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姆兰·汗，超级队长光环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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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姆兰·汗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4月10日凌晨通过针对总理伊姆兰·汗的不信任动议。伊姆兰·汗成为巴基斯坦历史上首位遭国民议会罢免的总理。
作为普什图人精英的孩子，几乎以英语作为母语的伊姆兰·汗似乎不太受到巴基斯坦社会中对普什图人的传统歧视。但另一方面，他也经历了身份困惑——在最初接触板球时，他发现自己的乌尔都语混杂着太多英文单词，以至于平民百姓的孩子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
身份困惑也许促成了他的某些矛盾——伊姆兰·汗有极其西化精英的一面，他在英式上流社会如鱼得水，拥有各种绯闻轶事的传说。
他的第一任太太来自伦敦一个富裕家庭，第二任太太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气象节目主持人；但与此同时，他又格外强调自己的巴基斯坦身份——他身穿传统长袍、戴普什图人的头巾、认真做礼拜，第三任太太是一位伊斯兰教苏菲派的虔诚信徒。
伊姆兰·汗上台时，他的对手都指控他是军方背书的人选，但从现实来看，他和军方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尤其是近两年，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公开化。
专栏作家穆罕默德·塔基3月投书印度媒体《The Wire》，指出伊姆兰·汗的危机源于巴基斯坦政治结构的变化，即在幕后的军方不再全力支持现政府，从而让执政联盟出现了松动。
“军方会希望有一个可预期的、长袖善舞的政府首脑。然而，伊姆兰·汗最出名的，就是他的能言善辩和固执己见。”2018年巴基斯坦大选期间，美国威尔逊中心的学者库格尔曼（Michael Kugelman）在为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撰写的一篇评论中这样写道。他不认同当时颇为流行的“伊姆兰·汗就是军方傀儡”的论点。
伊姆兰·汗的人生道路的确以坚韧和不妥协著称。
众所周知，他是巴基斯坦史上最出色的板球运动员之一，因1992年板球世界杯中作为队长带领巴基斯坦国家队夺下桂冠而万众瞩目。
不过，在上世纪70年代末，作为一名投球手开始职业生涯的伊姆兰·汗表现并不算好——他的投球姿势不标准，形象上是个“羞涩的大男孩”。“但他很快成长为一名全能的快速投球手，证明了他的勤奋和心中难以抑制的征服欲。”巴基斯坦《Herald》杂志在当年的一篇球评中如此写道。
这个逐渐带上自信的全能板球运动员，在1982年成为国家队队长。此后十年，他在对抗赛中投出了362次三柱门直接命中、使对方出局的成绩。在这项规则极为复杂的“绅士运动”中，队长肩负着临场调度和指挥功能，是队伍的大脑和枢纽。人们的印象中，在伊姆兰·汗担任队长期间，“几乎是他在指挥教练”。
但倘若以为伊姆兰·汗只是个“运动员转行的政治人物”，那将会是对他的严重误读。
伊姆兰·汗1952年出生于旁遮普省拉合尔的一个公务员家庭，从小接受的是中产精英的教育。本科阶段他就读于牛津大学的基布尔学院，主修哲学与政治学。
年轻时对板球的热爱，让伊姆兰·汗投身职业运动。但他对参与政治和投身社会事业的热诚始终不减，这使得他在退役后成为巴基斯坦最著名的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之一。
1992年，澳大利亚《60分钟》节目聚焦了这位刚刚在板球世界杯上“封神”的39岁国家队队长。摄制组跟随伊姆兰·汗回到巴基斯坦，所到之处，人群像潮水一样包围了他乘坐的汽车。人们花重金购买他出席的晚宴入场券，为他送上礼物和捐款。通过募捐，伊姆兰·汗基金会在1994年投建了巴基斯坦第一家癌症专科医院，医院以伊姆兰·汗母亲的名字命名。
当时的澳大利亚记者敏锐地注意到，作为“国家英雄”的伊姆兰·汗，成了各路政治力量争抢的对象。当时刚做总理不久的纳瓦兹·谢里夫在庆功宴上拍着他的肩膀对镜头说：“我很久以前就给你政治门票了。但你拒绝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的许诺仍是有效的。”谢里夫恐怕没料到，30年后自己的家族和伊姆兰·汗成了对手。
1996年，伊姆兰·汗正式从政。上世纪90年代的巴基斯坦，由谢里夫和贝娜齐尔·布托领衔的两个政党竞相轮替上台。但伊姆兰·汗认为，两党对垒的背后是家族政治和腐败政治。因此他组建了第三政党，命名为“巴基斯坦正义运动”（PTI）。
和板球队长任上的风光相比，作为政治人物的伊姆兰·汗没有那么顺利。直到2002年，他才第一次获得了国会议席。
2016年在会见印度德里的新兴政党“平民党”党魁凯基利瓦尔（Arvind Kejriwal）时，伊姆兰·汗自嘲说：“你现在做的，是我们19年前建党时候做的事情，但我们（当时）每向前走一步，就往回退两步。”
他的固执最终有了效果。2013年，也是建党17年之后，PTI第一次获得议会中第三多的议席；2018年，伊姆兰·汗终于在大选中获得胜利，组阁成为巴基斯坦总理。不过，他在这次选举中没有获得绝对多数，这使他不得不与一些小党和独立派联合组阁。
2013年和2018年的选举胜利，是巴基斯坦社会变迁的产物——上世纪90年代那些族群和阶级动员的传统政治无法再吸引市场化和私有化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和城市中产。那些小时候在电视机前看着伊姆兰·汗长大的选民，厌恶媒体上反复出现的政治老面孔——谢里夫家族、布托家族……他们的名字和腐败、丑闻拧在了一起。人们需要“第三股势力”。
然而，以“干净”和“领袖气质”赢得大选的伊姆兰·汗，却没能兑现自己的承诺。
上任之初，他雄心勃勃地提出，将同时推进三条路线：更多社会福利、对精英阶层征更多税，以及鼓励更大规模的出口。
想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伊姆兰·汗，可谓“眉毛胡子一把抓”——2018年，他推出“新巴基斯坦”（Naya Pakistan）项目，要为居民提供大规模住房；2019年，他提出清洁能源计划，要求2030年前将清洁能源占比从4%提升至30%；同年，他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摆出强硬姿态，反对继续借款……
但这些承诺，要么兑现缓慢，要么最终妥协了。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的基本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四年间没能得到缓解。
根据巴基斯坦国家银行的数据，在疫情影响下，巴基斯坦的外债规模水涨船高，从上任之初的970亿美元增加到如今的2300亿美元。通货膨胀和消费者物价指数近年来也上涨严重。美元兑巴基斯坦卢比更从2018年的1比120上涨到如今的1比180，使得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大为缩水。
尽管以上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咎于先前的谢里夫政府执政不力，或归咎于猝不及防的疫情，但一个显著事实是——当超级队长投入政治后，先前的神话光环也逐渐褪色了。
不光让选民感到失望，伊姆兰·汗也没能满足支持他组阁的那些小党派。比如，联合政府中的统一民族运动党希望他上台后能够为自己的大本营卡拉奇带来更多发展机会，但始终未能兑现。因此在这次不信任案投票期间，统一民族运动党倒戈向了反对派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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