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晏绍祥：古希腊史学家的帝国观念——读吕厚量《古希腊史学中帝国形象的演变研究》

古希腊史学家的帝国观念——读吕厚量《古希腊史学中帝国形象的演变研究》
古风到古典时代希腊世界主要的国家形态是城邦。雅典帝国和斯巴达帝国之类是现代学者的称谓，如林志纯先生所说，两者本质上都是城邦联盟而非真正的帝国。如果我们接受西方学界帝国的一般定义：“帝国是因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统治而形成的一种国家。”则希腊人对帝国本身并不陌生。吕底亚是否有资格称为帝国有待论证，但至少自公元前6世纪中期起，波斯的崛起已经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并通过征服小亚细亚，波斯人与希腊人发生了正面接触。大陆上的希腊人虽未直接感受到波斯的压力，但也意识到了波斯的存在：约公元前546年斯巴达曾派遣使者前往小亚细亚，警告居鲁士不要染指那里的希腊人。只是那时的斯巴达似乎还忙于巩固伯罗奔尼撒同盟，未采取任何实质行动。此后双方的交流一直到波斯帝国灭亡时，都不曾终止。希腊人或去波斯充当雇佣兵、医生、商人、流亡者等，或作为旅行者，部分人还在波斯定居下来。公元前5世纪初，波斯三次发动对大陆希腊的入侵，也有个别波斯人作为逃亡者到达希腊大陆。双方文化上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无疑更加频繁和深入。古希腊的民族志、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起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波斯崛起的影响。波斯帝国灭亡后，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帝国以及希腊化时代诸帝国代之而起。到公元前3世纪，希腊人又看到了更加强大的罗马帝国的来临。必须承认，希腊人在与这些帝国打交道时，表现得好像并不高明。他们虽曾击败波斯入侵，却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不断祈求波斯的金钱援助；面对马其顿在腓力二世时代的急剧扩张，包括雅典在内的多数城邦似乎麻木不仁；面对不断东进的罗马，希腊人的经历，似乎是一个从失败走向更加失败的历程。那么，希腊史学家们如何建构这些帝国的形象？他们的评价中，到底包含哪些基本要素？所构建的帝国形象中，与哲学家和文学家等比较，又有哪些特殊之处？对这些重要问题，国内学术界长期缺乏系统的讨论。基于此，吕厚量博士《古希腊史学中帝国形象的演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以下简称《演变》，引该书时均夹注页码）的出版，对系统梳理希腊史学家的帝国观念，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演变》几乎所有的篇章都曾作为单篇论文发表，有些文章已经在学界引起注意。不过因为都是单篇发表，难见系统，这次收入本书时，作者根据主题做了不少修订和增补，形成比较系统的从希罗多德到罗马帝国晚期古希腊史学家有关帝国形象的著作。该书的书名清楚地告诉我们，它关心的不是帝国的兴衰、制度和治理，而是勾勒希腊史学家心目中的帝国形象，解释帝国形象在古希腊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变”与“不变”。作者的结论是：在帝国问题上，“古希腊史学本身具有十分引人注目的整体性、继承性和互文性特征”（第5页）。该书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希腊人对波斯帝国的认识，第二部分是希腊人关于罗马帝国的印象。对希腊人来说，两者都是外族的帝国。“波斯帝国是希腊古典时期最重要的对外交往对象之一”，长期是希腊文明参照的“他者”（第4页）。自公元前2世纪以后，罗马帝国是“后期希腊史家关注的重点和地中海世界整体史的载体”（第4页）。因此，“波斯与罗马构成了古希腊史学中最重要的两大帝国形象”。根据两大帝国与希腊人的关系，作者给自己确定了两个主题：有关波斯的部分关注希腊人反应中的所谓东方主义倾向；有关罗马帝国的形象，则着眼于希腊人文化上的调整和适应。

与黄洋教授认为希腊人古风到古典时代已经具有浓厚东方主义传统不同，吕厚量博士更愿意相信希腊人的东方主义即使存在，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希罗多德、泰西阿斯和色诺芬等作家所记录的内容如波斯帝国的专制主义、生活奢靡等，有些可能被后来的东方主义继承和发挥，并被作为希腊文明的对立面加以突出，但总体上看，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前期，希腊人对波斯帝国的叙述还是以正面为主。在波斯宴饮问题上，希罗多德和色诺芬等更多地将其描绘为贤哲的集会；波斯大王的权术，实际上在色诺芬本人、阿盖西劳斯和传说中的斯巴达立法家莱库古等身上也有体现，希腊和波斯此时表现出更多的共性。至于泰西阿斯，他固然记录了不少波斯宫廷中诸如性别倒置、劫掠神庙等非常行为，但“他对波斯帝国的政治家、统治模式与风土人情的评价都是褒贬结合、相对公允的”（第55页）；“泰西阿斯基本上继承了希罗多德褒贬结合、总体上肯定东方文明成就的历史观念”（第69页）。所以，对波斯东方主义式的描写，更多的是亚历山大东侵后希腊化世界知识分子的建构、亚克兴海战前屋大维对埃及女王克莱奥帕特拉奢侈淫荡生活方式的攻讦、罗马人对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形象的丑化，以及早期罗马帝国的社会生活记忆等共同作用的结果（第162页）。也就是说，希腊人的东方主义，要到希腊化世界甚至罗马帝国时代才真正成形，而且这种主张的来源相当复杂。这个看法无疑相当大胆且新奇，对众多学者持有的希腊古典时代已有东方主义的看法形成了直接挑战，但在笔者看来，很有说服力。

最早系统记录罗马扩张的希腊人是西西里史学家蒂麦乌斯，可惜他的著述基本失传，因而有相对完整论述流传至今的希腊史家，首先是《通史》的作者波利比乌斯，之后是约瑟福斯、波桑尼阿斯、普鲁塔克、阿庇安和古典晚期那些仍坚持多神信仰的史家。除波利比乌斯外，作者重点讨论了约瑟福斯、波桑尼阿斯和帝国晚期的多神教作家。通过分析约瑟福斯的作品，作者相信，虽然“约瑟福斯背叛了任命他的耶路撒冷政权，但作为一名犹太教徒，约瑟福斯却从未也无法背叛自己的信仰和族群”（第228页）。他固然在罗马生活，被迫接受了罗马的统治，但他也意识到犹太社会的分崩离析。这样的矛盾，导致约瑟福斯一方面尽可能捍卫犹太人和犹太教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努力向罗马当局解释犹太人的信仰，试图接受罗马的统治，致使他陷入左右都难以逢源的尴尬结局。波桑尼阿斯同样对罗马态度矛盾，一方面他努力弘扬希腊曾经的辉煌，在选材上尤其故意忽略或贬低罗马时代的建筑和历史，另一方面，却不能不对罗马的统治，特别是哈德良等元首的亲希腊政策表示认同。正是在波桑尼阿斯的著述中，“孤芳自赏的希腊文化传统与海纳百川的罗马政治文明走向合流”（第259页）。到帝国晚期，帝国东部保守的希腊知识精英群体直接把罗马帝国变成了“古希腊文明在公元前2世纪之后的唯一合法载体”（第259页）。

在有关罗马帝国的一组文章中，关于波利比乌斯的一篇有点另类。它实际上只是部分与这位史学家所刻画的罗马帝国形象有关：罗马的兴起与波利比乌斯普世史的实践，而非波利比乌斯对罗马帝国形象的描绘。这或许是因为波利比乌斯对罗马的态度在学界早已获得广泛研究，希望在这个领域有所创新实属不易。随着全球史研究的兴起，地中海作为罗马崛起的背景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而波利比乌斯可能最早明确意识到罗马的崛起及其对地中海走向整体的影响。例如在第1卷的开头，波利比乌斯就宣称，在罗马崛起之前，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由一连串不相关的事件组合而成的，发生的原因也不相关联，但从罗马走向地中海开始，历史变成了有机的整体。“在意大利及非洲的事情与在亚洲及希腊所发生者相互联系，其中所有事件发生关联，并导致单一结果。”既然罗马人“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将几乎全世界所有人居住的地方都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所以波利比乌斯写的不仅是罗马崛起的历史，还是他心目中人类社会的普世史。波利比乌斯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试图建立一个普世史的框架。但正如《演变》指出的，由于地中海世界在统一中又表现出强烈的分散性，以及波利比乌斯资料使用上的限制，还有体例上的不协调，使波利比乌斯建构的地中海普世史存在非常明显的弱点：“它忽视了罗马征服之前地中海世界久已有之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统一性和罗马征服之后地中海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族群分布等诸方面继续长期保留的碎片化特征，从而在难以自圆其说的历史观指导下建构了一部罗马共和国于53年内完成地中海世界征服事业的、高度戏剧化的普世史。”（第194页）在对波利比乌斯普世史方法的分析中，作者的确从全球史视角揭示了波利比乌斯罗马观的某些重要方面，例如他对罗马崛起采取的一贯正面的立场：既然普世史因罗马的崛起而成为可能，则罗马人的所有行动，当然都是命运指导下的合理行动。但在笔者看来，这最多是波利比乌斯罗马观的一个方面，而且还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方面。

《演变》给希腊罗马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虽然国内对古典史学的认识，自20世纪80年代初郭圣铭先生《西方史学史概要》出版以来，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有些成果，如关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阿米安等的研究，已有了本质的提升。但这些研究或属通史概论性质，或属专题性质，像该书这样从帝国形象这一主题入手，对希腊史学做贯通性研究的，仍是国内第一部。作者不是一般地叙述希腊史学家的帝国观，而是选择最重要的作家，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从一个侧面揭示特定时期特定作家有关波斯或罗马的观念。它比较了希罗多德有关大流士政变的记载和贝希斯敦铭文的内容，肯定了希罗多德作为史学家的忠实和准确，也指出希罗多德记录中所包含的希腊文化成分以及大流士宣传的部分。该书对泰西阿斯和色诺芬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前者国内几乎无人介绍。这位《波斯志》的作者长期生活于波斯宫廷之中，所记驳杂且夸张，西方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其作品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波斯帝国的实际上。该书则将泰西阿斯置于西方的东方主义链条中，重新估价了他作为史学家的地位，进而否定了他有意识地创造东方主义的角色。对色诺芬的介绍在国内相对较多，但除少量例外，多关注色诺芬的《希腊志》和《远征记》，对其他作品关注不够。吕厚量恰恰在色诺芬问题上有精深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就以色诺芬的道德教育为主题，近年的研究中又持续思考，对色诺芬的主要作品有相当全面的把握，因而能够从整体上评估色诺芬的史学成就及其在西方东方主义发展中的作用。他成功地在看似主题和类型都非常不同的色诺芬的作品，尤其是《居鲁士的教育》《拉栖第梦人政制》《远征记》和《希腊史》之间，从塑造理想政治家、道德和操控权术等入手，发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且在斯巴达传说中的立法家来库古、波斯开国君主居鲁士和作为雇佣兵统帅的色诺芬这些乍一看非常不同的人之间，找出了类型上的相似性：“《居鲁士的教育》是一部涵盖了《拉栖第梦政制》中色诺芬所关注的几乎全部要点，但其题材又不仅限于‘政体论著’范畴的庞杂作品。”（第98页）吕厚量提醒我们注意，在理解色诺芬时，不能只是从其一两部作品入手，而应深入到他的政治哲学和个人经历之中，对他的作品做全面、整体的理解。在其他诸多具体问题上，吕厚量博士也多有发明。他指出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观念及其所采用的方法与地中海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从约瑟福斯的生平及其在罗马的处境中，他探讨了约瑟福斯罗马观中存在的二重性和矛盾；从波桑尼阿斯的文化记忆中，他赋予了《希腊纪行》对研究罗马帝国时代希腊文化精英价值观一手资料的地位；从有关波斯宫廷宴饮的叙述中，他追溯了希腊人东方主义的兴起和演变；在罗马帝国后期多神教作家礼赞罗马的声音中，他力证异教文化的活力。因此，该书虽然每章主题不同，但对理解古希腊史学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

《演变》注意细致梳理材料，在比较中提出问题，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以个案研究和实证研究为基础，同时注意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第5页）。从具体论述看，《演变》不是抓住某一条或者几条材料做出结论，而是从史学家的具体论证与总体倾向出发得出结论。他详细比较了贝希斯敦铭文和希罗多德的记载，再度证实了希罗多德波斯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但也指出希罗多德的记载受到了他那个时代大流士宣传策略的影响。在希腊作家波斯观问题上，《演变》通过系统讨论希罗多德、泰西阿斯和色诺芬等的著述，一方面注意到他们对东方的负面评价，但在评估了他们总体的记录和思想倾向后，指出他们并非后世所说的东方主义的始作俑者，因为他们同样记录了诸多波斯制度和人物非常正面的内容，“在公元前5世纪末至前4世纪中前期的希腊史家（希罗多德、色诺芬、泰西阿斯）语境下，对波斯宫廷组织模式的正面评价要远远多于对它的负面批评，并且二者间往往并不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第161页）那时的希腊人甚至会“怀着仰慕、敬畏的心态去观察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第163页）。通过对色诺芬著述的比较，他发现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莱库古和阿格西劳斯等在颁布法律、治理国家中，操弄权术的手法并无不同。他对波斯宴饮的分析相当有趣。虽然在东方主义者的记录中，波斯宫廷宴饮颇类饕餮之徒的醉生梦死，浪费惊人，但在分析了相关史料，特别是波斯帝国的物质基础后，他证明那样的描写既不符合波斯帝国的实际，也与古典时代希腊作家的记录不相吻合：在公元前4世纪之前，希腊人对波斯宫廷宴饮的描绘仍然是贤哲之士的集会，至少到色诺芬时代，波斯宫廷宴会场面仍然是“健康、节制、睿智和符合古希腊传统美德观念的”（第160页）。有关波斯宴会奢华浪费和生活方式淫荡病态的记录，大多出自亚历山大东侵以后希腊化时代的作家，在罗马帝国时代的作家如菲罗斯特拉图斯和雅典尼乌斯等那里达到顶峰，在此过程中，“一套东方主义式的、道德贬抑色彩浓重的波斯历史叙述体系发展起来，逐步取代了希罗多德、色诺芬等前辈们对波斯帝国与东方世界的平视或仰视姿态”（第163页）。这种前后横跨千年的对比，显示了作者宏阔的眼光和对资料的充分把握，也是合理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的结果。

在研究帝国形象的过程中，《演变》还尝试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典型例子是用文化记忆理论探索波桑尼阿斯对罗马帝国的态度。过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波桑尼阿斯的史料价值上，对他评价不高。吕厚量博士利用德国学者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绕开波桑尼阿斯的记载是否可靠的泥潭，将波桑尼阿斯作为2世纪罗马统治下的希腊知识精英，致力于通过波桑尼阿斯记录的手法和对内容的取舍，从中发掘出希腊知识精英对罗马帝国的矛盾态度。“波桑尼阿斯一方面试图排斥罗马帝国在‘自由希腊’历史记忆中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对晚近罗马元首‘亲希腊政策’的充分肯定之上去构建自己的文化记忆，从而在光辉、自由、理想化的古希腊历史与安宁、富足、虽未尽完美但差强人意的现实罗马帝国统治模式之间搭建起了一座记忆的桥梁。”（第7页）研究角度的转换，使波桑尼阿斯那些看似蹩脚的记载，成为珍贵的一手材料。在有关色诺芬、波利比乌斯等的研究中，该书也尝试做出新的观照。在政治哲学的背景下，《居鲁士的教育》中色诺芬有关波斯的记载是否可信，或者那部作品到底是历史小说还是可靠史料的问题不再那么重要，吕厚量转而关注他如何塑造理想政治家、理想政治家又如何治理国家的思想史材料，由此揭示出色诺芬思想中“无从回避的张力”以及许多场合“难以圆满解释的深刻逻辑矛盾”（第6页）。在全球史方法的观照下，波利比乌斯的《通史》也获得了新的意义，他撰写普世史的方法以及对罗马霸权和地中海历史发展认识上的局限，使波利比乌斯只能写出一部戏剧化的历史，并未真正达到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在诸如希罗多德、泰西阿斯、帝国晚期异教作家等问题上，作者也都尝试在东方主义等新理论的观照下，努力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解释。

总体上看，《演变》根据一手材料，结合当代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系统呈现了古希腊史学家的帝国观念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但该书向我们提出了更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首先，如前文所说，该书集中在波斯和罗马这两个异族帝国身上。对希腊人自己的帝国，尤其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的分析，基本缺位，因此连带的，是古希腊史学中极其重要的几位，如修昔底德、卡利斯泰奈斯、泰奥庞普斯、狄奥多鲁斯、狄奥尼修斯和阿里安等的帝国观念，基本没有出现在该书中。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如弗格森那样，放大帝国概念，将雅典统治下的提洛同盟、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的霸权等，都视为帝国，但马其顿亚历山大入侵波斯建立的庞大帝国，以及希腊化世界的马其顿和塞琉古等，有资格被称为帝国。另一方面，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随着超出城邦范围的统治的兴起，对雅典和斯巴达霸权的反思，深刻地影响了希腊人关于帝国的观念，直到希腊化和罗马时代，自由和奴役都与帝国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修昔底德和色诺芬有关希腊内部超越城邦范围统治的方式的思考，或许也应当在希腊人的帝国观念中获得一席之地。

其次，就罗马帝国的形象言之，波斯多尼乌斯、狄奥多鲁斯、狄奥尼修斯、普鲁塔克等对罗马帝国形象的论述，理应获得一定的分析。作为波利比乌斯之后记录罗马帝国历史最重要的几位史学家，他们对罗马帝国的态度，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不同程度的重视，莫米利亚诺甚至把波斯多尼乌斯与波利比乌斯相提并论，如果说波利比乌斯主要还停留在认同罗马成功的层次上，波斯多尼乌斯已经“不是要说服希腊人这种（即罗马人）统治的可接受性，而是希望说服罗马的领袖们要按照某种方式来行动，从而不会疏离其臣民中的大多数，因此也就不会危及行省上层分子的地位，因为这些人已经把他们的利益与罗马的统治统一起来了”。至于狄奥多鲁斯和狄奥尼修斯，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罗马的统治，并且主动向罗马上层靠拢，试图建构罗马人与希腊人之间的亲缘关系。该书关于罗马帝国的形象，从公元前2世纪的波利比乌斯，一下子跳到了1世纪的约瑟福斯。考虑到约瑟福斯虽然用希腊语写作，但他毕竟是一个犹太人，只能在广义上归入希腊史学家的范畴，等于把中间一大块空地留给了后来的研究者。作者意识到了这个空缺（第295页），但出于谨慎和所涉内容的复杂，没有动笔，因为收入书中的各章，都有前期研究做基础，中间的这几位，从波斯多尼乌斯到普鲁塔克，不曾见过他的专题论文，因而他拒绝仓促之间，为了成书率尔操觚，倒是给我们留下了一片空地去开垦和探索。

最后，帝国是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上一个经常性的现象。该书把探讨“希腊史学所承载的文化记忆是否提供了独立于当时如日中天、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古斯丁等人政治思想学说之外的另一套话语体系”（第295页）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作者认为，希腊史学家的确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基本独立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与奥古斯丁等人的政治思想体系之外的，从具体细节到整体观点同后者差异巨大的帝国观，构成了同政治思想史并行不悖的、对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帝国形象认识来源”（第295页），或许如此。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好奇哲学家们根据概念辨析和逻辑推演的认识方式建立的帝国话语体系到底是什么样的？该书在第295—297页对此做了概要的分析和解说，但与对史学家条分缕析的论述比较起来，不免分量不足。此外，两者之间除了作者指出的区别之外，作为古典文化共同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是否也存在着诸多共通之处？事实上，至少就修昔底德而言，他对雅典帝国的勾勒，与他的政治哲学紧密相连。所以修昔底德的论述，也经常被当作政治思想史材料得到解读。比较理想的做法，也许是单列一章，对哲学家推演性的帝国概念与史学家实证性的帝国概念做相对深入和全面的分析。即使作者已经探讨过的史学家，似也有某些小的方面可以更进一步。如希罗多德一章的重心在史学之父的史学方法及其记载的史料价值，还有希罗多德与东方主义的关系，于希罗多德关于波斯帝国的总体形象，反倒有所忽略，尽管在该书其他部分，如宴饮等章节，该书有所补充，但仍不够完整和充分。对于波利比乌斯，重点似乎也在他的史学方法，最多提供了波利比乌斯有关罗马帝国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地中海成为罗马人的内海，以及帝国时代地中海史的总体特点。但罗马帝国在这位希腊史学家心目中整体上到底是什么形象？波利比乌斯自己的帝国理念与罗马帝国的实际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共性和区别？这种共性和区别，又如何影响了他对罗马帝国崛起的判断？也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当然所有这些方面，如同古希腊史学家的帝国形象研究一样，工程非常浩大，且让我们搬好板凳，热切期待吕厚量博士下一部著述的问世。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秋季号，作者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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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殷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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