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三则：西医草药、离婚冷静期、美国虐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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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问答：《问答四则：造物主、玄学、美国人口变化、南周新年献辞》
本期问答：
1. 西方古代有没有医学著作，是不是也开草药？
2. 济南一法院首推“离婚冷静期”制度，3个月冷静期内双方不得提出离婚，你怎么看，冷静一段能让双方和好如初吗？
3. 美国历史上有没有过影响很大的虐童事件？
西方古代有没有医学著作，是不是也开草药？
西方古代当然有医学著作，而且当然也开草药。事实上，使用草药是古代文明普遍的现象。早在苏美尔人的时代，就已经有关于如何使用植物治疗某些疾病的文字记录。古埃及文明的医学体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3世纪，到公元前15世纪时已经发展出了极其先进、远超同时代其它文明的外科手术、骨折处理、药物辨识与使用等理论和实践。现存的古埃及医学著作包括《卡宏妇产科莎草纸手稿（Kahun Gynecological Papyrus）》（约公元前1800年），《埃德温史密斯莎草纸手稿（Edwin Smith Papyrus）》，（约公元前1600-1700年），《艾伯斯莎草纸手稿（Ebers Papyrus）》（约公元前1550年）等等，是目前已知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医学专著。
古埃及医学对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医学、古波斯医学等等均有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尤其随着古罗马帝国的扩张，博物学家们得以见识更多种类的植物，古罗马的本草学也得到长足进步，涌现出凯尔苏斯（Aulus Cornelius Celsus）的《医术》（De Medicina）、迪奥科里斯（Pedanius Dioscorides）的《药物论》（De Materia Medica）等鸿篇巨制。其中《药物论》对六百多种植物的药用价值进行了整理和阐释，比如发现可以从罂粟中提取鸦片作为外科手术的麻醉药等等。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这些著作是欧洲一千多年间医疗实践的基础读物。
中世纪晚期欧洲“百年翻译运动”期间，大量从波斯和阿拉伯世界借鉴其医学知识，翻译了阿维森纳（伊本·西拿）的《药典》（Canon of Medicine，阿拉伯语 al-Qānūn fī al-Ṭibb）等一批著作。在这些新知识的刺激下，欧洲各民族的知识分子又开始对植物学和本草学发生兴趣，在16-17世纪间涌现出Hieronymus Bock《Kreuter Buch》（德国）、Rembert Dodoens《Pemptades》（荷兰）、Henry Lyte《A Nievve Herball》（英国）、John Gerard《Herball or General Historie of Plantes》（英国）等一批本草学专著。这些专著大多结合了当时博物学研究与科学革命的成果，在内容上主动（尽管未必完全）剔除了古人种种怪力乱神的记载，因此相比中国同时期《本草纲目》等药典而言更为可靠（参见《中医古书说吃异性毛发可治疗蛇咬，是遵循哪条中医理论？》、《驴皮阿胶》）。
当然，随着现代医学的出现，完全依赖经验观察与总结、缺乏现代科研手段辅佐的这些西方传统医学与本草学，渐渐被日新月异的新范式、新理论、新知识、新实践所整合、吸收与取代（参见《中医与伪科学》）。如今，只有在某些出于民族主义情结而抱残守缺的文化中，才仍然存在奉古人之言为圭臬的怪现象。
济南一法院首推“离婚冷静期”制度，3个月冷静期内双方不得提出离婚，你怎么看，冷静一段能让双方和好如初吗？
『山东济南一法院首推“离婚冷静期”制度。在为期3个月的冷静期内，双方须保持冷静和理智，原则上不得向对方提出离婚，目前已发出3份冷静通知书。谈及推出此制度的目的，副院长表示，有些离婚案件中的夫妻双方感情并未真正破裂，只是冲动型离婚，“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挽救的”』
——法院的这种做法相当荒唐。首先，不同人离婚的原因多种多样，即便真如这位副院长所说，『有些离婚案件中的夫妻双方感情并未真正破裂，只是冲动型离婚』，这也绝不代表所有寻求离婚的人都是一时冲动，法院完全没有理由搞一刀切，强迫所有人接受三个月的“冷静期”（更不用说法院根本没有给出任何数据来显示“冲动型离婚”究竟占总离婚案例的多大比例、“冷静期”制度旨在造福的目标群体与实际伤害的目标群体究竟各自有多大）。
如果真要推行“冷静期”政策，至少需要首先区分“有过错离婚”（比如一方出轨、施暴、遗弃、犯罪、精神失常等等）与“非过错离婚”（双方纯粹因为性格不合、或事业、时间等方面无法兼容等等），然后在“非过错离婚”中再小心地确定用来判定“冲动型离婚”的标准，针对后者专门实施“冷静期”才行。否则，强行要求寻求“有过错离婚”者也去“冷静”三个月，岂不是等于强迫他们多接受三个月伴侣过错的折磨、无法尽早开始新的生活？
同时，即便单单针对“冲动型离婚”推行“冷静期”政策，背后的观念也大可商榷。诚然，有些人离婚时出于一时冲动。但同样的，难道许多人结婚就不是出于一时冲动？凭什么一时冲动离婚需要先冷静，一时冲动结婚就不需要先冷静？如果对离婚者要求三个月冷静期，出于公平起见，岂不是同样应该要求结婚者也先冷静三个月、先“试婚”一下再说？
美国历史上有没有过影响很大的虐童事件？
美国历史上第一桩引起全国广泛关注的虐童事件，是1874年纽约曼哈顿的玛丽·麦柯马克（Mary Ellen McCormack）案。
在此之前，美国的法律与社会文化传统上承英国旧俗，视儿童为父母的财产（其实根本上是父亲的财产，因为根据英美当时的法律，女性一旦结婚便丧失人格独立性，在法律地位上完全依附于丈夫），无论父母如何打骂虐待孩子，都属于其行使监护权的范围之内，外人（包括法院）均不得干涉。
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时，这种情况开始有了零星的改变。比如1866年马萨诸塞州通过法律，规定父母若因酗酒、犯罪等原因，无法为孩子提供基本的教育和卫生条件，则政府有权介入（参见《挪威父母教育》）；1869年，伊利诺伊州一位名叫Samuel Fletcher的父亲，因为在大冬天将自己的盲眼儿子关进冰冷的地窖，而被检方起诉，案子一直打到州最高法院才定谳，判处这位父亲有罪，对其加以罚款。
不过除了这些极少数例子之外，当时美国绝大多数地方都还根本不把虐童视为值得关心的问题，更不用说着眼于虐童议题的组织和政策团体了。正因如此，帮助玛丽·麦柯马克发起虐待诉讼的，居然是看起来八杆子打不着的美国预防虐待动物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小玛丽当时十岁。她原姓Wilson，刚出生不久时，生父便在内战中为国捐躯，生母无力谋生，只能将她送进孤儿院。几年后她被麦柯马克夫妇收养，但没过多久养父便去世，养母带着她改嫁他人。养母再婚之后生活并不如意，便把气发泄在小玛丽身上，动辄鞭打。后来终于有邻居注意到小玛丽身上的累累伤痕，报告给了曼哈顿市负责管理监狱、医院、孤儿院、作坊等机构的公共慈善与感化部（Department of Public Charities and Correction）。
但纽约州当时并没有禁止虐童的法律，公共慈善与感化部对此无可奈何，只好把案子转交给前面提到的美国预防虐待动物协会。该协会在报纸上发动了强大的舆论攻势，最终成功令法院将小玛丽的养母判处人身侵犯等罪。同时，痛感于偌大的美国竟然没有一家儿童权益保护机构，美国预防虐待动物协会的成员，以及小玛丽的代理律师等，在1874年12月共同成立了纽约预防虐待儿童协会（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开启了美国民间组织为儿童权益奔走呼吁的先河。
不过，尽管玛丽·麦柯马克案促使美国虐童议题从蛮荒时代进入了民间组织时代，但整个社会的观念、以及立法的进展，却远远跟不上步伐。尽管联邦政府在1912年成立了儿童权益保护局，但真正重大的变革，还要等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儿童心理学家对“受虐儿童综合征（Battered Child Syndrome）”的发现、对虐童现象广泛程度的调查，最终促成1962年联邦《社会保障法》修订增加儿童权益条款，以及1974年《儿童虐待防治法案》（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简称CAPTA）的制定（参见《如何杜绝幼儿园虐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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