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 VS. 民主？（二）
宪政 VS. 民主？（二）
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率领部下渡海还乡。途中要经过一片危险的海域，其中的海妖塞壬会用美妙的歌声诱惑过往船只上的人，令其在迷醉中跃入海里，成为塞壬的盘中餐。奥德修斯既想聆听塞壬的天籁，又不愿为此丢掉性命，于是让手下的水手们把他紧紧捆在桅杆上（水手们自己则用蜡封住耳朵，听不到任何声音）。船只经行塞壬海，奥德修斯如痴如醉，恨不得即刻蹈海赴死，无奈（或者说「幸好」？）被绳索所缚，动弹不得，最终平安回到家乡。
奥德修斯的做法是一种「预承诺（precommitment）」，即行动者因为不希望自己在未来的某个时刻t做出某个举动s，而提前在t0时刻采取某个措施s0，以阻止未来s的实现（或者至少降低s实现的概率）。
预承诺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比如我希望明天能够早起，定了一个闹钟，但是我知道自己太懒，如果把闹钟放在枕边的话，听到闹钟响就会迷迷糊糊伸手把闹钟关掉接着睡。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定好闹钟后把它放在衣柜顶上，必须拿椅子爬上去才能够得着，这样明早闹钟一响，我就只好乖乖起床。
在t0时刻做出的预承诺，乍看似乎对后来t时刻的我的能动性（agency）构成了限制（我没法做s这件事了）。但是反过来想，我们未尝不能把预承诺理解为对我的能动性的表达与实现：正是因为我具有能动性，我才能挣脱短期欲望的约束、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并采取预承诺来最大程度保障我的长远利益。
类似地，不少宪政理论家试图用预承诺来解释宪法与民主的关系：宪法是民主政治体为了防止自己将来犯蠢而采取的预承诺机制，所以虽然从表面上看限制了民主能动性，但其实是民主能动性的自我表达与实现。
但是想用预承诺来化解宪政与民主的矛盾，首先要解决「能动者（agent，或者说『主体』）同一性」的问题。
不管是我把闹钟放在衣柜顶上，还是尤利西斯叫人把他自己捆上，都是同一个个体出于自身长远利益考虑而对个体自己采取的预承诺。
宪政则不然，「民主政治体」并非单个个体，而是众多个体的集合；纵然我们可以论证说，民主的集体决策是个体自主性的表达（参见《民主与自由是什么关系》），但在宪政问题上，却有前面提到的「跨世代」挑战：我们这些后来世代，并没有机会参与制宪一代的民主决策；凭什么他们能替我们代言，以他们对我们的长远利益的理解来制定一个预承诺机制，还逼着我们遵守？就算「世代内的民主预承诺（intra-generational democratic precommitment）」是同一代人个体能动性的集体表达，也不意味着「跨世代预承诺（inter-generational precommitment）」是民主的啊？
「宪政派」的回应之一是，这种质疑忽略了一点：跨世代关系不是双边关系，而是多边关系；不是「制宪世代」与「后来没能制宪的世代」之间的关系，而是「制宪世代（G1）」、「后来没能制宪并因此质疑凭啥不让我们重新制宪的世代（G2）」、与「再后来的、如果之前那个『后来没能制宪并因此质疑凭啥不让我们重新制宪的世代』有机会重新制宪的话仍然会被后来重新制定的这个新宪法约束到并因此发出同样质疑的世代（G3）」（以及G4、G5……以此类推）之间的关系。
宪政派接着推理：诚然，G2没法参与G1的制宪决策，但假如G2有机会重新制宪的话，G3同样没法参与啊；即便我们承认说（注：这里只是为了论证起见先退一步，「宪政派」还有其它反对「限制说」的论证，后面再谈），G1的预承诺限制了G2（以及G3、G4……）的能动性，这种限制之中仍然包括着「限制G2用新的预承诺限制G3（以及G4、G5……）的能动性」、「限制G3用新的预承诺限制G4（以及G5、G6……）的能动性」（……以此类推），也就是说对G3、G4、G5……的能动性的间接保护（而且似乎愈往后面世代保护力度愈大）。
因此，倘若我们承认跨世代参与困境的不可逃避（二十一世纪的美国人不可能穿越时空回到美国建国时参加制宪），就必须承认跨世代预承诺并不只是限制后代的民主能动性，而是同时保护和实现着后代的民主能动性（免遭中间世代的限制）。
但激进的「民主派」（比如杰弗逊）还是会反驳：「那我们干脆不要跨世代预承诺不就好了？就像我说过的，每代人都各管各事，每隔二十年重新制宪一次，哪一代都不受前一代约束，哪一代都不约束后一代，哪一代都只约束自己这一代，岂不是皆大欢喜？」
当然，这是一个很简化的模型。在现实中，不同「世代」之间是不可能有斩截的分界线的——80后和50后确实不是一代人，但80后和90后呢？85后和90后呢？88年的和90年的呢？——而且一个社会中也总是多个世代共存的局面。不过这些问题可以另行处理，并不影响这里的核心论点。
这样看来，单单靠「预承诺」这个机制，还不足以完全说明为什么宪政并不只是「限制」民主、而是「构成」民主。我们还需要其它的论证来补充，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