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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廖沫沙的《瓮中杂俎》

鄢烈山 三家村 2024-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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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1991

廖沫沙,原名廖家权,笔名有繁星、埜容、野容、达伍、熊飞、闻璧、怀湘等,湖南长沙人,中国现代作家、杂文家,曾任北京市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全国第三、五、六、七届政协委员,北京市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

1928年,前往武汉任《革命军日报》副刊编辑。1930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左联。曾任《抗日日报》《救亡日报》《新华日报》编辑主任,香港《华商报》编辑主任、主笔,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1961年9月,与邓拓、吴晗在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文化大革命期间,遭长期关押,后被下放至江西林场进行劳动改造。1979年初,平反昭雪。

著有《鹿马传》《分阴集》《廖沫沙杂文集》《纸上谈兵录》及与邓拓、吴晗合著《三家村札记》等。1991年12月27日,作为“三家村”的唯一幸存者廖沫沙同志逝世了。


一个“黑帮分子”的心灵史

读廖沫沙的《瓮中杂俎》


鄢烈山




对于“红卫兵”的心灵史,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因为我也曾是一个“红卫兵”,在那些“盛大的节日”里,跟着唱“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个是一家,结帮反党说黑话……”,跟着批斗会主持人振臂高呼“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知道那个所谓“理想主义”的内囊是什么玩艺。而今,我倒很想了解当年人为刀俎、彼为鱼肉的“黑帮分子”的心灵史,当然要是信史,而非真假莫辩的“回忆录”、“传记”。


廖沫沙于幽禁中,把食后的橘子皮捏作花朵以自娱;《瓮中杂俎》封面中的图片即为廖老所做的橘皮花。——编者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廖沫沙的《瓮中杂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与《廖沫沙文集》第二卷同名集子相比,不仅有关于撰写所谓“大毒草”的经过与思想根源的交代,还有关于个人历史问题(如三次被捕)的说明、思想汇报和工作检讨等。感谢“中央专 案组”,为我们保存了廖沫沙的这些“手稿”,使后人得以见到“检讨”、“汇报”这样一些前所未有的“文体”。

它们与中外被审判的那些著名人犯(如被德国法西斯诬为纵火犯而加以审判的季米特洛夫)所写的辩护词、最后陈述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裁。而在首先被“开刀”并给“文革”祭旗的“三家村黑帮”中,唯一历经全程并度过劫难的廖沫沙,他的心灵史,无疑是一件“文革”中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完整“标本”。

这些饱浸血泪的文字告诉我们,廖沫沙初罹罗网时,是迷惘惶惑的。在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公开点名,给他扣上“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的荆冠之前,他在努力反省自己的思想,反复阅读自己历年发表的文章,认认真真地写检讨。被公开点名批判后,他由愤怒到惶恐,但仍然怀着一线希望,反复推敲《红旗》杂志社论,研究自己是否属于允许改过的范围。但回答他的是无休止的批斗,等待他的是八年单身囚禁和三年流放偏远地区的生活。他经历了由不解到希望到麻木到思想对抗的心路历程。实践告诉他,原来他是否有罪并不重要,问题的实质是现实政治“需要”怎样做。1975年3月他在《给专案组的信》中写道:“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得以作为批判(点火)的对象,躬逢这一伟大的历史盛举,虽然吃苦不小,却也足以引为‘荣幸’而自得其乐……个人事小,全局事大,牺牲这区区个人,而有利全局,有利于革命……我又何乐而不为?”

年逾花甲的廖沫沙后来被下放去参加繁重的夏收,要他“自己得到一个结论:‘我根本不配吃饭’。”一天数场批斗是要他“甘当‘肥料’”(反面教材)。古人说“士可杀,而不可辱”;“杀人不过头点地”。“文革”中对人的精神虐杀、精神凌迟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廖沫沙30年代被关在上海提篮桥西牢中,经过斗争,还赢得看《圣经》和四书这类的权利。而“文革”中被“监护”时,他看书的要求不仅得不到许可,还要因此写检讨,斗私批修。

廖沫沙之所以大难不死,就在于他最终认清了“文革”的实质,看穿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之流的政治把戏,丢掉了幻想,站到了精神的制高点。对于“逼供信”那一套,他的回答是“我已经罪恶滔天,再多添一些,也滔不到天外去。”(《检查我的顽抗态度》)。他敢于大骂“红卫兵”是“流氓”、“混蛋”,敢于对专案人员“捶桌大骂”,能够诙谐地在致专案组的信中,一开头就写“发生‘通货膨胀’,原定写5页,写了20多页”,能够在挨批斗时在心中诵诗作诗,是因为他不仅已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更因为他与“幼稚而纯朴”的吴晗不同,心底常常涌起一种滑稽感:“这哪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简直是在开玩笑,耍恶作剧。”(《余烬集》自序)当然,这也不是说他没有自省。从他写的“虽然是祸从天降,但也咎由自取”(《复杜埃信》),和“‘三家村’里错帮闲”(《悼吴晗同志》)等词句,不难看出他的某种悔愧心绪。

这本《瓮中杂俎》不仅有历史认知方面的珍贵价值。在文学意义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写的“人”的形象。他可以复述加诸己身的“反动”、“毒草”等大帽子,可以承认自己歌颂了“封建时代的古人、死人,当然是放了毒”,承认自己写历史故事有“感伤情绪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客观效果”可能如何如何,但一谈到实质问题、具体情节,总是一是一、二是二,决不自污,更不肯诬人。正如李筠的代序所说,这本书“教你如何当黑帮”,也就是如何在横逆相加时,当个铮铮铁骨的大丈夫!

文章原载1996年1月26日《南方周末》图文编辑 | 張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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