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注释从略，详见《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冬季号）
摘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特别强调的“中产阶级决定论”不符合罗马—拜占庭历史发展的实际，该书确定的这一概念与拜占庭史料中的类似提法含义完全不同，也与拜占庭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结论有很大区别，故而该书自说自话定义的拜占庭“中产阶级”并不符合拜占庭历史发展的实际。这一脱离了拜占庭经济史客观发展实际的观点之所以形成，关键在于该书的研究方法不是历史学的，而是经济学的。那种预先设定模型，而后填充史实的方法并不适合拜占庭经济史研究，其关于罗马—拜占庭经济发展的“中产阶级决定论”也不能成立。特别是该书未能认识到古代经济活动与现代经济活动的本质区别，误将工业文明主导的某种经济活动现象与以农为本的经济活动相混淆，因此既不能看到两种经济结构内在的差异性，也不能识别两种经济结构中多种貌似相同要素之间的不同。
关键词：拜占庭 经济史 中产阶级 决定论
《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于2006年9月刚刚问世，该书作者厉以宁先生就第一时间寄来了他的签字赠书。当时笔者真的吃了一惊，不是因为该书作者是我国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而是因为这位经济学家写出了这样一部上下两编共60万字、涉及“上下两千年，纵横数千公里”的历史巨著。诚如全书序言所指出的那样，他“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他关注的是全国、全世界的经济运行及其对国计民生的影响，整日参加各种会议、讨论，奔波各地调研、考察、作报告、作讲演、写文章、写著作，无时休息，而在百忙之中，居然还能挤出时间，写这么一部大部头的历史著作……这样的奋发向上，献身科学的精神，更值得我们许多同辈学人和后辈学人学习”。笔者在惊叹之余，更加佩服作者跨界执笔的勇气，以经济学家特有的思维模式对又古又洋的外国历史大胆涉猎，直面罗马帝国和其后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留给后人的诸多难题，大胆提出其自成体系的观点。仅从其下编拜占庭经济史部分参考并引用了347种各类文献来看，就可以看出作者用功之勤，确实值得吾辈学习。也许是早年翻译罗斯托夫采夫那本名著引发了无尽的思考，促使作者写出了这部大书。然而，细读该书后，笔者对他提出的罗马—拜占庭帝国衰亡的“中产阶级决定论”还是有不同看法，本文就此浅谈一二，就教于作者和众同仁，也希望在纯学理探讨中促进我国正常学术批评环境的形成。
该书最引人关注的是其阐释的中心论点。该书作者认为，古代罗马的兴盛在于其“中产阶级”的兴旺，“城市的工商业者和自耕农的经营既使罗马帝国得到充裕的财政收入和丰富的农产品供应，又使罗马帝国得到充足的兵源，从而使帝国走向昌盛”。“在探讨西罗马帝国衰亡原因时，决不能轻视自耕农和城市工商业者受压榨、受摧残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果。这应该被看成是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 显然，该书作者是将罗马帝国（即该书上编所涉及的700年）兴盛和衰落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由城市工商业者和农村自耕农构成的所谓“中产阶级”的兴衰。笔者长期从事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对罗马帝国经济史并不熟悉，也难以做出合理的评论，但是罗马帝国的经济形式属于奴隶制似乎是学界的共识，甚至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它当作奴隶制的“典型”。
《罗马—拜占庭经济史》的作者不仅对4 世纪以前的古代罗马经济史发展做了上述论断，而且还对那以后的拜占庭帝国做出了同样的论述，他认为：“整个罗马帝国从屋大维称奥古斯都算起……再到东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由盛而衰，由衰而亡，这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表明，兴盛时依靠的是自耕农和城市工商业者的支持……至于帝国衰亡的内在原因不仅是失去了自耕农和城市工商业者的支持……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西罗马帝国也好，拜占庭帝国也好，自己把本来能够支持自己并且有力量支持自己的自耕农和城市工商业者毁掉了，自毁基础，焉有不亡之理？”该书作者在全书最后的结论中，再度强调：“直到15世纪拜占庭帝国的衰亡，实际上，这一切无非是将近1000年前西罗马灭亡时悲剧的重演……罗马帝国的衰败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原因就在自己毁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中产阶级，拜占庭帝国的情况
也是这样……拜占庭帝国晚期，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的中产阶级都被摧残了。历史悲剧不幸地再度出现。”那么，什么是该书所谓的“中产阶级”呢？作者明确给出了定义：“这里所说中产阶级就是罗马城市的工商业者和乡村的自耕农。”
《罗马—拜占庭经济史》特别强调“中产阶级”在罗马—拜占庭帝国兴衰变动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么搞清楚“中产阶级”的概念就十分关键了。究竟该书作者给出的上述概念是否符合拜占庭历史的实际情况呢？答案是否定的，该书确定的这一概念与拜占庭史料中的类似提法含义完全不同，也与拜占庭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结论有很大区别。自然，作为该书核心论点的拜占庭“中产阶级决定论”也不能成立。
拉伊奥教授是当代拜占庭学界公认研究拜占庭经济最有成就的学者，她在全面调查了拜占庭史料后，在一本合著著作中明确指出：“14世纪前半期，史料开始多次出现μέσοι这个词（直译‘中等’人士即中产阶级）了，他们介于极为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中产阶级被认定为那些设法生财并使之不断增加的人，也就是手工工匠和商人。在著名的文献《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对话》中，比较大的商人和手艺精湛的工匠被视为相当富有的人，但他们的地位仍低于贵族们。这种城市居民的分层是很晚近时形成的，且持续了不长的时间。经历了该世纪中期的战乱后，拜占庭贵族不断失去土地，他们转而从事商业贸易和银行业，中产阶级这个特指的称谓便消失了。”拉伊奥教授这里所讲的背景就是14世纪王朝内战导致拜占庭形势恶化，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当时的“大部分证据表明，在拜占庭各城市中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分化，总体上讲，各城市都处于贵族的政治控制下”，贵族以下各社会阶层不满每况愈下的现实，因此几乎所有城市都卷入战乱。这里提到的中产阶级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他们集中在城市里，二是他们出现的年代多限定于14世纪的一段时间里，显然与《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中贯穿拜占庭史始终的“中产阶级”不是一回事。
新生代拜占庭学者马拉特拉斯在其博士论文中全面调查了μέσοι一词的原始史料出处，分析了当代拜占庭经济史重要学者就此问题得出的研究结论。笔者有赖于在伦敦的弟子的帮助，得以找到相关材料仔细研究了这一问题。马拉特拉斯与拉伊奥教授一样认为：“μέσοι这个词汇及其派生词μέσoτες（middle status，中等阶层）出现在公元后14世纪的史料中。事实上，我们仅仅有很少的参考材料，其中还有许多是完全不清楚的含义。”他之所以说史料很少是有根据的，因为他只找到了三四种相关原始文献，其中涉及这个名词的大部分史料都语义不清。
最频繁提到这个词汇的拜占庭古籍作品出自下野皇帝约翰 · 坎塔库震努斯之手，他提到，当时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城里，大家都在争取加泰罗尼亚人的好感，后者是在“1352年冬季激烈的热那亚战争期间躲避到君士坦丁堡的可怜”人，参与其中的“不仅有权势人物、修道院和旅店，而且还有很多μέσοι（中等人家）……以及手工匠人，几乎所有人都在争取他们”。坎塔库震努斯还提到，1347年为了筹集资金，以为建立和维持一支强大的舰队提供支持，“商人、手工匠人、修道院长、教堂助祭和几个μέσοι（中等人士）”参与了活动。在这里，坎塔库震努斯将城市中产阶级、商人、手工匠人、修道院长、教堂助祭相提并论，他一方面将所谓城市中产阶级与那些“被称作百姓的城市下层人”区分开，另一方面又没有清晰地指出他们之间的不同。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他们既不是指具有某种职业专长的人如工商业者，也不是指那些享有社会中等地位的人，更不是指下层穷人，而是指拥有一定财富的人，因此他们才有可能参与此次筹集资金的活动。在这个记述场景中，记载者既不考虑其职业，也不考虑其社会地位，而是注重他们是否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参与募捐。
坎塔库震努斯在其他类似的记载中也存在同样的定义不准确问题，他提到在1328年施行攻击、抢占城墙作战时，被废皇储安德罗尼克三世就鼓励“μέσοι（中等）身份阶层的罗马人”不要落后于外族雇佣兵，最终确实有12个这样的人首先爬上城墙。坎塔库震努斯在这里也没有说明他们具体是何种职业出身，或拥有多少财产，而只是强调了他们不同于外族雇佣兵。由此大体可知，在这个场景中，坎塔库震努斯仅仅侧重于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标志，即不同于下等普通士兵，也不同于高级贵族军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士兵，也许指的就是中下级军官。非常明显，记述者在这里提到的μέσοι 与上文两次提到的含义都不一样，即强调了本土将士中μέσοι 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以此鼓舞其斗志。
在同一文本的其他两个段落中，坎塔库震努斯记述了塞萨洛尼基城市暴动中的狂热派强迫市民中间派与起义者配合，以表明其忠诚于后者，否则将受到惩处。与此大体类似的还有一段，其中讲道：“最仁慈的人民在内战中遭遇了苦难，情况就是这样。一方面贵族权势者被立即杀掉或遭到逮捕……另一方面城市里的μέσοι（即市民中等阶层）也遭到攻击，因为他们没有像起义者和起义政权的支持者那样积极参加运动。”这里关于μέσοι的说法只是强调了他们的政治态度而无关其他。坎塔库震努斯的作品最后还提到过，μέσοι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事实上没有收入，他们也遭到了压迫”。坎塔库震努斯把他的一个支持者嘎巴拉斯（Gabalas）称作μέσος，说他被起义者中的狂热派分子杀害。可是文献提供的信息使我们对这个人的其他情况还是毫无所知，无法根据涉及他的只言片语解决μέσοι的定义问题。这里涉及的显然是μέσοι对起义者的政治立场，谈论的是他们在第二次内战中的政治倾向，至于他们的职业特长和财产情况都无法得到反映。这一点充分表明，《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中的“中产阶级”在拜占庭史料中是找不到踪影的，换言之，该书创造的这个概念并不符合拜占庭经济史的史实。
其他拜占庭作家也偶尔提到这个概念，譬如君士坦丁堡牧首乔治 · 基普里奥斯（Georgios Kyprios），他说其父母原来非常富有，但是意大利人来了后他们的财产就大为减少了，下降为普通富人，变为中等人家（μέσοι）。这里的意大利人是指获得拜占庭帝国商业优惠特权的意大利商人，他说的中等人家也可以理解为中产阶级，也就是指既非下层普通民众（πένητες），也非上层特别富有的人。另一位名叫曼努埃尔 · 卡雷卡斯（Manouel Kalekas）的作家也提到，他的一个弟子属于中等人家（μέσοι）出身，既不是忙于生计的穷人，也不是非常有钱的富人。这两份材料所谓的中等人家似乎都是指那些介于非常富有的人和极端贫穷的人之间的中等富人，他们并不构成在职业、身份、阶级地位等方面自成一体的特殊社会群体，至少文献提供的信息不允许我们做出这类确定性判断。我们还注意到，如此使用这个词汇的还有另一个作者马科雷姆波利迪斯（Makrembolites），但是他也同样没有提供任何进一步的解释。可见这些拜占庭作家只是在一般意义上指称他们描述的对象是中等富人，但即便他们提到了中等“富人”（μέσοι），我们还是不能了解其职业及其财富的来源，究竟来自商业贸易还是手工业，是来自经营的农田还是其担任公职的薪俸。
由此可见，马拉特拉斯与拉伊奥教授的结论是成立的，即拜占庭史料中出现的这个词汇没有确定的含义，在14世纪的拜占庭经济生活中并不构成稳定且发挥重要作用的群体或阶层。上述原始材料能够告诉我们的是，所谓的μέσοι大多为生活在城里的小康之家，是拜占庭晚期历史中一个短暂且动乱时期人们使用的一个概念，而不是贯穿拜占庭经济史始终且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阶层或阶级。
那么现代拜占庭研究者是否对此有明确的定义呢？马拉特拉斯的研究告诉我们，情况非常复杂，“关于μέσοι的定义或者身份在现代学者中还存在很大的争议，因为14世纪中期以后的文献中这个词汇就‘消失’了”。一些学者聚焦于特定的专业群体，如伊戈诺米迪斯将它定义为中等阶级的上层，即市民，并认为他们包括交易大宗商品的商人、大企业主、船主，银行家等。而马兹赫科等则把它“定义为所有参与城市经济活动的居民，无论他们的经济状况如何”。有意思的是，他把这个μέσοι阶层定义为那些为国家或者上层贵族进行财政服务的人：他们征集税赋或者本身就是贵族财产的管理者。最值得关注的是，马兹赫科等虽然就这一名词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是不同意将农村里的小土地主（即拥有土地的小农）纳入这个定义中。马拉特拉斯一再强调：“我们的史料很难把μέσοι定义为一个特定的居民群体。正如我们所说，我们的资料太少，而其中大部分来自坎塔库震努斯的《历史》。”德国学者贝克在其分析整个拜占庭社会的讨论中，将μέσοι置于更低的地位，他还把文人和教会神职人员，商人和手工匠人等纳入其中，因为他主要认为他们拥有中等的财富。显然他说的中等阶级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另一位奥地利拜占庭学家宏格尔还对比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坎塔库震努斯的《历史》，认为后者不仅在很多记载上模仿了前者，如关于1347年拜占庭爆发流行病的记述，而且还从前者借用了“μέσοι”一词，但是修昔底德的意思是指“那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科夫岛内战中保持中立的人”，因此翻译成中间派或者中立者更为合适。总之，现代拜占庭研究者对此没有统一的看法，他们在极为有限的原始材料解读中无法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然而，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考察视线局限在原始材料限定的14世纪的城市里，不约而同地从财富程度上看问题，这是拜占庭历史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显然与厉先生的看法不同。
总而言之，无论从拜占庭史料看，还是从专业拜占庭经济问题研究者的结论看，《罗马—拜占庭经济史》提出的“中产阶级”概念并不符合拜占庭历史的实际情况，其“中产阶级决定论”也与拜占庭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相去甚远。正因如此，厉先生在30万字的拜占庭经济史部分中用了很多篇幅叙述了拜占庭史的一般情况，或者引用通史作家的结论（甚至还大量引用了威尔 · 杜兰那套面向高中生的课外读物《世界文明史》）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很少直接探讨有关拜占庭经济史原始资料的内容，背景介绍远远多于经济命题的讨论。细心的读者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在其有关拜占庭部分的5章21节中，只有8节讨论了与经济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其中还包括作者自创的理论阐释，唯独缺少了对拜占庭经济发展大量事实的陈述。这从全书注释中也能看出来，其引用的材料缺少了很多最重要的拜占庭经济史专家的成果。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一位将主要精力用于关注中国和世界经济现状的经济学家，他大多引用二手甚至三手材料阐释其关于拜占庭宏观经济发展的观点也可以理解。但是，正因该书脱离了拜占庭经济史的客观史实，也忽略了当代最重要的拜占庭经济史家就此问题的专门研究和结论，因此对很多问题的论说带有自说自话的色彩，甚至出现为了说明自家观点而任意取舍史实的现象，例如军区制改革就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进而，该书不能对拜占庭帝国兴衰的原因做出准确判断，而是大而化之地将这个中古帝国衰亡的原因等同于千余年前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将拜占庭经济上千年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简化为“中产阶级决定论”，因而也不能揭示出拜占庭帝国何以“自毁基础”、自寻死路的真正原因，并做出合理的解释。
《罗马—拜占庭经济史》自说自话的“中产阶级决定论”脱离拜占庭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因无相关史料证据支撑而难以成立。深究起来，其出现这样的偏差关键在于该书的研究方法不是历史学的，而是经济学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学家不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前者要求论从史出，言必有据，他们绝不会预设某个理论模型，而后将精心选择的历史事实纳入其先入为主的理论框架。因此，历史学家的研究首先从调查史料、解读史料开始，以史料解读为依据建立证据链，进而重构历史事实，而后在全面客观分析事件或人物具有的历史重要性的基础上得出某些学术观点，最终再抽象出某种理论，或者建构某种历史理论模型。《罗马—拜占庭经济史》的研究套路显然与历史学方法相悖。
仔细阅读该书就会发现，《罗马—拜占庭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就是预设了“中产阶级决定论”理论模型，而后按照作者的理论模型对罗马—拜占庭“上下两千年”的经济发展进行解读。由于该书理论源于经济学界对现代社会经济变动的一种看法，因此作者在解读罗马—拜占庭帝国这个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时，既不能区分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本质区别，也不能辨析罗马时代与拜占庭时代的不同，而是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统统纳入一种理论框架中。为此，作者也是下足了功夫，从许多通史作品中找到符合自己看法的史实片段，不论它们是否符合历史客观存在，选择的标准就是能够形成自圆其说的证据。作者自说自话地进行理论解读，挥洒自如的评论确实少了很多历史著作的枯燥无味，尤其在阐释其理论的章节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作者的理论自信。然而，由于该书相关内容脱离了拜占庭经济史发展的实际，因此在叙述中就难免有很多错漏，前后矛盾之处也很突出。如此一来，该书就不能合理而客观地说明拜占庭经济起伏发展的复杂原因，也不能在诸多繁杂因素中对最为关键的因素做出正确的判断，其所达到的“中产阶级决定论”理论自洽也很不合理。
其实，该书作者也不甚同意“以今论古”的研究，在他谈到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霸权问题时，就引用了这样的例子：“尽管曾经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商业竞争的考虑，罗马不能容许西地中海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的存在，也有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是把古代现代化了。”在这里，作者显然是同意李雅书等反对对古代历史做现代意义解释的意见的。可是该书作者自己却没有坚持实事求是地讨论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因此便无法避免具体论述中的错误。例如，作者在结论中反复强调拜占庭帝国“自己把本来能够支持自己并且有力量支持自己的自耕农和城市工商业者毁掉了，自毁基础”，但在叙述中又正确地描述了巴西尔二世对小农的保护，说他“规定在拜占庭帝国的内地，地主不得侵占（包括购买）小农的田产”。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巴西尔皇帝是否代表了拜占庭帝国，他是在摧毁小农还是在保护小农？同样，作者也描述了第四次十字军攻占拜占庭帝国首都并统治了半个多世纪后，拜占庭农村大地主兼并小农农地，导致土地易主，小农破产。问题又来了：究竟是十字军带来的西欧土地制度改变了拜占庭农村经济制度，还是拜占庭帝国自己“毁掉了自耕农”呢？在这个重要的中心议题上，作者的解释随意而缺乏因果关系的证据链，他只顾阐明自己的理论观点，而不顾拜占庭经济史发展的客观真实情况。
根据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拜占庭经济发展在查士丁尼一世时代即开始出现重大变化，具体而言就是这位皇帝在位期间，曾在拉文纳和迦太基两地建立“总督区”（该书作者也提到了这一点，但仅仅认为是行政管理制度的变更）。事实上，总督区就是查士丁尼皇帝的“改革实验区”，它们成为后来在帝国全境推行的军区制的前身。而其直接而合理的证据就是伊拉克略王朝创立者伊拉克略一世就来自迦太基总督区，其父亲是当地的总督，作为后者的长子，他在长期追随其父的经历中深谙总督区制度的好处。在他接受父亲的派遣，指挥勤王部队占领了首都并建立新王朝后，首先便于629年建立了处于东部前线地区的亚美尼亚军区，而后相继建立起奥普西金军区，并自东向西先后建立了基维莱奥冬、阿纳多利亚、色雷斯军区。具备正常思维的人都不难理解，伊拉克略一世在万般无奈之下，将其熟知的迦太基总督区管理模式搬到了东部前线。至8世纪中期时，帝国大部分领土都建立了军区，帝国全境实行军区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军区制是总督区制的升级版，两者的不同在于：一是它们的内在管理结构不同，不仅最高长官名称不同—分别为总督和将军，且总督区的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保持相对独立性，军区则军事和行政权力合一，统一由将军控制；二是它们在帝国治理层面上有差异，总督区作为试点都设立在帝国边远地区，军区制则作为一种重要制度在全国实行；三是两者的经济和兵源基础有别，稳定的农兵阶层就是在军区制下形成的，这是两者最突出的不同点。
诚如国际拜占庭学界和笔者对军区制的研究一样，军区制改革最初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是帝国兵源枯竭、财政不足，特别是边防吃紧、波斯大军压境的危机，这一点从军区自东向西逐步推行即可证明，还可以从伊拉克略常年驻守东部前线得到佐证。军区制下按照军事需求划分军事管理区域，有效地提高了军队抵抗反击入侵之敌的迎战能力，解决了罗马军事旧制那种规模庞大而指挥调动效率低下的问题。由于军政权力合一，军事首脑控制一切权力，杜绝了以往行政官僚掣肘的弊端，军区最高首脑“将军”可以根据本区实际情况及时应对突发战事。同时，军区部队驻防本区，既可保持经常性的巡逻防止突然的入侵，也可以在军区内得到及时调动，明显提高了拜占庭军队的防守能力。以前线军区为基地，伊拉克略皇帝还不断整军备战，适时出击，最终击溃了波斯主力，打垮了长期为害拜占庭帝国的东部强敌，迫使其内部发生动乱，最终使萨珊波斯帝国解体。正因为军区制的好处明显，伊拉克略及其后人坚持在帝国全境推行改革，并完成了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化，为此后有效适应入侵愈加频繁的西亚、东欧地区新形势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军区制改革，拜占庭帝国出现了以“农兵”为主、以小农为辅的阶层，前者是军区制改革“以田代饷”的结果，他们平时在分得的土地上经营，战时集中起来对敌作战，其兵器装备、铠甲马匹等一应军需均由其经营的兵役土地收益加以支撑。这种以田代饷的方式“是拜占庭中央政府有地无钱而被迫实施的不得已之举”，最先在亚洲各军区推行，不仅使大量因战乱被弃耕的农田得到复耕，而且培育了一个农兵阶层，进而带动拜占庭小农经济的兴起。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军区制改革给拜占庭小农经济发展造就了有利环境，是军区制这种重大的制度性改革为小农经济的兴起创造了必要条件。在这里，军区制改革是各种因素中的决定性因素。同样的道理，相对安定的环境也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投资和交易机会，此处因果关系的主次地位是非常明显的。
小农经济和工商业经济的脆弱性在中古时代表现得特别突出，它们需要有强大的帝国保护才能生存，因此也不可能单独形成拜占庭帝国兴衰的决定性力量。这种情况在晚期拜占庭帝国表现得特别明显。军区制虽然在推行期间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它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深刻矛盾，即中央政府大量下放权力造成了军区军事贵族势力坐大，与王朝中央集权形成了矛盾。同时，军区上层军官利用向各级下级官兵分配军役地产的权力，中饱私囊，经济实力不断发展，一方面损害了以农兵为主的小农经济，另一方面形成了以军事权力为保障的大土地贵族。这是军区制推行者最初难以想到的。大土地所有和小土地经营之间的矛盾从军区制改革一开始就存在，而后弊端不断积累，经过数百年后，矛盾最终浮出水面，不仅造成拜占庭小农经济的崩溃，而且彻底瓦解了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基础。虽然一些统治者为了化解军事贵族对中央集权造成的政治危机，而将各个军区重新划小，将军、政权力再度分离，并采取了保护小农的立法措施，但因为帝国集权专制的政治基础在贵族，皇帝不可能真正有效地打击和搞垮他们，而小农的脆弱性也决定了他们在大土地和小土地的竞争中自愿放弃了皇帝立法赋予他们的权利。拜占庭帝国尼西亚流亡政府曾经一度恢复了行之有效的军区制，但回归君士坦丁堡以后又因种种原因放弃了，因为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已经不是拉丁骑士统治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帝国了。
笔者之所以比较详细地阐述上述道理，就是为了说明《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中的“中产阶级”决定不了拜占庭帝国的兴衰。即便我们按照该书作者的定义看，这个中产阶级也不是罗马—拜占庭帝国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自耕农也好，工商业者也罢，其经济的兴盛取决于拜占庭帝国总形势的好转和重大制度的改革。在这里，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帝国是否能够有效控制全国生产经营和消费运行是最关键的因素，根据拜占庭经济史家的研究，在7世纪以后数百年拜占庭的经济发展中，“首先是国家的重要性，其经济上的凝聚作用一直持续到11世纪。在危机期间，国家重组和强化了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劳动力短缺的影响被愈发重要的世袭小土地合同制缓解了，国家构建起控制性经济，因此有相当大一部分剩余（随时间而比例不同）被国家占用挪用……这个体系有助于农村中的货币化……国家动用全部行政力量控制经济生活或者多少进行一些垄断经济的活动。在一些重要的大宗货物如谷物和丝绸贸易中，国家与个体产业相结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折点”，经济重建和复兴十分显著。同样，拜占庭帝国衰落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分裂意味着不再存在单一国家统一发挥传统的凝聚经济的作用……在前拜占庭领土上再没有统一的国家税收体系，也肯定没有了统一的国家市场”，拜占庭帝国无可挽回地衰亡了。拜占庭经济史学家通过具体的原始文献和数据统计，得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合理结论，也得到学界的认可。《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一书弄不清这个历史问题上的因果关系，必然会出现理论上的误读。也许会有人提出，中产阶级发展与帝国制度改革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笔者要强调的则是不能错误判定两者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方。
总之，《罗马—拜占庭经济史》预设“中产阶级决定论”的理论，而后精心拼凑历史事实，通过自说自话的阐释达到其理论自洽，这种研究方法与历史研究的方法非常不同，因此也无法对复杂的历史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是有成功案例的，这里仅举拜占庭经济史研究一例来说明。拜占庭学家以上千页史料“提供的数据和分析为基础，建构出一个经济模型，以展示12世纪早期到中期的拜占庭经济……全景式展开说明12世纪拜占庭经济的全貌”。从方法论角度看，这样的学科交叉研究非常值得提倡。限于篇幅，笔者不打算一一指出该书中存在的诸多细节问题，甚至对该书在其他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上的不恰当且随意的评论也不做点评，只是对全书最核心的重大理论和研究方法相关问题进行评论。三
《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中产阶级决定论”的理论不足还在于作者未能认识到古代经济活动与现代经济活动的本质区别，误将工业文明主导下的经济活动与以农为本的经济活动相混淆，因此既不能看到两种经济结构内在的差异性，也不能识别两种经济结构中多种貌似相同要素之间的不同。
譬如，《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忽视了工业文明主导下的“中产阶级”和罗马时代、拜占庭时代农民的本质区别，在探讨罗马帝国兴衰的经济原因时放弃将其主要经济成分的奴隶制经济作为决定性因素进行探讨，而将其根据职业特征确定的所谓罗马“中产阶级”异乎寻常地突出出来，似乎并不合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古代罗马奴隶制经济衰落的分析似乎更为恰当，它提到：“商业和工业向来不是统治着各民族的罗马人的营生……商业所得到所保持的东西，都在官吏的勒索下毁灭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不再有利可图；而在当时它却是大规模农业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很明显，这里对漫长历史时期中罗马奴隶制经济的描述是准确的，点出了罗马帝国经济中奴隶制的主导地位和基本特征：以奴隶生产为主的经济，而不是以按照职业划分出的“中产阶级”为主的经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谈到罗马帝国衰落时说：“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足以补偿所耗劳动的收益，因为销售它的产品的市场已经消失了……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而灭亡了……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打破这种绝境。”与上文相呼应，其对罗马经济最终衰败的解释更为合理，因为它直指罗马奴隶制经济的要害，不是把奴隶制经济附属部分的工商业，或者崩溃后、某种过渡时期的自耕农作为分析的重点，而是指出奴隶制衰败在于其经济运行“无利可图”这一关键点。论说非常到位，分析直指要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涉及所谓“中产阶级”的概念，原因在于它对于分析罗马经济衰亡没有帮助，这是符合罗马帝国物质基础瓦解的理论认识的。
笔者对罗马帝国经济不甚了解，也不愿就《罗马—拜占庭经济史》的上编罗马帝国部分做出细致分析和过多评价，这里重点谈一谈该书一再强调的拜占庭帝国及其经济生活中的“中产阶级”概念存在的理论误区。众所周知，世界历史自15、16世纪以来数百年的发展基本就是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兴起及其全球性的扩展，从西欧一隅席卷全世界，突破人类社会农业文明长期形成的限制，导致全球重大变革。这一变革构成了“世界史的重大转折，也许是意义最深、最大的转折……各大地区间的闭塞从此获得世界性的突破……世界市场自此渐次形成，资本主义最初以其触角、其后以其超越前资本主义一切生产方式所能产生的巨大能量，伸入地球的每个角落，终之席卷世界……十五、十六世纪以来四百年的历史说明，世界已经从根本上消灭各民族、各地区的闭塞，密不可分的全局已经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和农业两种文明在基本观念、社会制度、生活需求，以及相应的思想方式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优劣，工业世界是在持续机械化进步中追求无限工效和利润的世界，“又是一个不‘敬天’、不‘法祖’的世界。它从经济上变以衣食自足的社会为多消费的社会……十六至十八世纪西方在宗教、法律、政治上的变革，都说明由新兴工业世界带来的种种特点，正以其所附生的社会力量，冲击农本社会的一切传统……近代的工业世界是对外扩张的世界，传统的农耕世界是固守闭塞的世界。近几个世纪西方向世界各地的扩张，其实质是世界历史上扩张的经济体系对闭塞的经济体系的冲击和挑战”。世界“各国对西欧新兴工业世界的冲击所作的不同反应，经历了新旧制度、新旧社会阶级、新旧思想意识的批判和斗争”，最终在形成我们今日的世界体系过程中，也形成了以欧美为中心的同质化世界经济体系、科技发展标准、主导性话语体系等。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所谓“中产阶级”是可以找到大体一致的概念的，但在前工业文明的农本社会，在各自相对隔绝独立发展且模式多样化的地区，这个称谓便很难找到共同的概念，更不用说还要据此建立宏大的理论模型了。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产阶级”通常是指具有中等水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地位的人，他们通常具有专业技术能力和稳定的工作及中等水平的收入，接受过良好教育并从事脑力劳动，追求生活质量和比较优渥的生存条件，遵守公德良俗并能够进行合理思考，举止言谈有礼貌和修养。这样的标准虽然在世界各地因文化传统不同而略有调整，在收入数额方面也因实际购买力不同而有所区别，但大体上是得到公认的。究其原因，在于工业文明世界性的普及促使生活在同一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人类个体得到同质化的塑造，他们在经济发展的同质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逐步趋同，这是工业文明对地球村改造的结果，也是工业文明对人类个体改造的结果。如此统一的标准在前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是不存在的，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制于科技能力的缓慢进步，其劳动生产效率也因此缓慢提高，剩余劳动成果的有限性决定了他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存状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的特征。由于人类生产、生活状况更多依赖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各地经济类型和发展模式呈现出普遍的多样性差异和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同样以耕作土地为生的世界各地区农民因此呈现出诸多不同，其在各地区不同时期的经济作用也有很大区别。如果人为地将他们纳入一个特定的理论框架中，强行用以解释“中产阶级决定论”，必然与客观的历史相去甚远。
总之，《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一再提及的“中产阶级”不符合罗马—拜占庭历史的实际，该书作者关于罗马—拜占庭经济发展的“中产阶级决定论”也不能成立。欲订购《世界历史评论》，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编辑：王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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