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周兵：由戴维斯而及戴维斯——1971年数学家钱德勒・戴维斯的“破冰之旅
由戴维斯而及戴维斯
——1971年数学家钱德勒・戴维斯的“破冰之旅
摘要：美国数学家钱德勒·戴维斯于 1971年 9月来华，访问了中科院数学所、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机构，与华罗庚、苏步青、吴文俊等中国数学家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他的访问对中美两国数学界的教学研究与学术交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依据史料对钱德勒·戴维斯在“文革”期间的访华历程进行研究，追述中美关系正常化初期两国之间的“民间外交”和“科技交流”。
关键词：中美关系 数学 钱德勒·戴维斯 1971年 “破冰之旅”
如果说，百年正是风华正茂，那么半个世纪只不过就是弹指一挥。但是，对比50年前后的世界和中国，任谁都会禁不住感叹沧海桑田的巨变。
笔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现当代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中，曾多次写到过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借由这层关系，也认识了她的丈夫数学家钱德勒·戴维斯（Chandler Davis）。2012年，在笔者于多伦多拜访戴维斯夫妇时，便曾听钱德勒多次谈到他在“文革”期间对中国的访问，他尤其对在复旦大学的访问及同苏步青等中国数学家的交流记忆犹新。
由于笔者当时访谈的重点在娜塔莉的身上，对钱德勒的回忆，便在寒暄之中数语带过了，但却一直印象深刻。前段时间，笔者在偶然间发现了钱德勒1971年访华后发表的两篇报告，不禁对他当年只身前往中国的旅行燃起了兴趣。本文结合相关史料，在时隔半个世纪后，对数学家钱德勒·戴维斯的“破冰之旅”及当时的中美民间交往和科技交流略做追记，或许有一定意义。
一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在名古屋世乒赛后应邀访问中国，开启了中美之间“乒乓外交”，打破了20多年人员不相往来的局面，带动了不久以后中美关系的破冰消融。在此前，美国国务院已于3月中旬取消了对公民赴华旅行的限制，中国的驻外使领馆也开放了对普通美国公民来华访问的签证受理。
在“乒乓外交”的积极影响下，申请来华访问的美国公民人数在1971年出现了显著增长。例如，于1971年5月首批访问中国的两位美国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微生物学家伊桑·西格纳和耶鲁大学的植物生理学家阿瑟·W.高尔斯顿，便是在获悉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后，尝试申请访问中国的签证，并于5月10日在越南成功获得签证后由河内搭乘飞机至南宁，开始了在中国长达两个星期的访问。根据当时《人民日报》上对一些较高规格访华团组的公开报道，从1971年5月至12月底的八个月里，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30多个来自美国的访问团组，总人数超过100人。
这一情况，也与国内“文革”在经历了初期的急剧动荡后暂显缓和的局势相吻合。据1971年7月调任国家旅游局负责对外业务的杨公素回忆，“1971年毛主席在旅游局的接待人数报告上指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些’”。钱德勒·戴维斯在1971年9月的来华访问，接待工作的中方主要负责人正是杨公素。上引毛泽东关于外国旅游接待人数的指示中，也对来华游客的政治成分做了重大的政策调整，也就是从“文革”开始后“只接待外国的左派，中下层工农分子或对中国友好人士”，逐渐开始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部分正常的外事活动。根据杨公素的说法，“那时所谓的右派无非是各国资本家、贵族、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及其新闻记者、商人，或者对中国不友好，说过对‘文革’不满意的话的那些人”。
根据这种“左右”的二分法，钱德勒·戴维斯大概可以划在中间偏左的类别里。钱德勒出生于一个激进的美国知识分子家庭，其父霍勒斯·戴维斯（Horace Davis，1898—1999）是一位左翼的新闻记者和经济学家，也是美国共产党的资深党员，在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受到过迫害。同父亲一样，钱德勒也曾加入美国共产党，同样也因涉嫌参与共产党的活动而遭到了调查和政治上的迫害，不仅于1954年被剥夺了在密歇根大学的教职，更在1960年被判刑入狱监禁六个月。虽然他在1953年就已离党，但在接到美国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做证传唤后，钱德勒坚持拒绝出席听证会，并一直申诉对自己的指控。在晚年接受采访时，钱德勒这样评价一生的政治信念：“在我被传唤时，严格来说，我早已是一名前共产党员了，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已经脱离了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从未曾离开过。”
出狱后，钱德勒和娜塔莉·戴维斯夫妇于1962年举家移居加拿大，钱德勒任多伦多大学数学系教授，直至1992年退休。他在数学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线性代数和算子理论等领域，并有不俗的成就。不论退休前还是退休后，钱德勒都非常积极地参与美国数学学会的活动，活跃于各个分委员会，曾担任学会执委及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社会活动方面，他也一直投身于激进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支持妇女解放、黑人民权和反越战等主张。1971年访华之前，钱德勒应北越数学学会的邀请在河内等地访问。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个人经历和政治背景，加之当时加拿大已于1970年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虽然持美国护照，而且此前也无任何中国经历，但钱德勒·戴维斯还是比较顺利地获得了前往中国的访问签证，成为在1949年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数学家。
二
如果根据前述对外国来访者区分“左右”的做法，再细看和比较在“乒乓外交”后于1971年到访的30多个来自美国的访问团组，可以发现钱德勒的访问略微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和分类，1971年5月后的30多个美国团组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不同的类型。
第一类来访者，是来自美国的左派政党、激进的青年学生访问团。如1971年7月到访的美国黑人工人大会代表团、9月下旬先后抵京的美国“革命联盟”代表团和“青年主人党”的领导人，及一个17人的青年代表团等；还有一些信奉“毛泽东主义”的美国黑人激进政党和社团的领导人，如在9月中下旬到访的黑人激进运动领袖比尔·埃普顿（Bill Epton）和一个黑豹党的三人代表团；此外，还包括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领导人霍齐亚·威廉斯（Hosea Williams）夫妇等。
在当年，这一类访问的数量最多，并大多集中在9月中下旬到达北京，可能有为“十一”国庆而前来祝贺的原因，不过这一年原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群众游行等庆祝活动，因为突然发生的“九一三事件”而被取消。一直到10月5日，才由周恩来和郭沫若出面，对当时正在京的多个美国团组约40多人，连同其他在京的外国友人，进行了一次集体性的会见。在陪同参加接待的领导人中，还包括了中联部的负责人，从中也反映出这一类别的访问带有较为强烈的政治色彩。
不过，即便在此将他们划在同一类别，在具体接待的规格和标准上，对于不同的来访者仍有一些微妙的差异。例如，虽然同为美国的左派人士，对于9月20日同日抵达的两个美国黑人访华团，在《人民日报》报道的行文中即显现出一定的亲疏之别，其中比尔·埃普顿被称为是“美国朋友”和“同志”，而对民权运动领导人霍齐亚·威廉斯则仅是“美国黑人朋友”；中方负责接待的主体也不一样，前者是中联部和对外友协，后者则是国家旅游局。
第二种类型，是一些自战争时期就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甚至参加过中国革命事业的美国友好人士。如此前埃德加·斯诺刚刚于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结束了其生前的最后一次访华，并向美国政府传递了中方愿意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讯号。在1971年5月后，便陆续有不少美国友人重返中国，如《翻身》的作者韩丁（William Hinton）《中国震撼世界》的作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还有曾随美军观察团访问延安的前外交官谢伟思（John Service），以及“文革”初在北京工作、后移居阿尔巴尼亚的美国共产党人杰克·舒尔曼（Jack Shulman）等。
这一类访问的数量也较多，团组一般以夫妇、家庭为单位，这些美国友人过去都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很多人还通晓中文，在中国均有不少故友旧知。甚至有亲属就在中国长期生活，如韩丁的妹妹和妹夫寒春（Joan Hinton）、阳早（Sid Engst），自1949年后就定居中国；舒尔曼的儿子诺曼·舒尔曼（Norman Schulman），于1966年因拒绝参加越战而逃避兵役，辗转来到中国后一直生活至“文革”结束。因此，他们的来访目的，主要是走亲访友和故地重游，盘桓的时间相对也比较长。针对这一类访问，中方负责接待的部门，基本上以对外友协为主。
而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也依然会根据他们过去实际的在华经历和政治背景做微妙的区别，如前及韩丁、舒尔曼等，在新闻中就被称为“美国朋友”，而贝尔登、谢伟思等则是“美国友好人士”。当然在泛指的时候，通常都统称为“朋友”或“友人”。
第三种是专家学者类的访问者，主要为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等专业人士。钱德勒·戴维斯以及前文中的两位科学家—西格纳和高尔斯顿，就属于此类。此外，还有6月下旬入境参访的“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访华团一行15人，7月回国探亲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9月上旬与钱德勒恰好同在北京的地球物理学家罗伯特·柯（Robert Coe）， 以及9月下旬应中华医学会邀请来访的四位美国医生等。
不过，以上几组人中，部分又与前两类有交叉。如成立于1968年的“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成员以从事亚洲研究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为主，并持有反越战等较为激进的政治主张，该委员会在1971和1972年的两次访华，行程主要以一般的参观访问为主，在接待的形式上更接近于上述的第一种类型。杨振宁则因其华裔身份，相对更为特殊，其回国的名义主要是探亲，进而再延伸到科学、教育等专业领域，其在中国访问、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受重视的程度和之后所产生的影响，都要超过这一年中其他一般的美国访问者，对此已有其个人的详细回忆和诸多相关的研究论述，本文在此不另赘述。而罗伯特·柯则更接近于私人性质的探亲，因为他的父亲柯弗兰（Frank Coe），曾任职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时期因受到涉共调查，而于1958年来到中国生活，直至1980年在北京去世。
包括杨振宁在内，高尔斯顿和西格纳、钱德勒·戴维斯及四人医学代表团等，都有各自明确的专业研究领域。在他们的访问行程中，除了一般的参访和接待之外（杨振宁还包括部分私人的行程），更强调大学、科研院所和医院等机构，（除杨振宁外）中方负责接待的机构，基本为国家旅游局。
最后的第四种类型，可能最符合前述“右派”的界定，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官员和记者。官员方面，当然是指1971年基辛格的两次访华。而新闻记者的访华，最初是随一些代表团或以其他个人身份来访，如4月随美国等国乒乓球队一同来访的，便有多位美国记者。再如，在4月底抵京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切斯特·朗宁的访问中，同行的还有一个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小型摄制组，跟踪拍摄朗宁的行程，并一同深入其在湖北樊城的出生地，朗宁还有两个女儿随行，其中之一奥黛丽·朗宁·托平（Audrey Ronning Topping）是《纽约时报》《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和撰稿人，而她的丈夫西摩·托平（Seymour Topping）时任《纽约时报》助理总编辑兼香港记者站站长。切斯特·朗宁借与周恩来的私人关系，在欢迎宴会上向周恩来直接转达了《纽约时报》等报纸的美国记者希望来华采访的愿望，从而促成了西摩·托平等美国记者在5月正式应邀访华，并在中国各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采访和报道。
1971年6月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了《纽约时报》《每日新闻》和《华尔街日报》等三家美国媒体的记者。托平在回忆录里，以媒体人的敏锐观察这样写道：“在北京，总理同我们进行了‘友好会谈’的新闻，以一个六行字的板块，刊登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头版的底部。后来亨利·基辛格的访问，也被采取了同样的格式和位置。”看来，对待美国的“右派”们，中国官方当时的处理方式是基本一致的。而在美国方面，也注意到了这种民间往来中的“左右”不平衡，基辛格就曾向其助手指示说：在中美国际交往中必须避免“仅重视那些同情新左派的团体”，美国政府应向北京施加压力，也要向在政治上持中间路线的团体开放。
总的来说，不论是左是右，从1971年的春天开始，确实出现了中美之间突然变得频繁而密切的人员往来，隔阂已久的坚冰出现了消融的征兆。
三
在以上四种类型的诸多美国访客中，钱德勒·戴维斯相比而言，似乎略有一些不一样。在此前的职业生涯中，他同中国、中国共产党并无任何直接的交集，与中国的数学家们也没有个人的交往。1971年的访问，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中国之行。同时期的其他访问者们，或成团、或结伴、或夫妇同行、或举家相携、或故地重游、或访友探亲，而唯有钱德勒孤身一人踏进了这个陌生的国度。
钱德勒·戴维斯经越南而进入中国的行程，与最早来华的两位美国科学家西格纳和高尔斯顿的行程较为相似。5月10日，西格纳和高尔斯顿由河内飞抵南宁，在随后的两周里，先后访问了广州、北京和上海等地，走访了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及中国科学院位于北京和上海的多个研究所，对1949年后（尤其是“文革”以来）中国在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的情况做了近距离的观察。作为首批“破冰”的美国科学家，高尔斯顿和西格纳的访华在政治、外交以及科学领域的交流对话等方面均具有突破性的重要意义，也受到了两国高层的重视和媒体的广泛报道，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中，两国民间科技交流作为重要的外交工具，具有浓厚的政治意义。”
据曾任职中科院外事组并在“文革”期间多次参加相关来访接待和翻译工作的李明德回忆，西格纳和高尔斯顿的签证申请经由驻外使馆报送国内后，外交部即向中国科学院征询意见，“院领导认为可以接待这两位美国科学家访华，我们便将中科院的意见报告了外交部。经上报请示，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准后，外交部便给我驻法国和越南的大使馆发去指示，同意这两位美国科学家访越后访华，请他们在河内的中国大使馆领取来华签证”。5月19日，周恩来与中科院院长兼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人民大会党会见了两位美国科学家，给予他们最高规格的礼遇，也向外界传递了积极的政治信号。
在接待工作上，经周恩来亲自过问，北京大学教授、植物学家李正理因在美国留学期间与高尔斯顿旧识，被紧急从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召回，全程参加了对两位美国教授在北京期间的接待。2009年9月李正理去世后，北京大学官方发布的讣告中总结其生平指出：“在文革中首次有美国教授（其中一位是他在美国的同事）来华访问，周总理亲点他参加接待工作，他在接待工作中出色和圆满地完成了接待任务，从而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 西格纳和高尔斯顿在离开北京到达上海后，迎接他们的是另一位当年留美的老同学、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罗士韦，后者也全程陪同了他们在上海的参访行程。当时参加过对西格纳和高尔斯顿访问接待的科学家，还包括中山大学的昆虫学家蒲蛰龙、利翠英夫妇，中科院植物所和微生物所的植物学家林镕、魏江春等人。
相比之下，钱德勒在9月的访问则显得低调得多。就笔者经眼的史料而言，当时的新闻报道，国内仅有《人民日报》在9月6和11日对其抵京和离京发布的两条新华社消息，在此抄录如下：
《美国数学家钱德勒·戴维斯到京》
新华社四日讯 美国教授、数学家钱德勒·戴维斯三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在到北京之前，钱德勒·戴维斯访问了长沙、韶山等地。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三日晚举行欢迎宴会。出席宴会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科学工作者有杨公素、许忠敬、田方增、朱永行等。
《美国数学家钱德勒·戴维斯离京》
新华社十日讯 美国教授、数学家钱德勒·戴维斯结束了在北京的参观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去上海、广州等地访问，然后回国。有关方面负责人及科学工作者许忠敬、席振寰、田方增、朱永行等前往机场送行。
以上两条消息，均刊于版面底部不起眼的位置。版面上同时刊载的，还有其他一些访问接待的新闻报道。
不同于5月西格纳和高尔斯顿的访问成为众多西方媒体报道的热点新闻，有关钱德勒·戴维斯访华的消息，在当时国外媒体的报道也仅见加拿大多伦多《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的一则短讯。该报驻京记者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是“文革”期间少数常驻中国的西方新闻记者之一，他在北京对钱德勒进行了采访，撰文介绍了钱德勒在中国的主要行程，以及之前在北越的访问情况。以下为摘译的部分相关内容：
《不必担心，钱德勒·戴维斯在中国》
《环球邮报》记者约翰·伯恩斯北京报道—多伦多大学反越战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钱德勒·
戴维斯教授，在北越度过了近一个月后，目前正在中国的首都访问。他与数学家同行们进行了交流讨论，并参观了城市周边包括长城等地标景观。
在由河内至北京途中，他还访问了中国南方重要的贸易城市广州，以及毛泽东主席的故乡湖南省的省会长沙。
教授为美国公民，是应北越数学学会的邀请访问北越的……（略去文中有关在越南访问的部分内容）
教授计划于周五离开北京，在回国之前还将要访问上海。
在1971年7月中旬中美两国同时公布了基辛格秘密访华以及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后，双方在外交上最初的谨慎和试探渐释，国门甫开后的新鲜感略微褪去。如前一节中所及，1971年下半年后，来自美国的民间访问较之上半年更趋频繁，而它们在外交上投石问路的政治作用和媒体吸引眼球的新闻效应也比前期显著降低了。再加之钱德勒早年并无任何来华的经历，又仅一人成行，因而其访问的规格和影响都要稍低一些，且主要集中在数学的学术领域。也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已有的一些历史研究中对钱德勒的来访有所忽视，甚至在时间等一些细节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错误。
综合有关史料大致复原钱德勒·戴维斯的访华行程：他由河内至南宁入境；先至广州停留；然后到达长沙，并前往韶山参观；随后于9月3日乘机抵达北京；9月10日离京去上海；结束在上海的访问后，经广州由罗湖口岸出境前往香港。根据钱德勒的自述，其在华期间的学术访问和交流主要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包括中科院数学所、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直接见面会谈的中国数学家有：北京的华罗庚、吴文俊、田方增和关肇直；上海的苏步青、夏道行。
中美科学家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打开了之前尘封已久的国际学术交流的大门。中方在接待中，一般根据来访科学家的身份和专业背景，尽量满足他们个性化的参访要求，有针对性地设计访问行程，安排有相近学科背景的同行科学家参与接待和交流。这种极尽地主之谊的东方待客之道，即便在“文革”后期百废未兴的外事活动中也未见废怠。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外国访问者，对于这种较为开放和好客的态度几乎都有共同印象，例如以著名心脏医学权威保罗·达德利·怀特（Paul Dudley White）为首的四位美国医生访华团的成员E.格雷·戴蒙德在报告中写道：“我被要求列出特别感兴趣的领域，它们分别是医学教育、医疗卫生和针灸。我们的东道主们竭尽所能使我们访问这些地方……我得以参观了如下这些医疗机构，并且同医生们进行了大约30个小时的个人和集体的讨论。在戴蒙德所列的12家机构中，包括多家医院、医学院和研究所，以及工厂、学校的医务所，还有农村人民公社的医务所和赤脚医生等。而中方的接待阵容中，许多国内第一流的医学专家赫然在列，如吴阶平、朱宪彝、林巧稚、吴英恺、徐荫祥、黄家驷等。此外，虽然当时中国对于外国来访者仍然处于非常谨慎、甚至警惕的状态，但来访的外国科学家们还是获得了比较大的自由度，比如西格纳和高尔斯顿就指出：“在所有到访的城市，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地去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走访、观察和拍照，我们可以坦诚且单独地同会说英语的朋友进行交谈。”
除了在中美间数学交流中“破冰”的政治意义之外，钱德勒·戴维斯的来访及其所见所闻，对于在“文革”中饱受重创的中国数学学科和基础科学研究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回国之后，钱德勒又是如何讲述他在中国的见闻，如何向美国数学界和公众介绍中国的？
四
在“文革”开始后，正常的数学研究和教学即被中断，许多老一辈的数学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基础性的数学研究因此长期停滞。但随着外部国际环境的松动，中美民间往来和科技交流的重启，为国内的科学界略微带来了一丝春风化雨的效应。
在钱德勒访华中参加过接待和会谈的几位中国数学家都没有留下直接的文字记录，这给本文的研究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国内数学界仅有的记录见于王元的回忆，他曾在多处提及此次访问：“戴维斯（C. Davis）是第一个访问北京的美国数学家，他在‘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小礼堂作了一个泛函分析报告。报告会是华罗庚亲自主持的。”王元也在现场听了这场报告会，他还从数学家和亲历者的角度评论了访问的意义，“在‘文革’的当时，他们（包括戴维斯及之后陈省身等数学家）来访的意义还不在于数学本身，而在于数学所的研究人员包括‘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及‘清队’中被‘挖’出来的所谓‘现行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去听讲演了。这就是等于事实上‘解放’了他们。这些报告会的举行等于说传统搞数学的方法是正当的。在‘文革’中，甚至‘文革’前被‘左’倾路线批判过的东西都恢复名誉了”。
就这层意义来说，至少在表面上，戴维斯等国外数学家的来访及其所带来的国际数学界前沿信息，让不少受到政治运动冲击和影响的研究者们有了重返书桌和讲台的机会。正是在这一时期前后，华罗庚致力于在全国各地推广“双法”（优选法、统筹法）；吴文俊在参加工厂劳动中接触到了计算机的制造和应用，开始思考数学机械化的问题；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数学家们由日语集体翻译了马克思的《数学手稿》，苏步青也在下放江南造船厂的劳动中，进行了船体数学放样的工作。此外，随着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大批工农兵学员进入校园，部分学者得以重回讲台，一些服务于当时需要的大学教材也启动了编写工作。钱德勒在访问中，也观察到了这些积极的变化，例如在复旦大学数学系资料室，他就注意到了“丰富的藏书和最新的（国外）期刊，并且显然都得到了充分使用”。
但是，“文革”带来的破坏和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与中国数学家们的交流中，钱德勒对他们在“文革”中的个人遭遇也有所了解：“著名的微分几何学家苏步青是复旦大学首批遭到红卫兵批斗的主要目标之一；拓扑学家吴文俊个人也受到了攻击；而中科院数学所所长华罗庚，则是‘文革’开始后第一位向外国读者公开发表其自我批评的著名知识分子。” 此外，对于否定和放弃基础理论研究，完全服务于生产实践的做法，他也是深感怀疑的。
在另一篇文章中，钱德勒记录了访问复旦大学时参加的一场关于“知识分子改造”话题的谈话，除了苏步青、夏道行等数学家之外，参加会见的还包括复旦革委会的成员、青年教师、驻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代表以及新入校的工农兵大学生等。其中描述到苏步青的发言和神情，时隔半个世纪后读来仍不免令人唏嘘。他这样记录道：“苏教授假作不可思议地说：‘我过去常说，一个人只要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并完成了学位，就有权享有特殊的自由和更高的生活标准。’他甚至笑着说道：‘你知道我过去只想写能够发表的东西。如果我的方法不能解答问题，我就会不断修改假设，直到问题解决为止。’”钱德勒所看到的，类似于一次向外国访客开放的高校院系思想汇报或批判会，参会人员的组成体现了当年所谓“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的特征，而汇报思想、接受批判的正是苏步青等科学家，“没有受过数学训练的工人可以随意发表意见，特别是批评老科学家身上旧的精英意识；但同时，门外汉对于学者、年轻学者对于资深学者，仍是有一些尊重的”。
当然，由于时代原因，这类场合下的会谈和表态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及当事人的真实思想，类似的场景已然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的政治生态，也常常出现在同一时期的对外接待中。例如1971年4月底，随同美国等国家乒乓球队一起访华的外国记者们应邀前往清华大学访问，钱伟长作为科学家的代表被安排向外国记者介绍其个人接受思想改造的经历，他在发言中讲道：“以前我认为自己要做的，就是当好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并传经授道，但经过了再教育和自我批评以后，我现在认识到理论必须与生产相结合，必须走为人民服务、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以前我和学生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但现在我与他们相一致了，感觉像是一个新人。”这段话与前引苏步青的表态非常接近，也是“文革”中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
通过在中国的实地考察和亲身见闻，钱德勒·戴维斯将与外界隔绝已久的中国数学界的消息传递到了西方学界，也把一些中国数学家的口信带回给了他们在北美的旧同事和老朋友，进而开启了双方之间未来进一步交流的大门。在晚年回忆1971年的访华经历时，钱德勒谈道：“访问（越南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对我而言只不过是一知半解的认识而已。我试图通过演讲以及发表在数学期刊和《科学为人民》（Science for the People）杂志上的几篇文章把它讲清楚。我也有幸能与那里的数学家建立起长期的联系，许多人多年来一再见面。这些努力，可能小小地有助于提升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反战情绪。”因此，钱德勒访华在北美数学界产生的影响，可以分别从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来理解。
在政治上，中国的革命、意识形态、政治理念和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激进的社会运动和思潮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钱德勒·戴维斯、高尔斯顿等科学家在神秘的东方大门上所叩动的声音，在北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回响，“高尔斯顿回忆在回国后的一年里做了约近百场演讲，其‘作为科学家的生活被整整打断了一年’”。一些激进的学术团体，如“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科学为人民”“美国科学家联盟”（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另译为“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或协会”）等，接连组织代表团访华，同时也借机表达他们对西方政治体制的不满和抗议。可以说，革命的中国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社会模式，有时候他们的一些表现甚至更为激进。例如1972年首个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美，“科学为人民”的成员在芝加哥经过同美方安保人员的交涉后同中国代表团会面，即向中方质问：“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帝国主义，中国为什么要跟美国打交道，为什么要派代表团访美？”再如，高尔斯顿于1972年携妻女再次访华，主动要求放弃特殊待遇，前往北京城郊的卢沟桥公社生活了两个星期，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丝毫不以为苦。
美国政府也将科技交流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一项重要议程，科学家们在前期所展开的民间往来，为尼克松政府的对华外交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信息。“在正式的外交关系尚未建立的时候，首先开始的是非官方的交流，科学家们也发挥了‘外交官’的作用，并从行业精英的角度形成了对华的意见。在尼克松访华之前，约有十位美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访问了中国。截至1972年底，大约有近百位学者前往中国开展民间的人文交流，并带回了他们对科学和社会的观察。”在尼克松访华期间的一系列会谈中，两国政府同意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并承诺“提供便利”，此原则被正式写入了中美“上海公报”。
在数学方面，钱德勒有关中国的数学家、数学研究和大学教育的报告，使美国和西方数学界获得了有关中国数学的第一手信息，加强了他们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与中国数学界建立联系的愿望。钱德勒在多伦多大学数学系的同事斯蒂芬·萨拉夫当时正在撰写一部华罗庚的传记，钱德勒为他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1972年萨拉夫的《华罗庚传》c 发表时，中美间的数学交流也开始变得频繁而密切起来，有研究者根据《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对从1972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前国外数学家的访华情况做了统计（表1）。
表1 1972—1976年间《人民日报》报道的国外数学家访华情况
人员 | 国家/学科 | 访问时间 |
Thomas E. Cheatham Jr., Wesley A. Clark, Anatol Holt, Severo M. Ornstein, Alan J. Perlis, Herbert A. Simon | 美国/计算机科学 | 1972年7月 |
王浩、陈省身、林家翘、王宪钟 | 美国/数学 | 1972年7月 |
钟开莱 | 美国/数学 | 1972年夏 |
Donald C. Spencer, William Browder, Franklin P. Peterson | 美国/拓扑学 | 1973年4—5月 |
Nicolaas H. Kuiper | 法国/数学 | 1973年4—5月 |
Jacob T. Schwarz | 美国/计算机科学 | 1973年7月 |
林家翘 | 美国/应用数学 | 1973年10月 |
Dan Mostow | 美国/数学 | 1974年 |
王浩 | 美国/数学、计算机科学 | 1973年12月—1974年1月 |
陈省身 | 美国/数学 | 1974年9-10月 |
Louis Nurenburg | 美国/数学 | 1975年11月 |
林家翘 | 美国/应用数学 | 1976年4—5月 |
S. Maclane, J. Kohn, E. Brown, G. Carrier, W. Feit, J. Keller, V. Klee, H. Pollak, 伍鸿熙 | 美国/数学 | 1976年5月3—27日 |
André Weil | 美国/数学 | 1976年10月6—22日 |
可以看到，1972年后的中美数学交流，不论是访问的人数和规模，还是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均已远非1971年钱德勒·戴维斯的孤身“破冰”可比了，中美数学界均迫切希望打通国际学术交流的渠道。这一局面，终于在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真正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从1971年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中美两国之间正常的人文往来和学术交流在近几年来似乎又被人为地笼上了一层寒霜，这也令我们更加怀念和感激当年冲破铁幕、打通交流渠道的“破冰者”们。钱德勒·戴维斯在回国后，曾经总结道：“结束东方之行后，我所收获的不是解决我们自身问题的答案，而是对问题的新看法。”他所说，不正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真义吗？
另一位当年的科学家阿瑟·高尔斯顿，也有过深刻而前瞻的类似表述，在此摘录以作本文的结束语：“访问中国所提出的问题比它带给我的解答更多。它令我产生怀疑，在竞争激烈的西方所谓的‘人性’是否是人类唯一可能的发展路径。它重新唤醒了我年轻时的理想主义，并使我质疑我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玩世不恭……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和解，以及原先封闭的信息渠道的开放，应该会有助于缓解世界经历剧烈的过渡性震荡。总的来说，中国的成就让我深感欣慰。作为一个解决了严峻的贫困、饥饿、疾病和犯罪等问题的坚定而团结的民族，中国给世界带来的希望多过于威胁。”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夏季号，作者周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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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登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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