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2年5月28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线上举行。何兆武先生的家人、何兆武先生生前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后学，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参会。本次追思会意在于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从为人与为学两个层面缅怀先哲。本刊选取了其中的若干发言纪要，以飨读者。
何兆武先生的学术与对“西方”的认知
何先生在世的时候，我跟他面对面交往的机会并不多。记得21世纪初南开大学曾办过一场研讨会，国内史学界许多老前辈都来了，何先生也坐在大会主席台上，戴着他那顶标志性的帽子。他在会上讲话，提到了斯本格勒和《西方的没落》，做了一番评论。在他后面发言的齐世荣先生说，他不赞同何先生的看法，因为他本人是那本书的译者，有资格讲这话。他们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现在记得不太清楚，但这种大会上的观点交锋，给我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我在北京工作期间，有一次给何先生祝寿，在清华大学的甲所开会，彭刚兄邀请我参加。但在会上没有见到何先生，好像他的公子在场。吃饭的时候何先生是否来了，我的印象也比较模糊。这也印证了大家的说法，只要给何先生开会祝寿，他这个寿星是肯定不会到场的。虽然没有太多当面向何先生请教的机会，但何先生的书和文章，我还是读过不少。他的译作和著作，他的知识和思想，他的睿智和风采，使我们这一代学人深受感染。尤其是我们这些以外国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从何先生那里获得知识滋养，受到的思想启迪和风范的熏陶，可能更多，也更直接。何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学术遗产，就是在中国如何治“西学”。现在大家都很看重学术的国际化，不少人还有志去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因此，在国外的刊物上发文章就变得非常重要。对于那些国际性的学科来说，国际化的确非常必要，像古典学、中世纪学、冷战史等，还有中国史，都有必要力争在国外的刊物多发文章。不过，不管在哪里发文章，作为中国学者，立足点总还是应该在国内。我们这些研究国别史的人，尤其要立足国内。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能用中文写作，而是要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当中，对中学有比较深的造诣，借助这方面的知识和视角来审视外国的问题，通过自己的领悟和阐释来传递关于域外的知识。何先生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典范。他的学术生涯非常奇特，早年学外文，青壮年时研究中国思想史，晚年专治史学理论，另外还翻译了那么多哲学方面的经典。这种学术上的混合和跨界，使得何先生能在知识和眼光上打通中西，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对于我们这些后学来说，何先生是一座让人仰视的高峰，一个让人敬慕的榜样。对我来说，真有点“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意思。我这里所说的立足国内，是指尽可能关注当前中国社会的情况，努力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要采用批判的眼光。我们不能用“钱穆主义”的眼光来看中国，对于传统尤其不能那么“温情脉脉”，不能一味赞扬而没有批判。何先生自然有批判的眼光，而且是很深刻的批判眼光，因为他具备极好的条件，这就是中西兼通。有些人很喜欢做中西比较，但一谈到“西方”，就让人觉得不太靠谱，在知识和观点上有太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但何先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涉猎“西学”，他对代表“西方”知识和思想高度的经典，有深入的钻研，形成了透辟的看法。因此，对于在国内治“西学”的人来说，融汇中西是能取得成绩的重要条件，这是何先生留给我们的一条有益的启示。这里我还想简单地做一点引申。何先生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成就，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究竟如何认识“西方”。我说的“西方”是带引号的，因为现在“西方”成了一个政治符号，一个地缘政治的概念，带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的含义。我所说的“西方”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据我的观察，当前社会上对“西方”的认知通常是扭曲的，或者说表现出某种“认知障碍”。对“西方”的这种“认知障碍”，可能会产生十分有害的后果，这不免让人非常担心。在我看来，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努力与“西方”实现和解。我所讲的“和解”，主要不是政治和军事的和解，也不是经济的和解，而是文化的和解。在这几十年当中，有一大批中国人在真诚地、认真地、深入地理解“西方”，愿意下苦功来掌握和传递“西方”的和关于“西方”的知识与思想，并且希望从中汲取滋养，来启迪自己的智慧，开阔自己的眼界，认识自己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对待“西方”的心态变得略微开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对于不同的价值、制度和生活方式表现出一定的宽容，显得比较友好，可能还带有某种 “了解之同情”的味道。这种文化的和解对中国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我们能够拥有一种相对开放、相对自由的生活，能够享受较为丰富的知识和思想的愉悦，都离不开这种文化的和解。可是，最近这几年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反转，整个舆论氛围变得十分仇恨和蔑视“西方”，尤其是各种媒体掀起了一股铺天盖地的无差别反“西方”潮流。这股潮流已经泛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造成了某种新的“中西对立”的文化格局。不少人对“西方”采取“妖魔化”或鄙弃的态度，碰到 “西方”的思想和学术，不管自己是不是理解，开口就加以批判和否定，或者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姿态。这对我们的文化建设肯定不是一件好事，让我们这些终身以了解“西方”为志业的人，也产生了某种不祥之感。过去几代人所做的工作，花费极大心血才达成的“和解”，似乎瞬间都化为乌有。这对我们的志趣和事业，无疑都是沉重的一击。而且，今后我们在学术上，在思想上，可能都要承受更大的压力，面临更多的困难；有人甚至说，我们可能会进入学术的严冬。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必丧失信心，更不能放弃努力。前面有何先生这样的大家树立的榜样，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何先生的人生道路十分坎坷，经历过那么荒诞的时代，在相当曲折艰难的境遇里，依然做出了那么杰出的成就。我们这些人虽然遇到了困难，但没有任何理由给自己找退却的借口。所以，我们应当继续努力，抱着理解和包容的心态，牢固地扎根中国，深刻地理解“西方”，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为中国文化的建设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冬季号，作者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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