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这场空难，港台影史可能会被改写

有一类影人，将自己的电影理想，与天空、与飞行器紧紧联系，比如最近不幸在拍摄过程中罹难的齐柏林导演、多年执着于飞行故事的宫崎骏，以及上个世纪轰动港台电影圈的悲剧性人物——陆运涛。

电懋群星贺新年

很多人知道邵氏，但不一定了解电懋。

电懋，即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隶属于马来西亚“锡矿大王”陆佑之子陆运涛的国泰机构，前身是永华公司。常有人将陆运涛和邵氏的邵逸夫做对比，认为后者商人意识过强，而陆则在艺术性上更有追求。1950、1960年代，两者在香港影坛呈现白热化竞争，从院线到人才，样样都要较量一番。

去年上半年，香港电影资料馆还推出“花月霓裳——国泰星辉八十载”主题展映，以纪念国泰八十周年，供市民回味葛兰、尤敏、林翠、陈厚、乔宏等昔日巨星的风采。这也再次证明了，虽然“电懋”这个名字自1970年代渐渐退出香港电影版图，但它对于好莱坞大片场制度的借鉴，以及从不吝于资金的投入，使得其出品的电影一直走在时代前端，任何时候看都不算过时。

1964年6月14日

陆运涛夫妇与电懋同仁在旧启德机场最后留影

所以，当第十一届亚洲影展（今亚太影展）于1964年6月在台湾举行，不少人对陆运涛的到来翘首以盼。

其一，坊间传说陆运涛那次赴台，有投资6亿美金大兴土木建造片场的计划，这对于一直处于“前工业时代”的台湾影坛来说，无疑是值得兴奋的新闻；其二是，众所周知陆运涛富可敌国，但异常喜好艺术，且不似邵氏家族那般重利，人们都认为他能为台湾电影大开人文风气。

但这些美好的设想，随着1964年6月20日的那场空难，都化为泡影。包括陆运涛伉俪在内，还有其旗下一众大将和港台影界精英，比如王植波（电懋制片部主任）、夏维堂（联邦总经理）、龙芳（台湾省电影制片厂厂长）等，都在那架民航公司编号B-908的失事飞机上，全体罹难。

生前，陆运涛对于空中运输的确是野心勃勃的，在管理马来亚航空公司之余，还将自己对于飞行的喜好置入电懋的电影作品中。

从荣获1958年第五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的《四千金（陶秦，1957）》，到电懋的第一部伊士曼彩色电影《空中小姐（易文，1959）》，再到讲述南北移民一家亲的《南北和（王天林，1960）》，当时香港新兴的航空服务行业（尤其是空中小姐）、机场设施建设等时髦元素都让电懋情有独钟。

在这三部电影中，我们除了可以看见身穿制服、风华正茂的一众电懋巨星，还能感受香港、台北、新加坡、曼谷等地彼时的风貌，代表了当时华人对于现代性、对于新都市的想象，脱离了部分南下影人缅怀昔日时光与发扬民族主义的习性。

1958年，众人欢迎电懋亚洲影展代表团凯旋返港（来源：邓小宇的站借问）

另一方面，当时香港本土粤语电影相对保守，就算是同时期着重于体现现代都市男女题材的“粤语片四大公司”之一光艺制片公司，也难攀国语电影的摩登。这种差距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一定的关系，电懋的出品总喜欢将该情况戏剧化地表述出来，《南北和》就是一例：

电影开场还未到10分钟，导演已借着前“满映”演员刘恩甲所扮演的外省人李四宝之口，说了一句：“现在是太空时代呀”，以表现他相对于广东人张三波（粤剧名宿梁醒波饰）的思想前卫。

而这种电影里的南北差异，在李四宝一家搬入张三波同租的房屋内那幕，达到戏剧性的顶峰。当李家大女儿翠华率先入住置办家装，张三波单凭新邻居的行头，就品头论足了半天：“行李这么时髦，我猜多半是外江佬（外省人）……做空中小姐的，她爸爸能不是外江佬？”这代表了本土保守派对于女性出外工作，且是从事如此新兴的工种，所持有的刻板印象。

（来源见水印）

若细究其历史背景，倒也是半真半假。一方面，随着战前战后的人口迁入，香港的女性常居人口中出现了少数生活较富裕的千金小姐。她们主要来自南下的商人家庭，衣食无忧、生活方式摩登西化，在职业的选择上也较有自主权，诸如空中小姐之类的新兴行业备受追捧。另一方面，这并不代表当时没有粤女报考空姐并被录取。

所以，《南北和》中的两个父亲形象的对比，的确是放大了一般粤籍家庭的保守作风，比如李四宝从未插手女儿翠华的职业选择，而张三波则再三阻挠女儿丽珍做空姐的想法，显然更具传统父权的影子。但电影总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观众不必被框入一个固定印象里看世界。

有趣的是，在《南北和》中，南北口音同时出现，是因为在1950年代后期，国语片进入低潮期，于是电懋整合国双语明星拍出这一出电影，以期用双生双旦、及两位德高望重的丑角这样的阵容，在国粤语通行的香港、东南亚电影市场叫好又叫座。

（L-R）苏凤、葛兰、叶枫在《空中小姐》里

与更着重于男性阳刚的邵氏相比，聚焦脱离家庭桎梏、从事各行各业的现代“新女性”的电懋的确略显阴柔，但也具备影响其受众思想的力量。

然而电懋也不是不沾地气的。新女性面对中国社会旧传统规范时所承受的压力，也是其重要的电影主题之一。举个例子，全片以空中服务员这一职业为表现对象的《空中小姐》，除了通过大篇幅描述空姐职前训练过程、满足外界的猎奇心态之外，也拍出了家庭对葛兰所饰演的女主角可萍拥有空姐梦想的不认可，屡屡劝她嫁个好人家，并直接点出当时的大众认为空姐与家中女佣无异的偏颇心态。

但在《空中小姐》的结尾，最终还是让可萍抛却束缚女性的传统价值观，回到属于她的职场，试图寻找真正的自我价值。

葛兰与乔宏

同时，《空中小姐》仍存在着不少令人置喙的细节。比如一向爱岗敬业的可萍突然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延误而在酒店公然大发雷霆；再比如乔宏扮演的副机长雷大鹰值班时总对可萍极度苛刻，下班后却穿着制服与她同游异国，实在无法定义这个角色的工作态度。无论如何，这部电影仍通过自由世界的新秩序，来衬映出新女性适应现代都市节奏的决心。

那么，在那个年代的香港，现实中的空中小姐，有什么准入条件吗？根据1958年发行的《青年乐园》杂志第105期，航空公司一般会要求有志于此的女性样貌、身材皆好，年龄要在廿多岁，且单身，甚至会规定空姐一旦结婚必须离职。

傅葆石教授曾在他的《现代化与冷战下的香港国语电影》中表示，在这些电懋影片中，作为现代跨国企业的航空公司代表了西方的福特或泰纳式资本主义——为追求公司最大利益，要求个人全身心投入，并认同建立在上下等级、理性与纪律的大量生产系统。

《空中小姐》剧照

因此，尽管有不少声音认为陆运涛时期的电懋呈现逃避主义的倾向，但这么看来，他们只不过是比同行更往前一步，充满现代都市的触觉，不再耽于望乡罢了。

有人说，如果没有那场空难，港台电影史会被大大改写，制作水平可能会提高几十年。但是，历史没有如果，这种假设我们也再没有机会去求证。可知的是，陆运涛与一众电懋同仁曾经一定是爱天空、爱飞行的，就如同葛兰在《空中小姐》唱的那一曲《我要飞上青天》一样，充满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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