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时期《读写术》的文本嬗变
摘要：西方古典学早期著作《读写术》各章节内容与首节的全文主旨脱节，使学者们对其真伪产生怀疑。据史料可知《读写术》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成书，书中内容前后体例不一，语法阐述从“诗性”初衷转向“理性”实质，表明该书在编纂和流传过程经历了删改。这种文本嬗变是亚历山大里亚地缘性学术和希腊斯多葛哲学融合的结果。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注重对荷马史诗等典籍的校勘、考订和编纂，其学术传承成为《读写术》“诗性”的根源；斯多葛哲学的“理性”逻辑，影响了该书后来各章节的阐发与修订。其间，通用希腊语的使用、“技术”概念的发展、历史背景的更迭等因素，也影响了该书的传播和修订，促成其从“诗性”向“理性”的嬗变。《读写术》的文本嬗变本质上是希腊化时期地域文化与主流思潮融合的结果。
关键词：《读写术》 亚历山大里亚 斯多葛学派 思想融合 文本嬗变在西方古典学史上，地处北非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Alexandrian）是绕不过去的存在。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帝国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一分为三，其北非地区由托勒密王国统辖，其都城亚历山大里亚汇聚了来自欧亚非各洲的诸多学者，成为当时的学术重镇。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编写的首部古希腊语法——《读写术》(Τεχνή Γραμματική)，篇幅虽小，却被视为古典学源头之一。德国学者维拉莫维茨说，“古典学”的使命“就是表明这门科学是怎样从希腊人‘语法’(γραμματική)那里发展而来的”。“古典学”(φιλολογία)一词最早见于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著述，指基于经典的语言研究，以搜集史诗、抒情诗、戏剧、历史、哲学与科学等古典著作的写本为主，校勘、注疏与编目是其主要学术构成。德国流亡学者菲弗尔认为“古典学”是解读和还原文学传统的学问，其目的是保护并利用他们的文学遗产——古典著作。英国学者桑兹则将其解释为对希腊、罗马语言、文学及艺术的确切研究。而“语法”正是《读写术》叙述的主题。一般认为，《读写术》成书于希腊化时期的公元前1世纪，作者为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狄奥尼索斯·特拉克斯(Dionysius Thrax)。该书在地缘上虽出现于北非，却是用希腊语写成，故此被视为欧洲语言学史上的首部语法书，成为后来拉丁语法以至西方诸多语言的语法范本。受地缘和文化因素的双重影响，《读写术》在成书之后的数百年中经历了文本变迁，映射出彼时古典学术与文化的融合。《读写术》的初衷在其第一节中得到详细描述，古希腊“语法”是该书意图着重关注的内容：语法，就是对诗人和散文家们惯用文法之实际研究。它包括如下六个部分：1.恰当按照诗文韵律进行朗读。2.对诗文中具比喻义之文辞加以阐释注解。3.对诗文中词义晦涩之处和古文进行清晰释义。4.对词语来源之追溯。5.对诗文中固定表达模式之探究。6.对诗文进行评价，此为语法诸艺中最崇高之部分。可以看出，该“语法”定义以“诗”的诵读品鉴为主要目的，其中包括诗律吟诵、辞义考证、词源追溯、句式探究等内容，尤其将“对诗文进行评价”作为语法诸艺之最，从而赋予“语法”浓厚的“诗性”。由此推测，若此后诸节按此定义展开，该书将是以品评诗文内容为主的“语法”或“文法”的介绍。然而，这个富有诗性色彩的“语法”定义只是该书的最初设想，因为随后的大部分章节都很少与此初衷相合。现存《读写术》一书共有20节，后续章节的内容不但未能与首节“语法”定义初衷相合，反而逐渐丢失“诗性”初衷，走向“理性”阐述。《读写术》第二、三、四节与首节的“诗性”初衷基本吻合，分别讨论了“朗读”“重读”“停顿”几个主题。以第二节为例：朗读是指对诗人和散文家作品正确无误的出声朗读……若不谨遵上述原则朗读诗文，那么诗文就会失去它们真正的价值，读者对诗文的所有朗读和理解也将沦为谬误。此处强调了朗读对正确理解和评价诗文的意义，指出“表达风格”“韵律特征”和“正确断句”三要素对欣赏、理解和领悟诗文的重要作用，并列举不同剧种应使用的不同语体。第三节“重读音”和第四节“停顿”在叙述风格上与第二节类似，侧重朗读时音调的“上扬、平稳、升降”；第四节则侧重对“整句、中间、附属”三种停顿符功能的介绍。从第五节开始，主题开始发生了变化，变为对“赞美辞”的介绍。相比第二、三、四节对诵诗技巧的论述，第五节转为对诗体的介绍，这不免显得突兀。不过就主题而言，该节仍与“诗性”初衷保持一致。而接下来的诸小节，就开始逐渐偏离“诗性”。从第六到十节的主题不仅脱离第五节之前的“诗性”主题，开始偏向“理性”语法，而且其行文风格也从文学性的“诗性阐发”转为说明性的“理性释义”。这几节的主题分别是：“词素、音节、长音节、短音节、普通音节”。以第六节为例，其中着重介绍古希腊语中音素(stoikheion)这个特殊概念，在解释“抓、挠”一词时援引了《伊利亚特》《奥德赛》中的诗句：正如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十一章388行)中所说：“现在，你吹嘘说你划伤了我的脚底。”在解释古希腊语清浊音时也援引了《奥德赛》第5章第229行、《伊利亚特》第3章第95行的诗句。这两段诗文的出现，可算作对“诗性”语法的持守，但就其他音素而言则仅有解释性的定义说明，未见有类似的诗文援引。一直到第十节，在论述普通音节时才又见到类似的被引诗文。至此，《读写术》中引用诗文示例的释义全部结束，在后续的十个章节中，除了少数词语示例来自史诗外，再未见到任何诗句的引用。可以说，第六至十节虽未能因循第一节的初旨，鉴于其中援引《荷马史诗》诗文，仍可被视作“诗性”的保留。同时，因为诗文的朗读必然涉及语音长短、轻重等技法的掌握，所以可以说这一部分还是兼顾了语法“诗性”和“理性”的特征。虽然从第六到十节对音素、音节的讨论仍与“诗文之评价”有些许关联，但音节划分及范畴释义中体现出的“理性”语法观，已开始消减第一节所提出的“诗性”主旨，自此之后的诸节，“理性”语法的色彩愈发浓厚。接下来的第十一至二十小节不仅未论及“语法诸艺中最崇高之部分”，甚至就连语法定义中的其他方面诸如喻义、疑义(考证)、词源、句式等都关联甚少，“诗性”语法已难觅踪迹。这十节主要讨论的是古希腊语的词类划分，各节标题分别为：词、名词、动词、动词变形、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连词。该书把句子和词作为描写语法的基本单位，认为句子是语法描写的上限，词则是语法描写的最小单位。每一种词类都界定其所适用或搭配的范畴(即“伴随属性”)，并举词示例。以第十二节“名词”的解释为例：名词在句子中要进行词尾变格，用来指那些有形或无形的事物。“有形”是指诸如“石头”这样的东西，“无形”是指诸如“教育”这样的事物。它可以是通称，比如“人”“马”，也可以是专名，比如“苏格拉底”。上述这种工具性释义，细分出更多的语法概念，并对其加以释义和举例，其中再难觅诗文原作以及赏析，反而更像是一部实用语法教材。对比最后一节对“连词”的解释，可以发现这种实用的“理性”语法表述体一直保持到全书结束。至此可以看出，现存《读写术》版本除第二、三、四节与第一节语法定义较为一致，即“恰当按照诗文韵律进行朗读”，其余各节基本上未论及诸如“对诗文中具比喻义之文辞加以阐释注解”“对诗文中词义晦涩之处和古文进行清晰释义”“对词语来源之追溯”“对诗文中固定表达模式之探究”等内容，更遑论“诗文评价”这一“语法诸艺中最崇高之部分”。该书后半部分的词类范畴划分和解释，带有明显的抽象化、范畴化的“理性”特点，“诗性”语法审美逐渐退场。西方学者对《读写术》的研究从中世纪前就已开始，尤以拜占庭时期为盛，内容多为作者和年代考证。至近代，西方学者对《读写术》文本注释研究较多，其中以19—20世纪德国学者对前人注释汇总之贡献较为瞩目，如德国学者贝克(Bekker)和尤利格(Uhlig)等，此外还有戴维森(Davidson)英译本和希尔加德(Hilgard)的汇总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英国学者罗宾斯(Robins)、意大利学者本尼迪拓(Benedetto)之研究较具代表性。随着20世纪50年代一批莎草纸文献出土，人们对该书真伪产生怀疑，研究一度较为谨慎，直到罗宾斯在他的《语言学简史》中重拾该文。他对古希腊哲学对该书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并指出其在西方语言学史上的重要地位。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学者对欧洲古代语言学进行新的反思，该书又逐渐受到关注，并出现了英、法文译本。20世纪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当属1993年在剑桥大学举办的“迪奥尼索斯·特拉克斯《读写术》及其在古语法中的地位”研讨会。21世纪的研究则主要表现为欧洲学者从方法论、认识论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读写术》的形成及意义。《读写术》各节与第一节“诗性”初衷的背离，使学者们对现存《读写术》的真伪产生了怀疑，这成为自中世纪以来《读写术》研究的主要论题之一。有学者注意到，除罗马学者塞古斯都·恩培里克(Sextus Empiricus)对《读写术》第一节引用之外，其余对《读写术》的引用都只见于公元5世纪以后，而且塞古斯都·恩培里克提及该书时，所论内容与传世版本并不相同。公元2世纪的希腊语言学家阿波洛纽斯·迪斯科勒斯(Apollonius Dyscolus)在论述古希腊语法时也未提及此书。故此有人认为《读写术》的现有版本是后来的拜占庭学者托狄奥尼索斯所作，意大利学者本尼迪托(Benedetto)等甚至认为，该书问世于公元5世纪后。但也有学者不同意此看法，理由是塞古斯都·恩培里克生活于公元160—210年之间，他既然曾提及此书，这就说明《读写术》至少在公元2世纪之前就已成书。可以看出，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现存《读写术》版本的真伪，因现存文本中的术语和概念与该书成书年代不一致，因此现存版本也许已不是最初成书时的版本。对《读写术》出现于公元前1世纪这个问题，并未有太多质疑，争论双方基本达成共识。由此可知，传世《读写术》版本已不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在公元前1世纪编写的《读写术》，根据各章节内容推断(如第五节)，现存版本应问世于公元5世纪左右，其中保留了部分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诗性”气息。现存《读写术》版本的“理性”基因，则从古典时期希腊先哲的语言观中可溯得归属。《读写术》问世之前，古希腊世界对诸如诵读、书写等语言问题已有深刻讨论，书中大部分术语和概念都可在前人论述中找到。如前四节对诗文诵读和韵律的重视，其来源可追溯至古典时期希腊人对修辞和辩论的浓厚兴趣。公元前5世纪，诗文朗读就是辩术师(sophists)热衷的话题，他们强调修辞诵读的力量，认为声音能感动灵魂，故此加以修饰的语言会有说服力。辩术师们对语句类型进行划分，如普罗泰戈拉根据语气和功能把句子分为陈述、疑问、回答、命令、祝愿、呼唤等类型，阿西达摩斯(Alcidamas)根据句式把句子划分为陈述、否定、疑问和称呼等类型，高尔吉亚(Gorgias)则更注重分析语句结构和语言功能。与前人相比，《读写术》中对朗读、重读音和停顿的阐述反略显单薄。再如书中第六到十节主要讨论语音，第六节“词素”对古希腊24个字母进行了分类，指出其中7个元音和17个辅音，第七、八、九、十节讨论的“音节、长音节、短音节、普通音节”等划分，这些并非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新创。早在公元前4世纪，柏拉 图就对字母或词素、音节进行了划分，把古希腊词素分为“响亮的”(即今天所称“元音”)和“不发声的”字母(即“辅音”)，辅音又可进一步分为“哑音”和“半元音”等。随后亚里士多德又对字母和语音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界定，提出元音、半元音和默音的划分，并解释了长音和短音、高音和低音、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等概念。可以看出《读写术》沿用了这种划分方式以及术语，他们的贡献在于把这种划分进一步细化，并辅以诗文说明。《读写术》的主要贡献是其对词类的划分，第十一到二十节均与此话题有关。古希腊语法词类的划分也可以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辩术师们出于对辩论和修辞技巧的重视，提出基本词类的概念，如普罗迪克(Prodicus)首先提出“名词”的概念，普罗泰戈拉对词语的阳性、阴性和中性加以划分。彼时词源学在古希腊盛行，人们认为事物名称与事物本质紧密相连，对世界的正确认识必须基于对事物正确的命名，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中就曾对“名实”一致问题进行过详细讨论。此外，柏拉图也对词类问题有过讨论，认为句子可被分为名词性成分和动词性成分。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对词的类别和功能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不仅解释了名词、动词、连接词的定义以及“变格”的使用，还对悲剧的台词从字母、音节、连词、冠词、名词、动词、格、句子等不同层面进行详细解释。他认为名词与动词是构成辞章的基本元素，规范的名词或动词可使语言表述显得明晰。从语法观念史上看，早在古典时期，希腊人对语音和词类划分已有深入思考，《读写术》涉及的主要语法概念的“理性”认识已然成熟。《读写术》的“诗性”之根，与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地缘优势和学术氛围密不可分。据古罗马学者普鲁塔克记载，这座地处北非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建于公元前332年，是马其顿帝国都城和政治文化中心。亚历山大大帝死后，托勒密王国管辖了包括亚历山大里亚的北非地区。国王托勒密一世于公元前308年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拨巨款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博物院(Μουσείο)。其独特的地缘性优势加之王室对书籍收集的重视，使博物院收集了来自希腊化世界数量浩瀚的藏书，涉及文学、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诸多领域，博物院图书馆藏书几乎囊括古希腊全部典籍。由此亚历山大里亚不仅成为北非的学术圣地，也成为希腊化世界最繁盛的学术中心，汇聚了来自亚非欧各洲的学者，地缘优势为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以其所处城市而得名。马其顿帝国解体后，政治割裂的希腊化世界，催生了人们对古典文学的渴望。希腊化世界的人们希望能通过重新研习经典，从中延续和获得新的文学精神与动力。虽地处北非，但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学术重心却在希腊文学，对希腊荷马史诗的整理、注释和校订是其主要兴趣，为其注入了“诗性”气质。其荷马学传承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荷马学研究使词典学和文献学得以发展，古希腊语的“读写”研究成为这些学术领域的基础。早期亚历山大里亚的几位图书馆馆长的学术研究都与史诗诵读鉴赏相关。如芝诺多图斯(Zenodotus)将史诗进行分目和校订，还编纂了荷马史诗词汇集；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把重读法和标点法简化成清晰的体系以保持古希腊语的真实发音，不仅编订了《伊利亚特》《奥德赛》《神谱》，还编纂了一部重要字典《语词》(Λέζεις)，其中记录了当时人们所不熟知的古词、不同年代的称呼和生活用语，以及阿提卡和拉哥尼亚方言。可见分目、校订、注释、汇集、编纂、著书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学术活动的主要组成。他们对荷马史诗及其他古风诗作进行文辞考辨，离不开对史诗和诗歌的诵读鉴赏，《读写术》的初衷也便落于此处，成为其“语法”的“诗性”之根。《读写术》在“语法”定义的最后，把语法界定为“对诗文进行评价，此为语法诸艺中最崇高之部分”。此句正是对亚历山大里亚“诗性”文学传承的准确诠释。故严格来说，希腊化时期的“语法”与今天的定义差别较大。根据《希英大辞典》的解释，希腊语“语法”词根γραμμα-意为“画写的痕迹；书写的文字；发音；朗读”，“语法”的相关义项有“对文学作品的了解；语法学家、文学评论家；字母表；书写”，由此可知其与文学的读、写、评价关系密切。桑兹认为该词的“文学”义项与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治学传统有密切联系：早期γραμματά罕见文学一义，我们应将此新义归之于其亚历山大利亚时期的派生词γραμματικός。新义可指称一位“研习文学的人”，特指学诗者；同样，γραμματική此时也具此新义。在语言方面，通用希腊语(Koine)的广泛使用促成了《读写术》的问世。通用希腊语的前身是希腊阿提卡方言(Attic)。古典希腊世界方言纷杂，阿提卡方言在其中地位较高，这与希腊文学典籍的影响有关。古典希腊文学诸如史诗、诗歌、悲剧、喜剧、对话、笔记等作品因其智慧深邃、精神高贵，在马其顿上层社会颇受推崇。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文学典籍逐渐传至北非，因典籍语言多用阿提卡方言撰写，阿提卡语得以普及。虽然雅典的联盟霸主地位也使阿提卡方言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并逐渐演变成为大阿提卡语(Great Attic)，即通用希腊语的前身，但通用希腊语之所以能成为官方语言，与马其顿帝国贵族及希腊化世界对古典希腊文学的热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通用希腊语语法又被覆上“诗性”外衣。帝国境内各民族的贸易、政治、军队事务中日常交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使通用希腊语成为重要的沟通媒介。亚历山大大帝要求帝国境内的官员必须学习希腊语，马其顿上层社会崇尚古典希腊文学，大阿提卡语的地位自然高于其他方言，其影响不仅涉及帝国的希腊殖民者，而且波及各地的原住民，从而逐渐发展成帝国通用语。通用希腊语成为马其顿帝国境内的官方语言，使用的人群遍布埃及到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区域。此外，在帝国分裂之后的托勒密王朝，能够使用通用希腊语依然是影响官员任命的一个重要因素，成为地位和权力的保证及象征。同时，通用希腊语在埃及的民众阶层也保持了久远的影响，社会上层大都使用希腊语和本族语两种语言交流。埃及出土的托勒密王朝莎草纸文献表明，双语是当时上层社会的特权，贵族和祭司们在宫廷中的交流语言都是希腊语，而此前埃及的象形文和记录法律、商务文件的通俗文(demotic)都未曾享有此殊荣。希腊化时期，埃及地区不仅热衷古希腊文化传统，而且推崇希腊的行为方式。根据对莎草纸中埃及通俗文的研究，当时许多人会起两个名字，分别是希腊名和埃及名；托勒密王朝境内的犹太人，则几乎完全抛弃了之前的阿拉姆语，转而使用通用希腊语。希腊化时期的政治性因素客观上创造了一个利于《读写术》成书的语言环境。通用希腊语在广阔帝国疆域的传播普及，为《读写术》这部希腊语法的编撰提供了必要和可能，使其在产生之初便天然地具有地缘优势和主流文明相互融合的质料条件。斯多葛学派(Stoic)源自雅典，对希腊化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斯多葛学派虽无语法专著传世，但他们在亚里士多德语法观的基础上，深化了语言和世界关系的讨论。他们对语词和句子类型的划分，深刻影响了后世语法观念的形成。“语言”和“推理”是斯多葛逻辑学的两个重要组成，因此“语词、思想、事物”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该学派的思考对象。他们认为发音和词语都是物质存在，而音节要依赖于思维才能存在。该学派所确定的一系列构词原则，被后来的语法学家继承。克吕西普(Chrysippus)把名词区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把冠词分为代词和指示性形容词，把形容词归入名词一类，还区分了动词和连词。副词的提出和格的现代用法(即把它作为名词和与名词一样变化的其他词的曲折变化范畴)都是斯多葛学派的创造。斯多葛学派把原来零散的语法概念梳理得更为全面、系统，客观上为后来的语法整理夯实了基础。《读写术》中论及的语法概念在希腊化时期已趋成熟，随着斯多葛哲学在希腊化世界影响的扩大，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也受到斯多葛思想的影响。虽然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语法传统以文学为重，看重注释与考证的古典学方法，但在后来的语法梳理和传承中，斯多葛学派的“理性”语法因其实用性和简洁性而影响日著。狄奥尼索斯的老师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把前人提出的语音和词类概念进行了系统、完整的汇总，其中吸取了斯多葛的词类划分。所以狄奥尼索斯在后续的荷马学研究中完成了《读写术》的编著，其中保持与阿里斯塔库斯观念的一致也就顺理成章，从而使该书在撰写之初就融合了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诗性传承和斯多葛学派的理性特征。更细致者如第十二节对“名词”的分类：名词又可分为如下几种：专名，通名，附属词，关系词，准关系词，同音异义词，同义词，(以)事件(命名)词，双名词，(以)名称(命名)词，族源词，疑问词，非限定词，复指词，集合名词，个体名词，包含名词，拟声词，属词，种词，顺序词，数词，确指名词， 属性词。这个分类从属性、功能、形态、词源等多种角度对名词进行了细致划分，并提出具有形容词特点的“属性词”。这种划分可追溯至狄奥尼索斯的老师阿里斯塔库，他在对荷马史诗进行注释考证的同时，把其中的希腊语词汇分为八类：名词、动词、分词、代词、冠词、副词、介词和连词。这种词类划分的认识，是基于斯多葛学派六种词类划分的延伸，显然受“理性”语法影响颇深。如果说《读写术》第二到十节对语音、音节、韵律的界定和划分，契合了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在荷马史诗研究中对语词发音考证的重视，那么第十节以后关于词类的详细划分、解释和举例，则体现出斯多葛派理性语法的影响，投射出希腊化时期北非地区学术思想的融合性，表现为地缘因素向主流思潮的靠拢。狄奥尼索斯在继承老师学术思想的同时，也吸取了斯多葛学派的词类划分方法，其语法观中既有以荷马学为传承的诗性初衷，也有以斯多葛哲学为基础的理性倾向。该书各节标题框架的拟定，已经受到斯多葛语法的影响，这种融合的语法观在当时也有例可循。如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语言学家瓦罗(Varro)，他一方面深受斯多葛学派理论的影响，同时也认为语法是“关于大多数诗人、语法学家和雄辩家的用法的系统知识”，这与《读写术》中对语法的定义如出一辙，反映出他对亚历山大里亚学派语法观的认同。瓦罗的语法观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希腊化时期，类似《读写术》的这种“诗—理”融合在当时并非特例，而是“地缘性—政治性”的普遍融合在古典学术领域的映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对斯多葛学派在语法观念上的吸纳，导致狄奥尼索斯在编辑《读写术》之初，既想要保留本学派的学术传承，又想借鉴更具合理性和实用性的理性语法。这只是《读写术》“诗—理”融合的原因之一，《读写术》作为语言教材的应用和传播，也是导致其文本变迁的另一个主因。《读写术》首节定义与后续诸节内容的错位，并非出自作者狄奥尼索斯一人之手，而是在后世经历过多次修改的结果。比如，在《读写术》中，动词被界定为详细描述某种活动或者经历的词，不根据格产生缀型变化，但是会根据时态、人称和数发生缀型变化。此定义继承了亚里士多德《解释篇》中所谈及的动词时间性特征，即动词是“不仅具有某种特殊意义而且还与时间有关的词”。但是，在后来另一位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学者阿波罗纽斯·迪斯克勒斯(Apollonius Dyscolus)的著作中，对狄奥尼索斯关于动词定义的引述却与此不同，而把动词界定为句子中的谓词，这一概念是斯多葛学派对亚里士多德另一种动词定义的继承，即动词“表示由其他事物所述说的某种情况”。又如，根据现存残篇所记载，狄奥尼索斯在《读写术》中保留了斯多葛学派对于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的划分。但是现存的《读写术》文本中，普通名词却被放在全体名词中作为一个亚类。这明显是两个版本的不一致之处。再如，残篇中提到狄奥尼索斯仿效斯多葛学派，把定冠词和人称代词归为一类，但现存的《读写术》版本中，冠词和代词是区分开的。这说明，即使狄奥尼索斯在编写之初，对《读写术》的前后内容已经做了修改，但现有版本依然不是最初成书时的版本。《读写术》在后来被当作古希腊语学习教材得到广泛使用，在流传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再次改写。希腊化时期，古希腊文化的魅力和希腊人较高的社会地位，使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埃及人与犹太人中也形成研习古希腊之风，他们推崇和学习古希腊的文学、体制，尤其是古希腊的精神。《读写术》的开始部分对诗文诵读与文学评价的强调，应与当时希腊化社会诵习荷马史诗的氛围不无关系，也与希腊化世界不同语言人群对通用希腊语的主客观需求有关。从文本传播的角度来看，《读写术》成书之初是基于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诗性语法观进行撰写，其中虽然借鉴了斯多葛学派的理性语法，但是所占比例依然不像现存版本这么多。更多的内容修改，应该是在此后该书作为教材使用时被多次修订的结果。《读写术》作为学习古希腊语的教材，在希腊化世界乃至罗马帝国境内普遍使用，当时印刷术尚未出现，文本的流传依靠手头传抄，甚至口头相授，改写和误传遂不可避免。同时，“术”(Τέχνη)这一概念的普及对《读写术》内容的改写也产生了影响。“术”一词在希腊古典时期就已出现，但并未得到广泛使用，及至希腊化时期，由于希腊早期科学知识与埃及几何学、占星术融合，数学、医学、生物学、机械学等得到发展，人们注重“术”和实用研究的观念成为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作为一部冠名为“术”的著作，《读写术》的传抄和使用受“术”的实用内涵影响，在语法观念上也更倾向于理性。在文本传录过程中，人们会根据授课的实际需要或者当时流行的观点对教材进行修改或者补充，逐渐删去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诗性”语法成分。增补删减导致流传下来的内容与原文大相径庭，从而失去该书原本内容的完整性。在数百年流传过程中，尤其是在经历了西罗马陷落的战火之后，当公元5世纪的拜占庭学者们重整被损毁的希腊古籍时，也难免在其中融入当时新的语法概念和认识。《读写术》在希腊化时期成书时具有浓厚的“诗性”语法倾向，但是随着斯多葛学派影响力的扩大，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学者以及该书后来的传承者，在传抄和使用过程中对其不断修改，把更多的斯多葛学派的“理性”意识融入其中。这种改写直到公元5世纪才结束，最终形成当下版本，其过程呈现出诗性向理性、地缘性向政治性的融合。综上，可以大致勾勒出《读写术》文本嬗变的脉络。由于地缘、政治、哲学、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叠加作用和影响，现存的《读写术》呈现出从“诗性”向“理性”变迁的历程：最初，该书为狄奥尼索斯所作，不过其“诗性”语法的初衷已受到斯多葛派“理性”语法的影响；继而，在《读写术》的流传过程中历经后人修订删补，直至公元5世纪，形成今天的《读写术》版本。书中第一至四节的内容应为狄奥尼索斯撰写，第六至二十节整体上保留了成书之初的主题和框架，但鉴于其中所述内容和文体与前四节不同，且未能与第一节的语法定义呼应，应在后世经历了较大的改动；第五节所述内容在公元5世纪才开始流行，很可能是在那时才被后人加入其中。这一从“诗”向“理”的文本嬗变，是希腊化时期地缘文化和主流思潮融合的历史映射。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秋季号，作者李志强，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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