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尉佩云：当代德国史学理论中的历史意义： 渊源、生成与经验

当代德国史学理论中的历史意义：渊源、生成与经验

摘要：“历史意义生成”是当代德国史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总体而言，它是在德国理念论历史哲学的解释系统失效之后，伴随着现代性历史思考和现代性历史进程本身发展而来的。历史意义生成作为一个系统概念，一方面在探讨德国传统历史思考中理念论核心的当代理论形态；另一方面，历史意义同时以知识论的方式在论证当代历史研究的价值与合法性基础。在思想脉络上，它来自德罗伊森、狄尔泰、伽达默尔等德国思想家。约恩 · 吕森通过感知、诠释、导向和行动的四个精神程序，阐明了历史意义在当代历史文化中的生成逻辑。对历史意义的“不可预想性”、生成逻辑以及它与“历史统一体”等经验概念之间关系的分析厘清，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德国史学理论不同于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整体导向与解释体系，即历史意义在当代时间经验中应当重塑人类历史思考的整体性。将“历史意义”这个思想概念和现代德国历史的实践发展结合来看，它是一个包含着政治、认知与道德诉求的综合性概念范畴。

关键词： 历史意义  历史意识  历史统一体 “不可预想性”  约恩 · 吕森

“历史意义生成”（Sinnbildung）是当代德国史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其思想背景而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简称“二战”）后德国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们结合当时德国社会现实和历史经验，对传统理念论历史哲学解释体系的反思、革新与推进。“历史意义”作为一个概念范畴的思想演变，从侧面展示了德国史学理论从古典到现代研究范式的某些思想变革。其中，以约恩 · 吕森的工作具有代表性。由于论题的广泛性，本文将以吕森的思想论述为主线展开。 

“历史意义生成”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在它的当代思想内涵中，一方面强调历史意义具有“不可预想性”，历史情境、历史思想乃至现社会的生成，对每一代人、每一代历史学家来讲都是预设的、先在的；另一方面，历史意义具有历史理性的构成维度，历史理性能够塑造并彰显当代人、当代历史学家的主观意志，由此，借助于史家的历史理性和精神装备，我们当代历史学家才能够赋予历史以意义。第一个层面，可以视为理念论历史思想的当代遗产，第二个层面可以视为英美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对德国史学思想影响的结果。具体到吕森这个思想个案来看，这两个层面完整地体现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这是因为，吕森对“历史意义”概念的阐发主要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此时他在比勒菲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ZiF）任职，这一时期阿瑟 · 丹图、海登 · 怀特等人的叙事主义史学思想已经传入德国学术界。相比德罗伊森、狄尔泰、伽达默尔等德国诠释学的前辈而言，吕森对唯心主义传统进行“再诠释”的同时，也在不断回应丹图、怀特等人的思想对德国“精神科学”学科理念的冲击与挑战。

约恩·吕森(Jörn Rüsen)

一、 历史意义的“不可预想性”

阐述某个史学理论家或思想论题，我们必然会涉及各自的思想渊源。吕森对于历史意义的阐发也是如此。在吕森自己的作品和其他人对他的访谈中，都提到他将德国古典史学理论家J. G. 德罗伊森（J. G. Droysen，1808—1884）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事实上，纵观吕森的史学理论体系，有些论题便是对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的当代阐发与拓展，这个观点也是当今国际史学理论界基本公认的。对于历史意义问题，在约恩 · 吕森的史学理论体系中，“历史意义生成”是其整个理论架构的核心。吕森在论及历史意义时说：“意义指的是人类世界的时间延展在主观性模式中得到的诠释，任何转变看起来都是有意图的，仿佛他们受到了目的意志（zielgerichteten Willen）的影响。意义概念与意图和目的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种目的性则将人类的行动作为一个能进行思维和反思的主体活动凸显出来。” 吕森通过上述对历史意义的定义，将德罗伊森史学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内在的统一性”“绝对的整体性”乃至“目的之上的目的”等具有时代性特点的基督内核的史学思想，转化为一套现代史学理论的学术话语，并且将其清晰地表达出来。伴随着现代历史经验的进展、现代性历史思考的发展，德罗伊森“上帝之手”式的历史解释系统在本体论层面丧失了可信度，而正是历史认知中理念论中心、基督核心等带有经验性的历史解释的失效，才使得“历史意义”成为一个完整、清晰、理智的现代学术概念出现在吕森的史学理论体系之中。此外，吕森在历史主义与历史知识性质、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教育与历史教化等问题上，对德罗伊森的思想也进行了拓展论证。

在总的历史哲学观上，吕森认为历史意义的存在是“不可预想”（Unvordenklickeit）的。他借用海德格尔的观点，将人视为抛入世界的“此在”，人一旦进入一个已经存在的世代链条之中，对一个社会学意义的人而言，历史意义就已经是存在的。他用尼采的话来加以说明：“因为是前辈人造就了我们，因此他们的迷茫、他们的热情、他们的错误，还有他们的罪行也造就了我们；完全脱离这一链条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看到吕森对德国哲学传统的吸收和继承，大卫 · 卡尔（David Carr）就此中肯地评价说：

历史意义的生成不仅是学科性的历史知识的结果；事实上，它还是另外一种方式。历史意义的生成包含着人类精神对待过去的过程和结构。在一个普遍性的时间中，我们周围、我们内部发生着一些事，这存在于文化、社会实践、语言、情感、艺术和流行文化当中。我们所有人，包括非历史学家，都在为历史意义的生成而效力，但更多的情形是历史意义在为我们而奉献。过去在我们个体到来之前就已经被有意义地组织了，这使我们成为一种“历史性生物”。在最基础层面的“意义的发生”（Sinngeschehen）中，吕森遵循狄尔泰和海德格尔，将其称为“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

在这个总体性的思想背景之下，吕森曾就扬 · 阿斯曼所持的历史意义的不同立场做出回应。阿斯曼认为虚构性范畴形成了意义范畴，并且意义是“一种关联虚构”，是一种接近谎言和纯粹投影的“虚构”。由此，历史研究的“意义可靠性”通过“虚构性”被表示出来。那么这样一个本身具有重构性的意义是不是可靠的历史意义？

吕森论证说阿斯曼所持的“意义可靠性”是通过“虚构性”被表示出的观点，仅仅说明意义的存在和物性的存在具有不同的本体论地位。朴素地说，“虚构性”是指脱离经验的或者反经验的存在。而这对于历史研究来讲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历史编撰的最基础层面上，经验本身的存在是通过语言或语义组织起来的.这种语言学的经验性在吕森看来为历史编撰的经验性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有了这一层最为基础的经验保障，历史意义在历史编撰中的存在就不可能是虚构的。那么，历史意义的“虚构性”总是有所指的，因为阿斯曼和其他认为意义是“虚构关联”的学者的研究，其本质上是理性的学术研究 — 在此，意义的“虚构关联”就是有意义的。因而，隐藏在意义的“虚构性”背后所指，意义总是棘手的、矛盾的、断裂的，它在客观性或经验性诉求上是难以得到保证的。

总体来看，历史意义的“不可预想性”指的是，“过去经验”在成为“今天历史”的过程中，历史意义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维度，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后意义”从人类的主观性之中生发出来，也就是历史意义并非仅为“后见之明”（像海登 · 怀特所讲的那样）。与此同时，对生活于经验世界并经历实践生活的人类而言，历史意义总是先在的。在我们对日常生活的导向框架进行反思之前，人类的实践本身就是真实的，是具有意义的。同理，在过去的时间经验逝去以前，它们同样是以现在的、当前的人类实践形态而存在过。由此，现在的生活状态和人类实践活动作为过去的经验和人类实践活动的延续而存在，并且处于一个有意义的关联状态之中。在这个整体关联中，过去人类的受难和行动与现在人类的受难和行动具有相同的“真实性”和“实在性”，而这个“真实性”和“实在性”的保证就来自历史意义。正因如此，人类过去的行动和受难就成为可以理解的历史经验。

正是通过这个论证，“二战”后的德国史家们才说，大屠杀作为人类恐怖的历史经验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对后来者而言的“历史”。人类过去的这些受难与创伤所具有的特质对德国后代而言，依然具有相等值的“真实性”和“实在性”。与大屠杀类似的创伤事件对于德国的后辈人，依然具有了威慑性和挑战性，成为跨越时间和跨越主体的一种历史经验的认可。我们可以将这种跨时间和跨主体的历史经验的接受和内化理解为一种“嫁接”，通过思想“嫁接”，对后辈人而言间接性的历史经验具有了直接性的思想功效。因而，在思想层面看，德国的后辈人并没有将大屠杀摒弃出自己的经验世界，而是将其接受并内化为自己个体经验世界的组成部分。由此，人类过去的时间经验和未来的期望视角结合了起来，重新形成了一个现代语境中的“历史统一体”。在这个被重新构建的“历史统一体”中，人类意义生成的主观性和历史经验的客观性重新结合了起来，在经验空间基础上生成了未来视角。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反思历史，展望未来”。

在这个新的历史统一体之中，普通大众或者历史学家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他们的历史意义生成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先在的历史意义形态塑造了我们自身或我们这一代历史学家，乃至我们生存的现社会；另一部分，我们在这种形塑之下，作为当代历史学家也能赋予历史以意义。在这个层面上，吕森说我们必须要对“意义创建”（Sinnstiftung）这个词保持最大程度的谨慎，而“意义生成”则是更为恰切的表述。

Jörn Rüsen, Meaning and Representation in History， Berghahn Books，2006.

二、 历史意义的思想脉络及当代生成逻辑

毋庸置疑，吕森的整套史学理论体系是在德国唯心主义传统中结出的果实。在谈及自己思想源泉时，吕森说一方面是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康德、席勒、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马克斯 · 韦伯等所代表的德国哲学传统和现代哲学家。在德国传统中，历史学是一门追求意义的解释性学科，而非追求规律的科学。吕森将历史意义置于他整个解释体系的中心，因此，历史意义问题从一开始就超出了现代科学方法所设立的界限。它并不承受一般的经验对象所需要的理解方式，也不是在构造一种满足“科学”方法论的确切性知识。从此处开始，吕森史学理论中的证据、真理、经验性问题，开始介入了德国诠释学的传统。总体来看，意义生成的过程中，从感知、诠释、导向到行动的过程，也就是个体进入经验世界（和历史世界）的过程；反之，个体在历史意义的映照之下，“历史意义在为我们而奉献”。由此，历史意义形成了个体到整体、整体到个体的诠释学的基本循环原则。

在狄尔泰这里，意义依然没有脱离个体与整体的诠释学循环，但他更多是从“生活世界”的面向对意义做了说明，意义具有“前理解”的形态和特质：我们只能通过一种与整体的理解相关的生活的特殊部分的意义范畴去体认生活过程的关联体，才能理解生活；生活对其自身的确定性具有一种前反思的觉识，而意义范畴则是植根于生活中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意义乃是生活中部分与整体的特殊联系方式。

伽达默尔对吕森的精神导师德罗伊森的评价可以从侧面提供一个论证，他说：通过“表达”（Ausdrunk）的概念，历史实在被提升到非常重要的领域，因而在德罗伊森的方法论的自我分析中诠释学成为历史学的主角，“个别的东西在整体里被理解，而整体则由个别的东西来理解”。这就是古老的修辞学诠释学基本原则，现在这一原则被转变成内在的东西：“因为进行理解的人像他所要理解的人那样，也是一个自我，一个自身内的整体，所以他通过个别的表现来补充这个整体，而且通过这个整体来补充个别的表现。” 而吕森以下对历史意义生成论的诠释，基本就是在伽达默尔所谓的“诠释学原则转向内在”基础上而展开的思想工作。

在吕森看来，“意义是人类生活实践过程中行动和受难的文化导向所依据的最高准则的总和”，“文化好像是人类生活实践的‘内在面相’，外在世界必须象征性或理论性地被描摹在上面。不要将此理解为反射，而应将其理解为创造性的成果，通过诠释创造世界。这样它看起来和真实的世界一样，也能够‘生活’于其中”。将外在真实的世界通过理性而“象征性地”附着在文化之网上，这个过程是依靠理性在人类的精神结构中实现的。这种对外在世界的象征化处理可以视为在人类的思想领域中对世界和自身的占有过程，而这个思想占有过程就是在当代历史语境中历史意义生成的实现过程。

历史意义在文化网络中的实现依靠四个基本的精神程序，分别为：感知（Wahrnehmung），诠释（Deutung），导向（Orientierung）和行动（Motivation）。分别来看，感知是通过“感官”（Sinne）对外在世界和人类自身进行开发的过程。吕森此处所谓的“感知”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并且不限于“感官”的结果本身，他所谓的感知是人类在携有自己的理性本能、精神装备对外部世界进行分析、思考、认知的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是以一种比较朴素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思想状态和认知过程中。

诠释是对这些初步感知的诠释。通过这种诠释，世界得到解释并且将自我和他者放在一个可理解的思想关系之中。此处，诠释是一个广阔的阐释活动的集合，这个诠释包括人类对过往时间进程的一切意识进行整合和阐发的活动，是对既有理解的“再诠释”。

其次导向是运用这些诠释的认知来有目的地控制人类的实践行为。而导向在此被分为两个部分，向外是对“客观世界”的诠释；向内则是对自我的内心世界，通过诠释活动形成个体的和社会的认同（即“我”和“我们”）。吕森在此所谓的“被诠释的感知”即经过前两个阶段的精神活动，人类初步的对世界和自身及其相互关系的认知，被进一步精确化、专业化和规范化，能够为自我和世界的“相互体认”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持，在目的导向的行动中控制自己的活动和选择。

行动是具有导向作用的诠释与实现，以目的论的方式发挥意志的作用、引导意志的方向。吕森借用马克斯 · 韦伯的话，认为这是在原先感知领域中，基于利益需求和意志兴趣的“扳道功能”。所谓的“扳道功能”，指人类的思想状态和认知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和规训能力。通俗地理解，“扳道功能”就是人运用其在感知、诠释和导向过程中习得的思想认知和观念来指导人类实践，是人的意志对自我行动的支持、推动和组织能力。作为意义生成精神程序中的行动，是一个由想到做的过程，我们也可以借用尼采的“权力意志”来说明。在尼采的概念中，意志是一股更加丰盈、粗犷而壮大的生命洪流；而在吕森的体系中，意志依然具备推动人类行动的能力，不过更加具有方向性和理性的束缚。为了更加形象地说明，我们来看吕森的图示。

历史意义生成的精神过程图

由上图可见，历史意义生成居于感知、诠释、导向和行动的中心区域。意义代表的是这四个精神过程之间的关联。通过这四个精神过程，人类自身和外在世界能够获得意义并被“对待”，使人能够在其中“生活”。正是这个精神过程赋予了外在世界和人类自身以意义。由此，上述过程能够获得人类学意义上抽象的、普遍性的历史思考的效力。也正是在这个层次上，吕森的“历史意义”概念呈现了狄尔泰所谓的“生活世界”的效力：“生活中部分与整体的特殊联系方式，本质在于一个生活过程的塑造之中 — 此过程展开于时间之中，并且以一定环境下的生活结构为基础。”

三、 历史意义的时间拓展与经验内涵

上述感知、诠释、导向、行动的意义生成逻辑是基于共时性维度，所阐述的是个体的历史意义构成与伦理结构；但“意义”在德国思想定义中,具有清晰的本体论内涵，是对原先的“上帝”“世界精神”“绝对理性”这类概念的知识论层面的探寻。所以，正是时间维度在此处的介入，使得历史意义从个体层面拓展到整体层面，从共时性维度拓展到历时性维度。一旦我们将其置于历史世界中，就需要从“历史的”和时间变迁视角进行把握和理解。在这个理论转换中，特别是在附加了人类整体时间进程的思考以后，上述的四个意义生成过程就会被重新定义。

这种历史性的转换，便是在历史时间中或历史性中把握历史本身。伽达默尔更明确地说“历史认识的理想其实是，在现象的一次性和历史性的具体关系中去理解现象本身”。感知就是对外部世界的时间和人类内在的时间的开发；诠释成为用独特的诠释模式对时间变迁的阐释，由此过去的事件就成为今天的历史。导向就是人类目前现实的生活实践，向着由过去形成的、经验携带的时间进程观念“历史地”看齐，同时向期待视域拓展。对于外部“客观世界”的导向，就成为人类的生活实践与行动意图的一致性观念的调和，内部导向就此转向人类自我认同的确立，以及对于“世界”与“自我”的思想界限的形成，最后，便是“我”如何与“世界”相处。“历史意义生成”这个概念在此弥合了个体伦理与历史伦理的双向思考，用伽达默尔的话说：“正如理解使个别的自我与该自我所隶属的伦理共同体联系在一起一样，这些伦理共同体本身、家庭、民族、国家、宗教作为表现也是可以理解的。”

通过外部导向和内部导向的调和，超个人的时间经验及时间诠释被融合到个人的经验世界之中，这个融合过程就是“历史意义生成”的过程。而这个融合过程将我们未曾经历过的、超越个体时间范畴的时间经验和时间诠释融合到自我的时间经验之中。由此，我们将自我主体视为一个时间过程中的存在，从而能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就是贡布雷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所谓的“历史学是通过超越自己寿命界限的人类学的需求而建立的”意义所在。因为人最初降生到这个世界之中时，从生理学意义来讲，个体的人是并不具有过去与未来的。我们通过对时间的诠释和文化意义的赋予，塑造了人的过去与未来，而这个塑造过程相对人类来讲永远具有先在性和预设性，这也就是狄尔泰个体“生命行程”到“完整的生命关联体”的归纳推理。最后，行动可以理解为在上述的精神组织之后对于意志冲动的引导和实现。

就其本质来看，历史意义生成的精神过程是一个把握世界和人类自我理解的过程，通过对时间的象征性占有，吕森特别强调“（意义生成）本质上还是对时间上的偶然性的把握并将其吸收到使生活成为现实的时间进程的观念之中。在时间维度上看，历史意义就是被诠释的时间，其存在于人类的导向和行动之中，并且在人类受难的方式和程度上发挥功效”。也即是说，历史意义在吕森的思想中依然有一个总体性的目标就是对人类生活的偶然性的诠释，通过这种诠释，时间进程中的偶然性和受难成为可以理解的活动，并将其附着在文化和意义之网中。在历史理论层面上，这是对人文主义的拓展与实现。进而，吕森在此处又回到了他对时间性的思考，那些具有偶然性、断裂性的自然时间通过被诠释、被理解和定位并赋予意义，成为人类时间并且具有了“可理解性”。

吕森的意义生成的精神过程以历史意识为基础，在人类思维的精神结构中，力图在现代学科理性的框架下重新思考并论证历史意义生成的合法化过程。当然，传统史学理论中那种历史统一体中的历史意义，它的混沌状态及其不证自明的理论立场，对于现在的思想家而言，是不可复制的。由于“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在元理性笼罩下的启蒙运动式的思想伟业对于现在的时间经验而言，已经显得过时且失去解释效力。所以，在当今的思想语境中，论证历史意义生成的合法性不再是妄图恢复那个启蒙运动式的思想宏图，因为这个思想状态所需要的经验性支撑已经流失。

最后，吕森将历史意义、历史意识（精神程序）、外在世界（自然、世界时间，Welt-Zeit）、人类自身（人类、自我时间，Ich-Zeit）、历史经验（“真实”与“虚构”）、人类理性等，结构性地联系起来并以当代历史思考的认知模式展现给我们。在理论论证的逻辑上，他完成了历史意义在当代语境中的合法性论证。

在当代的历史意义语境中，海登 · 怀特等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家认为，历史学家通过叙事编排主观赋予了过去以历史意义，历史意义是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通过鉴别所讲述故事的类别来提供该故事的‘意义’，这就是情节化解释。”怀特此处论证的问题在于，既然“历史意义”是“历史的”，那么当前的历史学家如何完全赋予过去的历史以意义呢？面对意义语境的碎化与悖论问题，大陆哲学背景中的吕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历史意义在当代时间经验中应当重塑人类思考的整体性。

在此，吕森的历史意义在经验上提供了一个可供思考的政治构想。本文对吕森历史意义的论述主要在理论逻辑上展开，但同时，我们意识到在这个理论逻辑后面同时展开的是一个历史经验的维度，即大屠杀和德国战后历史认同问题。如果说“知人论世”的话，作为“战后一代”学者，吕森本人经历了当代德国和欧洲历史的所有重大变化：“二战”、两德分裂、柏林墙危机、两德统一、欧盟成立。断裂、连续、认同、重新确立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合法性等，背后蕴含着一个真实的经验性参照（就是对现代德国所遭受的真实的时间断裂、认同断裂和大屠杀等极端历史经验的思考），吕森力图将这些创伤性经验重新融入德国的历史叙事的一致性（或者德国的“历史统一体”）中，由此为德国的未来和人类作为主体的未来而筹划 — “正视历史，迎接人类共同的未来”。 

结 语

在当代德国史学思想的研究中，“历史意义”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承担着历史思考的认知、道德与理性要求；同时，当意义问题涉及具体的历史情境时，它还承担着历史思考的本体论、个体与整体的诠释学方案。这种杂糅与多元，一方面预示着德国史学思想体系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和德国现当代的历史经验进程是密不可分的。这也启示我们，在史学思想研究中，需要考量它相关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诞出问题。思想史和生活史的天然联系在德国自有其传统，德罗伊森、狄尔泰等人对“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强调就可以说明，在当代的思想语境中，约恩 · 吕森对历史意义的论述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思考。

历史意义生成作为一个思想范畴，首先，在存在方式上，具有“不可预想”的特征，意义的存在对于个体而言是具有先在性和直接性的；其次，在论证方式上，历史意义生成依然是个体和整体、自我和世界之间的诠释学循环论证；再次，意义生成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对传统历史哲学中的本体论内核的当代知识论思考。

吕森对历史意义的论证既有对德国理念论传统的继承，也吸收了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家的理论创建经验。但寓于德国的现实历史经验，特别从历史伦理和代际伦理层面看，历史意义的“不可预想”在经验性层面就表明要“为历史负责”。相比怀特所倡导的卸下历史的负担，直面这个时代动态和分裂的力量，吕森在理论论述上并没有走向那里，而是依然要讲述一个统一的历史形态。在“二战”后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语境中，统一和完整的德国形态才能对纳粹历史进行清偿和救赎，因为只有这样，后来的德国人才能在定义“德国性”的过程中将前辈人的历史罪责承担起来。这不仅关乎德国人的政治诉求，也关乎对纳粹历史进行反思的道德诉求，还关乎史学写作的真理诉求。在更深的层次上，这种政治诉求、道德诉求、真理诉求杂糅在一起，共同塑造了战后德国史学研究的总体形态。而它们三者之间的多元互动和分层思考，也成为战后整个西方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中的核心论点之一。

|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夏季号，作者尉佩云，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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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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