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导师制与学术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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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导师制 学术培养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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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29日，“导师制与学术培养”对谈活动成功举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天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利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田耕，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宋念申，夏威夷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蔺乐，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高冀参与对谈，130余名师生在线上参加了活动。对谈嘉宾们结合自己求学经历以及在高校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心得，分享了自己作为学生与导师相知相处的经历，也交流了各自对于学术培养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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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师制与学术培养 ·

      首先，王天夫老师表示，芝大和北大的教育有着共同之处——思想自由的传承。以自己的导师白威廉（William L. Parish）为例：白威廉治学严谨，甚至有些严肃和苛刻，但在生活上却活泼幽默，为异乡求学的中国学生提供了很多帮助。在学术上，白威廉曾手把手地教给他一些数据分析的教材以外的技法；在生活中，正是得益于白威廉的关心，自己走出了低迷的状态。当时在学校担任社会科学学部主任等要职的爱德华·劳曼（Edward Laumann）也有柔软的一面，他会给学生讲述家里宠物的故事，也会分享自己步入老年的心境。在王天夫老师看来，导师（mentor）不等同于指导教师（supervisor），后者是与工业品生产的逻辑一致的概念，而前者的核心是人心之间的交流。王老师总结道，芝大培养的哲学基础是：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自己“长出来”的。

白威廉（William L. Parish）

      随后，宋念申老师谈了自己的感受。宋念申老师认为，芝大没有一以贯之的“导师制”，每个老师的风格都很不一样。但是在职业性这一点上，有三个共性：其一，是导师选学生的自主性。芝大喜欢招收经历多元的学生，很多学校并不鼓励学生从本科到硕博的过程中插有工作经历，但是宋老师当年报考芝大时，导师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对他学院外的经历十分欣赏。其二，是学术培养上的自由。芝大的导师并没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教学方案，基本不干涉学生的研究方向，当然这在给予学生随时调整的自由的同时也会导致毕业率较低，可谓有利有弊。其三，是绩效上的差异性。芝大导师培养的模式给予学生充分的可能性，但是并不确保学生日后的职业发展。芝大的毕业率很低，历史系到了第三年就会有一批人离开，学生只有依靠自己的能动性才能把握职业路径。例如提供推荐信上，相比起其他学校，芝大导师的投入程度更低。他们把学生视作独立的知识分子、智识上的同伴，而非自己门派的附庸。在宋念申老师看来，这种培养模式值得其他大学学习，但也有可以改进的方面。对于涉世未深的博士生而言，导师不妨多给学生一些职业上的关怀照顾，否则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学术市场上，学生会较为缺乏竞争力。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蔺乐老师回应道，芝大放任的风格确实会导致毕业初期学生的“生存率”较低，但是生存下来的或许有希望走得比较高远。芝大擅长的是智识维度上的职业化，而非工具理性维度上的职业化，不过新一批的老师也在做出改变。蔺乐老师在芝大的四位导师风格各异、彼此互补，职业化的学术培养做得也很好。导师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曾在新生讲话时说，大家进入博士训练阶段将不再是作为知识的消费者，而是学习成为知识的生产者；决定大家学术走向的不是“马力”（horse power），而是性格（character）；这些都给蔺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阿伯特的兴趣非常广泛，和学生的互动也很多，有时还会和学生上一对一的单独辅导课，讨论非社会学的经典文本。另一位导师赵鼎新乐于和学生分享自己的研究感悟。他的很多见地都对学生的研究风格有深刻影响。例如：赵老师时常强调社会学研究需要同时做到理论创新和经验正确；赵老师还针对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提到过学生既要学会听老师的意见，也要有自己的主见。除了这两位领路人，蔺老师的另外两位导师也在理论构建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蔺乐老师还认为可以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观察导师与学生关系。例如，由于芝大中国同学的导师阵容常常有所重合，学生们往往可以从同学的社交网络以及高年级同学的经验中获得一些与导师交往的信息。另外，导师之间也有一定的网络关系。有些导师个性较强，与某些其他导师合作有一定难度；有些教师的个性则没那么强，交游比较广泛。借用和改造一下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的逻辑：如果只选那些相互之间容易相处的导师，虽然可能交流比较顺畅，但获得的信息可能会相对重复。反之，如果导师之间的观点、性格和风格有所差异，学生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帮助。当然，学生也需要考虑如何能让导师们尽量合作与互补。

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

      高冀老师回忆了自己在芝大罗曼语系的求学经历。在博士资格考试之前，学生需要修19门课。在课程组织方面，和法国高校相比，芝大更注重文本的阅读和讨论，学生每次上课前都需要提前阅读文本，做好充足的准备。课程安排强调多元化，并要求学生在选课时要有第二研究领域（secondary field）。此外，还有一门和导师一对一的独立研究课程（independent study），学生可以和老师商量阅读书目安排，定期汇报读书心得与笔记。高冀老师认为，相较于那种直接开始做论文的博士培养模式，芝大前期的课程为自己后期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较为宏阔的视野。在博士培养阶段，高冀老师在导师菲利普•德桑（Philippe Desan）之外，另有三位老师，组成了四人的指导委员会。四人分别来自法国、西班牙和美国，背景各异。芝大罗曼语系与欧洲有着深厚的联系，十分鼓励学生去研究的对象国交换。他自己的研究选题就是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和导师讨论出来的。作为一名教师，高老师在指导学生的时候，也会借鉴自己求学时老师们的教育方式，例如，要求研究生从开始阅读的第一天就要养成做读书笔记的习惯。

王利平老师进一步探讨了职业化的问题，认为芝大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职业化”的教育。但在另一方面，她认为自己还接受了很多单纯学术培养之外的教育。王老师的导师是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和茱莉亚·亚当斯（Julia Adams），他们的风格大不相同。此前任教于密歇根大学的亚当斯或许能代表更主流美国学校的导师风格，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找工作方面都会给予学生细致周到的指导。阿伯特不会给学生推荐工作职位，但给予的是另一种深入生活的指导。从论文的段落到具体用词，他都会手把手地教给学生。王老师总结说，学术经历的职业化的影响是分阶段的、短期的，而真正影响个人学术生命的，还是导师制。导师制并不会随着毕业而结束，而是会长期持续，促使自己不断反思和成长。随着双方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师生关系会发生深层的改变，师生变得更像学术上惺惺相惜的同侪。回想起这一过程，常常感动。

对谈活动现场

      最后，田耕老师分享了自己的感受。田老师讲道，芝大自由的学制与对基础训练的强调会使得学生的进展相对迟滞，但正是这个过程让学生们积攒起决心和能力。这些非刻意的积累会在完成第一本书后，或重新寻找下一个方向时，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这种制度上的自由与知识共同体的建立有着紧密的联系。博士生之间不仅会有未来同道的情谊，还会有道义上的支持，这种道义基于一种深刻的共同投入，包含着学术上的鼓励和批评，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学者之间不是纯粹人际间的关系，而是基于对学术研究的尊重而形成的相互尊重，这种感情正是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本身。和导师间的情感十分类似，尽管学生未来不会依循导师的学术道路与目标前进，但学生会在这个过程中，对共同经历过的岁月感到眷恋和基于共同追求的同情，这或许也是学术新人投身于学术领域的重要动力。

线上会议室

      在互动环节，有同学提到了芝大自由的培养模式与“高淘汰率”问题，也有同学问到国内外博士后培养的差别。蔺乐老师认为，芝大放任的环境要求个人能够把握自己的节奏，这恰恰在培养学生的自律，也在检验学生是否适合学术生活。宋念申老师认为提前发觉自己不适应学术生涯是一件好事，是正常的学术淘汰机制。王天夫老师表示，博士期间的离开也是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国内的博士生培养也在逐渐引进退出机制。所以，看似宽松的芝大研究生培养模式同时具备了培养和筛选的功能。它提供的不是职业化的训练，而是试图在师生之间深厚的感情和学生对智识的好奇和热爱的基础上，培育出真正具有学术研究热情的独立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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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 | Paideia et Cultura

（北京大学“教育与文明”公众号）

编辑 | 黄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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