗灾暴发地图


印度洋偶极时不时会来回反转。2010~2011年发生相反的负偶极效应时,东非经历了6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与饥荒,澳洲则遭遇热带气旋袭击,发生了50年来最严重的水灾。


近年来偶极的震荡频率快速增加,很多气候事件与蝗灾一再重演。比如,2006~2007年东非与也门等地遭遇强降雨,另一边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发生森林大火,澳洲严重干旱,也门、肯尼亚与巴基斯坦等地发生了较小的蝗灾,而当年蝗虫的移动路线就和这次十分相似。


或许,人们太过相信知识能转化成力量,但就目前失败的气候治理而言,人类被提醒了“知”与“行”之间的严重落差。蝗灾就像气候变迁这个巨大漩涡中的次生风暴。


最先发现印度洋偶极现象的气象学家山形俊男认为,按照目前的趋势,印度洋偶极这类极端天候恐怕只会越来越多,人类只能从现在开始努力做好抗灾准备。


战争对蝗灾的推波助澜


可能有些人觉得,蝗灾与气候暖化间的关系没那么绝对,毕竟蝗灾自古以来经常发生,而且全球气候变迁的效应诡谲莫测。


不过说到战争,虽然并未创造出蝗虫,却直接摧毁了人们合作灭蝗的能力,这种明确的关系或许比暖化更加质问人的良知。


进入21世纪后,人们已经目睹了好几次与战争有关的蝗灾。2011年北非的利比亚陷入内战,严重削弱了其原有的控蝗能力,偏偏接下来南部的沙漠城市加特(Ghat)一带遭逢大量降雨,在撒哈拉这片平常“年雨量不到10毫米”的地区,降雨量接近100毫米。


于是沙漠蝗大肆繁殖,接着挥军西进阿尔及利亚,南下撒哈拉沙漠南沿的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乍得诸国。


战争放纵了这批蝗虫的扩散。利比亚与阿尔及利亚的灭蝗队欲振乏力,从利比亚战败后撤退至马里境内的图阿雷格族残军,又阻止马里的灭蝗工作。


这些蝗虫不仅破坏各国的农业与粮食供应,造成土地荒漠化,而且生计受创的图阿雷格人与难民为了求生,进一步与南方的农民争夺水源与土地,这又给暴力冲突火上添油。


马里内战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还未停歇。



肯尼亚两名小孩在田地里驱赶蝗虫


在这一次的东非蝗灾里,也门和索马里两国的内战也都起了助推作用。也门从2015年打到现在的内战,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国家的灭蝗措施停摆造成蝗害。蝗害使原本因战火受损的粮食生产受到进一步打击,唯一差可告慰的是人们还能捕捉蝗虫来果腹。


内战开打之前并非如此,在2007年与2013年发生蝗灾时,也门政府与国际组织快速采取措施扑灭蝗虫。


不仅是也门,现在索马里的内战也在帮助蝗灾肆虐。


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Al Shabaab)阻止灭蝗队进入其控制区喷洒杀虫剂。即使邻国努力扑杀,新一轮的蝗虫仍然可以在索马里繁殖。粮农组织指出,今年肯定还会多雨,如果不加以阻止,半年后蝗虫数量可能是现在的400倍。



2020年2月蝗灾地图(图源:国际农粮组织)


战争之外,外交冲突也在帮倒忙。2019年蝗群从也门向东移动,首先进入的就是伊朗境内,随后才继续往东扩散到巴基斯坦与印度。而伊朗无力快速应对蝗灾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制裁使得伊朗无法获取杀虫药剂,而且治蝗经费也不足。


在这种恶劣的局面下,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合作控蝗似乎是让人最感欣慰的消息。合作其实不是最近才发生,而是一直都存在着,尤其是1958年伊朗的蝗灾向东蔓延到巴基斯坦和印度,20世纪60年代粮农组织就推动了西南亚洲多国控蝗委员会,催生了跨国的灭蝗合作制度。


不幸的是,这些跨国监管机制没能避免也门与索马里这样的脆弱环节崩溃。这不是单靠粮农组织所能处理的,这是国际政治的灾难。


从蝗虫看见人类自己


人们面对蝗灾的侵袭,总不外乎几种基本态度。一种是竭力奋战驱赶消灭蝗虫,在非洲、南亚的农村仍然用敲锣打鼓、浓烟、壕沟来对付蝗虫,同时官方早已开始采用遥感技术、eLocust3电脑等互联网设备来追踪蝗群,用杀虫剂、病毒(如蝗痘病毒)和“绿僵尸”真菌来扑杀蝗虫。


另一种则是咬牙承受并反思灾害。许多宗教信徒认为蝗灾是天罚,只能承受而不能加以对抗。例如许多地方的伊斯兰信徒,以及古代欧洲的天主教徒都会如此解释;在印度南部有种仪式,会抓来一只蝗虫,加以善待然后放飞,祈求蝗群因此离去;西非加纳的西萨拉人会用各种巫术请求神灵庇护;我国古代的蝗神庙表现的也是这种恐惧和敬畏的态度。



沙漠棘手的灌木丛上喷害虫防治喷雾


当然,如果蝗虫已经形成巨大的群体,即使最先进的技术都是缓不济急的,更不用说是敲锣打鼓、张网或壕沟了。在这种时刻,人们也只能在内心要求自己戒慎恐惧,因为无法对如此庞大、不知从何而来的蝗群再有任何对抗。


在这种无比渺小的感受下,有时人们也会把一切道德化,用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方式处理蝗虫。例如,欧洲的教会曾经抓来蝗虫,用审判处死的方式解决它们,或者指控蝗灾是巫婆的妖术,然后用残酷的方法处死巫婆。


许多充满想象成分的宗教行为,其实可以说是要求人们自我警惕,与自然环境的运作保持和谐。这种警惕态度,即使在今天科学发达的时代也是有意义的,但如果坚持许多迷信守旧的宇宙观和传统规范,就会和现代控蝗政策发生冲突。


在英国殖民时期的南非、西非与索马里,在沙俄统治的中亚地区,都发生过当地部族反抗殖民当局的现代灭蝗措施,甚至反对灭蝗也成为了当地人反殖民的口号。殖民当局则认为当地人愚蠢未开化。即使到了今天,这类冲突都还未完全消除。



索马里半自治邦特兰地区,尚未长出

翅膀的年轻沙漠蝗虫在空中跳跃


铺天盖地的蝗虫群对人类来说,是自然界的混乱异象,但是从蝗虫追溯到气候与战争,会发现混乱的也是人类自己。仔细瞧瞧蝗虫的行为,很可能与我们自己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连科研探索都可能深陷混乱。首次命名“沙漠蝗”的是瑞典的生物学家福斯科尔,他在1760年参加丹麦组织的一支中东探险队,6名队员从一开始就彼此猜忌厌恶。


福斯科尔1761年到达埃及以后命名了“沙漠蝗”,两年后就不幸因疟疾死于也门,这支混乱而不幸的队伍只有一人生还。



人类在地球上吞噬资源、相互斗争、四处扩散。日常社会秩序中,我们就像翠绿的和平蚂蚱,但在战争中则如同变身为成群结队的黄黑色蝗虫——虽然样貌丑陋,但就是由翠绿蚂蚱变成的。


对于这一点,或许北美印第安的乔克托族比我们看得更明白。在他们的神话里,人类与蝗虫原本就是一起诞生、一起从地下爬出来的,而人类可能还比蝗虫危险一点。




作者 | 邓晨

特约编辑 | 姜雯 jw@nfcmag.com

排版 | 兰凡

看世界杂志新媒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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