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评论｜Reviews意识前沿：海登 · 怀特口述史（三）[美]海登·怀特

目录文章摘要合集特稿｜Features从话语理解法国革命的观念起源——基思 · 迈克尔 · 贝克的政治文化研究述评黄艳红摘

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最新消息，《世界历史评论》入选为CSSCI（2023—2024）扩展版来源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它有助于我们了解怀特学术思想中的相对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了解它们是如何与怀特本人的学术生活紧密相关的，以及他又如何可能采取相应的策略，合拍地彰显出他的学术个性；3.

目录文章摘要合集专论/Articles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及其兴起背景朱明摘要：15世纪的意大利出现了新型的城市样式，从中世纪的有机生长过渡到人为规划，注重对称、规则的结构布局和开辟新城空间，并且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意大利许多城市都有此“理想城市”转向，并且大多成为新兴城市国家的首府，这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新一波城市化浪潮的兴起，亦发展出一种新的城市结构和城市设计思想。这种转型体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变迁，它不仅受到规划思想革新的推动，也是这时期意大利特定政治环境的产物。君主的集权和相互之间的竞争促成了以城市作为权力表征，也使意大利从封建领地和自治城市的时代向近代国家的时代转变。这批城市为欧洲城市此后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奠定了现代城市结构的基础。关键词：文艺复兴

编者按：2022年5月28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线上举行。何兆武先生的家人、何兆武先生生前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后学，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参会。本次追思会意在于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从为人与为学两个层面缅怀先哲。本刊选取了其中的若干发言纪要，以飨读者。琐记与杂忆一

编者按：2022年5月28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线上举行。何兆武先生的家人、何兆武先生生前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后学，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参会。本次追思会意在于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从为人与为学两个层面缅怀先哲。本刊选取了其中的若干发言纪要，以飨读者。当代中国史学的启蒙先生我跟何先生实际的接触不是很多，他在1986年已经离开社科院。但是，大家提到的有关他的几个重要场合的活动，我倒都参加了。何先生80岁的时候，我们《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的人全部去了清华，借着何先生生日的机会，办了一个学术讨论会。我们那次活动就没见到何先生，主角居然不在场。当时有人就说他是“逃寿”了，就是躲掉了。这是我的第一次经历。后来一次是大家刚才谈到的在南开的活动，我们史学理论编辑部的同事们也都去了。所以说起来，尽管我向何先生面对面请教的机会不多，但这些比较重要的场合，我倒是都参与了。与何先生的交往主要还是“神交”，就是理解他的思想和境界。2001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何先生的论文集《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有800多页，十分厚重。那年，《史学理论研究》在南京开“世纪之交的历史学”会议，彭刚交给我一个任务，问我能不能写个书评。实际上，我是没有这个能力来写的，因为何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而且这么大的一本书，我感到自己很难把握何先生思想的精髓。不过，我后来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主要是想借机系统地学习何先生的史学思想，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接受书评撰写任务的。书评是写出来了，发表在《中国学术》上。虽然如此，我心里其实很不踏实，为什么呢？我是怕没有把握好何先生的思想精髓。这次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我又请岳秀坤老师给我找了一些材料，又一次认真学习了一部分重要的文论。感觉到再学一次，又是一个新的理解，新的认识，新的升华。何先生的思想对我们这些学人来说，就是一个宝库，是一个矿藏非常丰富的金矿，可以不断地挖掘下去。实际上，除了这些重要的史学思想外，我们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何先生思想的滋润和影响。比如说他翻译了这么多书，有一些是史学理论方面的，如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等，还有很多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名著，如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等，这些经典作品是文科学生的必读书。这些书可都是名著，都是我们平时经常要用到的，哪怕不做史学理论，我们也会去看、去翻阅的。不过，名著也只有被精准的、经典的语言翻译过来后，它的价值才能得到充分体现。我们是通过阅读中文来认识那些西方名著的，好的翻译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比如说刚才提到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那句话“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这个话是卢梭说的没错，但是它翻译成中文以后，变成大家铭记的语言，成为一句经典的话语，这个可以说是何先生的再创造。我们现在想到卢梭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句话，而这句话是用中文表达的，它出自何先生的翻译。因此，我们从何先生这里接受到的思想滋养，不仅仅限于何先生自身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想，也包括他在翻译过程中表达出来的思想。他的著作和翻译作品对我的学术成长来说影响非常大。就我个人的理解，何先生的贡献起码有这样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启蒙。刚才已经有老师讲到，他把大量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作品翻译介绍过来，对中国人起到了启蒙作用。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也处在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些社会问题以及制度方面的东西，实际上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何先生主要从西方的思想史当中翻译过来一些经典作品，让我们通过阅读这些作品认识到西方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观念变迁，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认识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社会。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书，前后印刷达12次之多，这个译本最初还是20世纪50年代刊行的，70年代末再版时，曾经修订过一次，20多年过去，再次修订出版。可见这本书的社会影响长远又广泛，它在欧洲近代历史中起过启蒙作用，在中国流行70多年，它的启蒙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我觉得，何先生工作的启蒙意义是非常大的。它讲人的自由，人到底是不是自由的？是不是应该获得自由？怎么样使人的自由能够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无论是现在，还是在整个历史进程当中，它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它起到了一种解放思想的作用。第二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他通过提倡历史理性批判、历史理性的重建，把中国的历史学引上了正道。可以说，他的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历史学人。我们把何先生的作品、他的思想放在中国“文革”以后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去理解我们的历史学到底怎样做才能够成为科学的历史学。这个事情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明白什么才是科学的历史学：是不是我们把历史事实往上一堆，把证据一放，它就是历史学了呢？以前我们总是说让事实说话，让证据说话，这被认为是科学的态度和客观的史学，这种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可是何先生提出了历史Ⅰ与历史Ⅱ，以及历史学Ⅰ与历史学Ⅱ。他说，“历史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要受自然界的必然律所支配；另一方面,

编者按：2022年5月28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线上举行。何兆武先生的家人，何兆武先生生前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后学，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参会。本次追思会意在于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从为人与为学两个层面缅怀先哲。本刊选取了其中的若干发言纪要，以飨读者。各位老师、学者、同学和媒体界的朋友：欢迎并感谢各位在全民抗疫的特殊时期，用云间相聚的形式，来缅怀我们尊敬的何兆武先生，纪念他辞世一周年。何兆武先生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的前辈，也是中国学术界的人瑞。寿享期颐，但去年今日，老先生辞世的消息传来时我们仍然很难过，而且社会反响也很强烈。其中原因我理解有这么几个。第一是学识，何先生的学识无需多讲，即使是外行，也知道他身跨研究和翻译二界。他的翻译不仅量多质精，而且选择的对象是人类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中最重要的著作，不仅对专业学者有意义，也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他的研究从中国思想史、中西交流史到西方思想史、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是真正博通中西的大家。第二是思想，何先生充分重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也同样高度尊重西方思想与文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未来的走向一直是他萦绕于心的大事和重事。关于这一点，他的著述、访谈具在，亦无庸赘述。第三是人格，他在《上班记》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不是一个建功立业的人，一生满足于做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不过是浮生中一个匆匆的过客。这就像演戏一样，何必人人都上台表演，做个观众不也很好？如果能做一个纯粹的观者，能够在思想里找到安慰，我以为就足够了。他达观开朗，恬淡冲和，与世无争，不求虚名，是我们很多人不想学或想学而学不到的。如果老先生今天还健在，我想我们的追思会一定会变成祝寿会，但会上仍然会像过去一样，也像今天一样，缺席这位寿星主角。所以，在去年今日，我在朋友圈中转发了上面所引老先生的那段话，并配上了一副挽联：开民智岂唯诸多著述仰宗风不废万古江河但现在想，这并不能充分表达我对老先生上述的这几层理解。说来惭愧，同在一院，竟然没有见过何先生。但有幸跟老先生打过一次并不完满的交道。我在学报兼职，本世纪初，听何先生说要给学报一篇王浩先生的文章，我虽孤陋寡闻，也知道王浩先生为何等了得的人物，欣喜异常，赶紧给老先生打电话，他说是英文，要原文刊发。我说按规定刊物不能发表英文作品，我们请人翻译吧，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又说翻译会保证质量，请您的高足彭刚来翻译怎么样，他还是斩钉截铁地说，那也不行。结果只能作罢。也不知这是篇什么文章，后来的结果如何。我早过了追星的年龄，但出于对老先生的仰慕，后来专门请彭刚兄为我讨了一本新版《上学记》的签名本，觉得这下总算跟老先生挂上一点钩了！还说一件事，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我恐怕是这个专业中引及何先生最多的一个人了，一学年总要引一次，那就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本科课堂上，讲到李商隐时，会引他《上学记》第254页的一段话：李诗最感动我的，是他的爱情诗和咏史诗。诗人大概可分为四等，一般吟风弄月或别愁离恨，是低等的，即所谓的rhymer。李白的诗天马行空、睥睨一世的气魄更高一等，而杜诗则历尽沧桑，感慨深沉，似乎又高一等。至于那些说出了人生中不可说、不能说的恍惚迷离，乃至肠断魂销、心肝破碎的愁苦和哀怨，应该是诗中最高的境界。这番有关诗境和艺境的观点，真于我心有戚戚焉。我不知道专业内外有没有别人说过，至少我第一次是从何先生这里看到的，而且即使有人说过，我也相信是何先生阅读古典的自身体悟，真让我佩服得无以复加。这种思想和见解，这种通才和卓识，今天的教育不容易培养出来，今天的环境也不容易培养出来。所以，我们只能向近百年前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教育传统和文化传统致敬，当然更要向老先生的人格、思想和学识致敬。|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冬季号，作者刘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参考原文。编辑：范佳琪往期回顾：光启讲坛

编者按：2022年5月28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线上举行。何兆武先生的家人，何兆武先生生前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后学，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参会。本次追思会意在于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从为人与为学两个层面缅怀先哲。本刊选取了其中的若干发言纪要，以飨读者。很高兴能够参加何兆武先生逝世周年追思会。一年前何先生的追悼会我没能去，因为有课，而且是没法调开的课。我想谈谈与何先生的交往，也谈谈对于何先生学术与人生的看法。一、与先生的交往我认识何兆武先生应该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那时候我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历史认识论》（相当于《历史学概论》）。这门课原来是刘泽华老师讲过的，后来他当系主任，就不讲了。没有人接，我就接了过来。我还写过几篇史学理论文章，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史学的社会功能及其实现条件》（载《光明日报》“史学版”，1986年3月19日）、《历史认识论纲》（载《世界历史》，1986年12期）、《论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载《文史哲》，1988年第1期）。文章大都是为参会而作，我也因此在全国性史学理论学术会上认识了一些同行先进，如庞卓恒、姜义华、项观奇以及中国社科院研究史学理论的陈启能、于沛、姜芃等老师，其中也包括何兆武先生。1989—1999年间，我在德国学习与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有七八年。期间我接待了不少学者，包括李泽厚、萧萐父、何兆武、刘泽华、冯尔康等。不是一般的接待，而是纯粹以私人身份陪同他们到各地去旅行。后来我自己反省，是不是太“豪侠”了点。我有两次见到何先生。第一次是1990年夏天在德国慕尼黑大学的“中国哲学研讨会”上，是慕尼黑大学汉学系鲍吾刚教授（Prof.

编者按：2022年5月28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线上举行。何兆武先生的家人、何兆武先生生前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后学，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参会。本次追思会意在于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从为人与为学两个层面缅怀先哲。本刊选取了其中的若干发言纪要，以飨读者。追忆何兆武先生有机会参加今天的追思会，聆听各位先进的发言，十分荣幸，同时也收获多多。感谢仲老师和系里组织这次会议！畅谈何先生的学术贡献，追思先生的经历与为人，不只是对先生的缅怀，也是对一个时代的再思考，颇有意义。关于何先生，余生也晚，到清华大学工作时何先生已经退休，和先生接触很有限，但在见到何先生之前，实际已经和先生有过几次文字上的交往，对我颇有影响，借这个机会谈一谈，表达对先生的敬意。岳秀坤兄谈到他上大学时读到何先生发表的一篇题为《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载《百科知识》1989年第5期），印象深刻。我也想从这篇论文说起。这篇不长的论文，同样给我强烈的冲击。我1986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接触史学，彼时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宏论频出，很多名家亦纷纷发表高论。何先生此文一出，有振聋发聩之感，四两拨千斤，这一持续多年的讨论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当时的感受是，论争的消散和何先生这篇论文有密切关系，也让我领略了理论思考的巨大价值，并第一次将何先生的大名印在脑海中。1996年博士毕业前夕，又读到了何先生在《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上发表的《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一文，深有感触，贸然给何先生写了一封信，谈了阅读此文后的感想。不久就收到何先生的回信，并建议将信送给该刊发表。最后在何先生的努力下，两封通信刊登在该刊第4期上。由此与何先生结下了一段文字缘。后来何先生不嫌我想法粗浅，又将通信附在论文后，收在了文集中。这对我继续关注史学理论问题，给予了莫大激励。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那是何先生工作过30年的地方，可惜何先生早已到了清华工作，依然没有机会与先生见面。一次闲聊得知《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的张彤兄与何先生熟识，就央求他找机会带我去拜见一下何先生，不久愿望就实现了。那是一年春节后，张彤兄和何先生联系好，陪我到清华园谒见何先生。当时谈了些什么，现在已回想不起来，只记得何先生说他的姐姐和先师何兹全先生是大学同学。何先生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2008年调到清华历史系工作后，虽然和何先生同在一系，但何先生退休多年，几乎不到系里来，也没有机会再见。只是前几年负责系里工作，每年春节后会去看望先生。见面很少谈学问，多是天南海北的见闻。我印象最深的是，2016年恰逢历史系建系90周年，系里制作了一方纪念牌，送给老师们，牌上复制了矗立在校园里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上陈寅恪所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字。何先生一直将木牌摆在床旁，陪伴自己。每次去看他，都能见到。某种意义上，这是何先生一生精神追求的真实写照。这短短两行字，体现了启蒙运动以来直至五四运动所倡导的近代理性精神，在当下中国，是最可珍贵的。前面发言的各位老师概括了何先生一生的学术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史学理论研究与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前两个方面，我自己都深受教益。何先生翻译的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以及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都曾反复阅读，对我的思考与研究产生持久影响。何先生自己对史学理论的研究与思考，基于长期对西方史学的研究与消化，结合自己的反复思考，往往篇幅精悍，也没有过多引文，却意味深长，甚至极富前瞻性。彭刚兄提到的何先生《现实性、可能性与历史构图》（《史学理论》1988年第1期）一文便是如此。在撰写《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一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的前言时，彭兄提示此文，学习之后，感到自己所欲表达的，何先生30年前便已做出了有理论深度的剖析，自己不过是在为此文提供个注脚。刚才听韩琦老师介绍何先生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的贡献，又想起何先生在历史所工作期间，一直参与侯外庐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的研究，后来还编著过一本《中国思想发展史》，从先秦一直写到五四运动，可谓中西古今汇聚一身。在何先生身上，生动地体现了清华大学人文学科“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学术传统。自1926年清华大学历史系创系以来，培养出不少汇通中西古今的史家，这也成就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清华学派”的底色。今天对何先生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打破各种人为设定的界线与藩篱，继承并弘扬这一传统，让它融入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的眼界与训练中，成为他们自觉的学术追求。|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冬季号，作者侯旭东，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参考原文。编辑：张景南往期回顾：光启讲坛

编者按：2022年5月28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线上举行。何兆武先生的家人、何兆武先生生前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后学，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参会。本次追思会意在于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从为人与为学两个层面缅怀先哲。本刊选取了其中的若干发言纪要，以飨读者。追思与反思：我们该做点什么？今天是何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大家回忆中的怀念之情都溢于言表。去年何先生逝世的时候，我曾写了一篇短文，名字叫《淡淡的爱，漫漫的哀》，写的是我和何先生个人的一些接触。今天我想谈一谈我对何先生的理解和他带给我的一些领悟。何先生是人文领域的大师，他尤其喜欢史学理论。因为张文杰先生的缘故，也因为彭刚、岳秀坤，我们这些人都比较喜欢史学理论，所以跟何先生接触、一起聊天的机会比较多。对我而言，前前后后我想十几次总是有的。每一次，张文杰先生和我都会约上彭刚，后来还有岳秀坤，一起去跟何先生聊。与何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每次都感觉我们几个人挺强势的，而何先生总是微笑着倾听。当然，他畅谈的时候我们也喜欢听，但我觉得主要是我们年轻人话多，老是想跟他讨论一些什么问题，希望他给我们一个他比较认可的答案。这恰恰也是因为在我们心里面，何先生是这个领域的智者，我们期待他的认可。可以说，现在回忆起何先生，我觉得是一件很温馨、很美好的事情。最近，我找朋友帮我扫描了一本《上班记》，因为我现在暂时还买不到这本书，想一睹为快。我这几天正在读，在里面看到的是1949年后的何先生。我们在《上学记》里面看到的那些困惑，是因为战争，是整个民族都在面对的；而在《上班记》里面看到的这些困惑，则是民族内部的、文化领域内部产生的一些问题。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能感觉他对所讲的事情就像一位旁观者那样，他是身外之事的旁观者。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在回忆自己当年的经历时，也能够在文字里面表现出一种局外人那样，这不容易做到。也就是说，这种淡然更让我觉得这是一种对历史中的复杂性的透视和简化。何先生的这种人格，这种文字，他这种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淡然，我觉得非常少见。刚刚仲伟民老师讲到今天《读书》微信公众号推出来的他那篇文章（仲伟民：《何兆武先生的中外融通》），我早晨已经读过了，里面讲到何先生对中西方历史的比较。我个人觉得，何先生在对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应该是有两种态度，具体的我就不在这里像学术论证一样说明。因为在《上学记》和《上班记》里面，我觉得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何先生在《上班记》里面，提到有一次被批斗，因为对江青问题的评论而被批斗。还有一次，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后来被教训了，从此他再也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了。从这些信息里面，我们实际上看到，何先生像很多人一样，他原本也想承担起一种对于社会和人民的责任，但是，相对于一种体制或者一种机制中的那种非理性的力量来说，去承担这种责任又恰恰是极其危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何先生充分地认知到了一种自我的有限性。这种对于自我有限性的认知，在西方思想里面非常丰富。如果我们说这个自我首先是指何先生本人的话，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何先生的文字里、在他的口述回忆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他采取的措施是什么？他是安静地回到自己的思想世界里去耕耘。如果说这个自我指的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话，何先生能做的就是努力将自己边缘化、非政治化。就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而言，我觉得他是看到了：这不是一种正常的自我的有限性和局限性，而是一种我认为的悲哀。只不过何先生个人的性格和文字风格，使得他能够把这种悲哀也变成由旁观者讲述出来，就像他可以把自己的困苦变成一种旁观者所讲述的一样，这是何先生的风格。事实上，何先生在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里面，数十年的翻译和著述，恰恰是我们未来进行文化反思和创造性发展的瑰宝，是未来中国社会的一些奠基石，我觉得我们要在这个层面上充分地认识到何先生的价值。在《上班记》里面，我看到何先生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这些学文科的人不很好地写一部文革史，我们对不起子孙后代。当然，子孙后代也不可能真正理解，我更不希望他们有真正理解的机会，但愿这种事在以后的1000年里，都不要再出现了。”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何先生的前一代也没有做到这一点，何先生也不用惭愧自己没能做到，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至少到现在也没有做一点什么。所以说，对于中国文化带来的这种悲哀，或者说对于中国文化认知而产生的这种悲哀，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到底该做点什么，从而可以跳出这样一种长期的恶性循环，这样一个死循环。我们可以做什么？在我们见到何先生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90岁的时候，他说自己是报废了的一代，而我们现在是不是大家都承认自己就报废了？如果我们现在就承认自己报废了，那就一切都了了。我觉得，今天我们追思何先生，我们要思考我们到底还可以做点什么，应该做点什么，这是我们能够理解何先生、也能够自己反思的地方。我最后说一点。彭刚、陈恒、秀坤和我一起在上海师范大学设立了“兆武历史思想讲坛”，那是好几年以前开始的，以后应该也会持续下去。其实，我特别希望未来清华大学能够有机会设立“兆武讲座教授”席位，以这种现代大学制度中的方式来纪念何先生，也是挺重要的。我就说这些，谢谢。|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冬季号，作者陈新，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特聘教授。|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参考原文。编辑：张景南往期回顾：光启讲坛

编者按：2022年5月28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线上举行。何兆武先生的家人、何兆武先生生前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后学，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参会。本次追思会意在于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从为人与为学两个层面缅怀先哲。本刊选取了其中的若干发言纪要，以飨读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理性？——在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上的发言何兆武先生是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大家，我不做这方面的研究，与何先生也没有私人交往，但读过何先生的著作，今天主要是谈一下我阅读何先生著作后的体会和得到的启发，以表达我对何先生的追思和敬意。今天追思会的主题是“历史理性的重建”。那么，什么是历史理性？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理性？为什么我们需要重建历史理性？按照刘家和先生的说法，“历史理性”（historical

编者按：2022年5月28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线上举行。何兆武先生的家人、何兆武先生生前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后学，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参会。本次追思会意在于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从为人与为学两个层面缅怀先哲。本刊选取了其中的若干发言纪要，以飨读者。何兆武先生的学术与对“西方”的认知何先生在世的时候，我跟他面对面交往的机会并不多。记得21世纪初南开大学曾办过一场研讨会，国内史学界许多老前辈都来了，何先生也坐在大会主席台上，戴着他那顶标志性的帽子。他在会上讲话，提到了斯本格勒和《西方的没落》，做了一番评论。在他后面发言的齐世荣先生说，他不赞同何先生的看法，因为他本人是那本书的译者，有资格讲这话。他们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现在记得不太清楚，但这种大会上的观点交锋，给我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我在北京工作期间，有一次给何先生祝寿，在清华大学的甲所开会，彭刚兄邀请我参加。但在会上没有见到何先生，好像他的公子在场。吃饭的时候何先生是否来了，我的印象也比较模糊。这也印证了大家的说法，只要给何先生开会祝寿，他这个寿星是肯定不会到场的。何兆武（1921-2021）虽然没有太多当面向何先生请教的机会，但何先生的书和文章，我还是读过不少。他的译作和著作，他的知识和思想，他的睿智和风采，使我们这一代学人深受感染。尤其是我们这些以外国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从何先生那里获得知识滋养，受到的思想启迪和风范的熏陶，可能更多，也更直接。何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学术遗产，就是在中国如何治“西学”。现在大家都很看重学术的国际化，不少人还有志去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因此，在国外的刊物上发文章就变得非常重要。对于那些国际性的学科来说，国际化的确非常必要，像古典学、中世纪学、冷战史等，还有中国史，都有必要力争在国外的刊物多发文章。不过，不管在哪里发文章，作为中国学者，立足点总还是应该在国内。我们这些研究国别史的人，尤其要立足国内。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能用中文写作，而是要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当中，对中学有比较深的造诣，借助这方面的知识和视角来审视外国的问题，通过自己的领悟和阐释来传递关于域外的知识。何先生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典范。他的学术生涯非常奇特，早年学外文，青壮年时研究中国思想史，晚年专治史学理论，另外还翻译了那么多哲学方面的经典。这种学术上的混合和跨界，使得何先生能在知识和眼光上打通中西，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对于我们这些后学来说，何先生是一座让人仰视的高峰，一个让人敬慕的榜样。对我来说，真有点“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意思。我这里所说的立足国内，是指尽可能关注当前中国社会的情况，努力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要采用批判的眼光。我们不能用“钱穆主义”的眼光来看中国，对于传统尤其不能那么“温情脉脉”，不能一味赞扬而没有批判。何先生自然有批判的眼光，而且是很深刻的批判眼光，因为他具备极好的条件，这就是中西兼通。有些人很喜欢做中西比较，但一谈到“西方”，就让人觉得不太靠谱，在知识和观点上有太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但何先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涉猎“西学”，他对代表“西方”知识和思想高度的经典，有深入的钻研，形成了透辟的看法。因此，对于在国内治“西学”的人来说，融汇中西是能取得成绩的重要条件，这是何先生留给我们的一条有益的启示。这里我还想简单地做一点引申。何先生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成就，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究竟如何认识“西方”。我说的“西方”是带引号的，因为现在“西方”成了一个政治符号，一个地缘政治的概念，带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的含义。我所说的“西方”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据我的观察，当前社会上对“西方”的认知通常是扭曲的，或者说表现出某种“认知障碍”。对“西方”的这种“认知障碍”，可能会产生十分有害的后果，这不免让人非常担心。在我看来，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努力与“西方”实现和解。我所讲的“和解”，主要不是政治和军事的和解，也不是经济的和解，而是文化的和解。在这几十年当中，有一大批中国人在真诚地、认真地、深入地理解“西方”，愿意下苦功来掌握和传递“西方”的和关于“西方”的知识与思想，并且希望从中汲取滋养，来启迪自己的智慧，开阔自己的眼界，认识自己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对待“西方”的心态变得略微开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对于不同的价值、制度和生活方式表现出一定的宽容，显得比较友好，可能还带有某种

编者按：2022年5月28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线上举行。何兆武先生的家人、何兆武先生生前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后学，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参会。本次追思会意在于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从为人与为学两个层面缅怀先哲。本刊选取了其中的若干发言纪要，以飨读者。何兆武先生追思2021年5月28日，一年前的今天何先生在期颐之年与世长辞。先生也算是长寿之人。仁者寿、智者寿，这些都可以用在先生身上。众所周知，先生生前不喜欢祝寿活动，尤其不喜欢那种以学术研讨为名的敬拜活人的祝寿活动。在先生90岁时，我们系（清华大学历史系—编者注）曾搞了一个小型的祝寿午餐，先生到场了。我们祝先生长命百岁。也算是许愿成真。先生自己对大自然的规律也很是认同，但先生的离去，我们还是不舍。这几天，我想到很多，限于时间，这里仅谈三点对何先生为人为学的感想。一，我们想念何先生，会想到何先生的人品个性。因为读何先生的译作和文章，我对何先生敬仰已久，但是与何先生有较多的直接交流，是在我转到清华大学教书之后，先生已到耄耋之年。先生是极好亲近的，而且会很直接地进入思想和历史话题，但是先生的表述是讨论式的，而且经常抛出自己的许多疑惑，也包括几十年来一直不得解决的疑惑。我在多次的拜访中，始终面对的是一位承认“生有涯，知无涯”而不停发问的前辈。（何先生95岁因病住院时，我去探望，何先生完整地吟唱了儿时的《童子军歌》。）再联想到先生在《上学记》中的自我描述，我不时想：如何评价先生的个性？当然，我的接触是有限的，但我觉得用儒家的君子或仁者、智者都不能准确地刻画何先生的个性。我想到的是牛顿对自己的描述：“我并不知道我在世人眼中是什么模样，对我来说，我似乎只像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男孩，不时找一颗平滑的卵石，或是比较美丽的贝壳来取悦自己，而真理的大海则横陈在我面前，一无发现。”我觉得，何先生在精神状态上与牛顿是相近的，有一颗比较纯净的爱知识、爱智慧、爱真理的赤子之心。在中国，这是现代知识分子里面才有的珍品。我在给何先生的挽联里有一句——“百年逆旅一赤子”，凝聚了我对何先生的印象。何兆武（1921-2021）二，何先生在西南联大就读七年，于1986年回归母校清华大学，是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事情。清华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建全学科的大学，尤其是重建文科。当时清华校方希望聘到一些有清华渊源的学者，重新接续清华的传统。但是在正式聘到清华的文科教授里，只有何先生有西南联大的学缘。说到清华文科的传统，一般想到的是国学院和后来的各个系。西南联大的历史也沉寂了40年，正是在1986年以后才逐渐变成热门话题，变成传奇。对西南联大历史的重新发现和重新讲述，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热点，对于建构清华的传统，包括清华文科的传统也很重要。何先生是西南联大传统在清华园的活的存在。何先生以口述史的方式参与了这一重构，其价值无可替代。三，何先生的学术翻译对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贡献，已经获得公认。无论语种（英、法、德），经典性（康德、卢梭、帕斯卡尔、罗素），都无与伦比。2015年，何先生94岁，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乃实至名归。我想补充一点的是，1949年以后，是中国现代汉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可以说是走向规范的时期。就学术著作而言，无论语言还是术语都在很大程度上逐渐规范化。何先生的译作是这种规范化的优秀代表之一。何先生的译作是中文的再创作，语言生动典雅。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章的第一句：“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犹如神来之笔。就术语而言，还是以《社会契约论》为例，近代约定俗成的译法是“民约论”。何先生

编者按：2022年5月28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线上举行。何兆武先生的家人、何兆武先生生前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后学，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参会。本次追思会意在于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从为人与为学两个层面缅怀先哲。本刊选取了其中的若干发言纪要，以飨读者。孙女眼中的何兆武各位老师好，我是何兆武的孙女。感谢清华大学历史系组织这次追思会。昨天彭刚老师邀请我参加，本来我想就作为听众，了解一些爷爷在学术上的情况。彭老师希望我可以随便说一点爷爷的事，不需要跟学术相关。那我就讲一些爷爷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吧。我爷爷在家里从来不跟我们谈学术方面的事情。生活中，他是一个非常有温情、真挚、朴素的一个人。我们家里，每个人的性格都非常不一样。爷爷是温和而柔软的，我们平时跟他住一起的几位，都比较强势。爷爷在生活中基本上不会勉强我们做任何事。比如说，我小的时候，他希望我能每天睡午觉，休息一会儿，但我非常不喜欢睡午觉。他发现我总是抗拒，就拿了一张非常普通的纸条，写上“中午睡午觉”几个字（参见图1），把纸条放在我桌子上，从此以后，言语上不再提这件事。他知道我不会听，但是他用他的方法，在不引发对抗的情况下，告诉我他的意见。图1

从“服膺帝国”到“逆写帝国”——19世纪以来国外“约瑟夫斯与罗马帝国”研究的学术史摘要：约瑟夫斯的史书奠定了希腊化时期至公元1世纪犹太历史的基本叙事框架，同时体现了公元69年前后罗马帝国政治重组时期臣属其下的边缘族群文化精英对罗马帝国的回应。然而，约瑟夫斯长期被视为“民族叛徒”和帝国“御用文人”，服膺帝国并颂赞帝国。19世纪以来，约瑟夫斯不断被再解读、再评估，其史家身份确立，其历史书写被视为对罗马帝国话语的积极介入，甚至以“逆写帝国”的策略颠覆帝国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通过梳理19世纪以来国外学界对约瑟夫斯帝国观念的再解读和再评估，以及考察有关边缘族群文化精英与罗马帝国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学术界的深层预设与局限，有助于反思“帝国冲击一史家被动回应”、文化精英“服膺/反抗帝国”的二元范式。关键词：约瑟夫斯

法国社会主义者与北非殖民问题——以让·饶勒斯与摩洛哥问题为个案摘要：20世纪初的摩洛哥问题不仅是摩洛哥逐渐沦为殖民地的问题，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局势息息相关。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留下了大量有关该问题的评论。从以国际关系为核心的政治视角和反殖民主义视角这两个角度来考察饶勒斯对摩洛哥问题的关注，一方面可以梳理并呈现法国殖民摩洛哥的过程，另一方面能够挖掘该过程对饶勒斯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关键词：饶勒斯

thing)，最佳的英译为“commonwealth”。因此，举例来说，当奥古斯都在自传结尾炫耀“将共和国从我的权力之下转交到元老院与人民的掌控之下”时，他没有声称“恢复共和国”(restored

主讲人：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持人：陈新，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特聘教授时间：2022年6月25日主办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陈新：今天很荣幸请到北京大学的赵世瑜教授，参与这场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讲座。赵老师今天所讲题目是历史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赵老师对于我来讲是前辈，我原来不知道赵老师是做明清史的，因为我们学史学理论、史学史的时候，更早看到的是伊格尔斯编写、赵老师翻译的《欧洲史学新方向》（New

萨瓦卡尔与甘地思想的异同摘要：甘地与萨瓦卡尔均为20世纪印度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思想家、政治家，分别对印度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施加重要影响。二人的思想存在诸多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主要表现在暴力与非暴力、普適主义与少数派以及种姓制度各个方面的异同。正是这些思想方面的异同深刻地影响着印度近现代甚至当代的历史与现实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印度乃至南亚地区的未来政治、社会发展方向。关键词：甘地

摘要：安敦尼王朝作为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一直受到盛赞。然而，与帝国繁荣昌盛相伴发生的是，在战争、德行与智慧的三重指挥下，罗马政制中的共和因素进一步消退，元首的绝对统治逐步建立起来。这突出体现在：元首统治基础的扩大，权力的扩张，及其权威的提升。职业官僚集团的出现、元首权力与权威的至高至大以及权力的世袭倾向表明，元首制的性质已然悄然发生改变，日趋接近君主制。因此，安敦尼王朝是罗马帝国由元首制向君主制过渡的关键时期。关键词：安敦尼王朝

中世纪中期英格兰税务评估陪审团初探摘要：中世纪英格兰在历史与现实环境的作用下形成了不同税项的评估陪审团，如土地税、任意税、动产税评估陪审团等。各类陪审团既有其共性，又有自身的特殊性。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一套自发布征税令状，到建立税务陪审团，再到具体评估、复核、制作税务卷档，最终缴纳税金的陪审团税务征缴机制。地方税务评估彰显出广泛的社会参与性、权利与义务相统一、自治性等特征，形成了税务评估回避以及监督、复核、重新评估制度，对此后英格兰地方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关键词：中世纪中期

哀荣与帝国政治：“库克之死”的社会反响与政策因应摘要：1779年2月，蜚声全欧的詹姆斯· 库克船长在他的第三次环球旅行中，死于夏威夷土著之手。他的死讯传回国内后，王室政府、报刊学人都对此表达了哀思，对库克的凭吊与祭奠逐渐成为英国社会的现实共鸣，成为时人在“英雄诗学”主题下情感抒发和想象的载体。在当时的背景下，“英雄化的库克”既是决策层所急需的、借以笼络人心的典型，也是英国社会对帝国梦想的寄托，库克的形象由是被不断美化乃至神话。“库克之死”至少象征着两项转变：一是英国人对太平洋及其原住民的印象和态度出现明显变化；二是英国对天平洋的官方科考活动陷入低潮。在库克之后，英国社会对土著的既有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扭转，官方主导的远洋人文科考活动开始减少，而英国社会对太平洋的人文关怀亦进入相对的低潮。取而代之的贸易者等群体，则进一步对南太平洋地区的环境、民俗、秩序等方面造成破坏。关键词：詹姆斯· 库克之死；形象塑造；太平洋；土著居民；策略变化作为世界近现代史上一支影响甚大的军事力量，英国海军中不乏一些家喻户晓的“业绩”。如弗兰西斯 · 德雷克（Francis

共享的《大宪章》：民族史和全球史视域下的《大宪章》研究摘要：《大宪章》诞生800周年之际，全球知识界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首先，《大宪章》是英国珍贵的思想遗产，英国学者以英国为主体，确立了《大宪章》在英国历史、法律和宪法中的核心角色。其次，《大宪章》也是世界共享的思想遗产。在全球史视域下，各国学者都试图结合本国法律制度和历史发展，对《大宪章》进行阐述和解释，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在民族史视域下，英国是《大宪章》研究的主体和中心，但在全球史视域下，《大宪章》研究存在多重主体和多个中心，反映了新的历史结构。关键词：《大宪章》

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军事革命初探摘要：近代早期军事革命是近代史上意义重大的一个历史现象、事件和进程，奥斯曼帝国所经历的军事革命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两个具有底层性的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明确了近代早期军事革命的定义与判断标准。而后，通过火药、火器的生产、制造，火器装备军队，军制与战术、战法创新等层面，分析了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军事革命的具体内容，以及它在军事领域之外产生的外溢性影响。关键词：近代早期

入江昭先生与两个学术巨大转向摘要：本文着重介绍美国国际史大师入江昭教授的学术生平，侧重分析其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两个重大学术转向（“文化转向”和“跨国转向”）方面所作的贡献。他在早期著作中，虽然也强调国际视野，但更大的贡献在于把文化因素带入历史研究，尤其是外交史和东亚关系史方面的研究。他后期的著作则属于跨国史，强调国际史和跨国史的重要性。本文认为，虽然入江教授才、学、识、德兼备，但他之所以成为一代国际史大师，无疑是时代使然，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关键词：入江昭

目录文章摘要合集特稿/Features入江昭先生与两个学术巨大转向徐国琦摘要：本文着重介绍美国国际史大师入江昭教授的学术生平，侧重分析其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两个重大学术转向（“文化转向”和“跨国转向”）方面所作的贡献。他在早期著作中，虽然也强调国际视野，但更大的贡献在于把文化因素带入历史研究，尤其是外交史和东亚关系史方面的研究。他后期的著作则属于跨国史，强调国际史和跨国史的重要性。本文认为，虽然入江教授才、学、识、德兼备，但他之所以成为一代国际史大师，无疑是时代使然，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关键词：入江昭

古希腊史学家的帝国观念——读吕厚量《古希腊史学中帝国形象的演变研究》古风到古典时代希腊世界主要的国家形态是城邦。雅典帝国和斯巴达帝国之类是现代学者的称谓，如林志纯先生所说，两者本质上都是城邦联盟而非真正的帝国。如果我们接受西方学界帝国的一般定义：“帝国是因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统治而形成的一种国家。”则希腊人对帝国本身并不陌生。吕底亚是否有资格称为帝国有待论证，但至少自公元前6世纪中期起，波斯的崛起已经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并通过征服小亚细亚，波斯人与希腊人发生了正面接触。大陆上的希腊人虽未直接感受到波斯的压力，但也意识到了波斯的存在：约公元前546年斯巴达曾派遣使者前往小亚细亚，警告居鲁士不要染指那里的希腊人。只是那时的斯巴达似乎还忙于巩固伯罗奔尼撒同盟，未采取任何实质行动。此后双方的交流一直到波斯帝国灭亡时，都不曾终止。希腊人或去波斯充当雇佣兵、医生、商人、流亡者等，或作为旅行者，部分人还在波斯定居下来。公元前5世纪初，波斯三次发动对大陆希腊的入侵，也有个别波斯人作为逃亡者到达希腊大陆。双方文化上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无疑更加频繁和深入。古希腊的民族志、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起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波斯崛起的影响。波斯帝国灭亡后，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帝国以及希腊化时代诸帝国代之而起。到公元前3世纪，希腊人又看到了更加强大的罗马帝国的来临。必须承认，希腊人在与这些帝国打交道时，表现得好像并不高明。他们虽曾击败波斯入侵，却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不断祈求波斯的金钱援助；面对马其顿在腓力二世时代的急剧扩张，包括雅典在内的多数城邦似乎麻木不仁；面对不断东进的罗马，希腊人的经历，似乎是一个从失败走向更加失败的历程。那么，希腊史学家们如何建构这些帝国的形象？他们的评价中，到底包含哪些基本要素？所构建的帝国形象中，与哲学家和文学家等比较，又有哪些特殊之处？对这些重要问题，国内学术界长期缺乏系统的讨论。基于此，吕厚量博士《古希腊史学中帝国形象的演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以下简称《演变》，引该书时均夹注页码）的出版，对系统梳理希腊史学家的帝国观念，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演变》几乎所有的篇章都曾作为单篇论文发表，有些文章已经在学界引起注意。不过因为都是单篇发表，难见系统，这次收入本书时，作者根据主题做了不少修订和增补，形成比较系统的从希罗多德到罗马帝国晚期古希腊史学家有关帝国形象的著作。该书的书名清楚地告诉我们，它关心的不是帝国的兴衰、制度和治理，而是勾勒希腊史学家心目中的帝国形象，解释帝国形象在古希腊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变”与“不变”。作者的结论是：在帝国问题上，“古希腊史学本身具有十分引人注目的整体性、继承性和互文性特征”（第5页）。该书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希腊人对波斯帝国的认识，第二部分是希腊人关于罗马帝国的印象。对希腊人来说，两者都是外族的帝国。“波斯帝国是希腊古典时期最重要的对外交往对象之一”，长期是希腊文明参照的“他者”（第4页）。自公元前2世纪以后，罗马帝国是“后期希腊史家关注的重点和地中海世界整体史的载体”（第4页）。因此，“波斯与罗马构成了古希腊史学中最重要的两大帝国形象”。根据两大帝国与希腊人的关系，作者给自己确定了两个主题：有关波斯的部分关注希腊人反应中的所谓东方主义倾向；有关罗马帝国的形象，则着眼于希腊人文化上的调整和适应。与黄洋教授认为希腊人古风到古典时代已经具有浓厚东方主义传统不同，吕厚量博士更愿意相信希腊人的东方主义即使存在，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希罗多德、泰西阿斯和色诺芬等作家所记录的内容如波斯帝国的专制主义、生活奢靡等，有些可能被后来的东方主义继承和发挥，并被作为希腊文明的对立面加以突出，但总体上看，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前期，希腊人对波斯帝国的叙述还是以正面为主。在波斯宴饮问题上，希罗多德和色诺芬等更多地将其描绘为贤哲的集会；波斯大王的权术，实际上在色诺芬本人、阿盖西劳斯和传说中的斯巴达立法家莱库古等身上也有体现，希腊和波斯此时表现出更多的共性。至于泰西阿斯，他固然记录了不少波斯宫廷中诸如性别倒置、劫掠神庙等非常行为，但“他对波斯帝国的政治家、统治模式与风土人情的评价都是褒贬结合、相对公允的”（第55页）；“泰西阿斯基本上继承了希罗多德褒贬结合、总体上肯定东方文明成就的历史观念”（第69页）。所以，对波斯东方主义式的描写，更多的是亚历山大东侵后希腊化世界知识分子的建构、亚克兴海战前屋大维对埃及女王克莱奥帕特拉奢侈淫荡生活方式的攻讦、罗马人对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形象的丑化，以及早期罗马帝国的社会生活记忆等共同作用的结果（第162页）。也就是说，希腊人的东方主义，要到希腊化世界甚至罗马帝国时代才真正成形，而且这种主张的来源相当复杂。这个看法无疑相当大胆且新奇，对众多学者持有的希腊古典时代已有东方主义的看法形成了直接挑战，但在笔者看来，很有说服力。最早系统记录罗马扩张的希腊人是西西里史学家蒂麦乌斯，可惜他的著述基本失传，因而有相对完整论述流传至今的希腊史家，首先是《通史》的作者波利比乌斯，之后是约瑟福斯、波桑尼阿斯、普鲁塔克、阿庇安和古典晚期那些仍坚持多神信仰的史家。除波利比乌斯外，作者重点讨论了约瑟福斯、波桑尼阿斯和帝国晚期的多神教作家。通过分析约瑟福斯的作品，作者相信，虽然“约瑟福斯背叛了任命他的耶路撒冷政权，但作为一名犹太教徒，约瑟福斯却从未也无法背叛自己的信仰和族群”（第228页）。他固然在罗马生活，被迫接受了罗马的统治，但他也意识到犹太社会的分崩离析。这样的矛盾，导致约瑟福斯一方面尽可能捍卫犹太人和犹太教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努力向罗马当局解释犹太人的信仰，试图接受罗马的统治，致使他陷入左右都难以逢源的尴尬结局。波桑尼阿斯同样对罗马态度矛盾，一方面他努力弘扬希腊曾经的辉煌，在选材上尤其故意忽略或贬低罗马时代的建筑和历史，另一方面，却不能不对罗马的统治，特别是哈德良等元首的亲希腊政策表示认同。正是在波桑尼阿斯的著述中，“孤芳自赏的希腊文化传统与海纳百川的罗马政治文明走向合流”（第259页）。到帝国晚期，帝国东部保守的希腊知识精英群体直接把罗马帝国变成了“古希腊文明在公元前2世纪之后的唯一合法载体”（第259页）。在有关罗马帝国的一组文章中，关于波利比乌斯的一篇有点另类。它实际上只是部分与这位史学家所刻画的罗马帝国形象有关：罗马的兴起与波利比乌斯普世史的实践，而非波利比乌斯对罗马帝国形象的描绘。这或许是因为波利比乌斯对罗马的态度在学界早已获得广泛研究，希望在这个领域有所创新实属不易。随着全球史研究的兴起，地中海作为罗马崛起的背景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而波利比乌斯可能最早明确意识到罗马的崛起及其对地中海走向整体的影响。例如在第1卷的开头，波利比乌斯就宣称，在罗马崛起之前，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由一连串不相关的事件组合而成的，发生的原因也不相关联，但从罗马走向地中海开始，历史变成了有机的整体。“在意大利及非洲的事情与在亚洲及希腊所发生者相互联系，其中所有事件发生关联，并导致单一结果。”既然罗马人“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将几乎全世界所有人居住的地方都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所以波利比乌斯写的不仅是罗马崛起的历史，还是他心目中人类社会的普世史。波利比乌斯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试图建立一个普世史的框架。但正如《演变》指出的，由于地中海世界在统一中又表现出强烈的分散性，以及波利比乌斯资料使用上的限制，还有体例上的不协调，使波利比乌斯建构的地中海普世史存在非常明显的弱点：“它忽视了罗马征服之前地中海世界久已有之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统一性和罗马征服之后地中海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族群分布等诸方面继续长期保留的碎片化特征，从而在难以自圆其说的历史观指导下建构了一部罗马共和国于53年内完成地中海世界征服事业的、高度戏剧化的普世史。”（第194页）在对波利比乌斯普世史方法的分析中，作者的确从全球史视角揭示了波利比乌斯罗马观的某些重要方面，例如他对罗马崛起采取的一贯正面的立场：既然普世史因罗马的崛起而成为可能，则罗马人的所有行动，当然都是命运指导下的合理行动。但在笔者看来，这最多是波利比乌斯罗马观的一个方面，而且还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方面。《演变》给希腊罗马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虽然国内对古典史学的认识，自20世纪80年代初郭圣铭先生《西方史学史概要》出版以来，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有些成果，如关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阿米安等的研究，已有了本质的提升。但这些研究或属通史概论性质，或属专题性质，像该书这样从帝国形象这一主题入手，对希腊史学做贯通性研究的，仍是国内第一部。作者不是一般地叙述希腊史学家的帝国观，而是选择最重要的作家，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从一个侧面揭示特定时期特定作家有关波斯或罗马的观念。它比较了希罗多德有关大流士政变的记载和贝希斯敦铭文的内容，肯定了希罗多德作为史学家的忠实和准确，也指出希罗多德记录中所包含的希腊文化成分以及大流士宣传的部分。该书对泰西阿斯和色诺芬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前者国内几乎无人介绍。这位《波斯志》的作者长期生活于波斯宫廷之中，所记驳杂且夸张，西方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其作品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波斯帝国的实际上。该书则将泰西阿斯置于西方的东方主义链条中，重新估价了他作为史学家的地位，进而否定了他有意识地创造东方主义的角色。对色诺芬的介绍在国内相对较多，但除少量例外，多关注色诺芬的《希腊志》和《远征记》，对其他作品关注不够。吕厚量恰恰在色诺芬问题上有精深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就以色诺芬的道德教育为主题，近年的研究中又持续思考，对色诺芬的主要作品有相当全面的把握，因而能够从整体上评估色诺芬的史学成就及其在西方东方主义发展中的作用。他成功地在看似主题和类型都非常不同的色诺芬的作品，尤其是《居鲁士的教育》《拉栖第梦人政制》《远征记》和《希腊史》之间，从塑造理想政治家、道德和操控权术等入手，发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且在斯巴达传说中的立法家来库古、波斯开国君主居鲁士和作为雇佣兵统帅的色诺芬这些乍一看非常不同的人之间，找出了类型上的相似性：“《居鲁士的教育》是一部涵盖了《拉栖第梦政制》中色诺芬所关注的几乎全部要点，但其题材又不仅限于‘政体论著’范畴的庞杂作品。”（第98页）吕厚量提醒我们注意，在理解色诺芬时，不能只是从其一两部作品入手，而应深入到他的政治哲学和个人经历之中，对他的作品做全面、整体的理解。在其他诸多具体问题上，吕厚量博士也多有发明。他指出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观念及其所采用的方法与地中海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从约瑟福斯的生平及其在罗马的处境中，他探讨了约瑟福斯罗马观中存在的二重性和矛盾；从波桑尼阿斯的文化记忆中，他赋予了《希腊纪行》对研究罗马帝国时代希腊文化精英价值观一手资料的地位；从有关波斯宫廷宴饮的叙述中，他追溯了希腊人东方主义的兴起和演变；在罗马帝国后期多神教作家礼赞罗马的声音中，他力证异教文化的活力。因此，该书虽然每章主题不同，但对理解古希腊史学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演变》注意细致梳理材料，在比较中提出问题，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以个案研究和实证研究为基础，同时注意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第5页）。从具体论述看，《演变》不是抓住某一条或者几条材料做出结论，而是从史学家的具体论证与总体倾向出发得出结论。他详细比较了贝希斯敦铭文和希罗多德的记载，再度证实了希罗多德波斯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但也指出希罗多德的记载受到了他那个时代大流士宣传策略的影响。在希腊作家波斯观问题上，《演变》通过系统讨论希罗多德、泰西阿斯和色诺芬等的著述，一方面注意到他们对东方的负面评价，但在评估了他们总体的记录和思想倾向后，指出他们并非后世所说的东方主义的始作俑者，因为他们同样记录了诸多波斯制度和人物非常正面的内容，“在公元前5世纪末至前4世纪中前期的希腊史家（希罗多德、色诺芬、泰西阿斯）语境下，对波斯宫廷组织模式的正面评价要远远多于对它的负面批评，并且二者间往往并不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第161页）那时的希腊人甚至会“怀着仰慕、敬畏的心态去观察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第163页）。通过对色诺芬著述的比较，他发现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莱库古和阿格西劳斯等在颁布法律、治理国家中，操弄权术的手法并无不同。他对波斯宴饮的分析相当有趣。虽然在东方主义者的记录中，波斯宫廷宴饮颇类饕餮之徒的醉生梦死，浪费惊人，但在分析了相关史料，特别是波斯帝国的物质基础后，他证明那样的描写既不符合波斯帝国的实际，也与古典时代希腊作家的记录不相吻合：在公元前4世纪之前，希腊人对波斯宫廷宴饮的描绘仍然是贤哲之士的集会，至少到色诺芬时代，波斯宫廷宴会场面仍然是“健康、节制、睿智和符合古希腊传统美德观念的”（第160页）。有关波斯宴会奢华浪费和生活方式淫荡病态的记录，大多出自亚历山大东侵以后希腊化时代的作家，在罗马帝国时代的作家如菲罗斯特拉图斯和雅典尼乌斯等那里达到顶峰，在此过程中，“一套东方主义式的、道德贬抑色彩浓重的波斯历史叙述体系发展起来，逐步取代了希罗多德、色诺芬等前辈们对波斯帝国与东方世界的平视或仰视姿态”（第163页）。这种前后横跨千年的对比，显示了作者宏阔的眼光和对资料的充分把握，也是合理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的结果。在研究帝国形象的过程中，《演变》还尝试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典型例子是用文化记忆理论探索波桑尼阿斯对罗马帝国的态度。过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波桑尼阿斯的史料价值上，对他评价不高。吕厚量博士利用德国学者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绕开波桑尼阿斯的记载是否可靠的泥潭，将波桑尼阿斯作为2世纪罗马统治下的希腊知识精英，致力于通过波桑尼阿斯记录的手法和对内容的取舍，从中发掘出希腊知识精英对罗马帝国的矛盾态度。“波桑尼阿斯一方面试图排斥罗马帝国在‘自由希腊’历史记忆中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对晚近罗马元首‘亲希腊政策’的充分肯定之上去构建自己的文化记忆，从而在光辉、自由、理想化的古希腊历史与安宁、富足、虽未尽完美但差强人意的现实罗马帝国统治模式之间搭建起了一座记忆的桥梁。”（第7页）研究角度的转换，使波桑尼阿斯那些看似蹩脚的记载，成为珍贵的一手材料。在有关色诺芬、波利比乌斯等的研究中，该书也尝试做出新的观照。在政治哲学的背景下，《居鲁士的教育》中色诺芬有关波斯的记载是否可信，或者那部作品到底是历史小说还是可靠史料的问题不再那么重要，吕厚量转而关注他如何塑造理想政治家、理想政治家又如何治理国家的思想史材料，由此揭示出色诺芬思想中“无从回避的张力”以及许多场合“难以圆满解释的深刻逻辑矛盾”（第6页）。在全球史方法的观照下，波利比乌斯的《通史》也获得了新的意义，他撰写普世史的方法以及对罗马霸权和地中海历史发展认识上的局限，使波利比乌斯只能写出一部戏剧化的历史，并未真正达到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在诸如希罗多德、泰西阿斯、帝国晚期异教作家等问题上，作者也都尝试在东方主义等新理论的观照下，努力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解释。总体上看，《演变》根据一手材料，结合当代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系统呈现了古希腊史学家的帝国观念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但该书向我们提出了更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首先，如前文所说，该书集中在波斯和罗马这两个异族帝国身上。对希腊人自己的帝国，尤其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的分析，基本缺位，因此连带的，是古希腊史学中极其重要的几位，如修昔底德、卡利斯泰奈斯、泰奥庞普斯、狄奥多鲁斯、狄奥尼修斯和阿里安等的帝国观念，基本没有出现在该书中。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如弗格森那样，放大帝国概念，将雅典统治下的提洛同盟、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的霸权等，都视为帝国，但马其顿亚历山大入侵波斯建立的庞大帝国，以及希腊化世界的马其顿和塞琉古等，有资格被称为帝国。另一方面，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随着超出城邦范围的统治的兴起，对雅典和斯巴达霸权的反思，深刻地影响了希腊人关于帝国的观念，直到希腊化和罗马时代，自由和奴役都与帝国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修昔底德和色诺芬有关希腊内部超越城邦范围统治的方式的思考，或许也应当在希腊人的帝国观念中获得一席之地。其次，就罗马帝国的形象言之，波斯多尼乌斯、狄奥多鲁斯、狄奥尼修斯、普鲁塔克等对罗马帝国形象的论述，理应获得一定的分析。作为波利比乌斯之后记录罗马帝国历史最重要的几位史学家，他们对罗马帝国的态度，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不同程度的重视，莫米利亚诺甚至把波斯多尼乌斯与波利比乌斯相提并论，如果说波利比乌斯主要还停留在认同罗马成功的层次上，波斯多尼乌斯已经“不是要说服希腊人这种（即罗马人）统治的可接受性，而是希望说服罗马的领袖们要按照某种方式来行动，从而不会疏离其臣民中的大多数，因此也就不会危及行省上层分子的地位，因为这些人已经把他们的利益与罗马的统治统一起来了”。至于狄奥多鲁斯和狄奥尼修斯，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罗马的统治，并且主动向罗马上层靠拢，试图建构罗马人与希腊人之间的亲缘关系。该书关于罗马帝国的形象，从公元前2世纪的波利比乌斯，一下子跳到了1世纪的约瑟福斯。考虑到约瑟福斯虽然用希腊语写作，但他毕竟是一个犹太人，只能在广义上归入希腊史学家的范畴，等于把中间一大块空地留给了后来的研究者。作者意识到了这个空缺（第295页），但出于谨慎和所涉内容的复杂，没有动笔，因为收入书中的各章，都有前期研究做基础，中间的这几位，从波斯多尼乌斯到普鲁塔克，不曾见过他的专题论文，因而他拒绝仓促之间，为了成书率尔操觚，倒是给我们留下了一片空地去开垦和探索。最后，帝国是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上一个经常性的现象。该书把探讨“希腊史学所承载的文化记忆是否提供了独立于当时如日中天、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古斯丁等人政治思想学说之外的另一套话语体系”（第295页）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作者认为，希腊史学家的确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基本独立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与奥古斯丁等人的政治思想体系之外的，从具体细节到整体观点同后者差异巨大的帝国观，构成了同政治思想史并行不悖的、对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帝国形象认识来源”（第295页），或许如此。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好奇哲学家们根据概念辨析和逻辑推演的认识方式建立的帝国话语体系到底是什么样的？该书在第295—297页对此做了概要的分析和解说，但与对史学家条分缕析的论述比较起来，不免分量不足。此外，两者之间除了作者指出的区别之外，作为古典文化共同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是否也存在着诸多共通之处？事实上，至少就修昔底德而言，他对雅典帝国的勾勒，与他的政治哲学紧密相连。所以修昔底德的论述，也经常被当作政治思想史材料得到解读。比较理想的做法，也许是单列一章，对哲学家推演性的帝国概念与史学家实证性的帝国概念做相对深入和全面的分析。即使作者已经探讨过的史学家，似也有某些小的方面可以更进一步。如希罗多德一章的重心在史学之父的史学方法及其记载的史料价值，还有希罗多德与东方主义的关系，于希罗多德关于波斯帝国的总体形象，反倒有所忽略，尽管在该书其他部分，如宴饮等章节，该书有所补充，但仍不够完整和充分。对于波利比乌斯，重点似乎也在他的史学方法，最多提供了波利比乌斯有关罗马帝国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地中海成为罗马人的内海，以及帝国时代地中海史的总体特点。但罗马帝国在这位希腊史学家心目中整体上到底是什么形象？波利比乌斯自己的帝国理念与罗马帝国的实际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共性和区别？这种共性和区别，又如何影响了他对罗马帝国崛起的判断？也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当然所有这些方面，如同古希腊史学家的帝国形象研究一样，工程非常浩大，且让我们搬好板凳，热切期待吕厚量博士下一部著述的问世。|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秋季号，作者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参考原文。编辑：殷开辉往期回顾：光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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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塔西佗》是英国罗马史家罗纳德·塞姆的第二部专著，代表着塞姆学术生涯的最高成就。《塔西佗》继承了《罗马革命》中的英国人文主义叙事史学传统，发展完善了其中的人物志研究方法。在传统古典语文学和语言学转向新时代背景的双重影响下，《塔西佗》中的文本分析采取了折中主义的立场。时至今日，塞姆的《塔西佗》仍是塔西佗研究与早期罗马帝国史研究领域的必读参考书，对拉丁史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着宝贵启示。关键词：罗纳德·塞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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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ἀστός”？摘要：古希腊文献资料中所见的“城民”（ἀστός）一词意指“公民”（πολίτης），常与“侨民”（μέτοικος）或“外邦人”（ξένος）对举。间或出现的不同解释，实为误读。所谓“城民”，强调的是其自然属性，而“公民”则尤重其政治指向，仅此小异。关键词：古希腊

“百变”法老：社会变革与埃赫那吞的古今形象摘要：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的法老埃赫那吞因其“宗教改革”，成为最受关注的古代埃及历史人物之一。改革失败后，传统宗教势力复辟，新都埃赫塔吞(今阿玛尔那)被弃，埃赫那吞从此在古代埃及官方记载中被抹除，直到埃赫塔吞遗址被重新发现和清理之前，埃赫那吞只在古代文献中留下很少且基本给人以负面印象的蛛丝马迹。随着这段以“最早建立一神教的尝试”为重要标签的历史在近代以来的再发现，埃赫那吞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埃及学界。西方知识界和公众，甚至包括纳粹的支持者，均因各自的立场和目的，对埃赫那吞燃起巨大而迥异的兴趣。回顾这段“智识史”，随着不同视角的转换，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不是更清晰，而是更模糊了。埃赫那吞的“百变”法老形象，是从古代到近现代以来社会变革中知识生产的产物，是人们关切的重大问题的转移所造就的神话，是知识精英和公众共同形塑的结果。关键词：埃赫那吞

古埃及爱情咒语初探摘要：法老时代的古埃及爱情咒语现存只有一例，而在罗马时期的“希腊魔法纸草”中却发现有大量同类咒语。发现于埃及境内的希腊魔法纸草，其中的咒语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着古埃及的影子，甚至法老时代爱情咒语的孤例也可以在其中找到“直系后裔”。在文本内容分析的基础上，以咒语中唤起的神祇、语言中运用的动物类比手法与为确保效果而对神祇进行的威胁三点为线索，可以找出魔法纸草中与法老时代爱情咒语关系最为紧密的例子，继而梳理出古埃及爱情咒语在法老时代之后的变化。可以看到，古埃及爱情咒语在后期明显受到了希腊方面的影响。爱情咒语植根于古埃及多样的魔法文化，历史悠久，法老时代资料的稀缺或许可以归因于咒语的日常性。关键词：古埃及爱情魔法

朗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他撰写了一篇题为《归还方尖碑》的檄文。他以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亲身经历反驳了当时在美国流行的说法，即美国人把方尖碑运到纽约是因为该方尖碑在亚历山大城受到被海水淹没的危险。沙耶

Tripos）涵盖的作品中，很少有那般滂沛雄浑的文字，不少我早已淡忘，但政治哲学中那些紧凑密集且动人心弦的文字，却从不褪色。就这样，我从邓肯那里终于明白，政治思想史是个在现实中令我激动的研究方向。

摘要：沃格林在《秩序与历史》中以“存在的飞跃”为主线，建立了一套能够揭示秩序如何在诸文明中演进的思辨历史哲学。他认为，对存在领会的突破构成了文明史的关键线索，但这一线索并非单线化、西方中心主义的，而是一种克服“历史创生论”、突出各类精神突进进程复杂性的框架。这一对历史秩序网状结构的叙事基于沃格林对历史书写的独到见解，他将历史编纂本身看作发现人性历史维度的重大事件，因而历史写作自当努力阐明人作为居间的存在不断在存在之流中挣扎的过程。而为了以一种更能展现历史厚度的方式贴近史料，沃格林摆脱了黑格尔以降用僵化概念解读史料的方法，他将史料看作与当时的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活生生的符号，极力还原当时之人对于存在秩序的体验，试图在具体的语境中解读史料的涵义。由此，沃格林通过体察诸多文明形态各异的秩序理解，彰显了历史的展开将何以可能。关键词：沃格林

论安克斯密特对“表现危机”的克服及其问题摘要：安克斯密特所说的“表现危机”意指这样一种情形，即传统、语境等因素对于表现的决定作用超过了被表现者，从而使得表现不再成为我们接近被表现者的途径、反倒成为其障碍。一个彻底克服表现危机的迹象是，安克斯密特在《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理和指称》中发展了一种表现的三阶模式：表现、被表现者以及所呈现者，他指出表现的所呈现者属于被表现者的“面相”，是实在自身的一部分。此外，他还提出历史表现在一种修正过的真值理论中也是可以成真的，并且把这种有别于命题真理的表现性真理定义为“世界或客体依照其面相而向我们揭示的东西”。面相与表现性真理的引入，相对于安克斯密特早先支持的叙述观念论无疑是颠覆性的转变，但这个三阶模式强烈暗示的实在论也引起了若干争议。本文试图说明，面相、个体历史经验以及一种远离了主体间性的实在观念在安克斯密特的体系中是彼此关联的，它们都指向“客观事物”的类别尚未在主体间被确立之时的本真状态；尤其在历史写作中涉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本质上具有开放性的概念时，我们面临的不是事物而仅仅是实在中的各种面相。但笔者认为，在安克斯密特对表现危机的解决方案中，他把概括史学文本的中心观点也拔高为“内在于过去自身”的真理是一个有待商榷的做法，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可追溯至他早先对叙述实体的双重界定方式。关键词：安克斯密特

叙事与记忆：独特事件的历史哲学思考摘要：如何书写像大屠杀那般的独特事件，成为后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随着实践史学理论的发展，“历史经验”“记忆实践”与“历史责任”等概念被赋予新的内涵，并成为理解和阐释大屠杀事件的有效理论工具。独特事件的书写同样有赖于确凿可凭的史料文献、图像资料和物质遗存，也需对史料的内涵及解释原则进行理论反思；然而，这类书写不止于纯粹的史家技艺问题，更凸显了历史知识介入生活实践的社会效应。实践的历史哲学家势必将目光投向与当下现实问题相关的历史文本，这种现在主义的视角呈现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互动关系，历史学家无疑肩负着理解现在、阐释过去和指引未来的职责。关键词：独特事件

当代德国史学理论中的历史意义：渊源、生成与经验摘要：“历史意义生成”是当代德国史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总体而言，它是在德国理念论历史哲学的解释系统失效之后，伴随着现代性历史思考和现代性历史进程本身发展而来的。历史意义生成作为一个系统概念，一方面在探讨德国传统历史思考中理念论核心的当代理论形态；另一方面，历史意义同时以知识论的方式在论证当代历史研究的价值与合法性基础。在思想脉络上，它来自德罗伊森、狄尔泰、伽达默尔等德国思想家。约恩 · 吕森通过感知、诠释、导向和行动的四个精神程序，阐明了历史意义在当代历史文化中的生成逻辑。对历史意义的“不可预想性”、生成逻辑以及它与“历史统一体”等经验概念之间关系的分析厘清，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德国史学理论不同于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整体导向与解释体系，即历史意义在当代时间经验中应当重塑人类历史思考的整体性。将“历史意义”这个思想概念和现代德国历史的实践发展结合来看，它是一个包含着政治、认知与道德诉求的综合性概念范畴。关键词： 历史意义

truth”（揭示了真相）。挥之不去的“崛起国忘恩负义”的心理情结，铸成心理上的扭曲，认知上的倒置，让雅典做了冤大头，也玷污了应用史学。关键词：雅典

贝克尔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基于贝克尔的史学著作与史学思想，学者们分析了贝克尔的治史取向与研究转向，评价了贝克尔史学的性质及其价值。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想强调以下三点。第一，卡尔

摘要：蒙茅斯的杰佛里所著的《不列颠诸王史》是一部叙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之前不列颠历史的伪史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世俗教士杰佛里用一些或来源于传说或由自己虚构的故事描绘了近百位国王。在杰佛里所处的12世纪，英格兰已成为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带有现实关怀的《不列颠诸王史》对虚构的古王的描述，证明了该时期理想的君主应该是什么样的：既应当是征战的武士型国王，又应当是虔诚的信徒型国王，但是对其身为世俗国王的要求要高于对其宗教性的要求，其对外作战功能则被视为比其他世俗功能更重要。这一国王观念来源于现实，被伪史所建构并影响着整个

19世纪西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三大主题研究——由百合花历史图像引出的学术史思考摘要：在19世纪的西方文艺复兴史研究领域，意大利无疑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艺术史方面，以画派、风格研究为中心并从历史的角度勾画出各画派、各代表性艺术家的基本特征，为未来的研究确立基本的学术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