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王娟：美国史学界关于卡尔 · 贝克尔史学的研究
美国史学界关于卡尔 · 贝克尔史学的研究
摘要：在西方史学史特别是美国史学史上，卡尔 · 贝克尔的史学思想具有重要地位。与国内学界相比，美国学界对贝克尔的研究更为丰富。美国史学家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贝克尔史学：第一，基于贝克尔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和学术语境，学者们阐明了贝克尔的治史取向；第二，基于贝克尔的“双重革命”解释和相对主义史学思想，学者们分析了贝克尔的研究转向；第三，基于贝克尔史学思想的演进逻辑，学者们论证了贝克尔史学的性质，同时在后现代语境下评述了贝克尔史学的价值。这些讨论与美国史学转型和社会变革密切相关。梳理美国学界关于贝克尔的既有研究，是国内学者在新的研究情境下进行学术对话、推动国内史学的反思与成长的前提。
关键词：卡尔 · 贝克尔 双重革命 历史相对主义
卡尔 · 贝克尔（Carl Becker，1873—1945）是20世纪美国著名史学家，曾任康奈尔大学教授、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主席和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贝克尔不仅在实证研究中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为美国早期史与当代史带来了难得的洞见，而且，他还系统阐述了相对主义史学思想，为史学理论向后现代主义的演进提供了一个醒目的路标。贝克尔一共出版了 15 本书，发表了大约 75 篇论文和近 200 篇关于历史与时事的书评。这些著述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其一是他秉持科学主义史学治史原则，对建国的具体事件及其意义的研究；其二是他对史学理论的思考，此类著述较为分散，影响最为深远；其三是他讨论美国的自由与民主问题的著述，也是其以言行事、以学术著作参与社会实践的集中体现。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卡尔 · 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观点在中国知识界流行开来，国内学者对贝克尔的介绍和研究逐渐展开。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内学者对贝克尔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他的史学理论方面，偏向于通过贝克尔的个别著述来分析其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然而，贝克尔不仅研究了历史相对主义，他还从政治史视角审视了美国革命的意义，从现实角度探讨了进步与权力、自由与责任、民主的未来等具体问题。国内学界鲜有涉及贝克尔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对他的史学理论研究也尚待深入，因而难以真正理解贝克尔的理论关怀和思想进路。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贝克尔本身并非一个理论研究者，他从特定时代的具体问题展开历史思考，他的理论从萌发到深化经历了相对漫长的过程，散见于各个时期的著述之中。二是自 1978 年起步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仍然存在选题比较宏大，分析不够深入的问题，“主要基于常识智慧在传统历史叙事基础上作经验式的解释和总结”，实际运用新方法从事专题研究的还比较少。
相对而言，美国学者对贝克尔的研究更为丰富。首先，在美国保守主义力量兴起的社会背景与美国历史哲学的发展脉络中，学者们分析了贝克尔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和学术语境，考察了贝克尔史学实践的背后意图。其次，围绕贝克尔的具体著作，学者们剖析了贝克尔的“双重革命”（Dual- Revolution）解释与相对主义史学思想，解释了贝克尔史学研究从客观主义到历史相对主义的转变。最后，随着美国学界对相对主义的批判，学者们基于贝克尔史学思想的嬗变过程，论证其史学性质。同时，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渗入史学领域，学者们审视了贝克尔的学术成就，尤其是与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跨国转向的联系。不过，美国学界对贝克尔史学的认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学者们都是从各自兴趣及现实环境出发，选择与之相符的材料来解读贝克尔史学。虽然不能呈现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形象，但确实是我们了解贝克尔史学的重要起点。在当前这个社交媒体传播渐成趋势、历史学专业地位备受质疑的时代，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历史学家的自由与责任，剖析贝克尔史学思想的实质。因此，对美国学界关于贝克尔史学的既有研究进行梳理，是国内学界在新的理论视域和现实关照中再次解读贝克尔史学的首要任务。
一、自由主义者或相对主义者——贝克尔的治史取向
美国学界对贝克尔治史取向问题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直接原因是贝克尔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两部颇具争议的作品。一部是1931年出版的《近代史》（Modern History）一书，另一部是同年发表的主席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前者描写了一些共产主义的内容，后者诘问了客观主义史学的基本信条。这些内容之所以引发讨论，与当时经济危机、反共产主义等社会和政治语境，以及反思科学主义史学的学术语境相关。美国学界对贝克尔治史取向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观点强调贝克尔的自由主义立场，认为贝克尔的史学思想是知识分子的自由思考，是其以学术著作参与社会实践、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另一类观点强调贝克尔的相对主义观念，认为贝克尔的史学思想是对科学主义史学的批判，是他在实践客观主义原则的过程中，发现和抨击科学主义史学的缺陷，萌发并深化对历史知识问题的哲学思考。
1931 年，贝克尔在《近代史》一书中引用了一些马克思的话，写作了部分涉及列宁和俄国革命的内容，借此挖掘美国自由与民主的问题。这使得他被视为共产主义者，被指控赞成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学说，向往苏联的政治体制。《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月刊》（American Legion Monthly）将贝克尔的名字与查尔斯 · A · 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和戴维 · 马齐（David Muzzey）放在一起，声称他们都犯了叛国罪。华盛顿特区公民协会联合会（Federation of Citizens Associations）向教育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指责《近代史》一书作为公立学校的教科书却存在向学生传播共产主义的倾向。委员会要求将《近代史》中带有冒犯性的内容删去，否则取消该书的教科书资格。这一要求虽然没有得到华盛顿教育委员会和高中教师的支持，但并不意味着贝克尔面临的困局破解了。如果对贝克尔的指控不能被遏制在华盛顿地区的话，它将蔓延到全国各地的学校。为应对这一情况，贝克尔的弟子路易斯 · M · 哈克率先指出，贝克尔作为一个真诚的自由主义者，他既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忧虑当下美国的自由主义。《近代史》一书既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真诚性，又展示了专业历史学家的独立性。紧接着，贝克尔的学生和朋友纷纷发声，强调贝克尔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眼中，贝克尔的所有作品都来自他个人的思考与经验，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教授的自由与责任的产物，是大众了解自身所做的事情和希望做的事情的媒介。
由此，贝克尔的自由主义立场开始成为学界分析其治史取向的一个重要角度。学者开始分析贝克尔治史的背后意图，如伯纳德 · 贝林指出，贝克尔坚信历史学教授的工作是在精神国度中进行一场伟大的冒险，捍卫民主正是其中的一场豪赌，因而他将自己的公众角色看成“是在理想破灭的现代生活中寻找美国自由主义的遗迹”的学者。一方面，贝克尔对比了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称它们都是“有用的社会神话”。他愿意承认这几种意识形态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同，但也仅此而已。因为他一直深信“只有最自由地发挥人类理性，才能建立一个较为公平公正的社会”，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是“任何批评都不能严重损害的真理”。另一方面，贝克尔以民主理想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论证了美国自由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美国民众一直追求的言论自由、经济安全和世界和平，在现有体制下不能获得保障。而改革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美国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某些变化，不仅是当代社会需要的，而且是历史上多次经历的。”不过，就美国当前的现实而言，这些变革必须在没有独裁和革命的暴力，或放弃当前的自由的情况下进行。
学者们认为贝克尔这种立场与彼时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他们发现贝克尔对美国民主实验的关注，与当时美国面临的新极权主义威胁有关。伯利 · 泰勒 · 威尔金斯指出，当时美国社会面临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挑战，他们用相对主义思想包装的虚假政治宣传和激进政治活动，使贝克尔想起了帕斯卡的判断，即思想造就了人的全部尊严。库欣 · 斯特劳特也提到，当时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既因相对主义的影响而动摇了理论基础，又因对自由与平等的渴望而处于两难境地（它不能在避免出现不平等的情况下选择自由，也无法在不牺牲自由的情况下选择平等）。随着新威权体制获得权力，贝克尔不得不努力强调，相对的真理在某种意义上也能区分和减少错误，继而恢复民众对自由主义的信心。他声称，虽然民主的理想在美国并没有完全实现，但加强对经济企业的监管，实现财产和机会平等正在成为民众共识。
与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立足于贝克尔史学思想兴起的学术背景，将贝克尔的历史相对主义视为历史斗争的武器，构建起相对主义史学何以在美国产生的史学语境。“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美国，历史研究最好的模式是兰克的‘科学准确性’，也就是基于对具体证据的直接观察以及对这些证据的归纳推理。”在这一学术背景中成长起来的贝克尔自然赓续了科学主义史学的治史原则，潜心于在档案中爬梳那些让事实说话的历史细节。在弗雷德里克 · 杰克逊 · 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查尔斯 · 霍墨 · 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H · L · 奥斯古德（H. L. Osgood）、威廉 · E. 多德（William E. Dodd）等人的影响下，贝克尔写作了《1760—1776年纽约政党史》。它被看成“客观主义的第一次胜利”。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贝克尔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既不是政党史，也不是委员会、公众集会、大会等具体政治机构的历史，而是幕后力量如何通过这些机构发挥作用进而影响历史走向。换句话说，吸引他注意力的并不是错综复杂的政治或权力问题，不是公众争议，也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运作的方式”。然而，“科学主义史学要求的史料考据、复杂情况的详细再现、严密的叙述等程序又太呆板、太局限”，“包含着反对思想史研究的敌意”，“限制了贝克尔敏锐洞察力的发挥”。可以说，贝克尔之所以从客观主义史学转向历 史相对主义史学，一方面是因为真正令他感兴趣的并不是历史现象，而是历史学家头脑中正在起作用的副现象（epiphenomena）。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发现了科学主义史学的瑜中之瑕：一是历史书写中经意或不经意的价值观植入；二是基于枯燥考据写作的历史作品无人翻阅，对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用。
关于贝克尔对科学主义史学的批驳，学界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否定历史学的绝对客观。学者们普遍提到，在贝克尔眼里，兰克及其追随者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们相信历史事实就好比倒下的石块，可以重建起来，而且一旦按照它们原来的顺序精确地排列起来，就能拼出一个前因后果明晰的事件来。这种认知使他们对史学客观性产生了错误的理解，甚至还为他们那些满是价值判断（顺势而为或习焉不察）的文章而自豪。基于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历史书写的主体性，学者们将贝克尔对超然态度的批驳概括为重视舆论氛围（Climate of Opinion）的影响，关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的个人因素，强调叙述技巧的重要性等要点。部分学者还提到，贝克尔担心对客观性的滥用或许会导致一种有害的学说，即成功是合法性的唯一证据。贝克尔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历史学家在德意志民族认同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认为以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家利用手中的笔，巧妙地把“美德将与权力相结合的学说”转变为“行使权力是维持美德的充要条件”。这给 德国人民一种感觉，即历史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他们的威权主义是美德的回报。然而，战后大批历史著作和回忆录都在批判德国历史学家的书写，指责“它使某些在伦理上被否决的行为，凭借一种秘密的身份认同在实践中获得合理性”。
其二是历史研究的实用价值。学者们一般将贝克尔对历史研究的主观性的论述作为其追求史学实用性的出发点。他们指出，在贝克尔看来，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有很大区别的。它们的研究兴趣和价值追求是不同的。自然科学关注的是可重复的、抽象的事物，其价值在于它能预测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什么，而历史学关注的是过去事件的特殊性，其价值在于延伸大众的记忆，引导大众的行为。“与其说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世界，不如说它是人类以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世界。”如果像科学主义史学家那样等待事实自己说话，那么他将一直等待下去，因为事实永远不会自己说话。因而，学者们将贝克尔对历史学价值的探索看成他追求史学实用性的原因。贝克尔深信，历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是生活的导师。历史学家之所以对人类过去的活动感兴趣，并非将其本身视为一种必须理解的事物，而是将其当作一种“在未来是可取的或可避免的”目标。历史学家必须对人类的“欲望、目的和抱负”感兴趣，而且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把它们视为重要的东西”，如此才能“为了现在”准确地“理解过去”。学者们还归纳了贝克尔关于如何实现史学实用性的表述。在他看来，历史学家的作用不是重复过去，而是利用过去，纠正和合理化普通人对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神话改编。在他看来，历史研究必须适应普通人的需要，静止在未被翻阅的书籍中的历史是无用的。历史学家必 须在人类的弱点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诚实和聪明，顺应和引导普通人的趣味。
事实上，关于贝克尔治史取向的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因为正是出于真诚的学术追求，贝克尔才发现了历史研究中的主观因素，也正是因为发现了历史研究中无法避免的主观性，贝克尔才建构了历史学家与普通人的互动关系，进而强调历史研究的实用价值。不过，我们并不能将贝克尔直接归属于“相对主义者”。在美国学界，没有一位专业史学家将“相对主义”视为一种方法，或者将其视作对客观主义的否定之外的任何东西。贝克尔自己也曾说：
如果相对主义的意义不止于此——如果它意味着一个相当大的知识体系，一个不断增长的知识体系，在客观上是无法确定的；如果它意味着否定曼德尔鲍姆关于“客观历史知识的理想至少可以部分实现”的陈述，那么我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
当历史学家被简单地归类为客观主义者或相对主义者时，许多中间立场要么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要么被看成是一种妥协。
二、从“客观主义”到“相对主义”——贝克尔的研究转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史学界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学者们关注的重心问题从阶级冲突转向文化共识，以贝克尔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史学家的社会冲突论倍受攻击。同时，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批判者声称贝克尔的相对主义史学使纳粹德国和苏联的历史实践合法化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贝克尔的学者立足于他的著作本身，分析他的历史解释与时代关怀，为他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行为辩护。
1.
贝克尔的“双重革命”解释
进步主义历史观将美国的历史视为“人民”与“利益集团”之间的长期斗争史。最能反映这一观点的著作莫过于贝克尔的《1760—1776 年纽约政党史》和比尔德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其中，贝克尔断言，美国革命的情绪是由对阶级的不满和对平等的渴望所激发的，而非由对英国统治的担忧。因此，他把美国革命解释为两场运动的结果，一是争取自治和独立的斗争，一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他认为，在这两场运动中，后者是最基本的，它开始于自治斗争之前，直到独立后才完成。在他看来，到 1760 年，边疆生活的状况已经大大打破了阶级之间的差别，地方自治的竞争加速了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分合。保守的地主和商人试图维护他们的政治特权，打压没有公民权的激进群众，同时呼吁群众支持反对英国，结果是民主情感和理想的加强。对此，有学者评价道 :“这项研究是对长期以来因分裂的公共事务而闻名的殖民地政治的重建。在对阶级关系逐渐关注的趋势下，它很快成为经典，并对美国革命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多数关于美国革命的研究者都将贝克尔视为“双重革命”论点的创始人，比如埃德蒙 · S · 摩根、乔治 · 阿坦 · 比利亚斯、埃斯蒙德 · 赖特和约翰 · 海厄姆等。还有一些学者断言关于美国殖民地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学术争论起源于贝克尔，如伯纳德 · 梅森、理查德 · 马克斯韦 · 布朗和唐 · E · 法瑞贝契。另外，像梅里尔 · 詹森、杰克 · P · 格林和米尔顿 · M · 克莱因等人，他们除了将贝克尔视为双重革命解释的代表人物之外，还提到了查尔斯 · H · 林肯（Charles H. Lincoln），但对林肯的着墨相对较少。罗伯特 · 高夫则就此撰文，分析了查尔斯 · H · 林肯在《1760—1776年宾夕法尼亚的革命运动》（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Pennsylvania, 1760—1776，1901）中呈现的双重革命解释，重点强调早在贝克尔发表《1760—1776年纽约政党史》的六年前，林肯就已经提出了这种解释思路。至于贝克尔是否受到林肯影响，还没有材料可以直接证明。
实际上除林肯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在贝克尔之前，论述了发生在其他地区或时期的阶级冲突和两次革命，如约翰 · 范内斯 · 耶茨（John Van Ness Yates）、亨利 · 道森（Henry Dawson）、艾伦 · 史密斯（J. Allen Smith）、赫伯特 · 弗里登瓦尔德（Herbert Friedenwald）等。但是这些著作在学界产生的影响较小，很少引起学者关注。那为什么贝克尔的著作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
第一，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现实打破了早先的革命解释。在贝克尔提出“双重革命”之前，主流的革命解释是种族主义史学的英雄美德和浪漫主义史学的乐观解释。史学家们坚信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上帝的选民，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世界典范，美国必将引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走向民主自由。到 19、20 世纪之交的大转折时代，美国社会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如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不平等加深，阶级对抗愈演愈烈，政府沦为少数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工具，城市问题及移民问题表现突出等。早期的乐观假设、民族团结意识、持续的进步观念，在严重的社会混乱和贫富差距中被粉碎了。经济困境、种族混杂以及新的、具有威胁性的政治形势无法再用信仰或浪漫主义术语来解释。第二，贝克尔的革命解释应和了 19、20 世纪之交出现的进步主义历史观。它展现了那个史学流派的大多数假设：强调冲突是美国民主发展的基本主题，主张意识形态服从于经济和社会进程，同时跳出对具体机构的演变历程的研究，转向探索发生变化的动因。这一解释开创了美国革命史学解释的新路径—— “人民的革命”和“革命的激进主义”。它为美国历史学家提供了更多了解过去的钥匙，开创了对动机、性格与行为的相关性研究，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在这种视角下，历史学家们发现美国革命远比他们以前想象的更加微妙、复杂和混乱。第三，特纳和其他史学家对贝克尔命题的推崇。双重革命解释很对特纳的胃口。这位美国历史协会 1910 年的主席，在看了他学生的博士论文初稿后说，“我非常喜欢你的论文”。在给范 · 泰恩（Van Tyne）的信中更是写道，这部作品“体现了一种细腻的良知，这得益于奥斯古德的指导，使贝克尔成功地战胜了他的文学倾向”。在贝克尔的博士论文出版一年后，他的革命解释被特纳纳入了自己的论文：“在几乎每个殖民地都有双重革命，一是争取独立，一是推翻贵族统治。”除此之外，双重革命理论之所以被广泛接受，还因为它得到了老阿瑟 · 施莱辛格、J · 富兰克林 · 詹姆森、查尔斯 · A · 比尔德、梅里尔 · 詹森、路易斯 · M. 哈克、塞缪尔 · E. 莫里森和亨利 · 斯蒂尔 · 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等人的支持，这些学术大家先后在自己的作品中扩展和深化了这种解释。
对贝克尔的双重革命解释的攻击开始于从它第一次被提出的时候，到 20 世纪 50 年代达到峰值。在这个过程中，历史解释的指针逐渐从进步学派的冲突解释走向共识崇拜。早期对双重革命解释的批判主要着眼于《1770—1776 年纽约政党史》的具体内容，认为贝克尔“低估了殖民地政治进程的持续活力”，夸大了阶级差异和民主动乱的重要性。学者们质疑用选举权和投票权的“事实”能否解释阶级冲突的存在，能否展现阶级冲突在一定时期内的动态变化过程。另外，学者怀疑纽约革命的特征是否就是整个殖民地革命的特征？ “如果以纽约殖民地的革命为标准，美国革命并不像贝克尔所宣称的那样是一场为选举权而进行的社会阶层斗争，而是一场地方自治的斗争。”这种模糊性在贝克尔论述美国革命的其他著作中也有体现。在不同的作品中，他时而认为革命的两个组成部分“差不多同样重要”，时而又说内部革命是“根本的”。到后期，对双重革命解释的批评基本遵循了攻击冲突解释的一般路线，即跳出尖锐的阶级或意识形态对立，强调美国历史上的中间派或美国生活中的其他要素（宗教的、民族的、种族的、社会的），批判过去那种过于简单化的、夸大的和不真实的两极看法。比如伯纳德 · 贝林就曾指出，在纽约或其他任何一个殖民地，都不存在由“阶级意识”统一起来的“商人阶级”。贝克尔所谓的商人的特征，并不足以涵括殖民地商人的复杂性。他们在出身、生活方式、政治利益上的分歧，使得他们对英国政策的反应也大有不同。
贝克尔的双重革命解释点燃了重新理解革命运动的火种，但他很快就将研究兴趣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再也没有回到这些早期研究主题上来。
2.
贝克尔的历史相对主义
严格说来，“历史相对主义”并不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它也并非贝克尔独创的理论体系。从时代背景来看，贝克尔的相对主义史学萌发于美国进步主义改革高潮时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逐步深化，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伴生。从思想脉络上看，贝克尔的相对主义史学出现在欧洲历史主义危机、美国新史学涌现的时刻，与克罗齐、特纳、詹姆斯· 哈维· 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等人的史学思想，华纳 · 费特（Warner Fite）、威廉 · 詹姆斯（William James）、约翰 · 杜威（John Dewey）等人的实用主义，威廉 · 格雷厄姆 · 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阿瑟· 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伯特兰 · 罗素（Bertrand Russell）等人的社会思想，汉斯 · 费英格（Hans Vaihinger）、阿尔弗雷德 · 诺思 ·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哲学思想，以及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都有一定的理论关联。贝克尔说，他理解的“相对主义不过是旧观点总是被新观点所取代”，或者说，“历史学家所包含或忽略的事实，以及他们所强调的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就此而言，对贝克尔历史相对主义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其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来源，二是研究其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内涵。
关于贝克尔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来源，学界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重视威廉 · 詹姆斯和约翰 ·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二是关注以克罗齐为代表的历史主义思想的作用;三是重视约翰 · W. 伯吉斯（John W. Burgess）、特纳、鲁滨逊、比尔德等师友的陶染。其中利奥 · 格什伊、乔治 · H. 萨宾等人，将贝克尔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看成是从实用主义哲学中发展出来的独立概念，威廉 · 詹姆斯和约翰 · 杜威是这种哲学观点的代表人物。实用主义哲学认为思维、目标与行为交织在一起，它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时代的哲学甚至科学，会被那个时代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所影响。这一思路被贝克尔用来解释为什么历史学家需要分析当时的舆论氛围，为什么历史学家的书写必须以他所处时代的价值观为基础。另外，贝克尔还借鉴了詹姆斯的理解，将那个由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目标结合而创造的现在，命名为“似现在”（specious present），借此论证历史学家的职责。不过，切斯特 · 麦克阿瑟 · 德斯特勒很快就驳斥了这些见解。在他看来，贝克尔的相对主义灵感和思想基础来自欧洲大陆，而克罗齐的思想即便不是原动力，也至少是主要动力。他认为，贝克尔在《超然与历史书写》中提出的观点，复制了克罗齐在《美学》（Aesthetic，意大利语原版 1902 年出版，由道格拉斯 · 安斯利【Douglas Ainslie】翻译的英译版1909年出版）中提出的史学理论。德斯特勒还认为，恩斯特 · 卡西尔（Ernst Cassirer）、卡尔 · 豪斯（Karl Heussi）、 宾· 乔治· 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以及J. B. 布莱克（J. B. Black）等人的思想也启发了贝克尔。
针对这一观点，戴维 · W. 诺布尔、伯利 · 泰勒 · 威尔金斯、库欣 · 斯特劳特和海登 · 怀特（Hayden White）都有不同看法。其中，诺布尔认为贝克尔的相对主义并非来自欧洲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而是借鉴了比尔德两种历史（“作为现实的历史”和“作为知识的历史”）的概念的结果。威尔金斯和斯特劳特强调了特纳和伯吉斯思想中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和“现 在主义”（presentism），以及鲁滨逊思想中的实用主义对贝克尔的影响。海登 · 怀特则坚称直到 1922 年贝克尔才第一次接触到克罗齐的著作（《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之后，贝克尔折服于克罗齐的见解，花了数周时间研读克罗齐的其他作品，包括《美学》、《逻辑》（Logic）、《实践哲学》（Philosophy of the Practical）、《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东西与活东西》（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of Hegel’s Philosophy）。怀特认为，如果要寻找贝克尔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来源，还是应该到其授业恩师特纳、鲁滨逊那里去找。然而，一个人的思想可能有多种来源，其形成过程中交互的个人思考、学术语境和现实需要等内外因素均不可忽视。具体到贝克尔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生成，应是他的成长经历、阅读积累等内在因素，与学术师承、学界思潮，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等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于贝克尔相对主义史学的内涵，学者们主要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学界一般将历史研究者的局限性作为贝克尔相对主义理论的起点。如夏洛特 · 沃特金斯 · 史密斯指出，贝克尔不相信历史学家能够把握过去事实的全部或得到绝对的真理。他的相对主义不是英格兰社会主义（Ingsoc）的纯粹反智主义，也不是鲁滨逊或比尔德的新史学，而是一种温和的哲学，类似于小奥利弗·温德尔 · 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大法官的“我的局限性体系”（the system of my limitations）。斯特劳特延续了这种“局限性体系”的理解，指出贝克尔对历史学家局限性的论述，建立在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和不断更新的解决方法的基础之上。即是说，人类对自己的认识以及获取知识的技巧是持续增长的，而在一定时期内历史学家对自己所研究问题的知识积累却是有限的。此外，历史学家对事实的选择与关系建构，既取决于当时流行的科学概念，又取决于历史学家的先入之见和价值判断，而这些都是彼时社会力量的历史产物。
其二是历史事实的主体性。学界将贝克尔对“历史”及“历史事实”的阐释作为其相对主义理论的重要部分。大多数学者都认同贝克尔的“两种历史”概念，赞成他对“曾经一次性发生过的真实的事件系列”与“我们推断并记住的观念系列”的区分。威尔金斯更是将其扩展成“四种历史”：过去发生的历史;普通人记住的历史；反映了历史学家努力提高普通人的记忆的历史；历史学家以普通人喜欢的方式书写的，且最终被证明是可接受的、有用的历史。不过，佩雷斯 · 扎戈林并不认同这种区分，他坚信只有我们眼前的证据所展现的这一种历史。他还抨击了贝克尔将历史定义为“对说过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忆”的做法。在他看来，把历史描述为记忆是错误的，因为记忆本身是不加批判和反思的，而历史学家有反思历史证据的责任，唯有反思可使他得出结论。利奥 · 格什伊立马就驳斥了扎戈林的解读。格什伊认为，扎格林不承认有两种历史，是因为他忽略了贝克尔所说的“在所有过去的时间里”这一限定。格什伊还强调，贝克尔并没有用“记忆”一词来排除或贬低知识形成过程中的反思阶段。他所使用的“记忆”一词，是对收集证据、整理证据和提出解释这一整个过程的一种简写。进而，从贝克尔对历史事实的选择、重建与解释等角度，学者们归纳了他对历史研究的绝对“超然”的否定，主要分为六个方面。第一，历史学家不可能收集到与任何历史事件相关的所有事实。第二，对历史事实的选择与研究者相关，他们是基于“某种理念、计划或核心价值”进行选择。第三，对选定事实的组织或解释不是由事实本身指明的，而是由历史学家基于证据和推论做出的。第四，历史事实的重要性不由事实本身来衡量，它们必须以某种价值标准来判断。这种价值标准来自构成道德修养、社会思潮和现实需要的观念。第五，无论我们多么确定历史的“事实”以及我们对它的解读，在人类未来的过程中它们都将受到历史演变的影响，“随着知识的增加或修正而变化”。第六，三维的真相（three dimensional truth）不是可以用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东西，也不是可以确切得到的东西。对事实的平面化陈述，即使字面上是真实的，也可能会向读者传达除真相以外的任何信息。
其三是贝克尔赋予历史研究的意义。学者们大都承认，贝克尔虽然意识到了历史研究的局限和预设，但他并没有建议历史学家放弃客观性的理想，而是公开宣称历史写作的目的是影响现在及未来生活的方向。首先，他“没有否认真理的存在或其可知性”，只是说“不存在一个永恒的、普遍有效的真理”。他强调的是不同社会、时代、方法和假设所采用的标准各不相同，而不是说没有标准。其次，他提出相对主义思想并不是要给人一种“徒劳的感觉”，而是要强调即使在“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得到最终解决”的前提下，“努力去解决它仍然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再次，他并没有主张为了现实而扭曲或虚构历史，他坚持历史学家必须遵守学术诚信和职业道德，谴责那些仅仅因为有用而炮制“真理”的人。最后，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使命是成为集体社会意识的理性化者，借助历史书写扩大和丰富普通人的“似现在”，以便他们更好地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
其四是对贝克尔相关著作的评价。学者们主要讨论了贝克尔的《18 世纪哲学家的天城》和《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并围绕 18 世纪知识的发展和“人人”概念发表了各自的看法。18 世纪在贝克尔的历史观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 18 世纪视为理性时代，是美国民主的发端。不过，彼得 · 盖伊却称贝克尔落入了伪持续性（spurious persistence）的陷阱，认为他忽略了 18、19 世纪之间真正的连续性，反而倾向于启蒙运动和基督教之间的一种“假想的连续性”。之后，伦纳德 · 克里格指出，贝克尔忽略了 18 世纪史学的两项重要进展：一是对历史趣味（historical interest）和历史感（historical sense）的区分，二是提出了“碎片化但是——”（“fragmentation but-”）的概念。前者证明 18 世纪史学家的历史意识已经觉醒，他们意识到了过去是由独一无二的人物和事件构成的；后者表明 18 世纪史学家历史观念的变迁，他们发现了过去被视为概念统一体的事物的实际多样性。不过，即便它们具有本质上的多样性，历史学家仍要继续寻求一种复杂的统一性。另外，J. H. 赫克斯特分析了贝克尔的“人人”概念。他发现，决定历史进程的“人人”并不是贝克尔所说的“每个普通人”。实际上，在贝克尔的笔下，“人人”是一个正派的美国民主党人，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WASP），而在 1931 年德国历史学家笔下的“人人”，是那些高喊“希特勒万岁”的“普通同胞”
纵览贝克尔的史学著作，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不同时期、不同主题的作品的内在联系。首先，正是在写作《1770—1776 年纽约政党史》的过程中，贝克尔不仅质疑了科学主义史学的核心假设，发现了历史研究的种种限制。他还找到了新的兴趣点，即具体事件背后的人性与舆论氛围对历史的影响。其次，因为对客观主义的反思，以及对史学实用性的追求，贝克尔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想开始萌芽。他在《超然与历史书写》《社会问题与思想对研究和写作的一些影响》等文章中，强调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别、历史学家的主体性以及历史实用主义。再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激烈的学术争论接连发生，尤其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罪责问题和美国内战的起因问题有关的争论。这些争论加剧了学术共识的崩溃，并形成了 20 世纪 30 年代相对主义运动的直接背景。其他学科的发展也动摇了历史学界对客观性的信仰，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马克斯 · 普朗克（Max Planck）的量子论，沃纳 · 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与尼尔斯 · 波尔（Niels Bohr）的“波粒二象性”和“波动力学”，数学的概率论，物理的“测不准”定理等。加之，贝克尔长期对历史背后动因的关注使其相对主义史学思想逐渐深化。他在《什么是历史事实?》《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18 世纪哲学家的天城》等作品中，较为系统地解释了“历史事实”的实质，区分了两种历史的概念，深化了“似现在”的内涵。贝克尔已经从发现历史事实的主体性，转变为正视历史研究的主观性。他以此为切入点，分析“舆论氛围”与历史写作的互相影响，论证历史学家的时代责任。他要求历史学家借助作品影响普通人的选择。最后，为纠正民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狂热，晚年的贝克尔写了许多具有现实导向的书，目的是维护美国的自由主义制度，并就美国的现状提出相应的建议。这些作品包括《旧的新自由》《现代民主》《更好的世界会有多新?》《美国人生活方式中的自由与责任》等。这正是贝克尔有意识地利用历史研究的主观性，自觉承担历史学家的时代责任的具体表现。
贝克尔的史学研究之所以会从客观主义转变到历史相对主义，除上述学术背景外，还源于一些时代因素的影响。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这次战争中，贝克尔扮演了宣传者的角色，极力推崇威尔逊的“新世界秩序”，但是战争结局打破了这一设想。这一体验使贝克尔明白战争或许不是人们真切想要的，只是人们为了实现目标或保护自己利益不受损害的手段。他意识到历史研究还需要一种更微妙的心理学，以便挖掘历史背后的推动力量。其次是 20 世纪 30 年代社会环境的影响。这时美国正遭遇经济萧条，以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阵营的挑战。这使得他不得不关注两个问题：“其一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健康和命运，特别是自由、民主社会和政府的健康和命运”；“其二是理解观念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盛行的观念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最后，美国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加剧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导致经济危机和民主危机的发生。这些社会和政治环境，不仅敦促贝克尔承担起一 个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而且加深了贝克尔对“舆论氛围”的思考，坚定了他关于历史研究的实用性的信念。
三、实用主义与前-后现代主义——贝克尔史学的性质和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学界开始对纳粹发起清算，相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联系随之成为学界反思战争的重要角度。美国知识分子共同呼吁批判相对主义。他们抨击这种思想“在客观上支持了法西斯主义”，在战斗即将来临之前从伦理上解除了美国青年人的武装。在他们眼中，“美国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剥夺了人们的信念和战斗意志的相对主义正在广泛传播”。它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危险在于，“无论好坏，人们似乎不可能再去指责冲动的行为，因为他们无法确认自己是否在依据真理和正义行事”。正因如此，美国人没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好思想准备。
贝克尔作为最早一批提出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学者之一，自然也被要求对一些消极影响负责任。因而，研究贝克尔史学思想的学者们，一边承认相对主义思想带来的不利后果，一边强调贝克尔的相对主义并非虚无主义。首先，学者们强调贝克尔晚期不再深耕历史哲学，反而写了不少实证文章来拥护美国的自由主义、消减民众的战争狂热。与法西斯主义的野蛮行径相比，美国的自由主义有其优越性。在他看来，美国自由主义与希特勒的“新秩序”、斯大林的“新自由”，都是基督教救赎教义世俗化的不同形式。但是，以法西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希特勒纳粹党，有意识地采用恐怖主义政策，而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布尔什维克强调社会控制，将巨大的权力分配给一个领导者。与此相比，美国的政治体制相对合理，更可能使自由变得积极且充满创造力。其次，学者们关注到了贝克尔揭露的两个与战争相关的谬论：一个是战争开启了乌托邦重建之路，另一个是战后可以回到比战前更好的状态。他认为，战争制造的问题或许比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多，战后建立的新世界也不会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他看来，要解决当前的国际争端与国内弊病，继续美国民主实验，必须立足于两点，即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实现更公平的财产和机会分配。
纵观贝克尔的整个史学研究过程，不难发现他的思想发生了多次改变，学者们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比如，迈克尔 · 卡曼说：“1900 至 1920 年间，贝克尔的著作以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自信为基础。然而，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他对民主的期望逐渐落空。在 1940 至 1945 年间，他又谨慎地重塑了民主信仰。”罗伯特 · E. 布朗也说，贝克尔早期致力于学术上的超然，很快转为信奉一种相对主义哲学，并持续了大约 40 年的时间。但当美国民主面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严峻考验时，贝克尔深化了自己的历史理解，强调了历史研究的意义和历史学家的时代使命。
透过这种变化，我们可以发现，首先，贝克尔并非专门研究相对主义的历史学家。他关于历史知识的所有思考都得之于特定时代的具体问题研究，而非务虚的理论探讨。因而，贝克尔的史学思想有一个相对较长的形成过程，并非突然接触了某本书或某个学者就形成了某种思想。贝克尔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变化，是学界思潮、时代环境以及他的自觉思考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次，实用主义取向是贝克尔史学的前提和价值目标。特定的时代决定了历史学家会关注哪些问题，因为他们的社会责任要求他们写出某种类型的历史。贝克尔对纽约政党史的研究本身就是叩问历史、反观现实的行为。在此过程中，他萌生了历史应该对某些当前的、实际的目的有益的观点，质疑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无涉”与“事实崇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贝克尔理解并阐述了时代精神与历史学家的相互影响。在承认知识的相对主义的前提下，他重申了真理的价值与局限。他要求历史学家借助作品扩大和丰富普通人的“现在”，纠正和引导普通人在当下和未来的行为。
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极大地冲击了历史学的客观性，历史研究迫切需要重塑和转向。美国学者对政治史学、叙事史学的复兴，以及史学转向做了论述和总结，还对因“语言学转向”“文学转向”所引发的史学的“碎化”、史学的价值标准混乱等问题提出了建议。基于此，研究贝克尔的学者将视角落到了贝克尔史学与后现代史学的联系上。
学界围绕贝克尔史学与后现代史学的讨论，反映了在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对贝克尔史学思想的定位。对此，学界大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强调贝克尔预见了后现代的解读，二是主张贝克尔形成了一种跨大西洋的视角。贝克尔史学被视为“前—后现代主义的”（“pre-postmodern”）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他关于“历史事实”与文字的理解，以及在写作中对讽刺手法的运用，准确地预见并展现了海登 · 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以下简称《元史学》的阐释；二是他在《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中对启蒙运动的反思，符合后现代主义的基调。贝克尔不仅在主席演讲中断言：“历史事实‘只存在于文字之间’，因为历史书写是‘对既往事件的想象性重建’，而其中‘形式和质料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说，在文字之间，质料作为一种观念，是形式；而形式，由于传载着思想，又是质料。”贝克尔还批评了詹姆斯 · 特拉斯洛 · 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的《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认为它没有展现“美国历史故事中可能有的史诗和悲剧”。库欣 · 斯特劳特认为，贝克尔的这些理解与怀特不谋而合。在《元史学》中，怀特跳出对具体事件的研究，以想象、比喻等修辞方式论证了历史叙事在文本层面的虚构性。在他看来，历史事实本身不具备任何固定的结构或情节，它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悲剧、喜剧、浪漫、讽刺和反讽等情节化模式是历史学家通过语言和修辞建构的。
学者们还分析了贝克尔对修辞手法的运用。他们发现贝克尔借助了对比、讽刺的手法来呈现历史情节、凸显重要信息。比如，米尔德丽德 · 阿尔珀恩指出，在《近代史》中，贝克尔使用了不同词性的词汇和不同数量的文字，来描写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这样能便于区分哪个人是更伟大的爱国者。米尔顿 · M. 克莱因发现，在贝克尔的作品中二元性（dualities）非常常见，这源于贝克尔长期的怀疑与探索，有助于启发读者对学术和现实的反思。理查德 · 尼尔森和罗纳德 · H. 卡彭特讨论了贝克尔对讽刺手法的运用。尼尔森认为，贝克尔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有模棱两可或自相矛盾的内容，其背后起作用的正是讽刺手法，目的是为作者的表达意图服务。卡彭特以《堪萨斯》和《近代史》为范例，挖掘了贝克尔作品中的讽刺风格。他将贝克尔视为具有明确目的的大众说服者，讽刺手法则是贝克尔达成目的的有力手段。“当以讽刺的方式表达时，某些描述可以在所有信息中变得更加突出。”
学者约翰逊 · 肯特 · 赖特从其他角度展开研究，证明贝克尔似乎提前到达了后现代视域。在《18 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中，贝克尔指出启蒙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只是从根本上把宗教或神学信仰“翻译”成世俗信仰，现代的、解放的“元叙事”只不过是神学救赎叙事的世俗化版本。不论这类“世俗化”理论是否能向未来投射乌托邦式的希望，这些描述中所呈现的“宏大叙事”都与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批评相符。因而，赖特评价贝克尔的《18 世纪哲学家的天城》，提供了一些理解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的方式，找到了一些追溯这一批判的哲学起源的途径。
另外，威廉 · 麦克尼尔还提到了贝克尔的跨大西洋视野。他指出，贝克尔因受教学安排等偶然因素影响，在美国早期史等兴趣点之外，增加了对欧洲历史尤其是 18 世纪法国的关注。在多年教学与研究欧洲历史后，贝克尔开始将美国视为大西洋共同体的一部分，逐渐形成一种现代社会的跨大西洋观点。不过麦克尼尔强调，贝克尔始终没有放弃对美国事物的思考，他对欧洲历史的关注仅仅是出于一种背景研究。
多数时候，我们都将贝克尔视为新史学运动的旗手，关注他对科学主义史学的批判，而忽视他在史学理论向后现代主义的演进中的价值。在反思后现代主义思潮给史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之际，重新审视贝克尔关于历史研究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的思考，不仅可以丰富历史研究的问题视域，还可以坚定历史学家的职业信念。
结语
总体而言，美国史学界有关卡尔 · 贝克尔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基于贝克尔的史学著作与史学思想，学者们分析了贝克尔的治史取向与研究转向，评价了贝克尔史学的性质及其价值。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想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卡尔 · 贝克尔并非一个专门的理论研究者，他对历史知识问题的思考以及对美国民主实验的反思，都是关于特定时代的具体问题的研究，而非简单的学术谱系中的知识传承，是其以言行事，以学术著作参与社会实践、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
第二，卡尔 · 贝克尔作为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系统阐述者，其思路和观点的形成不可能是一个单向吸纳和发展某种理论的过程，而具有相当复杂的社会语境和思想脉络。贝克尔的历史相对主义并不是虚无主义。他始终坚守历史学家的职业标准，努力探索历史过去的发展演变，号召发挥历史研究的现实功用。
第三，卡尔 · 贝克尔建构了历史学家与普通人的互动关系。在他看来，待在无人翻阅的书籍里的历史，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用；对这个世界有用的历史，对历史进程有影响的历史，是活的历史。同时，历史的进程又是由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选择决定的。所以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纠正普通人关于过去的认知，给普通人提供关于过去的历史解释与未来的多种可能性，以便人们更好地应对当前和未来。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夏季号，作者王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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