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阿乙：我不是传递真理的人，只想讲一个故事
阿乙很容易疲惫。对着镜头录制了47分钟后，在摄像机换电池的间隙，他低下头，尝试摘下别在衣襟上的话筒。聊着天，他会把右胳膊支成90度，上半身顺势倒下，额头压在小臂上，趴在桌边，就像一名即将午睡的小学生。他需要中场休息，持续的谈话不啻于一场马拉松，一旦体力耗尽，身体就会发出警报。
同为作家的孙一圣熟悉这样的场面。他们住得近，常约在北京朝阳大悦城附近的咖啡馆写稿。有一次，阿乙写累了，趴在桌面上。过一会，他抬起头说：“我觉着，有另一个我在没日没夜地工作。”以至于，真正的他筋疲力尽，只能天天睡觉。孙一圣把这句话敲进手机备忘录，打算以后写小说的时候用。
2013年~2018年，阿乙生了几场大病，在医院住了很久。躺在白色的病床上，病痛在房间里缠绕。手术后，引流管的一端扎进身体，另一端连着一个小桶，桶里是他的血浆。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要拎着桶，这一度让他感到羞耻。一整夜抽烟、写稿的日子过去了，现在阿乙每天23点前入睡，戒烟，散步、骑自行车锻炼身体。
今年4月，译林出版社推出了阿乙的新作《骗子来到南方》，9月还将推出其随笔集《寡人》。阿乙手头还在写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未婚妻》，这部小说从去年开始写，每天保持写800~1000字——既不伤身体，也能感受到写作的乐趣。目前，《未婚妻》写出了23万字。
01
只想讲一个故事
“他喜欢把日常生活里的人摁到小说里。”《南方周末》记者宋宇说。“他”指的是阿乙。孙一圣直到拿到《骗子来到南方》样书，才得知自己被写进书里。“也不算是惊喜，就是惊吓。”翻开书，他在第一章找到自己的名字，发现篇幅不大，内容无褒无贬，那颗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放下。
阿乙把一次聚会写成了短章《用进废退》。孙一圣来得晚，所以花在他身上的笔墨少。那天一早，阿乙的妻子的确收拾衣服去武汉出差，他和朋友也确实在咖啡店见面。戒烟后，生活变得空荡荡，阿乙开始喝咖啡。他点了一杯卡布奇诺，当黏腻的液体在喉咙里作怪，满脑子全是点错咖啡的沮丧，只好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书中，朋友拓跋晓春说的话真实存在，只不过他的名字和职务是编造的。现实和文学的交界地带，发生在走出咖啡馆的一刻：现实是两条鱼在玻璃缸里游；而在小说里，拓跋晓春和恋人在密闭的水箱里游泳，身体两侧是被割开的伤口。
《骗子来到南方》里有两篇挨着的寓言：《想学魔法的孩子》《追赶一只兔子》，主角都是一个不听大人话的小男孩，他们离家出走，但结局却截然相反——前者被孕妇推进热锅煮熟，剥皮拆骨吃下肚；而后者却意外撞破姑妈一家计划趁夜血洗自家的真相。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寓言用故事揭示道理。但从一开始，阿乙就没这个打算。他说：“我不是传递真理的人，因为真理不在我身上。我就是想让人得到一个故事。”
起书名时，阿乙、编辑、出版社达成一致：尽量轻快，容易引起读者注意。阿乙念了几个书名，《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阳光猛烈，万物显形》《早上九点钟叫醒我》。他的书都有一个共同点：富有动感，让读者快速获得一个清晰的认知。仅凭书名，《骗子来到南方》揭示了一桩事先张扬的欺诈案，将戏剧冲突推向高处，又戛然而止。
阿乙只写异常的人。《剩渣》是第二篇短章，书中铜浇铁铸、虎背熊腰的后生昭丂从县城来到北京，在酒吧与网友见的第一面，就迷失了自我。“从她开口说第一句话开始，我就像一条狗一样听从她了。”为了让爱人青春永驻，昭丂在抗衰机的运转下抽空了元气，最终成为一具干尸——听起来，像是一个带有科幻色彩的聊斋故事。
第三篇短章《表妹》的聊斋色彩更浓。暮色中，肉塔一般的表妹出现在小镇杂货店门前，她吃空了杂货店，在第二天清晨变成了一条蠕虫。“没有眼睛、头颅和四肢，只有一节节隆起的肉。”孙一圣把“表妹”看成一个容器，阿乙写出了人内心深处难以启齿的羞耻感。
阿乙
02
勇敢地拥抱新生活
“火车穿城而过，你能听到它鸣起的汽笛声。”阿乙上中学时，火车每天从学校附近经过，汽笛声一度让他忧伤。“就是你被远方抛弃了，被遗弃在原地。”那时还没有作家阿乙，他还是在江西瑞昌长大的小镇青年艾国柱。
即便在瑞昌生活了很多年，他仍然对每一个终将到来的冬季心生抗拒。南方的冬天彻骨的冰冷，树枝是冷的，桥是冷的，枯草是冷的，水洼是冷的，他的双手皲裂、长着冻疮。阿乙在《骗子来到南方》写道：“我还记得一位养老院的老人不慎滚下床后，冻成冰柱。火化的时候，人们要用铁锨先把冰敲碎。”最难捱的不是寒冷，“父亲的脸和冬天一样冰冷，没有表情，只有简单的命令和无可挽回的裁决。”26岁的艾国柱想要离开，即便当时他有着一份父亲眼中的体面工作——警察。他还是决绝地辞职，家庭没能将他摁在原地。
当时，他身边有很多人为逃离做准备。有同事申请停薪留职，出去闯荡一两年，兜了一圈又回来了。更多的情形是，做足了逃离的准备，却迟迟没有离开。阿乙的结论是，当机会摆在眼前的那一刻，人内心生出的恐惧，致使人害怕拥抱新生活。他承认，他也害怕，自己是大专文凭，不会外语，从警校毕业，大致只能当保安。他说：“当你要出门的时候，想的都是自己不利的地方，不会想自己拥有的东西。”
辞职后，艾国柱最大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能在一家报社当编辑，“当一个普通的编辑就好”。然而这个近乎于妄想的念头，在“出门的第一步”就完成了。他在一家体育杂志做了9年编辑工作。编辑艾国柱从没想过出书，当时的想法是“能在报纸的副刊上，发表一些散文就行了”。32岁的艾国柱郑重地写下第一篇小说《灰故事》，那时的他并不知道，未来的自己会成为专职作家，出版十几本书。“现在我对自己也不是很满意，但是如果以我20来岁的眼光看，现在已经超越了他的想象，简直没办法再好。”他用亲身经历证明，新生活并不可怕。
他在《骗子来到南方》里，描述了发生在小城市的“虹吸效应”。书中的红乌市通了高铁，修了飞机场，楼房越建越高，然而城市却没有如预想地腾飞——人才源源不断地通过高铁输送到大城市。阿乙每年会回故乡一次，街道变化太大，陌生感愈发强烈。他从另一种角度看待小城市人才流失。“开始看到的是人才流失，但最终看到的是一种向外的征服，越来越多的人向大城市进军、开疆拓土。人变得更有价值，更有可能性。”
阿乙
03
记录生活的一面
当天，阿乙随身带了一本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的《单行道》。书已经看完一遍，这是第二遍。他随身带了三支笔：一支红笔、一只蓝笔、一支黑笔，便于随时标注。“她像一朵盛开的花，处在一个快到边界的状态，但是没有突破，刚刚好，开得刚刚好。”阿乙钻研译者的用词，典雅，美感拿捏得恰到好处。
宋宇记得，每次见到面阿乙都会带一本书，哪怕是在线下活动——他和几位嘉宾坐在台上，人群注视着他们，阿乙手边放着一本书。记者侯默在几次饭局上见过这一幕，阿乙是饭桌上唯一带书的人。采访时，5个人围坐成一圈，阿乙从交谈中起身，他走到临窗的座位坐下，默默翻书，像是独自来咖啡馆度过宁静午后的常客。过了一阵，他又走回了人群，像是从没离开过一样，重新加入对话。“感谢大家的体谅和宽容。”他说。在家也是一样，他常常边啃面包，边看书。
阿乙离不开书，也离不开写作。对于写作，他更多的意图是，“让读者看到生活的某一块，或者某一面。”“生活滚滚向前，我们在其中浮沉，我扫描出其中一段。”他在《骗子来到南方》这样写到。
在生活里，阿乙对消费缺乏想象。那天他穿的皮鞋明显偏大一号，棕色的鞋面像褪色的布料，深一块、浅一块。问鞋子穿了几年，他想了想，自己也记不清楚。阿乙不理解妻子进入家具城的热情，“就像猛虎见了羚羊”。几天后，有人敲门，“（沙发）送上来了，是在门外装，还是里头装？”说着话，几个男人开始穿鞋套，几万块钱的沙发买回来了。
《骗子来到南方》的腰封印上了格非的评论语。责任编辑侯擎昊的解释是：“因为阿乙崇敬格非老师，所以把这句话用在新书宣传上。”提起“格非”——这两个字好像有魔力，阿乙疲惫的脸上泛起笑意。他欠了欠身子，往凳子前坐了坐，上身紧绷起来，像一个在课堂上正襟危坐的学生。
“马勒、贝多芬在我耳朵里都是噪音。”阿乙不懂古典音乐，但是看完了解读文章后，“噪音”变得有迹可循，他摸到了古典音乐的大门。文字和读者之间，需要一个第三者，由评论家来讲述文学的精妙。格非是一位高超的作家、评论家。他们曾经在会上见过面，“大概有五六次”。阿乙记得很清楚。但他从未鼓起勇气和格非展开对话，擦肩而过后，他只是远远旁观。“不想打扰格飞老师。”阿乙说。
采访结束后，在商场一楼，阿乙在所有的面包店前驻足良久，像看艺术品一样隔着玻璃静静端详面包。他给面包拍了照，用微信发给妻子，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走出达美广场，步行30分钟去朝阳大悦城，前往下一家面包店。
途中，经过一家洗车店，阿乙录下洗车的声音，举着手机，他把手机出声口放在耳边，反复播放录音。分别前，阿乙说：“我现在累了，不聊了，回去得躺一两个小时才能缓解过来。”
他趿着一双略大的皮鞋，消失在十字路口。
摄影：吉它木影
对话
阿乙& 中国阅读周报
中国阅读周报：《骗子来到南方》好像讲述了人生的无常？比如《生活风格》里毕癸丑出门买肉，最后却变成了一堆肉块，儿子毕小虎还割了一块。
阿乙：你说得对。这种逆差或者落差，它其实是读者和作者都感兴趣的地方。希区柯克（被称为“悬念大师”）的故事到结尾会有一个超大反转，你不会空手而归。
我的很多小说，特别是短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到结尾来一场风暴式的大逆转，甚至长篇也会这样。这是一种个人的爱好和趣味。反转不能太多，反转一次是最好的。
现在有电影会多次反转，反转一次，再反转一次，再反转一次，就是否定否定再否定。3次以上的反转会陷入某种眩晕感，我的原则是，反转不能超过两次。反转一次能够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就像在万里无云的白天，突然下了一场暴雨。
中国阅读周报：是给文学做减法吗？
阿乙：不是，是设定一个基本的公式。我的小说里，基本公式之一就是逆转，结局逆转。
中国阅读周报：小说中两个寓言故事，最后的道理截然不同。怎样理解？
阿乙：我不是传递真理的人，我不想传递真理，因为真理不在我身上，我只是传递一个故事，还有一种感受，一种人性的感受，甚至最简单地说，让人得到一个故事就好了。
我打算做一个实验，去掉所有的文学因素，故事里没有任何文学上的结构、修辞和讲究，就是赤裸裸地讲一个街边故事。我想做这样一本册子，大概要过几年再做。
中国阅读周报：可以讲讲写作状态吗，比如几点钟开始写，每天写多少？
阿乙：我一般早上起来，就焦虑地要开始，一般会磨到上午10:00左右，在上午快要结束的时候写完。然后下午可以去玩，到咖啡馆或者是书店看书。要么在中午前的2小时完成，要么在中午后2个小时完成，一般都是这样。
每天800~1000字，写到一个适合的状态，我就放手不干了，第二天再写。之所以这么干有几个理由：村上春树、海明威都说过类似的观点，写到一定量的时候，感觉写得很好的时候就停笔，你去玩，第二天再开始。
胡安·鲁尔福也说过这个话。他说，你每天有很多想法，腾到稿纸上只能腾一半，另一半隔天再腾，这样就可以保持一个“未熄灭的火炭”，第二天可以重新燃烧，否则第二天还要重新生火。这个比喻非常恰当。
第二天要写的东西，实际上早就准备好了，我只需要把它从脑子或者从笔记上腾到电脑word文档。这样我写起来快，而且不伤体力。
这和我目前的身体状态也比较吻合：坚持工作三四个小时就会极度疲劳，一两个小时正好能享受到写作的乐趣。一件事如果能给你带来愉快是最好的。
中国阅读周报：您刚才提到海明威。我看《巴黎评论》，他也说不要全部写完。
阿乙：当天写完的话，第二天写什么呢？第二天就很痛苦。我以前写作有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方式，每天写十来个小时，把当天的精力耗光，第二天精力更差。人是一个有限的动物，要保护体力和精力，不能马拉松式地写作。
石黑一雄说，要趁着几个礼拜就把一个长篇写完。就是说，要用极端的方式去写。我的身体不能连续工作几个礼拜，只能慢慢写。
中国阅读周报：《骗子来到南方》是创作上的分水岭，可以讲讲前后变化吗？
阿乙：这本书逐渐介入自我显现的写作方式。我总结，有2种写作方式：一种是纺织女工，打毛线、编织，作家始终在用双手编织故事。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自我显现，每天去井里舀一桶水出来，第二天发现井里又满了，然后不停地去汲取。具体到落实，就是先把故事的大纲、人物都列好，列清楚，然后通过一些辅助的方式显现，这听起来有点像巫术，辅助方式就是散步。
散步的时候，人不会注意到双腿，脑子是一种休闲状态。你在小说里，大脑就会产生一些内容。其实每天自动浮现的内容，超过要写的东西。也就是说，还要减去一些不写。
年龄是给作者的一份礼物。一个作者到了40岁以后，他有大量的人生经验，看过大量的人，去过大量的城市，经历过很多事情，就比20岁、30岁时人生经验丰富。
从编织到显现的转变，是自然而然的。哪怕你不动，生活也会自动显现出很多东西让你写，就是这么简单。
中国阅读周报：您以前做过记者，新闻会让您产生书写欲望吗？
阿乙：只有他给你致命一击的时候，才会有（写作冲动），但是大部分新闻不具备这样的特质。
2006年，慈溪一户人家的阁楼上发现了一箱白骨，这间阁楼10多年不曾打扫。后来警方破案，这户人家的女儿杀了她当时的男友。在某个场合，一个当地人听说我是写作的，就讲了这件事。
这个故事一下就击中了我，因为这个故事跟我有关。我就想，为什么一米八几的男性，会被一米五几的女孩子给勒死。当然，他是吃了安眠药以后才陷入昏睡。
我猜测，案件的起因是门不当户不对——这对小城男子来说，是很敏感的一个词。比如说，一个地级市的女孩子，她一般会嫁到省城去；一个县里的女孩子，她会嫁到地级市去。如果反过来，一个县城的女孩子嫁给乡下的男孩子，那就是逆婚。
这个案件里女孩的家庭条件更好。也就是说，这个男孩子很大概率娶不到女孩，可能他心里又喜欢，走投无路之下产生争执。这个新闻击中了我，所以我把它写下来，写成了《阁楼》。
在我老家有一件很出名的案件，劳荣枝和法子英的连环凶杀案。尽管案子很大，但是对我来说产生不了写作冲动。
中国阅读周报：可以讲讲书名吗，为什么叫《骗子来到南方》？
阿乙：我做过新闻，我知道要把信息直达给对方，最好用一些动词，用反映行动的一个标题来呈现给读者。
中国阅读周报：《骗子来到南方》好像讲了一种南辕北辙、适得其反。高铁、机场建得那么好，但是来到小城的却是骗子。市民以为是投资，但其实是一个陷阱。
阿乙：你说得很好。我的感觉是，要把真相的一面尽量地说出来。我不会去向人揭示真理，但我喜欢向人揭示一些真相，就是事物发展背后的真相。我们可以直观想象，有一些东西它的背后是一个相反的真相。就像我在书里写到的，如果我们相信那些房地产商（小说里的更江南集团）的广告，我们就会丢钱，他们是南下的骗子。
一个小地方，它是容易被掏空的，因为人才流失掉了。火车每天经过几次，其实都是对当地人的一种羞辱。
中国阅读周报：羞辱感从何而来？
阿乙：火车里的人就像游客一样，他们安全地坐在火车里观看，就像进动物园观光游览一样。小镇里的人动不了，就像被圈养的动物一样。听到火车的鸣笛声，你就觉得自己被远方抛弃了。
中国阅读周报：您提到过，要去做喜欢的工作，和喜欢的人结婚，总之是要逃脱一种奴隶般的生活。
阿乙：人的一生就和这杯水一样（举起了手中的美式），喝完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在对待这一杯水的时候，要尽量多品尝。
如果你和一个人没有感觉，只是在别人眼里觉得你们俩挺搭配，（假设）一个有编制，另外一个做老师。但是俩人天天在家里冷面相对，就这么捆绑在一起，到了30岁、40岁、50岁、60岁。我身边有很多人这样，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分手，走向幸福。也许只有某天，其中一位死亡了，或者两个人都死亡了，他们把死亡的大门打开，才能终止不幸。
我在想70岁都来得及，如果只能活73岁的话，到70岁选择不跟对方过日子，也还有3年是自由的。我不喜欢不自由的生活，把自己和一份不喜欢的工作或者是一个不喜欢的异性捆绑在一起，太可怕了。
有人可能觉得，这样也挺好，分开以后可能也找不到更好的伴侣。但我想，人不应该恐惧新生活。
我在小说里有一句话，很多人恐惧新生活，不敢拥抱新生活，所以宁可抱着旧的东西，又天天咒骂它，但是又不敢离开，就像一条狗天天被主人打得要死，但不敢离开这个家，然后一想到新生活就害怕。这是普遍存在的一种保守心态。
中国阅读周报：为了离开小镇，您做了很多努力。
阿乙：很多小地方的人，并不是没有做好准备，而是像古希腊神话里的伊卡洛斯，连用蜡做成的翅膀都准备好了，随时准备起飞。但是一旦机会摆在眼前，他心里害怕。我也害怕，我大专文凭，外语又不会，我是从警校出来的，大致只能在外面做一做保安，或者到律师事务所帮忙。当你要出门的时候，想的是都是不利的地方，不会想到拥有的地方。
我出门之前，哪里会想到会成为今天这样。我对今天的自己也不满意，但是如果以当年20来岁的眼光看，现在的我已经超越了他的想象，简直没办法再好。
当时我想到报社，能做一个普通的编辑就好，其实这在出门的第一步就完成了。做了9年编辑以后，我哪敢说自己还会成为一个写作者。即便有幸成为一个作家，哪会想到能出10来本书？没有这种想法，没有。当时的就想法就是，能在报纸的副刊上发表一些散文就行了。
20来岁的时候，还有一些特别虚荣的想法，就是娶一个城里的姑娘。这在当时是不敢想象的事，后来也都实现了。就是这样，当时觉得不可想象的事情，以后都会实现。
中国阅读周报：所以您想通过这本书告诉读者，要有一点勇气面对新生活？
阿乙：是这样。我们的愿望，还没到难以实现的境地。你想要什么东西，并且为此做了勤奋的训练，我觉得你就应该去拥抱。
中国阅读周报：您在很多场合说起，自己读完了《追忆似水年华》这部书。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阿乙：它算人生的一个成就。就像好多人去了长城，觉得这是一个成就。我读完这部书也是一个成就，就像到了一个文学景点打卡，就是这么简单。
中国阅读周报：阅读会对写作产生影响吗？
阿乙：关系太大了。阅读就像气候一样影响当地的居民，像龙卷风，或者是极度干旱的天气。我现在写长篇，意识流占了重要部分，这是阅读带来的影响。
中国阅读周报：能讲讲《育婴堂》吗？这是《骗子来到南方》的最后一篇。我没太读懂。
阿乙：吴德虎偶然闯入一个拐卖儿童的犯罪集团。他非常清楚自己要被灭口，因为很害怕，所以不停逃避——做梦，梦见自己在医院做手术。我把在医院的细节写得特别细致，只有这样他才能让自己相信，这不是在做梦。
比如，我们俩现在是在梦境里，我在你对面坐着。要怎么样，才能让我相信这不是梦？我只能说，阳光打到玻璃镜片上，镜片上的光折射在面庞，脸上有一道横线，就像地平线上的那一道返程的红线。我看到了你，我告诉自己这是真实的。
所以我要把细节写出来。有读者读不懂，我不认为是缺少阅读的智慧，只是没有耐心。
故事最后，犯罪集团的老大坐在轮椅上，他最瞧不起逃避的人。他说：即使现在有一幢屋朝我倒来，我也不躲避，躲避使我厌恶自己。
这是一个讲逃避的故事。你要真实地面对生活，而不是一味逃避。
中国阅读周报：书里，毕癸丑出门之前，已经丧失了人性。他因为嫉妒邻居，打死了陪伴自己多年的老狗。老狗的死是否预示了毕癸丑的结局？
阿乙：你说得很好。他打狗是为了发泄，因为他不能打邻居，也不能打儿子。他无处发泄，只能发泄在狗身上。就像有人在外面受气了，回家打老婆孩子一样，就是这种心理。
中国阅读周报：小说里有好几次人吃人的情节。是为了剧情反转吗？
阿乙：在那个年代，外甥把舅舅吃了，舅舅把外甥女吃了，爷爷把孙女煮了，朋友走在路上没有回家，一定是在被人敲死了。因为那个时候都吃树皮。
中国阅读周报：与外界交流，会是一种消耗吗？
阿乙：生病以后，说久了会累。特别是老了以后，出去做活动，一讲讲两个小时。回到宾馆，躺在床上，就跟一具尸体一样——头脑是清醒的，但是动不了。
中国阅读周报：生活和工作的主旨是什么？
阿乙：写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就是活命，活下去。每年也要想挣钱的事，因为现在没有大的开销，所以量入为出，一年挣个几万块就行了。
中国阅读周报：您的小说里好像经常描写失常？
阿乙：写小说，就像爱伦·坡，或者像希区柯克，他们笔下没有一个是正常人，否则就不值得一写。小说最容易进坏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哪有一个正常人？就像福克纳的小说一样，越是理性的人越残酷。
中国阅读周报：您好像经常在微博上分享书？微博有20万粉丝。
阿乙：平均一个礼拜发2条，实在没事干的时候才会发。
中国阅读周报：写作的过程中，会有挫败感吗？
阿乙：接受的打击太多了。从开始写作，每年的打击就像雪片一样飞来，出门就是嘲讽和羞辱。当一个作者满腔热血地想获得一些好评的时候，往往来的是差评。后来我想，写作到最后能坚持下来，全靠忍。
中国阅读周报：怎么去消解伤痛？
阿乙：没办法消解，全自己慢慢消化。有一次，消化了一年之后，觉得人家说得也没错，就开始针对性地进行调整。调整以后，又有新来的人说：这个人背叛了自己的写法。接着又是一顿凶狠的指责。
我现在彻底是一个“无赖式”的做法——不看，每天只要自己写开心就行，已经完全不管外在的评价机制。
中国阅读周报：会有回到家乡的打算吗？
阿乙：你要离开的地方就是故乡。
排版｜童 尚
好书探，我们绝不放过一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