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法国社会主义者与北非殖民问题——以让·饶勒斯与摩洛哥问题为个案

法国社会主义者与北非殖民问题

——以让·饶勒斯与摩洛哥问题为个案

摘要：20世纪初的摩洛哥问题不仅是摩洛哥逐渐沦为殖民地的问题，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局势息息相关。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留下了大量有关该问题的评论。从以国际关系为核心的政治视角和反殖民主义视角这两个角度来考察饶勒斯对摩洛哥问题的关注，一方面可以梳理并呈现法国殖民摩洛哥的过程，另一方面能够挖掘该过程对饶勒斯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饶勒斯  摩洛哥 国际关系 社会主义 反殖民主义

至19世纪末，非洲差不多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摩洛哥作为少有的还未被瓜分的国家，以及其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地理位置，成为各国觊觎的对象。尤其是已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纳入囊中的法国，对与阿尔及利亚接壤的摩洛哥尤为虎视眈眈。摩洛哥问题不仅涉及摩洛哥逐渐沦为殖民地的问题，同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文简称“一战”）前的欧洲局势密切相关。例如1904年法国与英国签订的《挚诚协定》（L’Entente cordiale）通常被认为是英法俄三国协约形成的重要一步，而《挚诚协定》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涉及摩洛哥。此外法国对摩洛哥的干涉也多次引发法德冲突。长期研究当代和平主义与人权的法国历史学家雷米·法布雷（Rémi Fabre）认为，如果说欧洲列强19世纪在亚洲和非洲争夺殖民地导致了一些威胁和平的纷争，那么只有摩洛哥问题似乎能够引发一场真正的欧洲大战，他评价摩洛哥问题是“加剧紧张局势的关键问题，是自1870年以来法德之间再次出现巨大裂痕的主要因素，因此回头来看，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连锁链中的一环”。那么当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是如何看待这重要一环的？本文选取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Jean Jaurès）作为研究对象来试图提供一种回答。

饶勒斯作为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代表，自1905年法国社会主义党派统一后，成为统一党（SFIO）的领袖之一；创办并领导法国著名的左派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多年为该报撰写评论；同时他还是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他身兼政党领袖、报社工作者和议会议员多重身份，因而他对摩洛哥问题的评论，既有新闻报道的大量细节，又有对时局的评估，与政府的博弈，还有社会主义者的思考与关怀。饶勒斯对摩洛哥问题的关注从1903年一直持续到1913年。根据法布雷的统计，在这十年间，饶勒斯就摩洛哥问题在报纸上发表了174篇文章，在议会做了26次长篇发言，这些散见于法国社会主义者马克斯·博纳富（Max Bonnafous）编纂的饶勒斯文集中的文章和会议记录累计达563页之多。饶勒斯评论的信息来源丰富而多样，既有法语报纸和书籍，也有德语报纸和英语报纸；既有国民议会的讨论与政府外交报告，也有私人信件和消息。他在搜集和分析信息的基础上得出并表达自己的观点。长年研究北非问题的法国史学家夏尔—安德烈·朱利安（Charles-André Julien）十分欣赏饶勒斯在评论摩洛哥问题时展现出的对一手资料的掌握和对资料的批判性研究，认为他的评论提供了许多丰富而难寻的信息。

让·饶勒斯（1859-1914）

“饶勒斯与摩洛哥”常见于诸学者对北非殖民问题的探讨中。例如朱利安在其研究摩洛哥与帝国主义的专著中将饶勒斯视为抨击殖民行径的代表，曾担任过摩洛哥财经顾问的法国学者乔治·奥维德（Georges Oved）、阿尔及利亚历史学家艾哈迈德·库拉克西斯（Ahmed Koulakssis）在各自的研究中都呈现了饶勒斯从殖民主义向反殖民主义的转变。在关于饶勒斯的研究专著中，例如饶勒斯研究会现任会长历史学家吉勒·康达（Gilles Candar）和历史学家文森·迪克莱尔（Vincent Duclert）在合著的传记《让·饶勒斯》中，也是将饶勒斯对摩洛哥问题的关注放在反殖民主义的视角下论述。值得一提的是，法布雷于2015年出版的《饶勒斯与摩洛哥：为了和平和各国人民权利的漫长斗争》是目前学界唯一一本研究饶勒斯与摩洛哥问题的专著。法布雷在著作中提醒读者，饶勒斯与摩洛哥问题不是只涉及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一方面饶勒斯总是被殖民历史学家放在反殖民主义的视角下讨论，另一方面从政治或经济角度研究摩洛哥问题的历史学家又总是忽略饶勒斯，法布雷尤其感叹在让—克劳德·阿兰（Jean-Claude Allain）被称得上研究20世纪初摩洛哥政策的奠基之作中，饶勒斯可谓完全缺席。法布雷呼吁从多个维度思考饶勒斯与摩洛哥问题，他认为这既涉及“欧洲和平与国际关系史”，也涉及“殖民帝国主义与征服史”。

如果仔细阅读饶勒斯关于摩洛哥问题的文章与发言，会发现法布雷的呼吁非常中肯。其实，法布雷在梳理学术时忽略了突尼斯历史学家阿卜杜勒克里姆·梅杰里（Abdelkrim Mejri）于2004年出版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与摩洛哥问题（1903—1912）》一书，梅杰里虽然没有像法布雷一样明确强调饶勒斯的政治视角，且他对饶勒斯思想的分析有待商榷，但通过梳理饶勒斯的文章与发言可以发现，梅杰里实际上呈现的正是国际政治视角下的饶勒斯与摩洛哥问题，而且他还直接认为摩洛哥问题对于饶勒斯而言“与其说是一个殖民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国际问题”。

法国对摩洛哥的殖民过程因时间长、冲突多、牵涉的国家多，常常很难呈现。相关研究要么突出两次摩洛哥危机，即1905年的丹吉尔危机（la crise de Tanger）和1911年的阿加迪尔危机（la crise d’Agadir）；要么按时间顺序对发生的重大事件一一叙述，缺乏主轴，读者很容易迷失在大量的细节中。饶勒斯对该问题的评论则为呈现这一殖民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对身处20世纪初的饶勒斯而言，实际上存在三次摩洛哥危机。1911年7月初阿加迪尔危机刚发生不久，饶勒斯就在讨论摩洛哥问题时提到了三次“警报”（alerte）：“法国冷静地接受德国占领阿加迪尔的消息。从哪儿来的冷静？首先是因为我们正面临着第三次警报。在丹吉尔登陆事件后，是卡萨布兰卡事件；在卡萨布兰卡事件之后，又是阿加迪尔；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切。”而他于同年12月在议会讨论批准《法德协定》时，再次明确提到了这三次危机：“在至少八年的时间里……如果他们能够肯定地预料，三次，通过丹吉尔、卡萨布兰卡、阿加迪尔，欧洲将感受到战争的逼近……我想他们的热情会极大地消减。”

本文以饶勒斯眼中的三次摩洛哥危机为核心事件，将法国对摩洛哥的殖民过程分成三大阶段，根据饶勒斯的论述梳理出每个阶段法国的殖民行动，以及饶勒斯有关这些行动的评论及其特点。这一方面有助于较为清晰地了解法国殖民摩洛哥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能呈现出法国这一殖民过程对饶勒斯思想的影响。在从国际政治视角考察了饶勒斯对摩洛哥问题的看法后，本文将重新回到传统的反殖民主义视角，通过彰显以往被反殖民主义视角所忽视的重大政治事件对饶勒斯殖民主义观念的影响，回答一些有待进一步解释的问题。以国际关系为核心的政治视角和反殖民主义视角的结合，能够更完整地呈现出饶勒斯在摩洛哥问题上的思想历程，深化我们对饶勒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其后期国际主义面向的认识。

一、 丹吉尔危机

丹吉尔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法国的行动破坏了德国的盘算。俾斯麦上台后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外交体系并试图孤立法国，国际关系史学家乔治—亨利·苏图（Georges-Henri Soutou）强调“在这个体系中，法国被孤立但没有被摧毁，首相只是想让它无法缔结威胁德国的联盟”。根据另一位国际关系史专家皮埃尔·吉伦（Pierre Guillen）的研究，早在普法战争时期，俾斯麦便已经意识到摩洛哥为德国“提供了一种向法国外交施压的手段……如果参与到对摩洛哥感兴趣的大国的游戏中，德国在与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关系中就会多一张牌。而从1886年起，德国利用摩洛哥建立起这三国对抗法国的阵线”。俾斯麦下台后，他的后继者们仍然延续这一外交逻辑。同时，德国在摩洛哥的实际影响力也在迅速增长并且产生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吉伦提道：“德国的进步在其速度和重要性方面引人注目。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它的旗帜从在摩洛哥港口几乎无人知晓上升到与英法旗帜同等的知名度，在某些年份甚至还超过了它们。”所以到20世纪初，摩洛哥对德国而言一方面扮演着外交筹码，另一方面提供着经济利益，而在这两方面法国都是其重要对手。

但很快，德国维系多年的外交局面开始被打破。先是法国与意大利于1900年12月签订秘密协定，完成了关于摩洛哥和奥斯曼帝国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Tripolitaine）的利益交换，意大利承诺退出摩洛哥。这份秘密协定要等到1911年才被披露，所以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引发震动的是法英和法西之间的和解。在德国的计算里，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难以和解。然而经过协商，1904年4月8日法国和英国签订了《挚诚协定》，就解决殖民冲突达成一致，法国通过放弃埃及获得了英国退出摩洛哥的承诺。这一协定消弭了法英过去的敌意，为双方的合作打开了局面。

饶勒斯对这一协定总体持支持态度，在他看来这份协定不仅有助于解决法英之间的矛盾，“还因为它有着更广泛的目标，即为巩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不过他在肯定协定的同时也不忘指出其中蕴藏的危险。他首先担心该协定破坏原有的法俄同盟，引发法俄关系恶化。因此他特别强调“法俄同盟问题与《法英协定》无关”，并且拒绝将法国的外交关系限制在法俄的圈子里：“我认为法俄联盟最坚定和最热情的支持者从未声称要将法国的行动限制在这个圈子里……他们从未声称禁止法国在这一联盟之外寻求其他合作、其他和解、其他有利于法国利益和普遍和平的保证”。而且在饶勒斯看来，法俄在根本利益上没有矛盾，也没有历史和种族仇恨。从长远来看，俄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还需要法国的帮助，并将与法国共享和平与文明事业。

与俄国相比，饶勒斯认为来自德国的危险要大得多。德国不同于俄国，不仅在摩洛哥和法国存在利益竞争，饶勒斯还提醒道：“一方面法国自从被1870年战争肢解后，三十四年来一直对德国怀着深刻的民族怨恨；另一方面，德国的经济增长，使之成为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在英国利益和德国利益之间产生了无法忽视的对抗。”因此法英《挚诚协定》有可能会被德国认为是法英两国联合对抗德国的举措。出于这种担心，饶勒斯要求法国政府就协定及时给出外交解释，以安抚德国的疑虑，他说：“我认为尤其是在我们批准《法英协定》的时刻，有必要宣布在我们的思想中，在这一协定的深层意义上，它具有的是和解与和平的积极价值，它没有对任何人的敌意或偏执的怀疑。”可以看到，当饶勒斯在思考这一协定时，无论是对它的肯定还是对其风险的提醒，都是站在国际关系的角度。

针对西班牙的不满，法国迅速与之展开谈判。虽然德国为了破坏两者间的关系暗中支持西班牙并试图阻碍谈判，但西班牙在获得满意的承诺后迅速与法国在1904年10月初签订了一份公开支持《挚诚协定》的《法西协定》（l’accord franco-espagnol）。其实在这份公开的《法西协定》之外，法国和西班牙还签署了一份秘密条约（le traité secret franco-espagnol），划分了双方在摩洛哥的势力范围，并承诺如果摩洛哥的统治现状发生改变，双方可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自由采取行动。这份秘密条约在1909年被一份维也纳报纸披露并在法国引起了不小波澜，最终在1911年被法国《晨报》（Le Matin）公布全文。但在1909年之前，饶勒斯对这份秘密条约并不知情。

如果说在1904年前，德国手握一副好牌并沾沾自喜于自己的算计，“1904年的《法英协定》与《法西协定》则向德国领导人表明他们的小算盘打错了。他们敏锐地感受到这些协定对帝国世界地位的削弱，也对德国在摩洛哥利益的未来感到担忧”。德国的反击并不迅速。根据吉伦的研究，直到1904年秋，德国方面还未下定决心。一方面德皇威廉二世希望迁就法国以促成德国与俄国缔结条约；另一方面，德国政府则希望法国能就摩洛哥问题着手与德国进行谈判。然而法国刻意忽略德国，并授权法国驻摩洛哥公使圣—雷内·塔兰迪尔（Saint-René Taillandier）向摩洛哥提出将摩洛哥变为事实保护国的改革措施，这一举动惹恼了德国。加之德国与俄国的谈判失败，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战败削弱了法俄同盟，摩洛哥政府也对法国提出的改革方案表示抗议。在这一背景下，由德国政府精心策划，1905年3月31日，德皇威廉二世乘船登陆了丹吉尔，并在接见不同群体时发表了数段声明。许多研究在论及这场登陆时，会提及威廉二世对苏丹代表所做的这段著名发言：“我今天是将苏丹视为独立君主来拜访的。我希望，在苏丹的统治下，一个自由的摩洛哥向所有国家的和平竞争开放，没有垄断，没有兼并，基于完全的平等。我访问丹吉尔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决心尽我所能，有效地维护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吉伦通过考证，指出这段话其实并非出自德皇之口，而是在他本人离开丹吉尔后，由德国驻丹吉尔的外交代办库尔曼（Richard von Kühlmann）在获得政府许可后，以德皇的口吻草拟了一份发言稿，并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将这份发言稿口述给了当时著名的法国新闻通讯社哈瓦斯（Havas）通讯社的记者，由此这份带着强烈威胁口吻的发言传到了法国和其他各国。这份发言稿的问世加强了德国这一行动的挑衅性，同时引发了法国的愤怒与恐慌。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法德又一次正面交锋。

威廉二世在登陆丹吉尔之前，其访问行程已在法国传播开来。1905年3 月24日饶勒斯就在《人道报》上发表了时评《德国皇帝与外交官》来斥责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的外交政策，认为其政策过分讨好俄国而故意无视德国。丹吉尔危机发生后的第二天，饶勒斯再次在《人道报》上发文批评德尔卡塞的政策，指出德尔卡塞当前的尴尬境地：“德尔卡塞先生愚蠢地认为无视德国就是消灭了德国，他要放弃这种幼稚的、令人恼火的、危险的沉默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如果他继续坚持，那就是犯罪。”几天后，饶勒斯继续发文要求德尔卡塞就丹吉尔危机给出直接回应，但他对德尔卡塞的质问只是其态度的延续，这篇文章真正的对话者是法国的民族主义者，例如反德代表保罗·德鲁勒德（Paul Déroulède）和反英代表吕西安·米勒沃耶（Lucien Millevoye）。他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法国民族主义者对他国的仇恨。横向地、地缘地看，饶勒斯将仇德政策和仇英政策相比较：“德尔卡塞暗中敌对德国的政策与米勒沃耶公开仇视英国的政策一样危险，一样致命。”纵向地、历史地来看，饶勒斯认为法英关系也可以与法德关系相类比：“曾有一个时期，法俄同盟让我们的某些外交官飘飘然以至于世界其他地方在他们眼中并不存在。那时被忽略无视的是英国，之后发生的事件表明英国并不同意被无视。你们扩大了法俄同盟，你们签订了法英协定……英国不再被忽略不计，它成了全部，现在是德国成了被无视的那个。”饶勒斯认为与德国谈判并不会伤害法国的尊严，就如同过去曾与英国敌对如今却与英国和解一样，他针对丹吉尔危机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应该与德国谈判”。可以看到饶勒斯对德尔卡塞政策的批评其实是基于一种对欧洲局势动态的认识上。对他而言，不存在与任何国家封闭的排他性联盟，也不存在与任何国家的永恒对立。

在1905年6月6日的部长会议上，德尔卡塞执意反对通过召开国际会议解决摩洛哥问题。他的坚持遭到了以总理莫里斯·鲁维耶（Maurice Rouvier）为首的其他领导人的反对，德尔卡塞在会议结束的当晚辞职。次日，饶勒斯在《人道报》上评论德尔卡塞的卸任，认为“德尔卡塞的离任不是一个解决方案，但它是解决方案的开始，它是通向必要的解释与和解的道路”。但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向公众隐瞒了丹吉尔危机这段时期里最严峻的时刻，那就是在威廉二世在丹吉尔示威后，英国向法国承诺如果法国与德国发生冲突，英国将派出舰队和十万士兵予以支援。直到1905年10月，这一事实才被《晨报》披露出来。饶勒斯在10月12日的文章中承认他在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从直接且可靠的消息来源那里得知德尔卡塞告诉部长们英国会提供支援”。因为在援引证词上有一些困难和顾虑，饶勒斯当时只能通过暗示来提醒危险。可以说当饶勒斯得知英国承诺为法国在战时提供军事援助时，丹吉尔危机的严重性在他眼中达到顶峰。他的文章可作为一项佐证。只需关注他在1905年6月发表在《人道报》上的文章，就可以找到6月7日评论德尔卡塞辞职及其影响的《开端》，6月16日由股市恐慌引起的对法英关系的评论《冷静与决定》，6月17日思考法国外交政策的《根据法律》，6月22日 强调工人面对民族主义时力争和平的《工人国际》，6月23日在法德谈判出现问题时安抚恐慌情绪的《冷静》，6月24日聚焦法德矛盾的《我们想要什么？》，6月27日思考和平解决摩洛哥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6月29日讨论控制与预防冲突的《预防措施》等。还需要加上他在6月16日于《图卢兹快报》（La Dépêche de Toulouse）上发表的《和平》，该文对近期发生的几件国际大事，即日俄战争、法英《挚诚协定》和丹吉尔危机做了总结性评论。从他的发文频率和文章内容中，既可以看出6月份他对摩洛哥危机的高度关注，也能看出他对摩洛哥问题的关注始终与他对欧洲国际关系的思考紧密相连。

德尔卡塞辞职后，主张与德谈判的鲁维耶接任了外交部长一职。经过双方接触与多方斡旋，1906年初，一场以解决摩洛哥问题为目标的国际会议在西班牙的阿尔赫西拉斯（Algésiras）召开。该会聚集了包括摩洛哥在内的13个国家，会议从1906年1月16日持续到4月7日，最终签订了《阿尔赫西拉斯协约》（l’acte d’Algésiras），承认摩洛哥的独立和完整，肯定国际组织的原则，设立摩洛哥国家银行发放贷款，实施港口开放的通商制度，委任总督察组织和管理警察。法国在组织警察和国家银行方面获得了特权。

饶勒斯密切关注着这一国际会议。他十分担心法国政府坚持要将摩洛哥变成保护国从而在会上与德国代表发生冲突，那么一场本是为了灭火的会议可能会变成火上浇油。会议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他的担忧。在前两个月，法德在摩洛哥组织警察和建立国家银行的问题上始终没能达成一致。面对这一谈判困境，与法国政府对公众表现出的模棱两可和故作缄默不同，法国的报纸甚嚣尘上，装扮成政府的发言人煽动公众情绪。基于这种观察，饶勒斯对会议形势的评论也主要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批评政府政策的模棱两可，另一方面揭露媒体造势的险恶用心。在2月初，饶勒斯就强调“如果这些虚张声势和鲁莽冒险的报纸在某种程度上染指政府的责任，那么危害会更大”。尽管饶勒斯多次批评以《时报》（Le Temps）为首的报纸，但他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法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缺乏清晰明确的态度与立场，才使这些报纸喧宾夺主、煽风点火。而且议会对此也有责任。饶勒斯指出，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期间，总理鲁维耶拒绝向议会解释其对外政策。而在面对政府含糊不清的政策时，议会选择了保持沉默，放任不明确的情形继续发展。因此饶勒斯才会说“当在各党派的默认与放弃下，我们得到应负责任的议会的沉默时，不需负责的媒体却在外面吹吹打打”。

谈判的僵局在3月迎来了转折点。3月5日，会议同时通过了关于组织警察和创建国家银行的解决方案。从这时起，可以观察到饶勒斯对会议进程的担忧明显减少。此后，他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思考会议的价值上。如果说3月17日饶勒斯还在追踪会议的进程并要求尽快签订一份最终协约，那他在次日的文章《国际政策》中则已经开始总结这次会议。他没有忽视法国通过这次会议获得的特殊权利，但他更在意的是这次会议“使问题国际化了”（a internationalisé le problème），饶勒斯指出法国和西班牙“被特别授权在某些港口安排教官来为苏丹的军队服务：它们由此获得了某种警察委任权”，但他强调“这是一项欧洲委任权，或者说是一项国际委任权，只能在全部签约国规定的条件下，在它们的控制下实施”。饶勒斯在此对问题国际化的强调，清楚地反映了其国际关系的视角。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法国与德国的冲突直接而危险，但饶勒斯认为英德之间的冲突比法德之间的冲突更加严重。他甚至觉得摆脱摩洛哥问题的法国在未来可以“试图阻止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冲突”。他在评论重视海牙和平会议（la Conférence de La Haye）的莱昂·布儒瓦（Léon Bourgeois）时说：“莱昂·布儒瓦深知摩洛哥问题本身是次要的。它之所以突然变得严重只是因为它给了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暗中冲突一个机会浮出水面。”所以可以看到，在摩洛哥争夺的利益只是次要的，饶勒斯最关注的是由利益争夺而导致的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

他的《国际政策》一文还反映出他对国际仲裁这一解决国家争端新方式的重视。他在文中提道：“目前，随着协约的达成，世界的和平似乎得到了保证。但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价值不仅在于即时的好处，还在于它所开创的先例。事实上，在会议的名义下，它充当了名副其实的仲裁机构。涉及法德英的尖锐问题被带到了所有利益相关国家面前：自负逐渐被平息；和解性的干预逐渐开展；友好的解决方案得以提出。说到底，这是仲裁的伟大胜利。”可以看到，这次会议虽然不是严格的国际仲裁机构，但在饶勒斯看来是以会议之名行仲裁之实，所以他认为会议本质上是一次仲裁的胜利。这种方式对他来说是一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方式，而会议的成功证明了这种方式的可行性与有效性，饶勒斯自此对国际仲裁寄予很大期望。

二、 卡萨布兰卡危机

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之后，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暂时平息，直至1908年9月在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发生逃兵被捕事件。这也是饶勒斯眼中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此外，这期间摩洛哥还发生了许多别的冲突，既有法国人与摩洛哥人的冲突，也有摩洛哥爆发的内战。而法国在这段时期乘机违背《阿尔赫西拉斯协约》的规定，逐步扩大它对摩洛哥的占领区域。饶勒斯密切关注并评论了法国的这些军事行动。

《阿尔赫西拉斯协约》被摩洛哥人民视为政府的卖国行为，协约的签订引发了摩洛哥人民对苏丹以及签约国尤其是法国的愤怒。在这种排外的氛围下，从1906年春天起，在摩洛哥陆续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袭击事件。先是1906年5月，一名法国人沙博尼耶（Charbonnier）在丹吉尔被杀害，此后陆续有欧洲人在摩洛哥的不同地方被袭击或者杀害。面对针对欧洲人的攻击，在代表欧洲的外交使团多次抗议无果后，10月28日，法国和西班牙共同派出一支舰队驶抵丹吉尔。饶勒斯在12月6日的国民议会会议上就此举向政府提出质询。他在议会大厅逐条朗读《阿尔赫西拉斯协约》中的相关条款，指明法国和西班牙派舰队到达丹吉尔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协约所授予的职权。饶勒斯在讲话中指明了《阿尔赫西拉斯协约》所体现的两种属性，即国际性和特殊性。他说道：“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既规定了国际行动，也给予西班牙和法国特殊的委任权。”但他强调国际行动是主要的，在所有军械管控的问题上，都是国际机制在发挥作用。而在法、西享有特权的警察问题上，饶勒斯通过援引条款说明法国和西班牙的教官负责协助一名瑞士的总督察来组织和监督警力，这名总督察由全体协约国任命，每年向全体协约国代表汇报工作。所以在他看来，“在摩洛哥除了存在国际利益……还存在一个国际组织”。法国和西班牙的特权只是有限的和从属性的。所以“对所有国家国民的保护”，无论他是法国人、西班牙人还是德国人，“是一项国际工作”。当一名法国人在丹吉尔被杀害，应该由国际组织来处理而不是由法国来诉诸武力。

面对饶勒斯的质询，外交部长斯蒂芬·皮雄（Stephen Pichon）明确保证“法国和西班牙只有在整个外交使团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在摩洛哥采取行动”。此后事件逐渐向有利方向发展。摩洛哥方面采取措施，派出远征军驱逐了活跃在丹吉尔的强盗团体。1907年1月15日，停在丹吉尔的法西舰队被召回。饶勒斯针对这次事件，认为重点不在于讨论法国和西班牙是否有必要派出舰队，而在于“法国和西班牙强调它们只会在与所有国家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然而，他同时也提到法国和西班牙没有放弃再次干预的可能。他对《阿尔赫西拉斯协约》的强调正透露出他对法、西这一保留的担忧。

饶勒斯的担忧并非过虑，法西舰队的这次行动只是法国入侵摩洛哥的序曲。1907年发生了两起影响更大的凶杀事件，即1907年3月发生于马拉喀什（Marrakech）的法国医生被杀事件和1907年7月发生于卡萨布兰卡的法国工人被杀事件。与1906年派出舰队的逻辑一致，法国借这两次凶杀案故技重施，最终完成了对摩洛哥东部乌季达（Oujda）及其周边地区和西部沙乌雅（Chaouïa）地区的占领。

在3月被杀害的埃米尔·莫尚（Émile Mauchamp）是一名法国医生，他于1905年被法国政府派往摩洛哥，在马拉喀什开了一家诊所。相关研究表明，除了医生的身份外，莫尚还是一名狂热的爱国者和阴谋家，在经营诊所的同时为驻丹吉尔的法国公使馆提供情报。饶勒斯曾注意到莫尚的特殊工作。1908年 1月28日，饶勒斯在国民议会的会议上念了三封莫尚写给“一位在马拉喀什担任穆莱·哈菲德（Moulay Hafid）翻译的阿拉伯人”的信。在信中，莫尚提到他已向法国政府转达了穆莱·哈菲德的要求，并替法国政府赠予穆莱·哈菲德两块稀有的地毯作为礼物。饶勒斯公布的这几封信侧面印证了莫尚的复杂角色。因而当1907年3月莫尚带着一名地质勘探家从法国返回马拉喀什的时候，关于他的传言很快在马拉喀什传播开来。“据传莫尚从欧洲回来时携带了无线电报设备。据传他住所屋顶上的杆子是一根天线。据传他是一名向卡萨布兰卡和丹吉尔的上级传递信息的间谍。”1907年3月19日，在与一群摩洛哥人就自家屋顶上的杆子是不是天线发生争吵后，莫尚遭到愤怒的人群袭击并最终被杀害。朱利安指出“莫尚的被害有利于殖民主义者希望的军事入侵”。莫尚被杀害后，利奥泰将军（Hubert Lyautey）很快占领了摩洛哥东部的乌季达。

莫尚被害六天后，饶勒斯发表文章评论莫尚的死亡“令人倍感遗憾”，“首先是因为它印证了摩洛哥人持续的激愤，其次它为那些寻求冲突的冒险者提供了借口”。他还特别提到有传言说这次暗杀背后有德国的参与，他表示目前没有确凿证据。而且就算德国真的在幕后指使，法国应该做的是“通过向整个外交使团求助，让所有签约国一起承担责任，终结所有阴谋”。这篇文章表面上强调国际行动，实际上心系德国。饶勒斯十分担心法国的越界行动会惹恼德国从而引发法德冲突，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此文以谈论莫尚被杀开始但却以强调法国和德国的和平愿望结束。除了德国，饶勒斯也忧心法国的单独行动会激怒西班牙。他强调“法国军队占领乌季达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认真对待《阿尔赫西拉斯协约》所奠定的摩洛哥的国际化（l’internationalisation du Maroc）”。然而，他对国际解决方式的强调正说明了事实上是另一种方式占了上风。在1907年4月，他就已经意识到“从现在起，法国已经被推上了这条冒险的道路”。很快，在卡萨布兰卡又发生了另一起凶杀事件，直接导致了法国对摩洛哥西部沙乌雅地区的占领。

为了改善卡萨布兰卡的泊船条件，由施耐德公司领头成立的摩洛哥公司（La Compagnie marocaine）开始在卡萨布兰卡建造港口，但连接港口工地与采石场的铁路引发了当地民众的不满，并最终引发了严重的冲突。1907年7月30日，大批摩洛哥人冲进施工工地，杀死了8名欧洲工人，其中包括5名法国人。这次凶杀给了法国新的军事行动借口。法国先是在8月1日派军舰“伽利略号”（Le Galilée）抵达卡萨布兰卡。8月5日在派出一支特遣队登陆后，伽利略号开炮轰炸了卡萨布兰卡，当天抵达卡萨布兰卡的“杜查伊拉号”（Le Du Chayla）很快也加入了轰炸，轰炸持续到6日晚上，造成的恐慌还引发了城内的混乱，致使该城尤其是犹太区遭到了严重劫掠。8月7日，法军派遣大部队登陆卡萨布兰卡。根据法布雷的研究，这次轰炸造成约600至1500人死亡，城市大部分地区被摧毁。

饶勒斯对这一事件没有马上做出回应，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关注。我们可以在他1908年3月27日的议会发言记录里找到相关的详细论述。在这次发言里，他援引了乔治·布尔东（Georges Bourdon）于1908年初出版的著作《我在摩洛哥的见闻：卡萨布兰卡的日子》（Ce que j’ai vu au Maroc. Les journées de Casablanca），饶勒斯将布尔东的叙述视为亲历者的有力证词，他说道：“打算连接港口工地和采石场的铁路穿过了一处穆斯林墓地；就在这个时候—布尔东先生的亲眼所见证实了这一点—那些摩洛哥逝者的尸骨从沟壑斜坡中冒了出来，他注意到外国人对摩洛哥墓地的冒犯在这个民族中产生了最痛苦的情绪。”与官方所辩解的仅是谣言相比，饶勒斯的揭露无疑更加可信。朱利安在研究中指出“建筑工程承包商破坏穆斯林墓地的行为在马格里布（Maghreb）地区很常见”。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饶勒斯还指责政府声称为了保护本国侨民的安全而派兵进入摩洛哥，但实际上摩洛哥如今出现针对外国人尤其是法国人的攻击事件，法国政府难辞其咎。他说道：“当我们的外交政策用显摆的手段表明它打算占有摩洛哥时，当它向非斯（Fez）派出盛大的使团时，不管怎么说，这一使团提出的改革计划等同于将摩洛哥变成法国保护国，它必然会在摩洛哥人的头脑中引发这样的感受：我们想侵犯他们的独立。”

法国对卡萨布兰卡的轰炸和登陆引发了摩洛哥人更大的仇恨和报复。在与摩洛哥武装的对抗中，“法军逐渐将它的军事控制范围从卡萨布兰卡推至整个沙乌雅地区，即卡萨布兰卡周围近14 000平方公里的地区”。而且法国还一度越过了沙乌雅地区，攻占了另一个地区阿泽莫尔（Azemmour）。需要注意的是，法国的这一军事扩张行动还与摩洛哥的内战交织在一起。

在法国轰炸卡萨布兰卡几天后，摩洛哥的内战正式爆发了。苏丹阿卜杜拉齐兹（Abd el Aziz）在签署《阿尔赫西拉斯协约》后被民众视为卖国贼，声誉一落千丈。相反，他的兄长穆莱·哈菲德则因其虔诚深孚众望，被视为圣战的领袖，成为驱逐外来侵略势力的希望。穆莱·哈菲德最初对成为苏丹犹豫不决，但法国对卡萨布兰卡的轰炸和登陆在摩洛哥造成巨大震动，最终使穆莱·哈菲德下定决心，于1907年8月16日在马拉喀什宣布成为苏丹并组建了政府。这场摩洛哥内战从1907年8月一直持续到次年8月，法国在摩洛哥的军事扩张也与这场内战的发展交织在一起。一方面，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摩洛哥人民不满外来势力的入侵和现任苏丹的妥协。例如非斯的摩洛哥民众与穆莱·哈菲德签订的效忠誓言（La Beï‘a de Fès）就明确要求“废除《阿尔赫西拉斯协约》，恢复领土完整，从乌季达和卡萨布兰卡撤军，与外国签订的协定要经过民众的批准”。在穆莱·哈菲德的支持者眼中，阿卜杜拉齐兹和法军处于同一阵营。两个苏丹之间的战斗常常伴随着摩洛哥武装和法国军队之间的战斗。另一方面，法国军队在实际行动中支持阿卜杜拉齐兹，干预了摩洛哥内战。

内战开始后不久，法国军队和摩洛哥武装之间的冲突就出现了。饶勒斯在1907年9月就注意到“每天都有更严重的消息从摩洛哥传来，这无疑是一场战争”。他提到近期发生的两场战役，其中一场法国军队面对摩洛哥武装的突袭艰难取胜，另一场凶险的战斗则造成了“12人死亡，多人受伤”。他还提醒“圣战针对的只是我们（法国人）”。在文章《前进！》中，饶勒斯略带讽刺地形容法国在摩洛哥的军事扩张活动，“一开始，只是占领一两个港口用来保护欧洲人。但是军队不能像被关在监狱里一样只待在一个城市里，需要透透气。先向前行进15公里”。尽管法国政府保证法国军队不会进入摩洛哥的中心地带，饶勒斯却意识到了军队行动和政府承诺的矛盾，他质问政府总理：“克雷孟梭先生怎么会看不到，或者他怎么会不承认，他这套方案的逻辑将会导向对整个摩洛哥的军事占领？”

法国的确没有停下对摩洛哥入侵的步伐。1907年12月28日，法国政府将驻摩洛哥的法军统帅由相对谨慎的德吕德将军（Antoine Drude）换成了更为冒进的达马达将军（Albert d’Amade）。饶勒斯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人事变动所释放的信号，他提醒道：“将指挥权交给一个更大胆更不安分的将军，小心！向内陆又近了一步。”达马达将军上任后不久，就率军挺进了塞塔特（Settat），在摩洛哥武装的持续反抗下，很快又从塞塔特撤退出来。饶勒斯注意到这场战争的发生地已经远离港口，他强调如果说1907年8月“法国还在向各国保证它已指示德吕德将军仅在卡萨布兰卡附近活动，如今达马达将军所短暂攻下的塞塔特，已距离海岸线70公里”。1908年的2月，法国军队围攻梅达克拉（Médakra）部落的军事行动失败，饶勒斯提醒：“这一部落生活在东部山区，距离海岸线80公里，这次进攻没有任何理由。”此外饶勒斯还多次谈及达马达将军在1908年3月对摩洛哥平民的屠杀。屠杀发生在沙乌雅地区的布努阿拉（Bou Nouala），据饶勒斯的介绍，此地大致与塞塔特处于同一条线上，离海岸线大约80公里。3月15日，达马达将军率领法国军队在此屠杀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1 500名摩洛哥平民。援引法国驻地记者发回的报道，饶勒斯解释这些平民可能是为了向一位以圣洁闻名的隐士寻求庇护而聚集于此，这些人没有任何进攻的意图和行为。然而，法国军队先是用炮弹轰炸了这一聚居点，然后用刺刀杀死了剩余的幸存者。为了反驳政府对达马达将军的美化，饶勒斯特别补充道，达马达将军在明知这些人没有任何进攻意图的前提下，仍然下达了轰炸命令。他还引用了阿赞（Azan）上尉在报告里的证言：“在聚居点躺着1500具尸体。”几天后，饶勒斯又提供了另一份证言—一份来自驻摩洛哥的法国士兵的信，该士兵在信中说：“我没参加那次军事活动，但回来的部队告诉我们，所有人都被杀死了，甚至是儿童和妇女。”这次屠杀令饶勒斯大为震惊，对他而言“这不是一场战役：这是一次对渴望和平生活的民众的屠杀”。此后，1908年7月，在法国政府要求法军只能在沙乌雅地区活动的情况下，达马达将军的部队越过了沙乌雅地区的边界，占领了属于阿泽莫尔的区域，饶勒斯特别指出沙乌雅与阿泽莫尔之间有河流作为清晰的分界线，法国军队的行军完完全全进入了另一个地区。

虽然法国政府曾表态在内战双方之间保持中立，但饶勒斯指出“通过长期占领沙乌雅，法国实际上已经违背所宣称的中立立场。穆莱·哈菲德将他的兄弟追赶至沙乌雅地区和港口后无法再乘胜追击：法国阻止了他”。而达马达最初攻占塞塔特的行动，在饶勒斯看来也是对阿卜杜拉齐兹的军事支持。饶勒斯认为塞塔特位于马拉喀什通往非斯的必经之路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当阿卜杜拉齐兹还控制非斯的时候，法国军队占领塞塔特是为了方便前往马拉喀什击败穆莱·哈菲德。然而1908年1月3日非斯爆发了反对阿卜杜拉齐兹的革命，阿卜杜拉齐兹被迫出逃，进军马拉喀什的计划也就此落空，但占领塞塔特的军事行动正是这一作战计划的“遗留”。而且法国对此处的占领在穆莱·哈菲德支持者眼中又成了阻碍穆莱·哈菲德前往非斯的行动。在7月占领阿泽莫尔的事件中，饶勒斯指出阿泽莫尔是穆莱·哈菲德政权唯一控制的港口，法国对阿泽莫尔的攻占实际上就是“为了防止来自于此的对阿卜杜拉齐兹的攻击”，等于变相“帮助阿卜杜拉齐兹”。而在面对“达马达将军和阿卜杜拉齐兹的合作时”，法国政府装作一无所知，这种含糊态度在饶勒斯看来实际上就是半同谋。

穆莱·哈菲德在1908年6月7日进入非斯，阿卜杜拉齐兹希望趁机夺回马拉喀什，他于8月率领远征军向马拉喀什进军。但8月19日在途中与敌对武装相遇并开战时，他的远征军突然叛变，作鸟兽散。这次失败使阿卜杜拉齐兹一蹶不振，他于几天后到达卡萨布兰卡宣布退位，之后乘船前往丹吉尔生活，彻底退出了权力争夺舞台。饶勒斯早已预料到阿卜杜拉齐兹远征的失败，他尤其关注法军在这场远征中的角色。他尖锐地指出：“阿卜杜拉齐兹在法军占领区的边缘地带行进时毫无阻碍。那些为摩洛哥独立而战的人不会鲁莽到与法国发生冲突。但是当他接近马拉喀什时，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在各部落的攻击下，“他就像一把被风吹走的稻草立刻被横扫”。饶勒斯还强调“皮雄先生在前往马拉喀什的远征军里安排了法国军官”。

阿卜杜拉齐兹宣布退位后，穆莱·哈菲德实际上已成为新的苏丹。支持阿卜杜拉齐兹的法国政府在穆莱·哈菲德的胜利面前怀恨在心，饶勒斯形容法国驻摩洛哥公使欧仁·勒尼奥（Eugène Regnault）“不得不用最外交场面的笑容来掩饰其两年多在摩洛哥阴险工作的失败”，法国外交部长皮雄则“试图篡改事实并间接报复”。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饶勒斯最关心的问题是：“穆莱·哈菲德在何种条件下会被承认？”饶勒斯认为要使新政权正常运行，阿尔赫西拉斯签约国向新苏丹提出的条件首先不能破坏摩洛哥的独立，法国也应该逐渐从摩洛哥退兵；其次要向新苏丹提供经济援助，保证他能建立并维系自己的中央武装。但法国政府的行动与他的设想相去甚远。当各签约国正在协商承认新苏丹的条件时，法国和西班牙联合向各国发出了一份法西照会（la note franco-espagnole），在其中法国政府不仅没有任何退兵的意思，反而一方面在道德上给苏丹施压，要求被视为圣战领袖的穆莱·哈菲德否定圣战，等于让他自毁信用，失去民心；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要求赔款，让摩洛哥的财政雪上加霜。饶勒斯对此十分愤怒，认为这份照会不仅会增加摩洛哥对法国的仇恨，还会为协商增加更多困难，甚至会诱发其他国家的野心，引发新的冲突。他指出如果未来几年内欧洲爆发了战争，“以克雷蒙梭为首的法国政府将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饶勒斯眼中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即1908年9月25日发生于卡萨布兰卡的由逮捕逃兵引发的法德人员冲突事件，朱利安也将之称为“卡萨布兰卡外籍军团士兵事件”（l’affaire des légionnaires de Casablanca）。

根据联合国整理出版的仲裁裁决书可以得知，1908年秋，六名隶属于法国驻卡萨布兰卡的外籍军团士兵（其中有三名后来被证实是德国国籍），逃出军营，寻求德国领事馆的庇护并希望返回欧洲。他们在拿到德国领事馆发放的通行证准备登船回国前，被法国士兵逮捕。法方声称德方没有权利在摩洛哥给予任何非德国籍人员庇护，而且由于被法国占领的摩洛哥土地处于其专属管辖之下，德国因此也无权庇护那三名德国籍的逃兵。德方则辩称，根据德国在摩洛哥的治外法权，这些德国籍逃兵完全受德国驻卡萨布兰卡领事馆的司法管辖，并有权得到它的保护，强行逮捕这些逃兵构成了对领事人员的侵犯，要求释放这三名德国人。双方的争执最后演变成了暴力冲突。

消息很快传到法国，面对一些法国报纸例如《时报》《费加罗报》（le Figaro）的煽风点火，饶勒斯在11月5日发文呼吁人们保持冷静，等待事态变得清晰。第二天，饶勒斯继续评论该事件，强调双方政府正在试图和平解决冲突，稳定民众情绪。同时，他的思考不仅停留于这一次危机，而认为摩洛哥问题导致的危机已经“够多了”“太多了”，他指出“当这次的危险被远离后，需要的是彻底清除已成为法国和欧洲毒瘤的摩洛哥问题。要寻找一种更合理更诚实的欧洲平衡，而不是像如今这样，使欧洲处于持续的惊诧之中”。随着法德之间的交涉，虽然饶勒斯指责法国政府与德国交换信息时不甚积极，向大众公布处理进程时也遮遮掩掩，引发无端猜疑与争端，但总体趋势仍是向和平的方向发展。很快，1908年11月10日，法国和德国在柏林签订议定书，宣布“两国政府，为9月25日发生在卡萨布兰卡的事件深感抱歉，共同决定将所有相关问题提交仲裁”。几天后，两国根据11月24日签署的更为详细的协议，正式将问题提交给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法院就该争端于1909年5月1日开庭, 5月17日闭庭, 5月22日发回最终裁定。法德于11月10日签订议定书后，饶勒斯很快便在《图卢兹快报》上发表了评论。他一方面欣慰于法德冲突的解决，认为“这是一个法国尝试与德国接近的好时机”并相信未来法德之间将会冰释前嫌，建立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他也再次肯定了国际仲裁这种方式：“如今，是海牙的仲裁程序为解决两个伟大民族间的争端提供了方法”，“那些曾经对这些想法嗤之以鼻的人，有一天却不得不借助它们的力量……国际仲裁事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除了将争端提交给仲裁法院，法国与德国还在次年2月签订了一份关于摩洛哥的协定。根据法国外交档案记载，早在1907年8月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期间，法国驻丹吉尔的代办圣奥莱尔伯爵（comte de Saint-Aulaire）和德国驻丹吉尔的代办朗沃斯·冯·西默恩（Langwerth von Simmern）就有接触，他们互通信件希望在法德之间就摩洛哥问题达成一份协定。然而法国提出的政治要求激怒了德国，两国之间的协商被搁置。直到1909年1月，在德国政府的提议下，双方重新展开接触，并在1907年协商的基础上签订了这份1909年2月9日的协定（l’accord franco-allemand de 1909）。在协定中，法国政府承诺“致力于维护摩洛哥的完整和独立，决心维护摩洛哥的经济平等，不妨碍德国在摩洛哥的商业和工业利益”；德国政府则承诺“在摩洛哥只追求经济利益，并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政治利益与摩洛哥国内的和平与秩序紧密相关，决心不妨碍这些利益”。两国政府共同宣布“将不追求也不鼓励任何有利于本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经济特权的措施，并将设法使自己的国民参与他们能够获得的业务之中”。

饶勒斯认为这一协定是“法德关系缓和的标志，也是法德建立友好关系的初步承诺，而法德友好是欧洲和平的绝对条件”。这一协定虽然仅涉及摩洛哥问题，但“它来自一种更为广阔的和解精神”，由此饶勒斯看到了法德在其他问题上和解的可能。然而他也没有忽视其中的风险。他认为这份协定要长期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三个条件。首先，法国必须正确利用德国对法国的承认，体面地从摩洛哥撤兵。他提醒法国政府“如果被这一有些含混的承认所诱惑”，“如果它准备通过一些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建立保护国，那么无法避免的困难很快就会出现”。其次，他要求法德公司在摩洛哥从事经济活动时不要过度剥削。他非常清楚金融财团在外交事务幕后的作用，但他要求资本家至少“要有一些羞耻心”“一些分寸感”。他说道：“法国与德国的首次接近是一件大事，然而如果这种接近先变成对摩洛哥人民的肆意剥削，如果这件大事只是为了让两股势力毫无顾虑地劫掠，那将是相当肮脏的勾当。”最后，为了让《法德协定》“既光荣又富有成效”，饶勒斯提出了第三个条件，即“德国需要在阿尔萨斯实行自由和人道的制度”。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归属从普法战争后就成为法德之间尖锐敏感的问题，当1909年《法德协定》签订时，阿尔萨斯地区正爆发反抗德国统治要求自治的运动，无疑为协定蒙上了一层阴云。饶勒斯认为如果德国采用暴力手段镇压，“《法德协定》将成为一纸空文，其结果将仅限于有组织地在摩洛哥进行掠夺”。而如果德国政府给予阿尔萨斯人民满意的回复，将会扩大《法德协定》的作用，为法德关系的进一步推进奠定基础。

三、 阿加迪尔危机

1909年1月5日，新苏丹穆莱·哈菲德在接受《阿尔赫西拉斯协约》，承认原有债务，放弃圣战的条件下获得了外交使团的承认，妥协使他在摩洛哥民众中的声誉一落千丈。此外，饶勒斯意识到沉重的经济债务和法国的经济政策使穆莱·哈菲德无力建立新的统治，经济问题有可能引发“比卡萨布兰卡事件更可怕的新危机”。所以就摩洛哥的赔款和借贷问题，饶勒斯在议会中向政府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要公平和有节制地计算向摩洛哥要求的赔款”，不能信口开河，夸大损失。二是要求法国不给摩洛哥政府强加过多的贷款。饶勒斯认为一个新生的政权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自由管理国家、开发国家资源、拥有中央军队、控制地方势力，它必须要有一定收入。然而法国目前在赔款和借贷上的举措，“将会截断摩洛哥的所有收入，将它逼入穷困潦倒、束手无策、混乱无序、动荡不安的境地，从而为新一轮的军事入侵提供理由”。几天后他在《人道报》上的文章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并指出：“将摩洛哥引向毁灭，通过毁灭走向无政府状态，通过无政府状态走向被兼并，这是罪恶而致命的阴谋。这将是银行家和被高利贷与战争狂热驱使的将军们的胜利。”

事态发展正如饶勒斯担心的那样。朱利安的研究指出，1910年法国和西班牙以重建摩洛哥秩序为借口，迫使新苏丹接受了巨额战争赔款与贷款。摩洛哥绝大部分的关税、烟草鸦片的垄断、港口的国有收入乃至整个国家的资源都被用作抵押。走投无路的苏丹不得已只能加重国内赋税，进一步加重了摩洛哥人对他的不满。1911年春，摩洛哥爆发了叛乱，叛乱者包围了首都非斯。饶勒斯指出这一局面的始作俑者正是法国。不久，他开始质问非斯的真实处境，揭露法国准备进军非斯的意图，并警告这一军事行动将会带来的后果。然而，1911年4月23日，由法国总理、外交部长、军事部长、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组成的会议通过并下达了出兵非斯的决定。饶勒斯对此非常生气，他于次日发文揭露殖民者的阴谋，提到已有消息表明非斯的情况并非人们宣称的那么严重。但是进军的命令已经发出，“将军们和金融家们正在弹冠相庆”，而“被卷入这场可怕漩涡的政府将会看到被这些阴谋家们欺骗的代价”。

饶勒斯认为两年来法国利用经济手段在摩洛哥制造新的危机，这次出兵“只会让这场危机进入白热化的状态”。他评论的重点落在法国这次军事行动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上。他认为德国会以法国破坏《阿尔赫西拉斯协约》为由要求获得补偿，英国会为法国的堕落感到担忧和失望，而西班牙更会借机发动入侵摩洛哥的行动。他提醒道：“如果我们殖民者的疯狂感染了西班牙殖民者，那么西班牙为了扼杀人民的抗议，很可能会陷入内部反动镇压和外部转移视线的战争中。”如他所料，1911年6月9日，西班牙军队以保护西班牙侨民为由，在丹吉尔南部的拉腊什（Larache）登陆，占领了埃尔—克萨（El-Ksar）。面对法国报纸对西班牙军事举动的抨击，饶勒斯反而先批评法国：“是我们的摩洛哥政策总是在不停说谎，是我们的殖民者和统治者为了入侵摩洛哥摧毁、贬低了苏丹，是他们为进入非斯而对战事夸大其词，是他们制造了被威胁的欧洲人和被围困断粮的首都的传说，是他们在激发了各部落对苏丹的怒火后，又以苏丹的名义装模作样地惩罚这些部落。”然而，就在法国和西班牙因军事行动引发的紧张局面似乎有所缓和时，德国行动了。7月初，爆发了饶勒斯眼中的第三次摩洛哥危机，也就是阿加迪尔危机。

1911年7月1日，法国外交部长塞尔夫（Justin de Selves）收到德国驻巴黎大使肖恩（Wilhelm von Schoen）的外交照会，告知应身处摩洛哥南部的德国商人的要求，德国政府决定派一艘战舰前往阿加迪尔提供帮助。次日，德国战舰“豹”（La Panther）开至阿加迪尔港。饶勒斯在7月2日当天就对此评论道：“法国之后，是西班牙；西班牙之后，是德国……这一次，轮到德国政府为了‘受威胁的’德国人而采取法国为了‘受威胁的’的法国人所采取的、西班牙为了‘受威胁的’西班牙人所采取的借口进行干预。”他指责法国带头破坏了《阿尔赫西拉斯协约》，通过法国做出的示范，“所有的势力都在逐步渗透，所有的竞争都在暗自开展，所有的野心都在蠢蠢欲动：国际形势的危险则在与日俱增”。当法国、西班牙、德国在摩洛哥轮番登场后，《阿尔赫西拉斯协约》被破坏殆尽，国际协定纷纷失效。饶勒斯感叹道：“法国明显违反了《阿尔赫西拉斯协约》。西班牙违反了《阿尔赫西拉斯协约》和法西秘密条约。德国违反了《阿尔赫西拉斯协约》和《法德协定》。”“事实是在摩洛哥问题上已经没有一个有效的条约了。”他担心在这种国际氛围中，未来“除了劫掠不会有其他任何国际法。在面对背信弃义的困境时，除了使用暴力也不会有其他解决办法”。因而他疾呼重回《阿尔赫西拉斯协约》，“重新恢复被各方破坏的国际协定的效力和真实”。对这第三次危机，饶勒斯有着相对冷静的判断。在文章《冷静与危险》中，饶勒斯呼吁大家保持冷静，这里他提到了本文开篇提及的三次警报，感叹大家已经习惯了法德在摩洛哥的冲突，指出在这一次冲突中，德国占领阿加迪尔，“比起与法国用武力一较高下，它更想通过这一举动为之后的谈判增加筹码”。

饶勒斯的判断相当准确，法德两国很快在1911年7月8日展开谈判。饶勒斯还提醒法国政府在与德国谈判时不要忽视西班牙，否则“大火将从另一端燃起来”。随着谈判发展，饶勒斯的评论也主要围绕着法德关系、法西关系展开。值得一提的是，自1911年7月14日起，饶勒斯离开巴黎，经波尔多，取道圣—让—德—吕兹（Saint-Jean-de-Luz），最终从里斯本乘船，开启了他的拉丁美洲之旅，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离开欧洲。他的这趟旅行从1911年7月14日持续到1911年10月29日。根据法布雷的研究，虽然在这期间法德谈判曾一度陷入僵局，但等饶勒斯回到法国时，谈判已取得一致，接近尾声。1911年11月4日，法德签订了和解协定（l’accord franco-allemand de 1911）。协定的实质是法国将法属刚果的一部分领土、桑加河流域及附近的领土让给德国以换取德国退出摩洛哥。德国放弃在摩洛哥的所有要求，并承认法国在必要时有权占领摩洛哥的所有领土。饶勒斯在协定签订当天评论道：“多年声称在摩洛哥除了尊重摩洛哥完整和苏丹主权外没有其他准则后，法国刚刚从德国那里正式获得了在摩洛哥建立其保护国的权利。德国和法国的执政者违背了所有承诺和条约，罔顾摩洛哥人民自己的权利和愿望，任意处置摩洛哥。”虽然对法德这一交易感到愤怒，饶勒斯还是认为这一协定有令人欣慰之处，那就是“它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平息了法德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认为只有当该协定“是法德之间和解、谅解、真诚的持久政策的前奏时，它才是有价值的，才可以被容忍”。饶勒斯尤其珍视协定的如下规定，即法德之间如果出现关于摩洛哥和刚果的问题，必须交由海牙法院裁决。他认为这一条款实际上是“在法国和德国殖民利益相接触的所有领域都承认了无限仲裁的原则”。因此，尽管这一协定充满了疯狂与罪恶，新的法律观念也在其中发展。通过这份协定，德国退出了摩洛哥的争夺，法德矛盾也暂时平息，饶勒斯转而密切关注西班牙的反应。就在此期间，法西秘密条约的内容被公布。

为讨论批准《法德协定》，法国国民议会议员要求政府向议会的对外和殖民事务委员会（la commission des affaires extérieures et coloniales）告知法西秘密条约的内容。早已获得条约全文内容的《晨报》“为方便欧洲舆论了解情况，并充分讨论接下来的法西谈判”，趁机在1911年11月8日公布了法西秘密条约的完整内容。根据《晨报》公布的内容，该秘密条约签订于1904年10月3日，早于10月6日公开签订的《法西协定》三天时间。实际上早在1909年8月，一份维也纳报纸就发布了据称是法、西在1905年签订的秘密条约的内容，饶勒斯虽然对该报纸公布的内容表示怀疑，但就此意识到了法西秘密条约的存在。他还在1909年11月22日的议会会议上，通过法西10月6日公开协定的内容，结合质询外交部长皮雄得到的答复，推测出了法西秘密条约可能包含的内容。他推断秘密条约把摩洛哥划分成分属法国和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当摩洛哥的现状无法维持，苏丹有名无实时，法国和西班牙就可以采取行动瓜分被划定为自己势力范围的区域。他当时的推断与两年后《晨报》所公布的内容基本一致，秘密条约的条款三就明确规定：“当摩洛哥的政况和政府难以维系……当维持现状变得不可能，西班牙可以在前一条款规定的从现在起属于它势力范围的区域内自由行动。”因此秘密条约内容在1911年被公布后，饶勒斯并不感到惊讶，他在意的是既然这份条约已经被公之于众，应当赶紧处理好与西班牙在摩洛哥问题上的争议。他认为当前“最好的办法是在我们已做出的承诺基础上，迅速解决与西班牙的争议，以便多数议员可以毫不拖延地批准《法德协定》”。

在1911年年底议会关于批准《法德协定》的讨论中，饶勒斯分前后两天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先是评价了1911年的这次协定。然后回溯到1904年，指责法国的外交失误引发第一次摩洛哥危机。进而谈及《阿尔赫西拉斯协约》的签订与被破坏，法德第二次冲突和1909年《法德协定》，谈及法国攻占非斯导致法德第三次冲突和签订当前的1911年协定。在这两场发言中，饶勒斯的愤怒和失望一览无遗，他明白在德国退出后，法国在摩洛哥建立保护国已是必然。但他依然希望法国在摩洛哥尽量保持谨慎，尊重当地人民。而在愤怒与失望之余，饶勒斯做出了妥协，支持批准《法德协定》。不过，他的支持只是为了终结眼前的法德矛盾，他解释道：“如果我准备批准《法德协定》，不是说我认为这是最终的解决办法，而是因为我将它视为让人们得以停下来反思的机会。如果它能被谨慎地解释和实施，我会将它视为能为欧洲事务带来更多安宁的第一份协定。”他在持续多年的摩洛哥问题中充分意识到了欧洲正面临着一场大战的威胁，他形容道：“我们被笼罩在一种暴风雨的气氛中，一种充满猜疑、怀疑的气氛中，似乎战争的闪电随时会从这里爆发出来。”法国议会最终在1912年 1月14批准《法德协定》。不久之后，1912年3月30日，法国迫使苏丹穆莱·哈菲德签订了保护国条约，正式在摩洛哥建立了保护国。西班牙则通过谈判最终在1912年11月27日与法国签订公约，得以在它在摩洛哥的势力范围内建立保护国。至此，摩洛哥彻底沦为殖民地。

四、 重回反殖民主义视角

上文可以看出，饶勒斯在看待摩洛哥问题时其政治视角居于主导地位，那么他对殖民主义的思考是否就不重要了呢？本文认为虽然其涉及殖民与反殖民的言论相对较少，但这些言论能充分地体现其思想的特殊性。而且政治视角和反殖民主义视角在他对摩洛哥问题的关注中是相伴随的。过去常用的反殖民主义视角，因其对国际政治因素的忽视，导致在解释饶勒斯与摩洛哥问题时存在一些模糊之处。因此，笔者认为在从政治视角梳理了饶勒斯对摩洛哥问题的看法后，有必要重回反殖民主义视角，来回答一些有待进一步解释的问题。

诚如康达所言，直接“将饶勒斯视为一名反殖民主义者有些轻率。‘反殖民主义者’（anticolonialiste）一词其实并不属于他的时代”。殖民历史学家阿兰·鲁肖（Alain Ruscio）指出，尽管法语世界对殖民行为的批判很早就有，但“反殖民主义”（anticolonialisme）一词作为术语出现要到19世纪末才能在日报《吉尔·布拉斯》（Gil Blas）中找到，“反殖民主义者”一词需要追溯到1913年乔治·阿泰纳（Georges Athénas）和艾梅·梅洛（Aimé Merlo）合写的著作里。然而，这两个词真正被广泛使用则要等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与前两个词相比，法国社会主义者保罗·路易（Paul Louis）于1905年出版的著作《殖民主义》（Le colonialisme）则让“殖民主义”这个同样于19世纪末出现的术语更早流行起来，帮助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将之前被称为“殖民扩张”（expansion coloniale）或者“殖民化”（colonisation）的现象概念化起来。与保罗·路易相比，饶勒斯从来没有写过关于殖民问题的理论性著作，他对殖民问题的分析也从未达到同样的深度。在第二国际中，他对殖民问题的批判与以列宁（Lénine）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为代表的左翼相比，也显得不够彻底。“走出殖民主义”协会（l’association Sortir du colonialisme）的负责人帕特里克·法比亚兹（Patrick Farbiaz）承认，饶勒斯没有呼吁过殖民帝国的终结，也没有质疑过作为整体的殖民制度，但他在世纪初却已经意识到了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将成为20世纪的大事。观察饶勒斯对殖民问题的看法，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他从殖民主义立场向反殖民主义立场的转变。目前，法国学者多用“朝向反殖民主义”（vers l’anticolonialisme）来描述他在殖民问题上的思想历程。

摩洛哥问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举足轻重。饶勒斯在1911或者1912年关于摩洛哥问题的讲话，常常被学者引用，来证明其人生最后阶段的反殖民主义立场。譬如1912年6月饶勒斯在反对议会批准摩洛哥保护国条约时，质问道：“我们有什么权利（droit）占领摩洛哥？我们的头衔在哪里？”与之相比，在谈及饶勒斯早期的殖民主义立场时，学者们的侧重点则略有不同。吉勒·芒斯隆（Gilles Manceron）和库拉克西斯花了较多笔墨在饶勒斯初入政坛时期的殖民主义立场上。比如他们提到，当饶勒斯1885年参加塔恩省（Tarn）的议员选举时，那时年轻的饶勒斯还是茹费理（Jules Ferry）的支持者，在其所属的“共和国联盟”（l’Union républicaine）的选举册上写着：“帝国让我们失去了两个省，共和国给了我们两个殖民地。”又或者提到，饶勒斯在1884年的演讲里用“这些人是孩子”来评价殖民地的人民。法布雷、奥维德和梅杰里则在研究中专门介绍了饶勒斯在1903年刚开始关注摩洛哥问题时提出的“和平渗透”（penetration pacifique）政策。

如果说从饶勒斯初论摩洛哥问题时的言论中还能看到强烈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那么他1912年的议会发言则呈现出了明显的反殖民主义立场。然而，对于这中间近十年的时间，学者们几乎只用法军在1907年轰炸卡萨布兰卡和1908年在沙乌雅屠杀平民对饶勒斯造成的震惊来解释他的转变动因，虽然法军的暴行让饶勒斯确认了殖民行径的罪恶，但仅有这一解释仍然略显单薄。

另一个更有待解释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饶勒斯提出的“和平渗透”政策。奥维德直接将这一字眼等同于“一种新式的殖民政策”。饶勒斯1912年6月的议会发言通常被学者们视为其反殖民主义立场的有力证据，然而在这场发言中，饶勒斯仍然在使用与“和平渗透”类似的表述。例如，他在发言中说道：“我想说的是，那些被赋予这种道德力量的人，本可以耐心地通过相信时间和人，将其经济和道德渗透（sa pénétration économique et morale）扩展到阿尔及利亚的边界之外。”1913年6月，他在评论法国在摩洛哥的军事行动时，也说过：“我坚持认为……相信时间和相信法国和平精神的缓慢渗透力（la force lente de penetretion du genie pacifique）会无限地更加简单与明智。”以往的大部分研究对此只字不提，只有梅杰里在著作中提到了饶勒斯在1912年7月反对保护国条约的另一场发言。在这场发言中，饶勒斯使用了“在和平的情况下确保摩洛哥受到法国道德影响（I'influence moral）的照耀”的表述。梅杰里将这一表述视为饶勒斯1903年信念的延续，证明饶勒斯仍然确信他从1903年起就提倡的和平渗透政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饶勒斯的“朝向反殖民主义”并不存在？他的和平渗透政策一成不变？笔者认为不是，饶勒斯朝向反殖民主义的转变非常明显，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更动态的眼光和更详细的解释。

目前可以找到的饶勒斯对摩洛哥问题最早的论述，是他发表于1903年9 月13日《图卢兹快报》上的文章《巨大的危险》。根据法布雷的介绍，1903年9月一支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西部被常年活跃在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交界地带的游牧部落袭击，战斗导致38名军人死亡。法国因此加强了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力量，并逐渐进入相邻的摩洛哥地区。饶勒斯很快意识到法国这一行动的叵测居心。他在《巨大的危险》中指出，法国存在着一个军事和殖民主义的团体，借口阿尔及利亚边界安全得不到保证和与摩洛哥经济往来受阻，“梦想着通过一次远征来染指摩洛哥”。饶勒斯从一开始就反对法国的军事征服政策，他认为一旦与摩洛哥人交战，必会是一场持久、艰巨的大战，法国将为之付出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牺牲。因此，他提出了代价更小的“和平渗透”政策。他认为“大型工程、修建铁路、开发煤矿”这些和平手段虽然需要法国提供经济资助，但这些金钱的投入很快就会被“法国影响力的增长，法国、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经济联系的扩大”补偿，尤其是“当比较和平渗透所需要的投入和发动战争所需要的投入时”。“影响力”和“经济联系”对应着他这一政策里的道德手段和经济手段。但他此时在谈及这两种具体手段时，其目的是一种殖民目的，而且是完全站在法国的立场来分析政策利弊，他反对军事征服的根本原因是消耗过大。几天后，他又在《小共和国报》（La Petite République）发表《条件》一文，在进一步阐述其和平渗透的政策时，明确使用了“殖民的”（coloniale）一词，用“和平的殖民扩张”（I'expansion coloniale pacifique）作为他所提倡的“和平渗透”的同义表达。

1903年11月20日他则在国民议会中声称：“我确信法国在摩洛哥有着头等重要的利益，我确信这些利益为法国创造了一种权利（droit）。”他还进一步解释：“法国有权利扩展它在摩洛哥的经济和道德活动，更是因为除开那些军事活动所带来的意外与暴力外，法国在非洲向当地人所展现出来的文明必然优于摩洛哥政体的现状。”他这两处发言常常被历史学家用来证明他在摩洛哥问题滥觞时期的殖民主义立场。如果仔细观察他此时的观点，可以发现该观点涉及两个层面，即法律层面和文明层面，且后者为前者提供正当性。在他眼中，摩洛哥人是“狂热的”（fanatique），摩洛哥政权则是“掠夺的、混乱的、暴力的、邪恶的，吞噬挥霍着整个国家的资源，在一种病态而野蛮的狂热之中风雨飘摇”。而马赫迪运动这一非洲穆斯林反抗英国殖民者的重要事件被饶勒斯评价为“马赫迪的推进激发了整个穆斯林非洲的野心（les ambitions）与贪婪（les convoitises）”。同时他还提到有传言将马赫迪视为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的统治者，从而将这场运动与法国的北非殖民地联系起来，暗示穆斯林起义对法国殖民事业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确认“我们因此有权利警惕这些事件以及采取措施预防这类危险”。他认为虽然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犯了一些错误，但法国统治在这些地方给当地穆斯林提供的“安全保证、福利保证和发展手段”远好过摩洛哥统治。所以他希望“为了摩洛哥当地居民的利益和法国的利益，我们国家的经济和道德行为在摩洛哥得以发展与建立”。这其实是直接跳过苏丹及其政府，无视摩洛哥的主权而在摩洛哥领土上推行法国的政策，追求法国的利益。他甚至认为法国可以在苏丹的实际权力之外，建立与摩洛哥部落的直接联系，并逐渐实现法国对它们的控制。

而他对殖民问题的态度之所以发生改变，笔者认为与两大此前被忽略的事件有关。第一就是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导致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以及会议签订的协约。《阿尔赫西拉斯协约》明确承认了“苏丹的主权和独立，及其国家的完整”，这一承认是当时解决法德冲突，维持欧洲稳定局面的保证。虽然饶勒斯起初对该协约的维护和强调主要是出于国际关系的考虑，但这一协约直接让他在法律层面肯定并从此捍卫摩洛哥的主权与独立。此后，再也找不到饶勒斯关于法国在摩洛哥拥有权利的言论。该会议提供的国际仲裁方式更让饶勒斯相信，这种解决摩洛哥危机的方式可以用于解决其他国际冲突。他认为，当一些例如“尊重国家自主权、贸易自由、确保所有利益和谐发展的国际机构”的法则得以确立时，世界上所有人民都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所有的纠纷与冲突。他的这一设想并不局限于欧洲，他特别指出“被欧洲长期剥削或践踏的那部分人种正在觉醒并组织起来。印度人、波斯人、阿富汗人、中国人不再是任由血腥而贪婪的双手蹂躏的对象；他们渴望获得法律的保障”。他此时已经开始走出欧洲视角，站在被殖民者的角度思考问题了。

而使他进一步摆脱殖民者视角，真正站在非欧洲的他者角度，发现并尊重他者文明的是1907—1908年的摩洛哥内战。以往的研究习惯提及这一时期法军在摩洛哥的暴行，这的确是饶勒斯思想转变的原因，但摩洛哥内战对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通过关注摩洛哥内战，饶勒斯至少深刻地意识到了两点：摩洛哥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决心；穆斯林文明自我革新与进步的可能。阿卜杜拉齐兹在作为法定苏丹且获得法国支持的情况下，仍然兵败如山倒，甚至遭遇自己部队的叛变。被视为抗击外来侵略势力领袖的穆莱·哈菲德则被民众拥护成了新苏丹。在1908年3月的议会发言中，饶勒斯指出，随着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单独控制变得越来越难，那些长期顺从的殖民地人民“开始激动，开始觉醒”，他反问法国政府：“你们难道没有看到，随着世界上古老的、曾经奴颜婢膝的种族的觉醒和重新崛起，在中国如同在波斯，在波斯如同在土耳其，在土耳其如同在埃及，指望仅靠武力和暴力就能轻易统治像摩洛哥人这样的民族，变得越来越困难？”

饶勒斯于同年年初的议会发言也能证明他注意到了穆斯林文明自我革新的能力。他在发言中说：“这个在其统治者的暴政和欧洲入侵者的暴力交替下伤痕累累的穆斯林世界，正在凝聚起来，正在意识到自身的统一和尊严。目前存在两种运动、两种倾向在争夺它：一种是那些狂热分子，他们企图用仇恨、兵器与炮火来终结欧洲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还有一种是现代的、新兴的人类。”他列举了一些“自我革新”的例子：“例如1882年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布笃（Mohammed-Abdou），如今的穆斯塔法·卡米勒（Mustapha Kameh），与印度教徒联合的印度穆斯林精英，刚刚向被屠杀的亚美尼亚人伸出援手的土耳其穆斯林。”这也间接证明饶勒斯关注并阅读了与穆斯林改革相关的信息，否则他不可能知道这些名字与事件。就在同年7月，奥斯曼帝国爆发了青年土耳其人革命，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强了饶勒斯对穆斯林革新力量的信心，他在8月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摩洛哥为了捍卫其自主权而付出的努力表明它并非人们声称的那样没有能力组织起来。这一崇高的努力与穆斯林世界令人钦佩的复兴相吻合。”他指出法国入侵摩洛哥的时候，正是“在穆斯林世界掀起一股自由和进步之风”的时候，“在埃及、在印度、在土耳其，一些人确信《可兰经》能够与现代文明、与科学、与自由和谐共存……伟大的土耳其革命刚刚向我们展示了这些人的存在”。这一时期也是他谈论被殖民地及其人民最频繁之时。摩洛哥内战结束后，饶勒斯特别强调新苏丹要能够作为一国之主来统治与治理自己的国家，要能够拥有中央军队控制封建的无政府状态，要能够不让其国家受到任何外来控制。这与他1903年对苏丹的敌意和希望利用部落无政府状态服务于法国的想法已相去甚远。

到了1911年，当他在讨论批准《法德协定》时，虽然没有猛烈抨击种族优越论，却与该观点划清了界线。他有些无奈地说道：“据说作为优越的种族，我们不仅可以传播我们的文明，而且可以把我们的帝国强加给其他民族，据说伟大的现代民族将某部分人类作为交易物品来处理……我不责备，我不争论。这些都是你们从你们的法律角度判断为合法合适的事情，我不再冒险触犯你们的法律概念。”等到1912年2月在议会讨论突尼斯问题时，饶勒斯将阿拉伯文明称为“令人钦佩的古老文明”，他形容阿拉伯文明“连接着古代世界的所有文明，在其中汇聚着犹太传统、基督教传统、叙利亚传统、伊朗的力量、与阿巴斯王朝一起融入闪族精神力量之中的雅利安精神的全部力量；几个世纪以来，这股力量一直在宗教、哲学、科学、政治各方面运动着，有过衰退期，但也有复兴期”。同年6月，他在反对保护国条约的发言中重申“我从来没有将穆斯林文明描绘成一幅田园诗般的图景”。他清楚该文明存在着无序与寡头剥削，但他呼吁大家看到本质，那就是“存在一个能够进行必要的转变、能够进化与发展的摩洛哥文明，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文明”。我们可以看到，此时饶勒斯对阿拉伯文明已经有了令人惊讶的了解，而且表现出了真诚的尊重。可以说通过关注摩洛哥问题，他逐渐实现了对非欧洲文明的发现、了解与尊重。

梳理他的这一转变过程也有助于看待他的和平渗透政策。当饶勒斯在1903年提出“和平渗透”这一术语时，它首先是一种方案，一种与军事征服相竞争的替代措施。但这种措施的目的和背后观念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是建立在对摩洛哥主权的无视和对阿拉伯文明的蔑视之上。随着摩洛哥问题的发酵和他对该问题关注的深入，饶勒斯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接近反殖民主义。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他对这一政策的用词也逐渐发生变化。在1908年谈论摩洛哥问题时，饶勒斯开始使用“和平影响”（influence pacifique）一词来表达与“和平渗透”类似的含义，之后“影响”一词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多。虽然“影响”并没有完全取代“渗透”，但对“影响”的使用体现出饶勒斯试图将法国在摩洛哥的活动更多置于道德层面或者文化层面，这种影响并不涉及对摩洛哥行政或者领土的控制。例如，他在1909年谈及摩洛哥时就向法国政府要求“你们必须向这个正在改变、正在感受到自由的世界，对它维持和发展法国影响（I'influence francaise）的崇高道德遗产”。1912年他在议会表示“我一直挂念在和平的情况下确保摩洛哥受到法国道德影响的照耀。我一直认为……摩洛哥不能隔绝于文明的整体运动之外”。

“渗透”字眼仍然不时出现在饶勒斯的表述里。不过这一词汇在1912年被他使用时，已经摆脱了最初的殖民主义色彩。他选择继续使用这一词汇，也有部分现实因素。首先，如同该词一开始出现是为了对抗殖民团体的军事征服政策，反对军事入侵是饶勒斯在摩洛哥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因而饶勒斯使用该词时保留并强调了它最初反对暴力的内涵与指向。其次，因为这是饶勒斯本人曾经提出并提倡的政策，他继续使用该词也有为自己挽尊的意图。不过，饶勒斯虽然继续使用“渗透”一词，却不再使用最初的“和平渗透”词汇搭配，而是进行了新的词汇组合，这又表明他想要与之前的殖民主义立场拉开距离。例如前文提到的“经济和道德渗透”“和平精神的缓慢渗透力”这些表述，都能间接反映出他这种有些矛盾的心理。但无论如何，其立场的转变毋庸置疑，1912年饶勒斯对殖民问题的看法与1903年的看法已大相径庭。

随着法国在摩洛哥的殖民计划逐渐实现，很多先前反对殖民活动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也开始为之欢呼雀跃。例如盖得派（les guesdistes）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明确反对茹费理政府的殖民远征。法国工人党（POF）在1895年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中首次将殖民问题写入了社会主义代表大会的会议议程中。会议号召“全力反对殖民行径，决不给服务于该行径的一个人或一分钱投票”，然而芒斯隆提醒，盖得派的口号只是揭露了殖民活动对法国无产阶级的人力和财力消耗，但如果用土著部队来征服和控制殖民地，如果能确保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法国本土经济享受到殖民活动带来的利益，这一口号就会变得无关紧要。让—努马·杜康吉（Jean-Numa Ducange）也指出，通过阅读盖得派的报刊可以发现盖得派对殖民活动的立场并没有那么明确，支持殖民制度的言论并不少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当盖得派的吕西安·德斯里尼埃（Lucien Deslinières）在1912年初提出社会主义殖民计划时，受到了以茹尔·盖得（Jules Guesde）为首的众多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德斯里尼埃就该殖民计划撰写了数篇文章及一本专著《社会主义的摩洛哥》（Le Maroc socialiste）。而且他的殖民提案差点被社会主义议会党团提交到国民议会，最后是以饶勒斯和瓦扬（Édouard Vaillant）为首的反对派通过两次艰难的会议讨论，才阻止了这一提案的提交。除了盖得派，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古斯塔夫·埃尔韦（Gustave Hervé）及其支持者也曾对殖民意识形态和殖民行径做过很多批判。作为极端的反爱国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埃尔韦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与他对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批判是一致的。他于1906年创办的周报《社会战争》（La Guerre sociale）是反殖民主义的重要阵地，他本人也在其中发表了许多言辞激烈的文章，谴责法国在摩洛哥乃至整个北非的殖民行径，支持摩洛哥人的反殖民斗争。然而在法德签订1911年协定后，他不仅欢迎该协定，对殖民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极大转变，甚至承认他“如今以更高文明的名义让摩洛哥人接受奴役，就如同发现病人没救的医生，以科学的名义让病人接受死亡一样”。相比之下，正是因为饶勒斯对摩洛哥问题的认识深入到了法律和文明层面，其越发坚定的反殖民主义立场使他成了其中的“逆流”。

结论

回顾饶勒斯视角下法国殖民摩洛哥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到，在第一阶段，法国先是通过与意大利签订秘密协定使意大利放弃摩洛哥，后与英国签订《挚诚协定》使英国退出摩洛哥的争夺，同时与西班牙签订秘密条约，暗中谋划对摩洛哥的瓜分。法国本想就此直接实施将摩洛哥变成事实保护国的改革措施，但是德国通过制造丹吉尔危机突然插手，打断了法国的殖民计划。在多方斡旋下，最终签订了将摩洛哥问题国际化的《阿尔赫西拉斯协约》，不过法国仍从中获得了在摩洛哥数个港口驻军的特权。在第二次危机阶段，法国利用摩洛哥人对法国侨民的攻击和摩洛哥内战，逐渐进行军事扩张，占领了摩洛哥东部的乌季达及其周边地区和西部的沙乌雅地区。在第三次危机阶段，法国先是利用经济手段压垮了摩洛哥新政府，引发了摩洛哥部落对新苏丹的叛乱，并借援救苏丹之名一举占领了摩洛哥首都非斯。在德国派军舰前往阿加迪尔示威之后，法国又通过签订《法德协定》与德国完成利益交换，使德国退出了摩洛哥争夺。至此，法国最终在1912年与苏丹签订条约，在摩洛哥建立了保护国，西班牙也分得一杯羹。

饶勒斯关注摩洛哥问题时，国际关系和欧洲和平是他第一考量。实际上，饶勒斯对摩洛哥危机的选择本身就已经体现出了他以国际关系为核心的政治视角。从前文可以看出，饶勒斯眼中的三次摩洛哥危机实质上是三次法德冲突。尤其是第二次危机时期，其实存在很多冲突，无论是摩洛哥人对法国人的袭击，法国军舰对卡萨布兰卡的轰炸，还是摩洛哥内战期间法军与摩洛哥武装的战斗，其规模都远大于并无人员死亡的卡萨布兰卡逃兵事件。但是饶勒斯在回顾摩洛哥问题时，是将卡萨布兰卡逃兵事件视为可与丹吉尔危机和阿加迪尔危机相提并论的“警报”。从他的这一选择就能看出，在摩洛哥问题中，他最关心的是法德冲突，是以法德冲突为代表的复杂而紧张的欧洲局势和国际关系，是战争的威胁与和平的可能。每当法国在摩洛哥问题上采取外交行动或军事行动时，饶勒斯首先考虑的都是该行动对以德国为首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影响。而当法德在摩洛哥问题上发生直接冲突时，饶勒斯也是首先批评法国的外交政策，呼吁和平解决争端。这是他贯穿整个摩洛哥问题时期的视角。

如果仔细阅读他的文章和发言，还能看到在这三个阶段，其情绪和侧重点也略有不同。笔者认为饶勒斯对法德战争的担忧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时期达到顶峰，但《阿尔赫西拉斯协约》的签订，不仅暂时解决了这一次危机，还为饶勒斯提供了用国际仲裁方式解决摩洛哥问题的先例与希望。进入第二次危机阶段，饶勒斯主要对法国的军事扩张行为表示愤怒。当法德冲突在摩洛哥再次发生时，他变得相对冷静，而且开始由担忧法德冲突上升到思考整个欧洲所面临的危险局面。在法德将争端提交仲裁和1909年《法德协定》签订后，能观察到饶勒斯表现出了在整个摩洛哥问题时期最为积极高昂的情绪，此时他对和平解决法德矛盾以及摩洛哥问题都抱乐观的态度。但是到了第三个阶段，随着法国对摩洛哥政府的步步紧逼，与德国的殖民交易，法西秘密条约的公布，饶勒斯大失所望。在法德发生第三次冲突后，他表现得更为冷静，但本质上更为担忧。因为通过持续多年关注摩洛哥问题,饶勒斯已法国社会主义者与北非殖民问，经捕捉到了一场欧洲大战的气息，虽然阿加迪尔危机不会马上让国际形势变得危险，但饶勒斯指出，德国“通过这次突袭，将欧洲置于一些情绪化的行动中，没有人能事先断言这些行动不会发生，而这些行动能够产生最具灾难性的后果……在这种动荡不定中，只需人们的思想向冒险方向倾斜，就足以使最为恐怖的情况发生”。此外，他对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府间签订的协定也丧失了信任和信心。各国政府在摩洛哥问题中表现出的背信弃义让他更多地将争取和平、防止战争的希望放在了无产阶级身上，他对无产阶级反战作用和反战手段的思考随着1912年起他对巴尔干战争的关注得以深化。

如果说饶勒斯最初是以国际政治的视角来关注摩洛哥问题，并且一直将维持欧洲局势的平衡，防止列强之间的战争作为首要目标，那么随着他对摩洛哥问题的追踪，对阿拉伯世界的了解，他逐渐远离了原有的殖民者的立场，开始站在被殖民者的角度思考欧洲尤其是法国的殖民行径。他在摩洛哥问题上对殖民问题的认识深入到了法律和文明层面，成为“一战”前少有的坚持反殖民主义立场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与法国历史学家对他这一转变的大力肯定与赞扬相比，北非历史学者则表达出了更多的怀疑与严苛。作为一名阿尔及利亚历史学家，库拉克西斯对“一战”前法国社会主义者面对北非殖民问题时的表现流露出些许近乎苛责的失望，在谈论饶勒斯时，他感叹“没能成为法国殖民主义理论家，饶勒斯成了殖民主义记者”。人很难跳出时代和社会思潮的局限，然而，正是饶勒斯对该问题十年如一日的关注与思考，笔下的一篇又一篇文章，在议会的一次又一次发言，见证着他对非欧洲文明的发现、了解与尊重。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少有的严肃对待20世纪初非欧洲国家人民日益增长诉求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这些诉求在他死后被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揭示出来”。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冬季号，作者陈雅雯，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博士生。

|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参考原文。

编辑：周淼淼

往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