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余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具体化与早期美国全球史的时代之思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具体化与早期美国全球史的时代之思

摘要：20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指导下编纂了《世界通史》。差不多同时，西方学者也展开了全球史研究。二者志向类似但学理不同。苏联学者以社会的进步性发展观和世界历史的过程统一性观念来展开论述，呈现出经典的历史发展五阶段论模式，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欧中心论，但也有着历史简单化和经验绝对化的弊端。中国学者吴于廑吸纳全球史的有益成分，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基础上提出世界历史纵横发展理论，有待当今学者进一步完善。相比之下，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麦克尼尔吸纳社会科学成果，主动更新历史解释模式，以文明概念超越民族国家范畴，侧重文明之间的交流，同时存在对文明内部结构认知不足的问题。在历史比较的视野下可见，它们都是时代的需要和学术本身诉求的结果，但苏联模式僵化理解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全球史则把现象与本质混为一谈，都未能彻底打破西方中心论。随着碎片化时代的来临，二者也需要进一步的交流。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世界通史   全球史   统一性

全球史观，迄至今日已蔚为大观，并形成了一门新兴学科。若是我们视全球史为对整个世界历史的考察，则显然我们的时代并未享有垄断全球史这一史学新兴学科的专利。学者们认为无论是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还是中国的司马迁，“虽然都以本民族的历史为出发点，站在各自文化圈的中心来观察周边世界的历史，但他们对自己所知道的世界作了尽可能的描述”，这正是全球史观念的古老起源。全球史或世界历史的书写始终处于历史学议程中。不过，对于历史学科而言，任何全球史理论，都必须落实到具体世界历史书写中。以往诸多关乎世界历史的宏大叙事都陆续败退了，因为无法做到逻辑推演与历史事实的一一符合。比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我们现在可以在其中看到智慧的光芒，但却清楚地知道这并非严谨的世界历史实证研究。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为这一世界历史或全球史书写脉络中的一环，自然应有在其指导下编纂的世界历史著作，方可真正在历史学科领域产生影响力。然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自 19 世纪中期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而形成以来，在较长时间内都没有出现以之为指导的世界历史著作。但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当巴勒克拉夫在倡议全球史观的时候，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苏联默默耕耘，开始出现以之为指导编纂的苏联版《世界通史》，影响巨大。相应地，美国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麦克尼尔也差不多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启了全球史研究。是什么因素使得双方不约而同地展开全球史编纂，以及双方的异同及后续影响为何？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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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指导下的

世界历史编纂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密不可分，可以说是唯物史观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与发展。自 20 世纪初叶以来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简称“二战”）后的一系列世界格局的变化，都是其指导人们进行历史实践的必然结果。列宁在 20 世纪初，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必然的规律，“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从而充分把握时机，变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发动了十月革命。这不仅在现实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在理论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观点。随后斯大林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开启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体制时代。“二战”后，一系列民族国家独立，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昭示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巨大成功，这使得“现在这一代人亲眼看到，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各族人民和各国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在具体历史过程中阐明这些变化，是横亘在历史学家们面前的任务。特别是随着苏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建设的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也必然要进入学科建制内，指导具体的世界历史研究。由此，在唯物史观基础上，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编纂“旨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书籍中阐明人类从远古至现代所走路程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的任务，被提上了议程。

时代的变革既证明了论断，也提供了新的条件促进历史学科的发展。在苏联史家们看来，历史科学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尽管仍有不少问题尚未解决，但“已经可以从现代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来综合和概括最重要的历史科学的成就了”。而且考古学和历史研究技术的进步，促使人们对以往世界历史的发展了解得更深入，世界通史不再是以往那种普遍历史，而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编纂出来。进而，历史学科因其飞速进步带来知识的累积，使得任何个人都无法全面掌握所有知识，从而“苏联科学院各历史研究所和国内其他科学机关的同人，高等学校的教授和教师们”在共同的目标下集体编纂了这部著作，这也完全符合现代历史学科的集体性事业这一特点。

苏联版《世界通史》第 1 卷于 1955 年出版，至 1964 年出齐原定十卷本，此后续编至 1983 年出版的第 13 卷，张广智先生称其为“内容宏富与体大思精的通史之作”。它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具体化和实证化。

苏联科学院主编 :《世界通史》第 9 卷下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

从编纂思想来看，苏联学者首先明确表明了他们的世界历史基本思路，即“社会的前进发展和世界史过程统一性的观念”。应该说，以往西方普遍历史观念基本上是相信人类历史朝着进步的方向，呈阶段性发展，而在人类历史中一以贯之的主线不是神意就是理念。在历史学科诞生之后，这种普遍历史观基本上被抛弃了。苏联学者承认历史发展规律与社会进步，从而提出世界通史的结构是客观必然的，即我们通常所谓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他们看来，西方学者的问题就在于否定这个客观结构，因而会从主观视角出发寻找某个自己认可的结构。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说，世界历史作为一处视域，可以容纳多重视角，其内容也就应该具有多样性。因而没有客观统一性就无法真正全面把握整个人类历史，而只能是某某视角之下的世界帝国史、世界文化史或世界宗教史了。因此，必须遵循“用科学态度研究历史”，就要“将历史当作一个虽然十分复杂、十分矛盾，但终究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

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看，世界历史结构之辩证运动的主体是现实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从而确立了现实的人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苏联学者据此不再只把焦点放在那些有特权的少数人身上，而是重视群众或普通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而且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从来认为这现实的“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 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

由此，苏联史家在世界历史编纂中既确立了“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乃是物质财富的生产、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生产关系的发展”，又明确提出“社会规律完全通过活生生的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活动来实现......社会进步的过程在很大程度内是依靠积极参加历史运动的群众的人数，依靠他们的努力和主动性、自觉性和组织下为转移的”，从而使得世界历史呈现出一种辩证运动的迹象。

进而，现实的人构成各种人类共同体。以往历史研究以民族国家为对象，而现代历史学科“有一种企图，要以专讲个别超民族的‘文明’、讲孤立的‘文化集团’的世界主义的历史”，现在，他们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出发认为前者只是各民族国家的集合的历史，后者实际上无视各个实际民族共同体的特点及内部发展，最后会人为制造出所谓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东方与西方的对立，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由此，苏联学者在世界历史编纂中书写着人民群众，也书写着各种人类共同体，而没有完全排斥那些民族、国家。他们把这些基本单位都统一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社会形态思想基础上。

从社会形态演变出发，世界历史从原始社会直迄当下的演进过程，在这部《世界通史》中呈现为经典的历史发展五阶段论。他们说“统一的和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的基础，就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前后相承的更替：原始公社制、 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都是人类前进运动中的主要阶段，是人类进向更高一级即共产主义制度去的大路上的各个历史阶段；共产主义制度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从社会经济形态来划分人类历史进程，是当今时代对世界历史演进的基本论断，源自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述。

从这一注重经济基础的具体思想出发，苏联学者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这一历史分期确实并无新意，但因为更关注社会经济形态，正如张广智先生所言其“新意在于它在采用传统的沿用已久的历史分期法时，另一方面以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作为历史分期法的标准，尤其突出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在这种转变中的作用”，这一历史分期法就与西方的历史学科思路貌合神离了。而且，苏联学者并没有如后世那么僵化地理解五阶段，而是明确认可“它丝毫也不排除每个社会形态和世界史各个时期界限以内极其参差不齐的具体的社会发展方式和途径”。换言之，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同，从而社会发展有着各式各样的发展变型和类型，“住在地球上的各族人民，远不是在同时经过了基本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也并不是所有各族人民都经过所有阶段”，这实际上充分肯定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

但是，在具体阐述历史阶段发展时，苏联学者也受时代影响，认为“从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出现时候起，全部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强调人类普遍交往，恩格斯也以社会合力论来表明“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只谈论阶级斗争史显然把世界历史简单化和绝对化了。

从上述编纂理念来看，《世界通史》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学科建制内的最早成果，可以说提出了一整套实用的世界历史编纂理论，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历史框架体系。在具体世界历史编纂中，《世界通史》按其理念，从原始公社制开始，按五种社会形态演变，一直写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为古代、封建社会为中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为近代、社会主义社会为现代。原始社会是所有人类都经历的最长阶段，奴隶社会最早出现于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等地，封建社会首先产生于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则在西欧和北美首先兴起，俄国十月革命则被认为是现代的开端。这一体系被社会主义国家广泛采纳，影响深远，但正如学者洪认清所指出的，“按照这一治史模式，历史的大背景都必须按照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框架设计转换过程，史学家能起的作用是在已有的理论框架下作注释式的说明、堆砌罗列史料”。显然在实践中，丰富多彩的世界历史被模式化处理，容易造成削足适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从未要求以单一视角考察世界历史，这也表明在苏联世界通史体系之外，仍然有创新编纂的可能。

当然，《世界通史》以不少篇幅论述了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欧中心论。苏联学者自豪地认为“苏联历史科学一贯反对蔑视各弱小民族和殖民地民族历史的‘欧洲中心主义’，‘世界通史’在这方面也给了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以沉重的打击”。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等东方国家的历史都有所涉及，并且高度重视亚非拉地区人民的斗争。

但《世界通史》说“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道对各个国家来说过去和现在都只有一条，这就是为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的经验所确定的道路”，这就不仅把经验绝对化，而且彰显出一种俄罗斯中心论的思想。

也许苏联学者确实是这样认识的，全世界进步人士当时也有不少这样的想法，但当“《通史》不但没有揭穿沙皇政府的殖民主义，而且竭力为沙皇俄国的殖民扩张和侵略政策辩护”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此外，在具体编纂内容上，苏联人后来也认识到不少地方基本上是国别史的拼凑，从而“很难从中获得规律性和整体性的认识，世界体系的概念模糊不清。这样，世界史变成了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

苏联《世界通史》的得失，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与曲折过程的统一。它所提炼的具体编纂思想深深影响着我们。1962 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四卷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者的一个缩写本”。但随着世界格局的转换，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吴于廑提出了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观，展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又一种编纂样式。

吴于廑较早认识到苏联版《世界通史》的得失，并自 1959 年起就关注全球史观，寻求世界历史新思路。在他看来，“二战”后西方学术界兴起了重估世界历史的风尚，目标就是要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民族国家模式，巴勒克拉夫提出“重新定向”，不仅从当代世界历史事实出发推翻欧洲中心论，而且反对历史发展的单线进化论，但他“不可能完全脱去西方传统史学的窠臼”。对于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他也认为“其所持‘放眼世界，展示全球’以及‘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的观点，在我国从事世界史研究者中引起良好反应”。而苏联版《世界通史》，在他看来，“最大影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重视和应用”，但“关于历史如何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问题，在全书中不占主导地位，因而没有得到作为一个学科主题应当得到的全面和高度的重视”，而且因为在具体编纂工作中还没有完全摆脱欧洲中心论，其分期还是以欧洲历史为准。

在此基础上，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吴于廑界定了世界史的学科地位。他认为“世界史是宏观历史”，可比作“长卷的江山万里图”，绝对不是“把国别史、地区史以一定的结构汇编在一起就是世界史了”。因而“世界史是历史学科中一门有限定意义的分支学科，这门学科的探索目标在于世界由古及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的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

吴于廑反对把世界历史当作包罗万象的历史，这一定义在现代历史学科建制内赋予了世界历史独有的主题，即历史是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的。世界历史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世界全局的高度综合考察世界历史的演变。

吴于廑的这一思想，明确来自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使得世界各地因普遍交往而加强联系，“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正如他多次引述马克思的话，“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基于世界史的这一学科定位，在具体历史中这种转变必然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展开的，由此他提出了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纵向是按时间轴在“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是按地理来说“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这两类发展，都可以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寻找到渊源。特别是，这两类发展并非完全隔绝独立，而是互为条件的。“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横向发展与一定阶段的纵向发展相适应，就往往能促进和深化纵向发展”，而“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从而纵横两方面发展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统一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

在具体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吴于廑划分了两个世界。首先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在他看来，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从植物驯化开始形成农耕世界，从动物驯化开始出现游牧世界，这两个世界间有着各种交往和矛盾，除了和平交往之外，正如马克思所言“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有着三次大冲击。第一次“约从公元前二千年代的中叶开始，都经历了由北方来的以战车为武装的各个部族的入侵”。第二次从公元初前后开始，从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时期到阿拉伯帝国崛起。第三次则是 13 世纪，“这是最后一次，也是范围最广的冲击”，以蒙古人发动冲击为主。“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进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吴于廑的三次大冲击说，“准确地描述了农耕和游牧时代世界范围内地区间横向运动的情况，弥补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内提出的所有世界历史理论的不足”。其次，在 15、16 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兴起，工业世界冲击农耕世界，世界历史开始存在。在吴于廑看来，“15、16 世纪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工业世界从农耕世界中脱胎而出，开始世界性扩张。亚欧大陆农耕世界对西欧新兴工业世界的冲击所做的不同反应，“是近 200 年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一大主题”。当代，社会主义工业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着竞争与交流、较量与敌对，“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其自身的蜕变，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其自身的完善”，“这两大历史性变化一旦成为现实，整个世界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趋势：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将由此趋向收缩：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将由此趋向扩大。世界历史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也将由此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新的时代”。

吴于廑的世界历史编纂思想广受赞誉，“明显具有独创性，可惜他来不及将它付之于一部《世界史》”。因而，我们无法看到吴于廑先生亲自书写的世界历史，甚为遗憾。但是按照他的这一思路，20 世纪 90 年代编纂的《世界史》六卷本依然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著作，“但是迄今未能全面落实其理论，还需要未来进一步完善”。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此后，从 21 世纪起，随着西方的全球史研究深入影响中国学界，以及史学碎片化问题凸显，世界历史的编纂要求与全球史之间交流对话，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也需要进一步的深化、细化，中国的世界历史编纂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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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球史：斯塔夫里阿诺斯

与麦克尼尔

梳理全球史谱系，我们会看到这一时期在巴勒克拉夫之外，“在用全球史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具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是由历史学家单独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 L.S.斯塔夫里亚诺斯和 W.H. 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他们基本上都出现在美国，差不多在巴勒克拉夫倡导全球史的时候，已然脚踏实地展开了全球史研究，而且斯塔夫里 阿诺斯还明确打出了“全球史”的旗号。他们给全球史打上了美国烙印。

美国能够成为全球史的发祥地和大本营并非偶然。美国历史学长期以来都是在效仿欧洲，但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大批美国学生到德国去朝圣，带回的却只是以文献批判为中心的现代史学方法。兰克的观念论，一如欧陆实证史学的选择一样，也被美国史家们所拒斥。从一开始，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就认为“历史著述的科学性就在于它那客观地建立史实的方法”，他们没有历史包袱，无须经历一个反观念论的过程，就径直把历史限定在确定事实层面，以一种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态度看待历史学。而从研究对象上来说，美国史学也没有恪守兰克家法。早在 20 世纪初，鲁滨逊就开始倡言新史学，认为“从广义上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这样历史学研究对象也得到大幅扩展，人们再度回到一切过去事情皆为历史的古老信念，而非固执地限定在传统史学所界定的政治史范围内。不过，蓬勃发展的新史学也促成了历史研究对象与分支的碎片化。威廉 · 麦克尼尔后来说，新史学的结果“就是历史的研究流于琐碎，过于专门化，这些研究只有学术圈一小群专家感兴趣，大多数人对这类琐碎研究反应冷淡，毫无兴致”。这与巴勒克拉夫的判断一致，只不过对美国史学来说，新史学的反叛出现较早，问题也更早暴露出来。碎片化历史，对于寻求历史统一性的史家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因为历史若无细节，历史是不可想象的，历史若无整体结构，历史也是不可理解的”。

在这样一个充满实用主义精神的国家里，如果历史学的要点在于方法，那么显然只要是能达成确定事实的方法，原则上都是可以被用于历史研究的。而且要打破原有的史学范式，在新的历史观念指引下进行历史研究，也需要有新的方法。这潜在地给其他学科方法及其成果进入历史学埋下了伏笔。“现代美国史学的重要发展就是强调历史学和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统一性”，特别是在“二战”后，从 1945 到 1970 年间，社会科学成为“公众最注意和最寄予希望的科学”，“一系列真正理智性的进展”“标志着社会科学的时代已经到来”。大批社会科学家进入历史学领域，给历史学带来了新的气象，以定量和模型方法揭示了许多以往史学所未能看到的社会历史现象，冲击了原有学科规范，让人不禁感到历史只是一块研究领域，而非一个成熟学科。这迫使历史学家要维护学科地位，促进学科进步，就必须打破原有学科限制，变被动为主动地去吸纳其他学科的成果，进行跨学科研究。因而，如何综合那些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法，把这些看上去互不相关的其他学科零碎的成果整合到一起，成为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问题。

而在现实中，人们需要通过了解历史来了解自身。“二战”结束没多久，1947 年，美国一个教育委员会先知先觉地对杜鲁门总统说，“现代人需要感知世界史的范围，以便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看待他自己的文明”。“二战”后美国面临着国内社会转型与国际格局转换问题，也要求历史学能够满足其时代需要，更新历史解释模式。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其国内有着不同的种族与族群，随着美国大众社会的发展，“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意识和自主独立性”也日渐增强，多元社会成为当代美国的显著特征。“二战”后美国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正是这种多元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碰撞的表现。多元化不一定是碎片化，但没有统一性的多元化，很可能造成高度冲突，从而导致社会的解体，最终社会走向碎片化。但如何理解这种多元化，传统史学模式肯定是无力的，同化差异的“大熔炉”也早已宣告失败，而新史学家们刻画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却也总是支离破碎的，缺少统一性。而在国际舞台上，美国要担负起自诩的领导职责，就必须在全球视野上更好地认识自己，对全球范围的多样性有一个新的统一性理解思路。威廉 · 麦克尼尔曾感慨以往的历史模式中，“还有一道‘自由’的暗流存在，使所有的新论题和新观点都有了寄身之所”，但它实际上“既不能正确地解释欧洲近代史的整个发展，又不能符合现代历史的演进”，为此，历史学家需要“去寻求一种概括性的通论”。

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斯塔夫里阿诺斯率先以《全球通史》一书响应巴勒克拉夫的号召，系统总结了其对历史统一性的探究成果，让“全球史”一名为人熟知。早在 1952 年，他就在美国西北大学开设世界历史课程，讲授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历史。1964 年，他又撰写了《世界历史编纂中的全球视角》一文，倡导从全球视角把以往的历史知识组织起来，这颇为类似历史集体事业的最后总装工作，全球史首先被理解为一种历史编纂的方法与样式。《全球通史》作为其最著名的著作，自 1970 年出版以来，不断修订再版，其全球史思想集中体现于此书中。

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 1913-2004)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人类历史自始便具有一种不容忽视，必须承认的基本的统一性”。由之，“正如西方历史不是西方各国历史的总和，世界历史也不是世界各文明史的总和”。换言之，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世界历史有其自己的独有地位。全球史并不是机械地把相关零碎知识简单拼装在一起，而是有一条统一性的主线把它们串联起来。应该说，统一性也是以往史学所追求的目标，就此而言二者并无区别，但全球通史的特殊性在于它作为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他明确界定了世界历史的范围是全球而非欧洲一隅，以全人类而非某一特殊人类群体（比如欧洲白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而那种月球视角，更充分表明他要克服旧模式，不从某一群体中心视角，而是力求超越片面认识而能更客观地看待人类历史。

在具体构思上，超越民族国家范畴，他选择了“文明”概念。从宏观整体历史的角度来说，西欧哲学家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思辨的历史哲学，明确以文明为历史叙事的单元，对美国全球史的兴起有一定影响。但对于跨学科成为风气与需要的美国史学来说，历史叙事必须合乎实证研究，而这是思辨的历史哲学所不具备的。因而，斯塔夫里阿诺斯更多地引入人类学的文化与文明观念。他引述克莱德 · 克拉克洪的话，说“人类学为人类提供了一面巨大的镜子，使人类能看到自身无穷尽的变化”，并且在正文中多方引述弗朗茨 · 博厄斯的观点。克拉克洪是博厄斯的学生，博厄斯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及其弟子“严肃地质问是否‘进步’在事实上是普遍的或直线的”，从人类学立场批判了线性进步观，转而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内在地彼此不同的，它们应当被以它们自己的功过，而非通过与其他文化的比较来评估”。斯塔夫里阿诺斯接纳了这一观点，承认有不同文明，从而以人类学方法为历史编纂主干，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大量引入历史领域中，以求公正对待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历史。他综合人类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社会科学成果，在物理世界—生物世界的境遇中，描述人类世界的变迁，特别是人类的文化。他从人类学出发，认为“人类，只有人类能创造预定的环境，即今日所谓的文化”。不同文明创造的文化都是平等的，但具体如何叙述呢？从其统一性立场出发，显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在具体编纂中，斯塔夫里阿诺斯明确否定了“世界史当包罗一切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史”，而是把“研究重点应放在那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之上”。这样，全球史在实践中就关注那些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现象了，它只涉及人类历史中的某些方面。对于不同文明的统一性，他所发掘的是文明进化层面，他认为“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由之展开全球史叙事。而在人类历史上，欧亚大陆因其“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心脏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人类的历史也就是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的历史”。这样一来，欧亚大陆与非欧亚大陆的文明就不是平等的了。特别是，他以1500年划分人类历史，并在1500年之后强调西方文明的扩张，对于那种可接近性的相互影响讨论不足，因而他依然是以西方文明为标准尺度。

而在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本“全球史”巨著出版之前，1963 年，威廉 · 麦克尼尔刊行了他的《西方的兴起》，虽无“全球史”之名，但今天它被公认为全球史的奠基之作。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当代中国全球史学界的影响并没有麦克尼尔大。麦克尼尔在一开始，也没有如斯塔夫里阿诺斯那样，希望对全球历史进行阐发，而是集中于历史中西方的兴起这一主题现象进行描述。全球史对其而言，更多地是一种全球性视角，他的编纂实践也突破了全球史仅仅是历史编纂样式的设定，而凸显了全球史的那种全球性。

威廉 · 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 1917-2016）

从理论依据来说，跨学科依然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人类学同样是麦克尼尔的重要思想来源。麦克尼尔在大学时代进修过人类学课程，对人类学兴趣盎然。他认为人类学家提供的证据令人信服，“从陌生人那里借鉴并随之把新旧文化特征混合在一起，这似乎是普遍历史变迁的一个可能模式”。而文明就是不同文化模式的人群相互接触，从而调整改变原有文化，由之实现进步。凡是不同文化背景接触多的地方就是文明的中心。文明总是从中心向边缘传播。

据此，在《西方的兴起》中，他也以文明为基本历史单元，描绘了文明如何在相互影响中通过技术变革实现从点到面的扩散，西方的兴起是全球不同文明互相影响交流的产物。他认为人类历史经过中东统治时代、欧亚文化均势时代，才来到西方统治时代。最初，农业技术发明促成农耕文化，开创了两河流域的文明，并逐步向外传播，促成周边区域文明形成。随之，在公元前 500 到公元 1500 年间，中东、希腊、印度、中国这四个文明中心，相互影响，刺激技术进步与传播。此后，从 1500 年至今，西欧崛起改变世界格局，并在工业革命之后，以工业、科技带来的军事与经济优势，扩张到全世界。特别是“二战”后，西方文明强势影响世界各国，促成全球西方化，可以说“西方的兴起似乎今天依然没有到达其顶峰；甚至在更狭隘的政治意义上，也没有明显迹象表明西方统治时代已经结束”。

在《西方的兴起》这本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当面对着不同文明的相互交往时，麦克尼尔提出了新的“生存圈”概念，力图超越单一“文明”概念，更全面地描述人类历史，这一概念逐步成为其全球史思想的核心概念。在他看来，生存圈是比文明更大的单位，作为不同文明相互交流、影响的基础，是人类所处的地理环境，但也包括了文明及其周边区域、人群和他们之间的活动，正是有了生存圈才能够把各个文明视作一个整体。在他看来，人类不断发展，生存圈范围也不断扩大。在人类历史上，通过商贸与军事冲突，欧亚各文明联结起来，构成欧亚生存圈，并彻底改变了欧亚历史的面貌，而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扩张联结全球而形成全球生存圈，促成了全球人类文明发生根本改变。虽然麦克尼尔更多注意到了非欧洲地区的历史演化，但显然其言下之意是西方文明扩张乃历史最新阶段。此书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也是非常明显的，冲淡了全球史的旨趣。不过，他本人颇为乐观，相信技术的发展终将促成对一切偏见的超越。

在《西方的兴起》之后，麦克尼尔继续发展其“生存圈”概念。1962 年，蕾切尔 · 卡森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第一次将环境问题抛给普通民众。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也将污染与环保问题提上了日程。麦克尼尔的“生存圈”概念，广泛吸纳了相关学科成果，并从相互影响、交流、互动的角度，把环境纳入生存圈中并视之为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1976 年他出版了《瘟疫与人》，从人与环境的角度重构了人类历史。在麦克尼尔看来，在文明之间交流的同时，不同文明的自然环境也在相互影响，传染病就是典型表现，“疾病的历程揭示了人类事务中曾被忽视的一个维度”。从这一视角出发，他讨论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疾病传播事件，通过阐述传染病如何在人类历史上影响到文明兴衰成败，来探究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由之，综合考虑生存圈诸要素的相互影响，他给出了一种新的人类历史发展模式。他认为，在史前人类狩猎者与环境建立相对稳定的关系，上古时期农牧业兴起后文明社会受瘟疫影响，公元前 500 到公元 1200 年瘟疫随着欧亚生存圈联结影响诸帝国，公元 1200 到 1500 年蒙古人横穿欧亚大陆造成疾病平衡模式改变，公元 1500 到 1700 年新旧大陆疾病交融助力欧洲扩张，公元 1700 年至今近代医学实践影响人类生活全球化。他还引入生物学与生态学研究成果，提出了“微寄生”与“巨寄生”的概念，尝试以自然科学理论（特别是生物学寄生原理）来解释人类历史整体发展。微寄生是致病微生物，而巨寄生则是各种大型动物和族群或阶级，它们和人类宿主保持平衡，文明才能发展。这给全球史提供了新的思路，即以某一主题为焦点透视全球范围内的历史变化，并把自然环境纳入人类历史中，使得全球史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不同方面。他相信“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人类在自然平衡中不断变动的地位，应该构成我们诠释历史的组成部分”。

纵观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麦克尼尔等人在这一时期的全球史思想及实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全球史将历史研究的尺度从短时期的人类事件扩展到长时期的人类文明时，历史的主体也从以往的民族国家或个人转变为了人类。人类分为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人群创造了不同的文明。全球史，注重文明之间相互影响与交流，关注着人类群体的变化，就此而言，它确实是宏观的，不再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然而一部完整的历史必然要包含或者能够包含丰富的细节，群体与个体、宏观与微观对立统一，二者合而为一才构成真正的整体历史。全球史关注具有全球影响的运动，这就在客观上舍弃了许多文明内部本身仅限于自身的原生性变化，而且对于文明内部结构认知不足，这也违背了世界历史的初衷，把全球史变成了世界历史中只注重交往与互动层面的一部分。换言之，全球史只是表现了宏观整体历史的一部分，而非其全部。总之，美国发展的全球史宏观有余，整体 不足。

从他们援引的人类学等思想来说，由于不同文明地位平等，因而就没有所谓进步、落后之别，但全球史实践却设定了人类进步历程，那么他们所据以编纂历史的那种统一性，真的揭示了历史的本真面貌吗？传统史学以某种理念为统一性，全球史以某种现象为统一性。在理论上，这并没有表明其更为正确，因为评价标准不一。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巴勒克拉夫本人就对此提出异议，“这种研究方法与其他作者的方法相比虽然会更加客观一些，但是实际上非常明显，这依然是以西方为中心”。在全球史实践中，全球史家们都注意到公元 1500 年“在世界历史和欧洲史中都象征着现代的来临”，这固然可以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体现。在 1500 年之后，人类迎来文化互动的新阶段，即全球性文化，而它将超越并包容以往各种文化，从此人类历史分割为两部分。但这是西方文化的标准。当时人们悲哀地认为他们尚不能提出公认的全球史框架，从而可以把全球文明表述为一个整体。最终，巴勒克拉夫也只能根据全球史的实践判断它“是关心各个地方的人类所面临的不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反应”。

当然，无论如何，正是在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麦克尼尔等人的努力下，全球史作为宏观整体历史的新样式，日渐成长为学术中心与热点。在他们二人的身体力行之下，全球史迅速成长为一种宏观层面的历史认知视角，广泛应用于全球性历史现象研究。1981 年，麦克尼尔受邀赴伦敦在皇家历史学会年会上做《为世界历史辩护》的报告，正式宣告美国风格的全球史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

3

与世界历史时代同行

通过分析马克思世界理论指导下的世界历史编纂工作与美国全球史早期代表人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切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学术本身的诉求。“二战”后世界历史格局的转变，大量扩充的世界历史知识，使得原有的传统史学解释丧失其效力，在传统史学中表现得最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被抨击。进入新的世界历史时代后，全球普遍交往的加强加深使得人们比以往更需要从总体上把握我们所处的世界。新的世界历史时代需要有新的世界历史编纂，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重新理解我们的世界历史，都是当然之义。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新的世界历史也需要新的文化建设。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史，在现代历史学科内，都通过综合运用多学科成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双方都主张世界统一性。世界是统一的，即意味着世界是一个整体，而整体由部分组成。以往的传统史学认为部分汇合成为整体，从而世界历史就是地区史、国别史等的集合。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史都与国别史集合区分开来，世界历史不再是面面俱到的各部分的集合，而是一个超部分的整体，一言以蔽之，整体大于部分。由之，世界历史的基本研究单位就不再是英雄人物或民族国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社会形态为单位；全球史则以文明为单位。从而，在具体世界历史编纂中，前者把世界历史表现为社会形态的演进及扩张，后者则认为全球史是文明进化及交流。而且，最根本的，前者在世界历史现象之下，明确了物质资料生产这一世界统一性的关键，后者则以现象为本质，认为技术变革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动力所在。

在具体的世界历史编纂中，普遍交往是公认的世界历史现象。它们把编纂重心放在那些体现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事件上。双方都看到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吴于廑以三次大冲击宏观把握这类塑造世界历史面貌的重大事件，形成世界历史纵横发展理论；麦克尼尔则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把普遍交往拓展至包括环境在内的整个世界，从而提出“生存圈”概念。而且 1500 年，成为它们一致认可的关键年份，正是从此之后，世界历史时代开启，普遍交往加深，历史的世界性凸显。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从社会形态角度进行历史分期，全球史从文明进化角度进行历史分期，都以此年份为基准。

不过，我们也清晰地看到，双方在理念与实践中都产生了不少缺憾。世界历史的统一性，有着实质性内涵，但苏联模式僵化的理解，忽略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真正主线，即现实的人。全球史则把现象与本质混为一谈，从而遮蔽了世界历史的本真面貌，最终正如他们所期许的，成为一种全球史的视角。在具体的世界历史编纂中，无论是苏联还是西方，西方中心论思想都根深蒂固，虽然在理论上被打破了，但在现实中依然残存，这需要新的思路来根除。20 世纪 60—80 年代，美国全球史更多从《西方的兴起》出发，转而进行全球视角下的专题写作，跨文化交流成为主线，这是否能破除西方中心论呢？显然后续全球史的发展表明，这一目标仍未完全实现。而且，这种专题的全球史，关注文化交流，但对文化社会内部发展关注不足，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说是对世界历史之后横向发展的研究，而忽略了纵向发展。就此而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已经在世界历史编纂实践中催生出了吴于廑的世界历史纵横发展理论，有理由也有能力解决全球史的问题。

在马克思世界历史与全球史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实际上互有一定程度的交流。随着世界历史的进一步变化，双方也都需要进一步的创新。但是，如今世界历史/全球史也面临着更大的问题：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如何书写世界历史？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夏季号，作者余伟，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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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胡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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