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陈村富：希罗多德论雅典与斯巴达：《伪“修昔底德陷阱”考》补正之一

摘要：托名伪造的“修昔底德陷阱”预设了两个前提 ：“波斯入侵希腊之前”，斯巴达“在该地区担任了主导强权已长达一个多世纪”；雅典不知感恩，忘记了“是谁给雅典的繁荣提供了安全的环境”。“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记述证伪了这两个预设。公元前 560—前 558年左右，吕底亚寻求结盟对付波斯时，就认定雅典与斯巴达是希腊两大强国。战前 100多年历史的主轴是两种体制、两个强国的形成史。他们各自的主要精力是清除海上、陆上竞争的对手。直到希波战争期间，雅典与埃齐那，斯巴达与阿哥斯等的战争还周期式地进行。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甚至还有几次互相帮忙，对付各自对手的记录。面对波斯的威胁，希腊城邦间的矛盾在不断调节。首当其冲的是小亚西岸以伊奥尼亚族为主的各城邦，因此，首先卷入的是“伊奥尼亚人的骄傲”的雅典。正因如此，公元前 490年大流士进犯希腊的首选目标是雅典。雅典独自迎敌，在马拉松首战告捷，又长跑式回师雅典卫城，挫败了波斯的偷袭。公元前 480年薛西斯亲率波斯联军大举进犯。北希腊、中希腊纷纷投降。斯巴达和科林斯欲在科林斯海峡建构工事，保全伯罗奔尼撒半岛。雅典说服了斯巴达，召开了希腊联盟会议，决定于温泉关及相邻海域阻击入侵之敌。波斯攻下温泉关，直抵阿提卡，摧毁了雅典卫城。斯巴达统帅决定放弃雅典，移师科林斯海湾。雅典劝说斯巴达利用萨拉米海域的有利地形，聚歼波斯水师。海战胜利后双方约定赴中希腊的彼奥提亚围歼波斯陆军。此时的斯巴达再次违约，认为伯罗奔尼撒已无海上之忧，决定在科林斯海峡建造几重城壁，阻挡陆路来犯的敌军，让二度进入阿提卡的波斯军与雅典相互拼杀，达到双重目的。雅典晓以利害，斯巴达拖了十天，终于决定联手出征，在彼奥提亚地区的普拉蒂亚全歼波斯主力。希罗多德既肯定斯巴达的功业，同时又指出“雅典人乃是希腊的救主”，这才“to hit the truth”（揭示了真相）。挥之不去的“崛起国忘恩负义”的心理情结，铸成心理上的扭曲，认知上的倒置，让雅典做了冤大头，也玷污了应用史学。

关键词：雅典　斯巴达　修昔底德陷阱　托名伪作

　　在这里，我不得不发表自己的一个见解，虽然大多数的人是不喜欢这个见解的。可是，如果在我看来是真实的见解，那我是决不能把它放在心里不讲出来的……实际上，如果说雅典人乃是希腊的救主的话，这便是十分中肯的说法了。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以下简称《历史》），第7卷，第139节

《伪“修昔底德陷阱”考》正文已于2019年12月由《上海思想界》发表，因篇幅关系注释部分未刊出。由于“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涉及大量古代史细节，人们不易了解真面目，因而要让海内外所有关注“陷阱论”问题的人了解真相，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我是2019年5月20日一次同事欢聚上承诺写一篇文章的。同年6月至9月上旬匆忙完成《伪“修昔底德陷阱”考》及另一篇书评形式的概要式短文（修改后稿子已在澳门大学《南国学术》2020年秋季号中发表）。我认为其中观点确信无疑，但加以深化更需要提供大量史实，来证明“陷阱论”是站不住脚的。我决定以“补正”形式，陆续提供系列资料或论述。补正之一就是希罗多德这位历史见证人的记述与评论。正是希罗多德证伪了“提要”中说的，伪陷阱论的两个预设。

一

希波战争前的雅典与斯巴达

      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30/420年）是希腊史上第一位以historia为题名，记述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末至前5世纪初的一场战争的。Historia不同于史诗，后者是以神为中心，为主角，运用文艺创作的移情、嫁接、放大、虚构等形象思维方法加以构思；前者回归社会活动的主体，人作为主体审视后如实地陈述实际发生的事件。Historia一登场，就有“探索、判断、审核”的意思。希罗多德在书中多处申明，“我是按自己所相信的来讲的”；“原原本本地叙述事实”，所以，historia于公元前5世纪后期继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后进入“学科”（logia）的范畴。希罗多德还亲自走访了希腊本土、西西里、西亚、埃及、马其顿、色雷斯等许多地方，如他自己所说，他记下的是“凡我本人知识所能确实断言的”。现存的著作是未写完的九卷。第1卷记述波斯灭吕底亚、巴比伦和入侵希腊的诱因；第2、3卷记述冈比西斯、大流士征服埃及；第4卷介绍大流士远征斯奇提亚（Scythia），解除大举进犯希腊时的后顾之忧；第5卷记载大流士征服小亚西岸希腊城邦和色雷斯、马其顿；第6至9卷是全书中心，记载公元前490至前478年的马拉松、温泉关、萨拉米、普拉蒂亚、塞斯托斯战役，波斯的薛西斯（Xerxes）以失败告终（希罗多德仅写到雅典攻占塞斯托斯）。

      在这一节中，我们主要论述公元前502年之前的雅典与斯巴达“二强”发迹的不同道路，“二强”的关系以及当时的希腊城邦间关系，目的是引用希罗多德的记载证明：第一，二者不存在“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第二，这个时期主要的矛盾关系，使得谁都不可能“担任了主导强权已长达一个多世纪”。希罗多德的叙述方式的特点之一是，谈到某一行为主体或事件时追述以往，这样，我们必须将散见于各卷的资料收集整理，再按其逻辑历时性地展示之。

1

雅典与斯巴达“二强”发迹的不同道路

      公元前6世纪中叶，当吕底亚派人到希腊寻找盟友，对付波斯这个“崛起国”时，使者打听到斯巴达与雅典是“希腊城邦中最强大的”。希罗多德在第1、5、6卷中追述了上古时代以来的斯巴达。综合起来，可以表述如下：雅典与斯巴达同祖宗；斯巴达人是后来进入希腊的多立斯人之一支拉栖载孟人（Lacedaemon）。他们在拉科尼亚（Laconia）建城后进犯美塞尼亚肥沃地将当地人赶到边界，成为“边民”，反抗者被贬为奴隶，叫“希洛人”。他们原本就是当地的主人—以希腊血统为主的亚该亚人，所以持续反抗。这种反抗—镇压—再反抗—再镇压的关系，促使斯巴达成为一个军事体制的、耕战合一的城邦。第6卷第52、56节中希罗多德还追述斯巴达“二王制”的来历及一向不和的原因。经过莱库古改革之后“他们很快地就强大起来，变成了一个繁荣兴盛的城邦。结果他们就不能满足于安静不动地待在那里了”。这种体制和法律一直维持不变，确保其强盛不衰。薛西斯向流亡波斯的前国王戴玛拉托斯（Demaratus）打听斯巴达的情况时，他回答说，你是要听真话，还是假话。薛西斯说当然爱听真话。于是戴玛拉托斯说：“拉栖戴孟人决不会接受你那些等于把希腊人变为奴隶的条件；纵使所有的希腊人都站到你一边，他们也会对你进行抵抗的。”他接着说，若单兵对抗，斯巴达人比谁都不差；集中在一起作战，他们就是世上无敌的战士，因为，“他们受着法律的统治。他们对于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凡是法律命令他们做的，他们就做，而法律的命令却永远是一样的”。这里说的法律就是莱库古所制定的法律，一直奉行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终结。“400年不变”，是修昔底德说的。希罗多德的说法是“法律的命令却永远是一样的”。这是斯巴达强大的内在根基，也是我们应全面看问题，不可否认斯巴达之强大的理由。

      雅典强大之根基在于不断适应工商经济、海上贸易而进行的改革。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说共有11次改革，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讲了三次。第一次就是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在第1卷第29—32节中，他从一个侧面介绍了梭伦：“雅典人发过重誓，在十年中必须遵守梭伦给他们制定的法律。”饶有兴味的是，莱库古立法，追求的是永久不变，而且还真的做到至少300多年不变；梭伦立法，想到的是短期不变。从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和《政治学》第1、3卷看，他预料到雅典的穷人和富人都不会满足于眼下的“折衷”。雅典人的性格和城邦生活特点，不会满足于现状。从希罗多德的记述亦可看出，梭伦主张的城邦生活是公民拥有中等财产、贫富协调、内部和谐的dike（公正，正义）社群。雅典的手工业、商业和海上贸易促使社会的经济关系不断改变。传统的“世家”地位高，名声大，然而并不富有。那些能量大，敢作敢为的下层公民可能富得流油，神气得很。所以，这种经济关系、阶级关系促使雅典不断从变革中获得动力。

       希罗多德记述的第二次变革是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制。关于庇西特拉图，希罗多德在第1卷第56—64节中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他的论断值得注意：“他毫不弄乱先前已有的各种官职，也不改变任何法律。他根据既定的制度治理城邦，他的措施是贤明的和巧妙的。”所以雅典社会继续稳定发展。公元前507年克利斯提尼的改革是在应对波斯与斯巴达的双重压力中实行的，是一次发动平民大众的民主制的改革。希罗多德说：“雅典的实力就这样地强大起来了。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统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他们一旦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因而这一点便表明，当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像是为主人作工的人一样，他们是宁肯做个怯懦鬼的，但是当他们被解放了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了。”作者是在叙述雅典打败斯巴达和彼奥提亚、卡尔奇底亚人（Chalcidians）的联合进攻后说的这段话。这是雅典走向强盛的不同道路，也是雅典城邦力量的内在源泉。他们在公元前6世纪的100年，走不同道路，达到了自强的目标。

       从希罗多德的记述可以看出，雅典与斯巴达都是城邦制时代经过内部改革而强大起来的，但是走的是两条不同道路。斯巴达是在暴力统治拉科尼亚原居民基础上，依靠对内高压，对外征战而变得强大。在温泉关战役和普拉蒂亚决战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巴达的公民英勇无比，但是斯巴达是一个公民随身带五至七个希洛人奴隶征战的，希洛人是不卖力的，甚至逃跑，或是打胜了抢财钱，私下卖给埃齐那。战死的公民增多，导致国力衰退，以至最终维持不了400年不变的体制。古代，所谓“自由民”（公民）的“自由”，其内涵是非奴隶身份的“主人”的自由。雅典的公民（自由民），拥有同其他希腊城邦一样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自由。但是随着雅典的工商经济和民主体制的发展，诚如上面引证的希罗多德的言辞，雅典公民获得了另一层面的自由，“当他们被解放了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为自己做事情了”。打败公元前6世纪末斯巴达和彼奥提亚人、卡尔奇底亚人的联合进攻是初露锋芒。往后在马拉松独自迎战波斯，在萨拉米海战、普拉蒂亚决战及之后的战役中更充分显示了雅典人的特征。希罗多德说：“和波斯人厮杀一团的雅典人，却战斗得永远令人忘怀。因为据我所知在希腊人当中，他们是第一次奔跑着向敌人进攻的。”因此，我们可以断定，雅典与斯巴达通过走各自的路成为同一层级的强国。

2

雅典与斯巴达“二强”关系的界定

      上面说的是关于雅典与斯巴达自身的定位，即作为行为主体各自的定位。现在再说第二条即两个行为主体之间，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关系的界定。《注定一战》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以为雅典与斯巴达早在希波战争前的100多年就已经是“崛起”与“守成”的对立关系，而且斯巴达已是“主导强权”。其实，任何矛盾关系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社会关系（主要是经济政治关系）出发，就不难发现雅典与斯巴达是“不同轨道上跑的车”，雅典从来没有干预斯巴达。斯巴达是一个内部从来没有民主派与贵族派之争的城邦。公元前6世纪末斯巴达倒有四次进入阿提卡的记录。这是希罗多德在第5卷第76节说的。“两次是作为侵略者来到这里，两次则是来帮忙雅典平民的。”第一次无信史资料，按后人的记述，发生在公元前11世纪，属于多立斯人驱赶亚该亚人的性质。第二、三次发生在公元前545至前509年之间，斯巴达听从德尔斐神谕，帮助雅典驱逐残暴的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庇亚斯。第四次就是第5卷第66—75节说的。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庇亚斯离开雅典，落户西库翁（Sigeum）后，雅典城邦中民主派克利斯提尼与贵族派伊撒哥拉司（Isagoras）“各自率领一派争夺政权”。克利斯提尼“把当时没有任何权利的雅典平民拉到自己的一方来……便比他的对方要强大得多了”。伊撒哥拉司就请斯巴达帮忙。“克莱奥梅尼斯（Cleomenes，斯巴达国王）先派使者到雅典去，要求把克利斯提尼和与他同党的其他许多雅典人驱逐出去，他把这些人称为因渎神而受到咒诅的人。克莱奥梅尼斯告诉使者要说的话都是伊撒哥拉司教的。”克利斯提尼获悉后逃离了雅典，但是斯巴达国王还是“率领着不大的一支军队来到了雅典，之后便把伊撒哥拉司所指名给他的700个雅典家族，作为被咒诅者放逐了”。斯巴达的目标是改变雅典政制。当他提出解散500人议会，“把当权的位置交给伊撒哥拉司一党的300人”时，激起议会和平民反抗，最后伊撒哥拉司随同国王逃到了斯巴达。“在这之后，雅典人便派人去把克利斯提尼和被逐的700家族迎了回来。

      斯巴达国王不甘失败，“他便从整个伯罗奔尼撒纠合了一支军队，以便对雅典的民众进行报复并且立伊撒哥拉司为僭主”。彼奥提亚人和科尔启斯（Colchis）也从另一侧面进袭阿提卡。雅典置北侧于不顾，全力对付斯巴达。“当两军正要交锋的时候，科林斯人认为斯巴达人的所作所为是不正当的，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并撤退了。”斯巴达实行的是“二王制”，二王历来不和，另一国王也反对。这样又以失败告终。这一次实际上是包括两次，从内容看是赤裸裸的干涉和侵略。

       公元前506/前505年发生的未遂事件，说明斯巴达此时的心态。失败后，就以被假神谕欺骗为由，特地从西库翁召回亡命的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庇亚斯，又把盟国的使者也召来，对这些人讲了下面的一番话：“诸位盟友，我们承认我们的所作所为错了。因为我们受到伪造的神托的愚弄，把原来是我们的好友并且还答应使雅典臣服于我们的人们，从他们的祖国的国土上驱逐出去了。这样一来，就等于我们把那个城邦交到无恩无义的民众手里去了……既然过去我们做错了，现在我们就要借着你们的帮助向他们进行报复……把他（指希庇亚斯—引者）带回雅典。”

       希罗多德接着说：“但是他们的话在大部分的盟国听起来却是很难接受的。”科林斯代表说：“拉栖戴孟人啊！你们现在正是破坏平等的原则并准备在各个城邦恢复僭主政治……你们自己从来不去试着立僭主……可是你们却要别人这样做，这是不正当的。”希罗多德接着回述了科林斯昔日遭受僭主们的残酷迫害，致使他们对僭主深恶痛绝。“当我们科林斯人看到你们把希庇亚斯召来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十分惊讶的。现在听到你们这样的讲话，我们就更加惊讶了。因此借着希腊诸神的名字，我们恳求你们不要在各个城邦建立僭主政治罢。”其他盟国也予以反对，“这样一来，这个计划便作罢了，希庇亚斯也不得不离开了”。

       在剖析斯巴达的“恐惧”和“被迫一战”时这则资料很有价值。斯巴达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原因”是克利斯提尼祖上贿赂德尔斐神庙祭司皮狄卡。实质上是，“破坏平等的原则，并准备在各个城邦恢复僭主政治”，科林斯使者的评价是：“这真是让天空在大地的下面，大地在天空的上面；让人住在海里，鱼住在陆地上啊。

       联系《注定一战》的伪“修昔底德陷阱”，希罗多德的《历史》有两处最精彩。第一处就是第1卷第46节说的波斯的“崛起”与吕底亚的反应。吕底亚的克洛伊索斯看到“波斯人也一天比一天地强大起来了”，所以他想“在波斯人的实力还不曾十分强大的时候，想办法阻止他们那日益加强的力量”。按“陷阱论”思维，这里完全可以套上“崛起国”与“守成国”、“增长与恐慌”、“结构性压力”、“注定一战”。第二处就在第5卷第90、91节：“他们（指斯巴达—引者）由于双重的理由而感到十分气愤，一则是由于他们之故驱逐了自己的盟友；再则是雅典人对他们并没有感谢之意。”“这些人借着我们的力量得到自由而抬起头来，他们立刻会用各种办法侮辱我们和我们的国王，并把我们的国王驱逐出去，而现在他们已经神气起来并且也越来越强大了”；“雅典人的实力与日俱增而且根本没有服从我们的意思……但如果这些人受着僭主的统治，那这些人就会是软弱的，并且愿意服从于一个主人（指希庇亚斯—引者）”，如今，这个人“还答应使雅典臣服于我们……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我们才把你们在这里看到的希庇亚斯召来……这样我们便可以把他带回雅典”。这是对“守成国”的“恐惧”，“结构性压力”的绝妙的讽刺。难怪他们的大部分盟国很难接受。如果笔者向《注定一战》作者推荐吕底亚与波斯作为第一例，而且把“陷阱论”提前75年，不知艾利森是否同意。

3

公元前 6 世纪“二强”与其他城邦的关系

     《注定一战》不仅误判了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与斯巴达及其关系，而且误判了公元前6世纪至希波战争爆发前夕的全希腊城邦间关系。因为当时的海上除了外敌腓尼基之外，还有希腊的埃齐那、萨莫斯、米利都、科林斯、派罗斯以及科西拉、叙拉古的强大舰队。陆上有科林斯、底比斯、阿哥斯、埃利斯、铁该亚等对扩张中的斯巴达的遏制。雅典与斯巴达（海上与陆上）的利益交叉关系或重叠关系很少，无需诉诸战争来解决，他们关注的重点是扫清各自发展道路上的、海上或陆上的劲敌。下面就以希罗多德的记述为主，略加论述和解释。

       希罗多德在第2卷第53节中说“赫西俄德和荷马的时代比之我的时代不会早过400年”，以此推算，大约是公元前850年左右。从荷马史诗和《神谱》《劳作与时日》看，这时还是军事首领（Basileus）为首的部落制时代。公元前776年有首届奥林匹亚赛会铭文，说明这时的参加者已是过渡期的城邦。也就是在这前后，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史称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按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开首的残篇和后人记述，大体也就是同一时期雅典建城。因为公元前683/前682年间，雅典有首选执政官（Archon）。当代天文学已推算出，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提到的日蚀发生在公元前648年4月6日。斯巴达发动的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大概在日蚀记载之后，约前630年之前。所谓莱库古立法无确切史料，可能是以莱库古(Lycurgus)为代表人物的一个过程，重点是解决第一二次扩张后，占有土地不均而引发的矛盾。具体日期史学界说法不一，大体上是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在雅典，这个时期就是公元前7世纪末德拉古改革至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时期。公元前7世纪这个时期，各邦都忙于自己的转型或改制。武力冲突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因人口过剩而引起的殖民，属于殖民性质的冲突。第二种是扩张性质的冲突。例如，公元前668年左右，斯巴达与阿哥斯在海希亚(Hysiae)的冲突，斯巴达败于阿哥斯。这种扩张发展到一定程度获胜者就有条件转化为霸主。斯巴达、雅典属于这个类型。

      公元前6世纪是一个重要转折期。外部有吕底亚、波斯对小亚西岸希腊城邦的侵犯；内部有强势城邦间的纷争，城邦内党派之争与外部势力的介入。对斯巴达和雅典而言，这个时期它们之间的矛盾远未发展为主要矛盾，它们有各自的重要问题。雅典与海岛城邦埃齐那间的冲突一直延续到希波战争期间。希罗多德在第5卷第82、88节介绍了“埃吉纳人（即埃齐那）和雅典人之间长期不得解开的怨仇”。第89节叙述了克利斯提尼执政时期底比斯和埃齐那联合蹂躏阿提卡。波斯入侵希腊本土前夕（公元前498年），两个海上对手还在交战。不过海上的第一次大战是公元前664年发生在科西拉（Corcyra）与母邦科林斯（而不是雅典与其他城邦）之间，说明这个时期，雅典还称不上是海上霸主。

       至于斯巴达，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它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不是内部同皮里阿西人（“边民”）和希洛人打仗，就是同半岛上其他城邦作战。《历史》第1卷第65—68节记述了同铁该亚（Tegea）的长达几十年的战争。斯巴达“认为自己比阿卡狄亚（Arcadia）人要强”，企图征服“全部阿卡狄亚”。它同阿哥斯对抗多次，最后还是打成平手。奥林匹克赛会所在地埃利斯（Ellis），海边城邦派罗斯（Pylos），海峡地腰两侧的科林斯与麦加拉等比较强大的城邦也经常不买斯巴达的账。公元前508—前505年斯巴达两次进犯雅典都被科林斯搅局，科林斯一度还是“雅典的最好朋友”。斯巴达在公元前6世纪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能否控制伯罗奔尼撒半岛。所以从当时的城邦间关系看，说不上斯巴达已经控制了希腊一个多世纪。耶鲁大学历史古典系资深教授唐纳德·卡根在1971—1988年撰写的四大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基础上，于2003年出版了近500页的史论结合的总结性大作《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全书分7编37章。他在第一章第一节“斯巴达及其同盟”中说，公元前6世纪的同盟，其实是很松散的。除了敌对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城邦如阿哥斯等外，同盟依军事、政治、地缘，大体上分三个层次。一是近邻小邦，联系紧，易控制；二是比较强的，远些的，难以惩罚的，如麦加拉（Magara）、埃利斯；三是又远，又强，又不听话的，如科林斯、底比斯。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显然斯巴达于希波战争前就已称霸一个多世纪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在希波战争中是否就成了雅典和希腊的“救世主”呢？

二

希波战争中的雅典与斯巴达

      《注定一战》说，斯巴达是雅典的“恩公”，可是希罗多德说，雅典是全希腊的“救主”。谁的说法更靠谱？站在现代学科的角度，该如何评说？在这一节中，我们将依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尽可能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波斯大举入侵希腊本土有三次。第一次是公元前493年春大流士派女婿玛尔多纽斯（Mardonius）率海陆大军出征，陆军遭色雷斯布律奇（Brygi）人夜袭，海军在阿托斯（Athos）遇暴风，损失惨重，败兴而归。第二次是公元前490年侵犯阿提卡，受挫于马拉松。第三次是公元前480—前479年经温泉关战役、萨拉米海战、普拉蒂亚决战，波斯以彻底失败告终。真正以希腊联军名义抗敌者，是第三次。在此之前，特别是公元前491年前，希腊城邦是一盘散沙，降敌通敌者、隔岸观火者、静观事态变化而动者以及两边下注者等大有人在。不了解这段历史，就很容易上当，以为真的有个“主导强权”为希腊人提供了安全保障，制定了各邦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安全秩序”。因此，笔者将先简略介绍面临吕底亚、波斯侵犯时的希腊城邦“百态”，然后分析抗击波斯时的雅典与斯巴达。

       （1）希腊的伊奥尼亚、埃俄利亚和多立斯是同属希伦（Hellen）后裔的三个民族。公元前8至前7世纪这三个民族在小亚西岸建立城邦的时代，正是西亚两河流域亚述、美地亚、吕底亚及后起的波斯诸帝国交错或更迭的时代。分散的、自立的城邦无力抵挡西亚诸帝国的侵犯。有的（像米利都）还选择与吕底亚结盟。克洛伊索斯“成了亚细亚的一切希腊人的主人并且迫使他们向自己纳贡”，“他认为他和他的后裔是永远也不会丧失主权的”。此时的雅典和斯巴达都没帮助同民族的城邦。斯巴达还与克洛伊索斯缔结了友谊与同盟，希罗多德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实际上在这之前他们便受过克洛伊索斯的某些好处”（注：赠送黄金用于修饰神像）；“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克洛伊索斯在全体希腊人当中，特别选他们做自己的盟友”。斯巴达觉得特别荣耀，这是斯巴达的“荣誉观”的一次亮相。

      （2）波斯国王居鲁士在吕底亚渡河进犯时，就派使者劝告米利都等伊奥尼亚人脱离吕底亚，“但是伊奥尼亚人并没有听他的话”。斯巴达还与吕底亚结盟。斯巴达未及时增援，原因是与阿哥斯争夺杜利亚（Thyrea），双方打成平局后才出兵，中途获悉克洛伊索斯已被俘，“不得不终止了援助”。居鲁士灭吕底亚后，米利都又转向波斯，同波斯结盟，其他11个伊奥尼亚城邦和埃俄利亚城邦也立即派代表去见居鲁士，表示愿缔约。居鲁士用一个寓言回绝了他们。于是他们在“泛伊奥尼亚祭”f（panionion）所在地米卡列（Mycale）商讨对策，“一致决定派遣使节到斯巴达去请求援助”。“但是拉栖戴孟人并不听他们的话，竟决定不给伊奥尼亚人以任何援助”。不过，斯巴达人还是派人去探听信息，并且“告诉居鲁士说，不要触动任何希腊的城邦，否则他们是决不会袖手旁观的”。居鲁士对使者说，“我从来没害怕过这样的一些人（指斯巴达人—引者）”，而且警告说，斯巴达“多管闲事”也必将遭难。居鲁士平定吕底亚后就立即回师扫荡小亚西岸全部希腊城邦。除了佛该亚（Phocaea）和提奥斯（Teos）小邦整体搬迁外，其他全部沦陷。居鲁士又强征伊奥尼亚和埃俄利亚这些城邦的男丁入伍，攻打卡里亚（Caria）。至此，上亚细亚“一切民族也都一个不留地给征服了”。然而斯巴达并没有坐视不管的任何行动。

       （3）面对波斯的入侵,普里涅（Priene）城邦的比亚斯（Bios）建议伊奥尼亚人一起迁往Sardo（即Sardinia，撒丁岛），远离战祸之地。希罗多德说，早在这之前泰勒士曾建议“建立一个共同政府”，抵抗波斯的入侵。泰勒士不愧为希腊哲学的始祖。然而，希腊人的牢固的（也可以说是顽固的）城邦观念无法突破。孤立无援的小亚西岸诸邦只好听凭波斯宰割。内部党争中有的野心家投靠波斯，在它取得统治地位后为波斯效力，如居鲁士死后，冈比西斯进犯埃及时期的萨莫斯（约公元前532年）。公元前523年大流士登位之后，大流士攻打斯奇提亚。斯奇提亚人发挥其游牧民族的马上生活优势，拖着大流士在冰天雪地里瞎转，险些被围歼。米利都人帮他护桥引路逃过大劫，所以斯奇提亚人很看不起伊奥尼亚人：“如果把他们看成是自由人，则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卑劣的胆小鬼；但如果把他们看成是奴隶，他们是最忠实于主人，而且是最不想跑掉的。”

      （4）公元前512年大流士派美伽巴佐斯（Megabazus）征服了色雷斯。之后派欧塔涅斯（Otanes）攻陷拜占庭、卡尔西顿（Calchedon），抢劫了列斯堡（Lesbos）的船只，攻打列姆诺（Lemnos）和伊姆布罗斯（Imbros）。投靠波斯的米利都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献计攻占繁华富有的那克索斯（Naxos）。大流士赋以重托，岂料因阿里斯塔哥拉斯与波斯将领美伽巴佐斯不和而遭受重大挫折。阿里斯塔哥拉斯怕遭大流士惩罚，发动米利都叛变。他亲赴斯巴达求援，企图利诱斯巴达国王克莱奥梅尼斯出兵：“要征服他们是一件容易的事。此外，那一大陆的居民比所有其他人们加在一起的好东西都更多，首先是黄金，还有白银和青铜、色彩绚丽的衣服，驮畜和奴隶；这一切东西，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取得。”国王识破之后说，“请你在日落之前离开斯巴达吧”。之后，他转身赴雅典，用同样的话在议事会上说动了雅典人的心，他们决定派兵征战。希罗多德说：“看来，好像欺骗许多人比欺骗一个人要容易些，他不能欺骗一个人……但是却能欺骗3万名雅典人。”希罗多德说，“雅典这个城邦是比任何其他城邦都要强大的”。阿里斯塔哥拉斯纠合了以雅典为主包括萨莫斯、埃列特里亚（Eretria）在内的船队，沿江直抵撒尔迪斯（Sardis，原吕底亚首都，现波斯属地），烧毁了该城（注：发生在公元前497年）。回师途中被波斯追上，惨败之后，雅典人知道受骗上当，便完全离开了伊奥尼亚人，“并拒绝帮助他们了”。不过，大流士从此关注“雅典人是什么样的人”了。他朝空放箭，“神呀！容许我向雅典人复仇罢”，“自此之后，每到他用饭的时候，他都要他的一个仆人在他的面前说三次：‘大王，切勿忘掉雅典人’”。公元前492年大流士派玛尔多纽斯攻陷色雷斯和马其顿后在海陆遭到重挫。公元前490年他派达提斯（Datis）和阿尔塔弗列涅斯（Artaphrenes）直捣雅典和烧毁撒尔迪斯的参与者埃列特里亚。

       这就是希腊各城邦在波斯大举进犯前的状况。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一，斯巴达与雅典无论是在希腊人自己眼中，还是在波斯人眼中，都是最强大的、有资格“挑头”的城邦。从史料中可以看出，“二强”之间在这个历史阶段并无大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第二，希腊城邦之间各有各的盘算，虽然在政治精英和哲学家中已有“必须组成一个统一的政府”或联盟抵御外敌的想法，然而却办不到，后果就像公元前494年米利都海域的海战一样，各邦不听统一指挥，顷刻被波斯各个击破。或是像埃吉纳，公元前498败于雅典后，公元前487年面临波斯的威胁，却主动袭击雅典，后来还准备投诚波斯。由于雅典与斯巴达共同发力才阻止了埃吉纳的作为，这种态势即使到了波斯第二次进犯前夕，也未有大的改观。北希腊帖撒利地区、中希腊以底比斯为主，纷纷投降，充当附庸。

       雅典就在这种城邦关系背景下，于公元前490年单独迎战大流士的大举入侵，并在马拉松击败波斯，取得在希腊本土抗击波斯的首场胜利。

       大流士吸取上次（公元前493/前492年）失败的教训，不走赫列斯彭和色雷斯，而是从萨莫斯出发船运马匹和陆军及装备，600条船只海陆并进，灭了沿途城邦后直扑阿提卡，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庇亚斯充当向导，他建议占领马拉松。雅典请求斯巴达援助。斯巴达却要等“月圆”之日出兵。雅典全力以赴，仅有“铁杆”盟邦普拉蒂亚支援。雅典统帅米尔提亚戴斯（Miltiades）把精锐部署在左右两翼，处于劣势的中部对付波斯主力。突破中部的波斯主力陷入两翼精锐的包围，最后败退至海边。波斯统帅发现雅典兵力都在马拉松，于是从海上绕过索尼昂（Sunium）海湾，直扑雅典卫城。雅典武装日夜兼程，奔跑着，赶在波斯人到达之前回到了卫城。波斯见状只好收兵回家。希罗多德说：“在满月之后，两千名拉栖戴孟人来到了雅典……称赞了雅典人和他们的成就，尔后回国去了。

       从希罗多德的叙述语气看，斯巴达的以上举动是因为未满月不出兵的风俗，而不是故意拖延。见到雅典人打败波斯的业绩，也予称赞。显然“二强”的关系还是好的。不过，无论如何，波斯侵入希腊本土的第一次战斗，是雅典在普拉蒂亚的帮忙下独自承担、独自完成的。

      大流士岂肯罢休。他命令所奴役的各国，包括埃及、阿拉伯、印度相邻地域，小亚西岸原希腊各城邦、希腊相邻的色雷斯、北希腊已投降的城邦等，出钱出力并提供船只兵器马匹，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公元前485年大流士逝世，其子薛西斯继位。他在赫列斯彭海峡架桥，还调动各地民工将阿托斯（Athos）山劈开，造一条可通两艘船宽的壕沟，以避开第一次进犯时险滩覆舟的厄运。希腊探听到这些信息，无不闻风丧胆。意识到面临灭顶之灾的希腊人，这时才召开希腊联邦大会，“相互商议，相互保证了信谊，在这以后他们就议决首先结束他们之间的一切不和及相互之间的战争，不管它们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希罗多德说，“其中最大的却是雅典人和埃吉纳人之间的战争”，其次就是斯巴达和阿哥斯之间的战争。会上决定分别派使节到阿哥斯、西西里、克里特、柯尔库拉（即科西拉）。“他们以为，既然全部希腊都同样地受到威胁，那么全部希腊血统的民族理应结成一体，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同心奋斗。”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西西里的叙拉古。“因为，据说盖隆（Gelon，叙拉古城邦的僭主）的势力很大，远远地超过希腊的任何其他力量。

       然而事与愿违，派出的使节都败兴而归。阿哥斯人一向与斯巴达结仇，而且在公元前484年的战争中6 000人被斯巴达杀害，因而他们不愿参战，说是若斯巴达愿缔结30年和约，而且取得盟军一半统帅权就参加。同时阿哥斯又派使节去同波斯谈，向波斯示好。希罗多德下面一段话体现了他的historia的“史官”的精神：“这样看来，阿哥斯人的行动便不能不说是最卑劣的行动了。至于我本人，我的职责是把我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做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 他以同样的原则和立场，如实揭示了叙拉古、科西拉和克里特的虚伪和投机。叙拉古的盖隆宣称他“愿意送出200条船，两万重装兵、两千骑兵……此外还负担希腊全军的食粮……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我要担任希腊全军的统帅和司令官”。斯巴达当然不愿意。盖隆退一步说，“你们统率陆军，我来统帅水师”。机智的雅典使者抢在斯巴达使者之前回答说：“希腊把我们派到你的地方来是要求一支军队，而不是要求一个统帅……海军这部分的统帅权是属于我们的……如果他们（指斯巴达—引者）愿意统率水师，我们并不反对……如果我们雅典人竟把我们的统帅权让给叙拉古人的话，那我们就枉为拥有最大海上力量的希腊人了……最善于整顿和安排军队的人就是雅典人。因此，我们这样讲，是不能见怪的。”叙拉古的盖隆玩弄两面手法。实际上他对希腊没有信心。他派使者带着大量金钱去德尔斐神庙的叙拉古驻地，吩咐使者：若波斯获胜，就献上金钱，并答应“献出土和水”；若希腊胜利，就把钱带回来。

       科西拉人显得圆滑。“当场就答应帮助”，“做了一个十分得体的答复”，还真的派去了60条船，私下告诉统领，停在伯罗奔尼撒地域岸边，“和别人一样在那里观望战争的结果”。克里特装出虔诚而又无奈的样子，“本来是想去援助的”，可是德尔斐神谕要我们原地不动呀！

       笔者之所以详细引证这么多资料，目的是说明当时的希腊根本不存在《注定一战》作者想象的“主导地位”；也不像作者说的“希腊人前所未有地团结到一起同仇敌忾”。这里我们还未提及，面临波斯大军压境，纷纷投降或逃亡的北希腊帖撒利（Thessaly）、中希腊彼奥提亚的底比斯等。在这种态势下，斯巴达和雅典无愧中流砥柱。他们联合扛起了历史重任，经历温泉关血战、萨拉米海战、普拉蒂亚决战，终于把波斯赶出希腊本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一阶段的史实，多有介绍，不予重述，亦可参看希罗多德原著第7卷， 第172—232节；第8卷， 第1—93、113—120节；第9卷， 第1—70节）。

       战争胜利了，谁的贡献最大？从史料看，当事人之间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也许雅典与斯巴达或第三者战后会有各自的想法：那个城邦贡献大。但是从希罗多德的记载看，并没有发生过这种性质的争论。至于说斯巴达是雅典的恩人，从史料看，当事人根本没这么说过。联盟抗敌，打败了敌人，正如当代的二次大战一样，是双方协调作战的结果。从史料看，斯巴达人不仅赞赏雅典在马拉松击败波斯的进攻，而且，直至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他们也肯定雅典的功绩，笔者在《伪“修昔底德陷阱”考》中多有引证。雅典一方也一样。雅典很尊重斯巴达，推举斯巴达为盟军统帅。前面已提到，在召开盟邦大会和派人出使叙拉古时，雅典同意海军也由斯巴达指挥。事实上也是如此。铁尔摩披莱（Thermopylae）守卫战（俗称温泉关战役）时，阿尔铁米西昂（Artemisium）海战的统帅就是斯巴达的优利比亚戴斯（Eurybiades）。本来因他是外行，战事应交由雅典的海战干将地米斯托克勒（Demistocles）指挥，但因盟邦反对，“雅典人便放弃了他们的要求。他们认为希腊的安全是首要的事情；如果他们为领导权而争吵，希腊就必定要垮台了”。a 萨拉米海战前夕，希腊联军仍然由斯巴达的优利比亚戴斯统帅。由于斯巴达统帅主张放弃萨拉米，退至科林斯海湾决战，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勒和亚里斯提德（Aristides，又译阿里司提戴斯）才设个圈套，迫使主帅不得不同意在萨拉米决战。在翌年的普拉蒂亚决战中，雅典军队统领亚里斯提德，用希罗多德的话说：“他是雅典最优秀的和最正直的人物。”他听从斯巴达统帅鲍桑尼亚调遣。先是驻扎在被安排的地方，之后因鲍桑尼亚怕与波斯主力正面对阵，提出与雅典换防，雅典也照办了。

      有趣的是，当事人双方都不争谁是恩公谁是受惠者，两千多年后却有人站出来抱打不平说，雅典人“是忘恩负义的。斯巴达有权责问雅典，是谁给雅典的繁荣提供了安全的环境?”

      希罗多德的《历史》是在希波战后不久就书写的。他似乎预感到后人中会出现谁是恩公救主的问题。他说，大流士大军压境“进攻的目标实际上却是整个希腊”，北希腊、中希腊许多城邦“献出了水和土”，“拒绝献出者的人们却是十分害怕……急于想站到美地亚人（注：波斯人）的那一面去”。之后他接着说：“在这里我不得不（anankaie）发表自己的一个见解，虽然大多数人不会喜欢这个见解（epiphthonon）。可是如果在我看来是真实的（aletheis，true），那我是决不能把它放在心里不讲出来的。如果雅典人因逼临到头上的危险而惊惶万状，从而离开他们自己的国家，或者他们虽不离开，却留在那里向薛西斯投降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人想在海上和波斯国王对抗了。因此，如果没有人在海上和他对抗的话，我以为在陆上就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伯罗奔尼撒人在地峡上修筑了不是一层而是好几层城壁作为他们的屏障，拉栖戴孟人的同盟者还是会离开他们，直到最后只剩下他们自己。同盟者离开他们不是自愿如此，而是不得已的，因为这些同盟者的城市一座座地被异邦人的水师攻陷了……在波斯国王制霸海上之际，我看不出在地峡上修筑城壁会带来什么好处。实际上如果说雅典人是希腊的救主（soteras，saviours），这便是十分中肯的说法了（is to hit the truth，击中真相，切中要核）……雅典人既然认为希腊应当继续保有它的自由，他们便激励了剩下的、没有向波斯人屈服的那一部分希腊人……来自德尔斐的，并使他们感到非常恐怖的可怕的神托（注：指第一个神谕，雅典卫城将被毁）也没有使他们离开希腊，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国土上，鼓起勇气，等候侵略他们国土的人们。”

        雅典人的底气源于以下两点。其一是有了十年前（公元前490年）在马拉松独自打败波斯的经历，使他们认为波斯人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可怕；其二是地米斯托克勒解读了德尔斐神庙的第二个神托（“木墙”可救雅典），说服了雅典人大力发展海上力量，靠海军打败波斯。三年前他说服了雅典人不可分掉劳立温银矿的收益，应该用来建造200艘新的三层桨船只，培养熟练的水手。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对付埃吉纳，现在正好用这200只战船对付波斯。之后发生的萨拉米海战证明了他们决策的正确。希罗多德的这段肺腑之言从当时的境况看，无疑是有根据的。

       这里笔者要郑重申明：我只是为了反驳斯巴达是雅典的恩公才大段引证这段材料。笔者认为，史上凡是联合抗敌，联盟成员因各自状况和实力，肯定是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关键是各盟员是否真心出力了，真正关照大局了。无论是当事人或是后人，挑起谁是恩公救主的争辩，坏处远大于好处，事实上一场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合力”。担负次要任务的军队或盟邦，失利而影响全局者，历史上不乏其例。人类在社会生活、社会活动中必然形成若干公共准则和道德规范。即使是战争，也有不成文的公共准则。国际关系、结盟关系有成文或不成文的、基于习俗基础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往往是在双方撕破脸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救主与被救者的争论。这也是人神关系与人人关系的区别之一。在人神关系中，任何宗教、任何信仰群体，对于自己所信仰的神灵，其间的救赎与被救赎、施恩与受惠的关系是先行设定的。而在人与人之间，古今中外会不断出现谁是救主的问题。科学、严谨的史家，不该过分纠缠这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解希罗多德写下上面一段话时的心情和感受，但是我并不赞赏。有鉴于此，在这里我也要为斯巴达说句公道话，然后指出作为希腊盟邦的两大台柱，前者不该在估算自己已解除了威胁的判断基础上，有意让盟邦另一支柱也濒临灭亡。我们先说“第一句话”。

       斯巴达与雅典都是最有民族气节的城邦，薛西斯在出征之前，先派使者去希腊各邦要求“土和水”。但是他不派使者去雅典和斯巴达，因为雅典和斯巴达曾经将大流士派去的使者扔进地洞和水井里，让他们自己到那里去取“水和土”。薛西斯在大举进犯希腊之前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薛西斯的姐夫玛尔多纽斯竭力怂恿薛西斯出兵。“他们的实力是不足道的。”薛西斯的叔父阿尔塔巴诺斯（Artabanus）怒斥玛尔多纽斯：“你还是不要再胡说关于希腊人的事情了”；“我以为事情的结果可能是或是在陆上，或是在海上，甚至同时在陆上和海上被战败，据说他们都是勇武的人物”；“在海陆两方面都是极其勇敢的人物”。他提醒大流士，上次（指马拉松之战）“这样一支大军都被雅典人独立歼灭了”，万一他们海上得胜，烧毁赫列斯彭大桥，我们就全军覆灭了。行军途中，他又告诫薛西斯：你要的是水和土，但是最致命的恰恰是“土地和海洋”；你征服的土地越多，走得越远，你就越难控制；你也不能控制大海，沿途也没那么多港口容纳你的船只，最终要“受到事故的摆布”。进军途中，薛西斯又向随军的斯巴达流亡国王戴玛拉托斯（Demaratus）打听斯巴达的状况，国王如实说：“他们是世界上无敌的战士”，“不管当前有多少敌人，他们都绝对不能逃跑……战胜或者战死”。温泉关战后，薛西斯为斯巴达300勇士而折服，询问戴玛拉托斯：斯巴达人中像这300人的还有多少？这位投奔波斯的国王说，“那里约有8 000都一样”。交战对方的这些精辟分析说明，波斯人害怕的正是希腊海陆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城邦。正是这两大城邦的推动，才有接着召开的希腊联军会议。尽管叙拉古、阿哥斯、科西拉、克里特都不支持，他们还是果断决定，在中希腊阻击敌人。这才有了流芳千古的300勇士血战温泉关的事迹。对于斯巴达人另外有这样一则铭文：“过客啊，去告诉拉栖戴孟人，我们是遵循着他们的命令长眠在这里的。”在翌年的普拉蒂亚决战中，斯巴达和铁该亚人对付波斯的主力，雅典承担侧翼，全歼了波斯26万人，包括统帅玛尔多纽斯。本就反对进军希腊的阿尔塔巴佐斯（Artabazus）带走4万人，逃回波斯。希罗多德评说：“在希腊人当中，铁该亚人和雅典人都是十分能征善战的好汉，但是就勇武而论，拉栖戴孟人，在他们所有人当中却是最突出的……我只能从这样的一点来证明我的看法，即拉栖戴孟人所对付的是敌人最精锐的部分，并且战胜了他们。”希罗多德的评论是全面的，如实的。他不偏袒雅典。即使是萨拉米海战，他的评论也是公正的：“在希腊人当中得到最大荣誉的是埃吉纳人，其次是雅典人。”因为埃吉纳人伏击了逃窜者，除薛西斯等外，全歼了波斯舰队。但就功业而言，希罗多德说，在总结会上，参与者都投票自己为第一，雅典的海军统领地米斯托克勒为第二。由于第一名每人都仅得一票，所以第二名得到了认同：“整个希腊都推崇他，把他看成是远比其他希腊人有智慧的人物。”

       综合上面的资料，显然斯巴达的地位是希腊抗击波斯的两大台柱之一，我们大可不必为雅典辩护而贬低斯巴达。古人自己都不这么做，今人何必为了现今的某种目的而去抬高一个，贬低一个！斯巴达的“缺德”主要在于它多年的保守、闭塞、心胸狭窄、猜疑嫉妒而产生的下列做法：波斯大军突破中希腊防线直抵阿提卡，破坏雅典卫城时，斯巴达等主张将萨拉米海域海军撤至科林斯湾，与陆上科林斯地峡（Isthmus）防地一起抗击波斯，让雅典老少妇人到伯罗奔尼撒避难。雅典方面论证，在科林斯海湾作战正好利于敌人船只数量上的优势，而不利于我方。科林斯等还是坚持己见。有鉴于此，雅典表示“你们走，我们自己的舰队留下作战”，统帅斯巴达人优利比亚戴斯才同意在萨拉米迎战。

       如果说，这可以用战略决策分歧来搪塞，那么下面说的这件事，就无法做出辩解了。萨拉米海战后波斯的陆军毫发未损，他们撤至中希腊的彼奥提亚休整，准备明春再攻雅典。为了分化雅典与斯巴达，波斯陆军统帅玛尔多纽斯派使者到雅典，给雅典以优厚条件，双方缔约结盟。斯巴达“非常害怕雅典人会和波斯人缔约。于是他们立刻决定把使者派去”。使者说：“自古以来一直以把自由给予许多人而闻名的你们雅典人……竟而又带头使希腊人受到奴役，那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只要不与波斯缔约，坚持联合抗敌，斯巴达愿意抚养你们的妇女和全部不能参战的家族。”雅典有意让斯巴达使者偷听他们对波斯使者的下列答复：“我们是渴望自由的，因此我们将尽我们能力之所及来保卫我们自己。至于缔结协约的事，不要试图说服我们这样做，而且我们也不会答应的……我们将继续不停地战斗。”波斯使者走后，雅典对斯巴达使者说，全体希腊人的血缘、语言、信仰、仪式“是相通的”，“决不会和薛西斯缔结协定……请尽快把你们的军队派来吧……在他们来到阿提卡之前，我们正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先进军到彼奥提亚去”。

       但是，直至波斯于公元前479年7月二度进犯阿提卡毁城墙、烧神庙时，斯巴达还是按兵不动。原来他们摸准雅典人决心抗拒到底，决不投降的信息后，他们反倒放心了。他们认定这场厮杀必是两败俱伤。波斯不足惧了，雅典也完蛋了。当务之急是，抓紧在科林斯海峡修筑工事，挡住波斯的陆军可能还有力量发动的进攻。所以，当雅典派使者来催促履行诺言，尽快出兵时，他们借口六七月正是祭日不宜出兵。于是雅典使者说：“由于你们现在已经摸清了我们雅典人的性格，你们已确信我们将永远不会出卖希腊，由于你们横过地峡而正在修筑的壁垒差不多已接近完工，这样在今天，你们就不再理会雅典人了。尽管你们满口答应在彼奥提亚迎击波斯人，但是到时候你们却出卖了我们，结果让波斯军进入了阿提卡。”斯巴达就这样拖了十天，直到地峡工事都修好了，就“根本不把这件事（指答复雅典使者—引者）放在心上了”。这时盟友铁该亚人告诉斯巴达，听说雅典要同波斯结盟，把波斯从海上引入伯罗奔尼撒，你们的工事毫无用场，“还是听从他们的意见吧”。斯巴达吓坏了，连夜派出5 000精兵，还各带7个随从的希洛人出发了。考虑到也许有人会把斯巴达连夜出兵解救阿提卡之围，当作斯巴达是雅典大恩人的证据，所以这里特地将前因后果做较为详细的介绍。

      在接着进行的普拉蒂亚决战中，总的来说双方是密切配合的。波斯的主力也是被斯巴达歼灭的。但是斯巴达的统帅鲍桑尼亚（王以铸译为“帕乌撒尼亚斯”）发现与之对阵的右翼正是波斯统帅亲率的主力时，心生恐惧，提出与左翼的雅典对换。阿里斯提德欣然同意。可是波斯一方发现斯巴达换防的意图，也马上换防，仍找鲍桑尼亚对阵。鲍桑尼亚又一次改变部署，决定撤退。“至于雅典人，他们留在原驻地不动，因为他们对拉栖戴孟人的作风知道得很清楚，心里打算做的和嘴里说的是不一样的。”斯巴达有名的庇塔涅（Pitanate）军团也坚决反对，鲍桑尼亚竟然置之不顾，“放弃庇塔涅军团”。鲍桑尼亚沿山撤退，波斯紧追不舍，“所有波斯的同盟军也来不及集合，就乱成一团地并高声呼啸着开始了攻击”，这样，反倒给了希腊一方一个反击的好机会。鲍桑尼亚决定迎战，他命雅典从另一侧包抄。鲍桑尼亚一翼负责断后的铁该亚人“一马当先冲了出来，向异邦军反击”。斯巴达立刻回师一起反扑，“直到最后形成了肉搏战”。波斯人勇猛，“但是他们没有防护的武装。此外，他们的训练也不够”，最后连波斯统帅玛尔多纽斯也被杀了。鲍桑尼亚的胆怯和撤退以及后来对盟邦专横跋扈成了雅典弹劾他、逼使斯巴达和盟邦换雅典人为统帅的口实。

       同 年， 在 萨 莫 斯 海 域 米 卡 列 海 战 中 的 斯 巴 达 统 帅 列 乌 杜 奇 戴 斯（Leutychides）追至赫列斯彭，发现桥已被毁，认为目的达到了，胜利了，就回家了。雅典统帅克桑提波司（Xanthippus）坚持渡海追击，夺取波斯要塞赛司托斯（Sestos）。

       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此搁笔，原因不明。透过上面的概述，显然，“修昔底德陷阱”预设的这两个前提缺乏史实的支撑。雅典与斯巴达的矛盾的激化起于公元前477年雅典组建“提洛同盟”，同时开始修复卫城这两件大事。矛盾激化的深层原因是城邦制开始走向衰落；两种体制的城邦内部矛盾激化；城邦的维系与发展乏力；城邦下层公民和领袖蜕变。面临同样危机的两大集团的盟国（以科林斯为代表），幻想从投靠其中之一、灭掉另一个集团中摆脱危机，找到出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科林斯联盟、斯巴达与波斯联盟、底比斯联盟、第二次雅典同盟等都是城邦制衰落的反映。本人将在后续的几个“补正”中加以论述。

        笔者自发表《伪“修昔底德陷阱”考》和《古希腊有过“修昔底德陷阱”吗？》以来，尽己之所能，收集、整理海内外新动态，购买古今各种版本原著，深化论文提到的史料和论据。同时关注电视媒体、报刊上的若干报道和节目。本人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无专门研究，无力发表具体见解，这里仅对持各种见解的人提两点善意的建议，因为有的节目是以“领航”的形式出现的。我对凤凰台一直持积极的评价，也是我有机会必看的节目，受益匪浅。但是个别节目的善良的动机，不一定就产生相应的效果。我对持有各种见解的人的建议是：第一，辨明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到底是后人托名伪造（pseudo）的，还是史上确有的？本人论文中列举的六处与史实不符，做何解释？第二，艾利森针对不同场合、不同对象肯定有随机应对的表述，甚至“新说法”，而且对具体的国际关系间发生的问题，会有新的值得肯定，甚至值得学习的新见解。但是，如果他不按学术界规范，修正或放弃《注定一战》中关于“陷阱论”，关于中美关系的基本观点和论断，那么按学术界通例，就应以他的原著为准，对他的理论和新说进行分析和评价。无论是中国还是希腊，都出现过多次后人的托名伪造，我在上述二文中也已给出例证。我的全部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从史和论两个方面论证，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后人的托名伪造。后人可以对典籍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前提是以史实为依据，不可按自己的意图和需要曲解历史，更不许伪造历史。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亦是科学。在科学面前应有敬畏的精神，老实的态度。进入认知古希腊的大门，敬请记住德尔斐神庙入口的警示：“认识你自己。”议论希腊历史，史学之父留下的“祖训”是：“老老实实地叙述事实”；“如果在我看来是真实的见解，那我是决不能把它放在心里不讲出来的”。让我们以此共勉之。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秋季号，作者陈村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现浙大城市学院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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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殷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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