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启讲坛 | 王立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理性？——在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上的发言

编者按：2022年5月28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线上举行。何兆武先生的家人、何兆武先生生前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后学，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参会。本次追思会意在于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从为人与为学两个层面缅怀先哲。本刊选取了其中的若干发言纪要，以飨读者。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理性？

——在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上的发言

何兆武先生是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大家，我不做这方面的研究，与何先生也没有私人交往，但读过何先生的著作，今天主要是谈一下我阅读何先生著作后的体会和得到的启发，以表达我对何先生的追思和敬意。

今天追思会的主题是“历史理性的重建”。那么，什么是历史理性？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理性？为什么我们需要重建历史理性？

按照刘家和先生的说法，“历史理性”（historical reason）包括“历史（作为客观过程）的理性（the reason of history）和史学（作为研究过程）的理性（the reason of historiography）”。前者属于历史本体论层面，后者属于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

一般认为，历史理性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康德把人类历史视为理性发展的过程，认为人类的行为“正如任何别的自然事件一样，总是为普遍的自然律所决定的”，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揭示出历史“合乎规律的进程”。同时，康德还认为，“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并且往往是彼此互相冲突地在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时，他们却不知不觉地是朝着他们自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目标作为一个引导而在前进着，是为了推进它而在努力着”。何兆武先生将康德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历史的合规律性”和“历史的合目的性”，即“历史是根据一个合理的而又可以为人所理解的计划而展开的”，“历史又是朝着一个为理性所裁可的目标前进的”。这两个方面就是康德所说的历史理性。

何先生的历史理性思想无疑受到康德的启发，但又发展和超越了康德。何先生认为历史学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或认定”，“第二个层次（历史学Ⅱ）是对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的理解和诠释”。何先生最重视的是历史学Ⅱ，他说：“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却全有恃于历史学Ⅱ赋给它以生命。”而历史学Ⅱ包含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二者的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没有这个历史理性的重建，则历史只不过是历史学Ⅰ所留给我们的一堆没有生命的数据而已。”

显然，康德主要是在历史本体论层面谈论历史理性的，而何先生则是就历史认识论来讨论历史理性的。何先生特别重视历史理性在历史知识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历史理性批判这项工作乃是历史学研究的一项前导或先行，不首先进行这项工作，历史学就等于没有受洗礼，就没有资格侧身于学术的殿堂。”也就是说，分析的历史学“应成为思辨的历史学之不可或缺的前导”。在何先生看来，必须先对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能力进行一番批判，才能真正认识历史。但康德并没有这样做，“就径直着手去解释历史的本质”。而这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先对人类认识历史的能力和方法进行剖析，历史知识才有可能。

那么，何先生讨论的历史理性（确切地说是“史学理性”）究竟是什么？具体而言，指的是我们在理解和诠释历史时应该抱有和坚持的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也是何先生讨论比较多的是三大原则。

第一，历史的发展并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存在康德和黑格尔意义上的必然的规律。何先生引用卢梭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指出“人既然只可能是自由的，所以人文世界的历史就是自由人的自由事业，并没有先天注定了非如此不可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也就是说，历史的演进是“生而自由的人”自由选择的结果，“绝不是自然世界中那种被给定了的必然”，因此也就不存在自然世界必须遵守的那种“必然法则”。既然如此，历史发展也就不是“有目的”的，不存在一个已经规划好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方向和历史“终点”。就此而言，何先生实际上反对康德提出的历史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从这一观点出发，何先生不赞同英国历史学家约翰·伯里（John Bury）对历史学科学性的判定。伯里认为“历史是科学，不多也不少”，而何先生认为历史学有很强的人文性，“历史学比科学既多了点什么，又少了点什么。历史学既有其科学的一面，又有其非科学的一面”。“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就在于：人类历史彻头彻尾贯穿着人的思想、意志和感情……没有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也就没有人的历史”，人类历史“并没有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必然规律”。

因此，在何先生看来，“科学地对待历史学，就必须承认历史学中的非科学成分。只有科学地承认这些非科学的成分，才配得上称为真正的科学。以‘不科学’的罪名把科学以外的一切成分一笔抹杀，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而是一种唯科学的态度”。

第二，历史知识的生产受到历史学家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思想和精神的深刻影响，并不存在对历史唯一正确的解释和终极的解释，也不存在所谓的“终极真理”。

何先生是从两个角度来论证这一观点的。第一个角度是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何先生认为史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自然）科学研究过程的本身，在价值上自始至终都是中立的。科学家作为人可以有他自己的价值观，但他的价值观并不渗入到研究过程里去。而历史研究的性质却与此不同。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学Ⅰ的研究时，在价值上也是中立的，这一点和科学并无不同”。但是在历史学Ⅱ的研究时，情形便不同了。历史学Ⅱ的工作“需要历史学家以自己的心灵去捕捉历史的精神……这个过程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历史学家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的思想和他的精神”，历史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主要“取决于历史学家本人对人生体会的深度和广度”。对历史学家而言，“理论思想的深度和心灵体会的广度要比史料的积累来得更为重要的多”。也正因为如此，历史解释有很强的主观性，不同历史学家对同一事件的解释会有很大不同。

另一个角度是历史学的语言特性。何先生认为，与拥有一整套专有名词和符号的自然科学各学科不同，历史学的语言主要是日常的语言，而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语言往往缺乏共同一致的理解，不同历史学家对日常生活语言的表达能力和方式也不同，因此，历史学从根本上说，不可能摆脱古来文史不分的传统。读者对史家著作的理解也类似于对艺术作品的理解，这些都导致历史作品所传达的信息本身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也就不能使历史学跻身于科学之林。在何先生看来，除非“我们能找到或者发明另一种有效的符号系统来表达历史学的含义，有如数学符号之应用于数学上那样”，否则历史学就不可能在历史解释方面达成完全的一致，永远不会达到“历史的本来面貌”，也就不可能达到“最终的真理”，史家所能提供的不过是“目前思想认为是可以满意的答案”。

第三，历史学不是经学，不能以说经的方式来研究，历史学的使命不是为既定的结论补充例证。经学的特点是先给你结论，然后用历史去论证。经学的态度是“原来真理早在经上就都有了，人们所见证的事实无非是为经上的真理再一次地提供一个例证而已。自来经学家的神圣职责无非就在于代圣贤立言、弘扬经义，而绝不可以对经义本身加以反思乃至拷问”。何先生认为，历史研究不能这样做，“如果学术的目的是在于追求真理，而不仅只是要弘扬经义，代圣贤立言，那么学者就不应该单纯局限于找材料来充实自己的论点，而应该同时不断地反思并批判自己所据以立论的根据”。也就是说，历史学不能成为经典诠释学和护道学，不应该被用来毫无批判地论证某些历史决定论或所谓的绝对真理，否则就是“对克里奥女神最大的僭越和不敬”。

何先生所说的历史理性有丰富的内容，以上只是其中的荦荦大者，其核心是一种历史反思精神。在当下，我们尤其需要这种历史理性和历史反思精神，因为我们的历史知识中充斥各种历史决定论和目的论，包含太多的经学式史学教条、自诩为唯一正确的历史解释和所谓的终极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建何先生所说的历史理性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当下迫切需要的。最后，我想通过重温何先生的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发言：

历史学可以说是对人性行程……的反思，在这种反思中它也必须反思这种反思自身。这里需要的是历史的一种觉醒或者警觉性，同时也就是历史学的一种觉醒或者警觉性，是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以及历史学的一种灵心善感。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冬季号，作者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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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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