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庄泽珑：论安克斯密特对“表现危机”的克服及其问题

论安克斯密特对“表现危机”的克服及其问题

摘要：安克斯密特所说的“表现危机”意指这样一种情形，即传统、语境等因素对于表现的决定作用超过了被表现者，从而使得表现不再成为我们接近被表现者的途径、反倒成为其障碍。一个彻底克服表现危机的迹象是，安克斯密特在《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理和指称》中发展了一种表现的三阶模式：表现、被表现者以及所呈现者，他指出表现的所呈现者属于被表现者的“面相”，是实在自身的一部分。此外，他还提出历史表现在一种修正过的真值理论中也是可以成真的，并且把这种有别于命题真理的表现性真理定义为“世界或客体依照其面相而向我们揭示的东西”。面相与表现性真理的引入，相对于安克斯密特早先支持的叙述观念论无疑是颠覆性的转变，但这个三阶模式强烈暗示的实在论也引起了若干争议。本文试图说明，面相、个体历史经验以及一种远离了主体间性的实在观念在安克斯密特的体系中是彼此关联的，它们都指向“客观事物”的类别尚未在主体间被确立之时的本真状态；尤其在历史写作中涉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本质上具有开放性的概念时，我们面临的不是事物而仅仅是实在中的各种面相。但笔者认为，在安克斯密特对表现危机的解决方案中，他把概括史学文本的中心观点也拔高为“内在于过去自身”的真理是一个有待商榷的做法，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可追溯至他早先对叙述实体的双重界定方式。

关键词：安克斯密特 历史表现 历史经验 面相 表现性真理 叙述实体

至少自20世纪末开始，“表现危机”（representation crisis或者crisis of representation）就成为西方文艺理论界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一般来说，表现所面临的“危机”意指这样一种情形，即文本或图像不再被认为是允许我们通达外部现实的可信赖的媒介，它挑战了朴素信念，使接受者再也无法根据某种既定的客观实在来对表现实施解码。表现危机的降临构成了所谓“后现代状况”的一部分；并且，既然人们把该情形命名为一种“危机”，那么往往也蕴含了期望消解它的努力。

正是在超越后现代主义、转向后—后现代主义的驱动下，安克斯密特将“表现危机”的说法引入史学理论，他发现传统、惯例、语境乃至语言对历史表现的影响要超过历史实在本身，从而造成“表现压倒了被表现者”。但纵观其学术生涯，安克斯密特之所以要把早先使用的“叙事”（narrative）概念替换成“表现”，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尊重史学实践以及历史学家的求真意志：“从未实际发生过的事也可以被叙述，但表现总要有被表现者……术语‘历史表现’不会引导我们忘记历史学家的文本的特征：它是关于过去的，它应尽可能公正地对待过去。”

在2012年出版的《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理和指称》中，安克斯密特又修正了这一“表现—被表现者”的二元关系模式，他提出“表现”应当被理解为一个三阶运算符（Three-Place Operator），其中包含表现（representation）、被表现者（represented）和所呈现者（presented）。表现的三阶模式之所以比二阶模式更可取，是因为后者把“被表现者”和“所呈现者”混为一谈了。比如，虽然描画拿破仑的不同肖像（表现）都令我们想到拿破仑这个人（被表现者），但这些肖像具体呈现的东西（所呈现者）是悬殊的，而差异性正是关于同一主题层出不穷的表现得以存在的理由。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历史表现即史学文本，比如关于拿破仑的不同传记。根据安克斯密特的说法，拿破仑其人只能是被表现者，而区别于被表现者的所呈现者仅仅是拿破仑的诸种“面相”（aspect）。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安克斯密特不厌其烦地强调所呈现者/面相是“过去实在的一部分”，他把历史写作存在多样性的状况归结于历史对象自身，这对于熟悉《叙述逻辑》等著述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令人诧异的：“所呈现者是被表现形式所表现的实在的一部分—因而是实在自身的一部分”，“表现的所呈现者是事物的面相，从而是世界自身的一部分”，“所呈现者是实在自身的一部分：客体（如拿破仑）的面相和客体本身同样是实在的部分，不多也不少”，“表现以所呈现者的形式使我们看到的东西是过去实在的一部分，如同房屋是我们日常实在的一部分”。库卡宁对此评论如下：

表现是关于“所呈现者”或者“面相”的，它们本身就属于历史世界的清单，即被表现的实在本身。必须承认，我对这个面相丛所暗示的实在论和累进主义的基调感到不安。首先，我不清楚拿破仑的某一面相（正如一本历史书中重新呈现的）是否可以说是世界本身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一种特定的阐释似乎要比这里所承认的更多地来自“主体方面”……

泽勒内克也认为，对面相的这种界定方式值得商榷，它会使表现失去某种必要的间接性（indirectness），从而令安克斯密特回到他所批评的幼稚观点。埃科曾指出“表现的替代理论”（substitution theory）无非是重述了“存在一个表现”这一事实，而新设计的三阶模式使得安克斯密特能够对表现的替代关系做出更加实质性的说明：如今替代被表现者的东西不再是表现，而是所呈现者/面相，即被表现者自身的一部分替代了被表现者，其中的实在论蕴含比起他鲜明反对的“表现的相似理论”（resemblance theory）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根据表现的三阶模式，安克斯密特还一反《叙述逻辑》（The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3）中的立场，认为史学文本在一种改造过的真值理论中也是可以成真的，而且这种表现之真（representationally true）比起传统的命题之真（propositionally true）强度更甚：他把“表现性真理”（representational truth）定义为“世界或客体依照其面相而向我们揭示的东西”，这里强调的是实在的主导地位和主体能动作用的衰减，表现在这个过程中不干涉什么，它仅仅是一束用来照亮隐没于黑暗中事物的光线，“表现中的真理可以被视作由表现放射出的光亮的反射；我们构建表现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了达成这一（过去）实在反射的效果”。同样的视觉隐喻还体现在安克斯密特对“照片”的重新调用中，他说历史表现令我们指向过去实在本身，就像“这张照片呈现一个人的背面，另一张照片呈现同一个人的正面”一样，它们都是被表现者的不同面相，并强调这样的“看”与看的方式即观者的态度无关。扎米托（John Zammito）曾指责安克斯密特过分夸大了文本的“不透明性”，而这种不透明性以同等夸张的程度消失殆尽。

虽然《意义》的实在论转向引起了若干争议，但笔者认为，考虑到安克斯密把历史表现面临的上述“危机”视作亟待解决的事项，并且开辟了历史经验的领域作为弥补文本之欠缺的方案，引入这一“面相”概念的合理动机也并非无迹可寻—他声称历史经验能够使我们与历史“处于直接的、完全本真的（authentic）接触中”，能够使我们经验到“如其所是的、自在而又自为的、没有被现有的历史知识或历史编撰学知识中介过的过去”。梅内塞斯反对学术界把安克斯密特简单归类为“后现代主义者”，在他为安克斯密特重构的思想传记中，“面相”和“经验”都是对这种标签化解释的抑制性因素。

既然作为历史表现环节之一的所呈现者/面相被定义为过去实在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表现的三阶模式标志着安克斯密特（至少在其自我认知中）已完成对“表现危机”的彻底克服。本文首先将说明，面相、个体历史经验和一种远离了主体间性的实在观念在他的概念体系中是彼此关联的，某种程度上，这一所呈现者/面相的实在性昭示着安氏著述中历史表现与历史经验这两大主题的汇合。因而，表现和经验的关系就不像弗洛伊曼总结的那样，“二者的相互影响微乎其微：历史经验是一回事，历史表现是另一回事”；形成这一误判的原因在于不加区别地对待语言（传统语言哲学偏爱的陈述逻辑）和语言的表现性使用，而我们将发现，翦除或者淡化历史表现中的符码化成分，正是安克斯密特克服“表现危机”的关键所在。但另一方面，他的路径仍存在着问题，笔者尝试厘清其缘由，它最终可追溯至《叙述逻辑》中对“叙述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的双重界定方式。

现如今，“后叙事主义”（postnarrativist）的思潮在史学理论界方兴未艾；就应对表现危机的处理方式而言，其领军人物库卡宁建议彻底清除“表现主义者的用语”，反对把历史编撰看作“表现/再现性的（re-presentational）”而是代之以纯粹“呈现性的（presentational）”，这与安克斯密特持之以恒地保留并捍卫“表现”形成了鲜明对照。从此情境出发，当下重新探讨安氏的表现理论，或许能为我们理解、反思史学理论的最新动态提供某种借鉴，因而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富兰克林·鲁道夫·安克斯密特（Franklin Rudolf Ankersmit）

一、 实在的表面与深层

在《意义》的一处注释中，安克斯密特谈到提出“面相”概念是为了回应扎米托的批评，后者指责他把肖像画展现的“人格”（personality）定位于表现形式而不是被表现的模特；安克斯密特对此承认道：“扎米托当然是正确的—因而我在这里坚持面相是实在的一部分。”关于面相的一种可能解释便应运而生，它是否意味着安克斯密特已倒向其后实证主义批评者秉持的立场？笔者将通过澄清这个问题来切入本文的讨论。

典型的后现代观点认为，历史学家在写作环节中对个别事实的整合只是一种虚构，由真陈述组成的文本无法指称过去而只能自指；扎米托和克里斯·洛伦兹等后实证主义者则对此提出异议，因为这一观点回到了陈旧的实证主义，它是以存在着某种不带预设、毫无理论负载的知识为前提的。无论在科学还是史学中，在陈述还是叙事中，判别真实与否的关键都在于主体间性：

真正的问题，不是有什么东西还多少存在于我们的概念化之外（一个“自在的”世界—或者“自在的”过往），而是我们从语言和现实中辩证地建构起来的东西，是否能以主体间性的方式要求得到认可……历史表现表述了某种应该被以主体间性的方式从被给定的实在背后分辨出来的东西，尽管它不是可直接观察到的。

我认为，这就是客观性的含义：在主体间可接受，而不是确实性，也不是完全的确定性……客观性永远是一个探究共同体的成就，而不属于一个孤立的阐释者。

尽管安克斯密特和扎米托进行过针锋相对且持久的争论，但实际上，两人所能达成的共识并不逊于表面上的分歧。安克斯密特同样拒斥有关“客观实在”（objective reality）的幼稚观念，他指出后者起源于表现符码（code）的主体间性使人遗忘了符码自身的存在：

我们往往忘记这一点，因为我们不再意识到成规是如何驱使我们将多重的表现处理和编码（codify）为主体间可共享的公共实在……总之，这正是所谓的客观实在欺人的客观性如此危险地误导我们之处。表现才真正是基础，而“客观实在”中的东西只不过是建构物，是对具体表现的抽象裁剪。

安克斯密特甚至假设，如果关于文艺复兴的学术讨论来到这样一个阶段，其中历史学家对如何看待文艺复兴有了一致的看法，即“文艺复兴”这个词获得了固定的意义而不再引起争执，那么“做出关于文艺复兴的真陈述就是可能的，就像一个人能够对桌子、树木或者猫狗做出真陈述一样”。当然，这一状况同时意味着历史学的终结。由此看来，安克斯密特与扎米托的区别主要在于对历史学科的本质特征各有判断：前者更多地看到分歧，分歧推动关于诸如“文艺复兴是什么”的讨论永不停息；后者则强调共识的地位，存在共识是历史讨论得以理性开展的基本条件。

早在提出“面相”概念以前，安克斯密特就曾慷慨地用“实在”这个表述来形容历史学家取得的成就，他谈到学科规则和符码（rules and codes）不仅使历史学家能够“正确地、可靠地、以可理解的方式回答某一类问题”，并且规则和符码本身就已经预设了这些问题，从而无意间构建了“历史对象和过去实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流程与安克斯密特对柯林伍德问答逻辑的不满相悖，他在《意义》中指出，世界无法通过回答我们对它的提问来揭示自身：“一个头脑中带着明确问题与过去相遇的历史学家很可能错失所有他应该感兴趣的东西；他对过去的‘异己性’是盲目的。表现过去更像是探索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唯一确定的事就是我们将不知道、甚至不允许知道我们该问些什么问题。”

上述迹象提示我们，不能贸然将面相的实在性与主体间构建的客观实在等量齐观；为了阐明这一点，对安克斯密特界定“实在”含义的方式做一个简单梳理将是有益的。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曾区分过两种“实在”：一种出现在经验陈述中，比如动物学家描绘的关于长颈鹿的现实，另一种出现在形而上学中，比如实在论的实在、观念论的实在、唯我论的实在等，前者指向个别的东西，后者关注世界的整体系统；安克斯密特认为，史学文本表现的“实在”位于这两极之间。在另一场合下，安克斯密特主张严格意义上的“实在”是以“表现”这一观念为前提的，它必须作为表现的内容来理解—实在就是仅当我们思考表现究竟表现了什么时才会想到的东西；因而科学不需要“实在”，既然科学家只关心命题的真假，既然“表现”这样的语言单位在科学话语中毫无登场的机会，那么“实在”的观念对科学来说就是多余的。需要注意，安克斯密特很自然地把科学的例子推广到其他一切“语词和事物之间的关系足够明晰”的情况，所以他提及的作为实在之前提的表现也必然属于未经编码的范畴。最后，我们发现安克斯密特其实并非像扎米托指责的那样，把“人格”完全当作一种虚构；在他看来，谈论人格就意味着抵达实在的更深层次（deeper levels of reality），尽管“实在的深层”是无法以具备主体间性的方式来呈现的：

就像文艺复兴或法国革命一样，人格不是客观的被给予物。因而，在肖像画和历史写作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面对从（具备主体间性的）表面进入实在的更深层次的运动……对于把表现当成描述之变体的日常直觉，我们应持谨慎态度，它暗示只要我们从正确的方向来观察，被表现者是在主体间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被给予我们每个人的。这一直觉仅对我们看到的“表面”来说是正确的。一旦我们更深入地观察实在，它就变得不透明和多层次了。这些诸层次亦将消失在黑暗与朦胧中，随着我们从实在的“公共”或准主体间表面越降越深。

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对安克斯密特的实在观做一番总结。首先，广义上的“实在”是一个富有立体感的概念，必须分为“实在的表面”和“实在的深层”来理解，而区分两者的标准就是看该实在的表现形式是否经历了在主体间编码的阶段。更重要的是，安克斯密特当然可以为那些明显属于“表面”的东西（它们表现为陈述句、日常语言、高度模式化的学科实践等）赋予“实在”之名，但严格来讲，对安克斯密特而言“实在的深层”才是真正需要被关注的实在—就好像我们大可以把科学理论也视作表现，科学毕竟也是一种“符码化的表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当表现对安克斯密特来说成为一个问题、一个亟待考察的对象时，他指的是那些“未经编码”的情况，只有未经编码的表现（以及它所对应的“实在的深层”）才能使他超出传统语言哲学偏爱的陈述领域而进入真正表现的领域。所以，当安克斯密特声称历史表现所呈现的“面相”是过去实在的一部分时，我们把此处的实在解读为“实在的深层”会更具说服力，它不应被误解成向其批评者的妥协，因为这是扎米托等人并未正确地涉及的维度。扎米托曾把实在的表面与深层等同于确凿的个别物（猫、汽车、树木等）和个别物组成的关系（涉及结构、过程、系统等），并因而把“实在的深层”不能在主体间被给定视作安克斯密特理论中令人费解而遗憾的状况，但殊不知在后者看来，这一非主体间性恰恰才是界定“实在的深层”的本质特征。

如本节引文所述，在从实在的表面坠向深层的运动中，主体间给定的“客观”的样貌会被更丰富的层次所取代；在写作《历史表现》时，安克斯密特尚未给这些多重层次（layers）安排一个专门的术语，而后来的“面相”可以说胜任了这个角色。虽然安克斯密特经常把面相表述为“某个事物或对象的面相”，但我们不能把面相误解为事物的附庸，仿佛面相需要依托确定的个别物而存在。毫不夸张地说，唯有面相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自己无时无刻不在与之打交道的东西其实只是诸多面相，它们不过是“一堆松散的属性，且没有单一可识别的事物能与之绑定”。只有当“表现中特定的模式一再出现，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些反复发生的模式，后者变得越来越显著”时，这些纷繁复杂的面相才可能被整合为事物及其性质，由此“我们将获得一个关于新事物的新词……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就是这样和它们的性质一起成为存在的”。当然，并不是一切面相最终都将上升成为事物，安克斯密特表示这恰恰就是历史写作的常态：在涉及工业化、社会冲突、经济增长、文学文艺等抽象而模糊的主题时，我们很难在面相与客体、所呈现者与被表现者之间做出截然区分—“什么不只是法国革命的面相，而是其全部？”所以，他在与库卡宁的私下交流中才不得不承认：虽说表现是关乎“面相”的，但我们很难讲清楚面相的所有者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或许只有可指称的事物以及某种模糊的“整体世界”“整体实在”的观念才能在表现的三阶模式中稳居“被表现者”的位置（在区别于所呈现者的意义上）；以一本拿破仑的传记为例，它的被表现者就是“历史上的拿破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从“传记”到“拿破仑”的轨迹也是指称性的。

总而言之，“面相是过去实在的一部分”这个表述对于安克斯密特主张的一种特定的形而上学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参照实在的“表面—深层”二分结构，面相显然位居后者，它指向世界在通过符码化表现于主体间安排事物之前混沌而暧昧不明的状态，这种实在性与后实证主义界定客观实在的方式有本质区别。

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原版封面（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二、 面相、经验、表现

从安克斯密特意识到“表现危机”的一开始，他便把目光锁定在了“经验”概念上，把经验视作弥补文本缺陷的重要途径。安克斯密特强调个体历史经验的绝对私密性，这呼应了“实在的深层”无法在主体间被客观给定的特性—所以不难想见，历史经验可能令我们遭遇的“如其所是的过去”也只能被定位于“实在的深层”：

在最深的层面，我们找不到陈述，只有经验；因为从逻辑和时间上讲，经验都先于陈述而存在。在对实在的最原初接触中，实在（reality）尚未像日常实在（daily reality）那样被编码（codified），所以真陈述当然是无法形成的……经验拒绝（或许是藐视）传统和惯例，以及它们决定我们在现实中遭遇的事物之类别的方式……最初并没有客体，或者单词和语言。最初的时候只有经验。

安克斯密特在《意义》中谈到了经验和面相的密切关系，他说个体历史经验典型地由人类生存中平白乏味的领域所触发，虽然后者不被视作历史调查的合适对象，但它们“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新添所呈现者或者过去的面相”。另外，历史经验会作为海德格尔的“解蔽”（αλήθεια）降临到历史学家个人身上，而“解蔽”正是安克斯密特借以阐明表现性真理的术语：表现性真理是世界由表现撷取其面相而实现的自我揭示；并且与解蔽同理，“心知”或者“预感”（Ahnen、 Ahnung）这个“难以直接翻译成英文的德语概念”也同时出现于他对历史经验和表现性真理的阐释中。此外，与看待历史经验的方式十分接近，我们发现安克斯密特无法回避表现性真理所蕴含的浪漫主义维度。多曼斯卡曾指出，安克斯密特从叙述到经验的转向是回到了“一种传统的浪漫主义对直接经验的看法，并辅之以启蒙教化式的分析”，皮赫莱宁则为这一新提出的“面相”概念打上了“浪漫的唯物主义”（romantic materialism）的标签。尽管《意义》中涉及历史经验的章节没有被作者收录进该书的核心部分，但实际上若缺少了“经验”这个发生在历史写作之前的阶段，历史表现对面相—这个过去实在之一部分的呈现大概也很难成立。

当安克斯密特在《叙述逻辑》中对叙述实在论进行批判时，支持其立场的最关键论据莫过于“历史风景”的非给予性：“‘历史风景’不是被给予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必须建构它……我们并非如其所是地‘看’过去，就像我们如其所是地看一棵树、一台机器、一处风景；我们只能凭借叙述结构的伪装来看过去。”而一旦“经验”概念被提出并成为历史表现的标的，这样的论据将在很大程度上失效，因为在安克斯密特看来历史经验是被直接给予的，是首先属于“接受性”（receptive）的东西。他几乎是委婉地对陈旧的“所予神话”“纯真之眼神话”表示同情，尤其是当他谈及现代哲学中经验面临的各种敌人时：主体的诠释能力、传统和语境的中介角色、对在场性的解构等。

安克斯密特在接受多曼斯卡的访谈时表示，经验使人联想且担忧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原本就不成问题。他厌恶哲学自笛卡尔和康德以来在主客体间人为制造的沟壑，以及为了解决由此引发的“认知何以可能”的问题而设计的超验主义方案：“笛卡尔和康德……倾向于普特南所说的‘上帝视角’，这种视角自外于被观察的现实和知识主体……他们希望能以一种中立的、未被扭曲的方式，建构起知识主体和我们的知识客体间的关系。”然而从根本上讲，“超验主义不是其自称的通向客观性的安全道路，只不过是将主观性的一个特殊变体予以编码（codification）或系统化而已”。这一传统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罗蒂（Richard Rorty）尽管旨在剿灭超验主义，却依然把语言推上了原本为知性范畴所占据的宝座：“语言与现实的结合越紧密……从存在中挤出的经验就越多。”在安克斯密特看来，这些旨在跨越认识论沟壑的超验主义方案，都注定要割裂个体生命与实在之间活生生的联系。他曾多次使用一种“飞机隐喻”来说明历史经验的本真性以及后者与符码化因素的敌对关系：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云层（传统、语境、先验范畴等）的阻隔，飞机上的乘客是看不见地面的；唯有在飞机经过云层间隙的特殊时刻，地面景致突然以如其所是的面貌映入眼帘，此时历史学家方能突破符码化因素的限制而直接经验到过去实在。

本文探讨的重点不在于安克斯密特声称的历史经验是否真的会发生，而主要考察他将如何通过历史表现来呈现他所界定的实在以及对实在的经验。某种程度上，安克斯密特沟通经验与表现的意图暴露于他对术语的混用中，比如以下表述：

日常实在……的根基是不牢靠的，因为它脆弱的基础倚赖于我们表现世界时（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经验世界时）采用的大体上重复的模式。

借用多曼斯卡的话来讲，我们发现对安克斯密特而言，表现亦和经验一样拥有一个“存在性”的维度。他经常谈论婴儿乃至动物也具有“表现”的能力，毋宁说婴儿的天真恰恰是值得被历史学家效仿的状态：“想想一个（不会说话，没有用以命名事物的语词，缺乏世界包含什么东西的概念的）新生儿，最终将如何使（尚未符码化的）表现定型，进入世间事物的清单。在此意义上，我们从一开始都是伟大的艺术家（作为婴儿），而在长大以后，进入被共享的实在以后就丢失了艺术才能。”他还提到历史表现不仅包括历史学家事后的文字表现，被历史浪潮所裹挟的当事人亦有自己的表现：“经历过大革命的一代人从一种表现世界的方式转向另一种；通常，从一种历史表现到另一种的变化，只有在历史写作身处其中的平静的、学术性的环境内才会发生，如今却在现实中发生了。”所以，即便怀特（Hayden White）的著名论断—“无人按故事生活”是令人沮丧的真相，历史学家依然可以支持安克斯密特的立场并回应道：“但是，我们按表现生活。”

皮赫莱宁认为，安克斯密特之所以提出“面相”以及“表现性真理”的概念，是想要通过“现象学的经验”找到“纯粹的语言建构”与“对实在的无中介访问”的折衷方案；但他质疑该方案的可行性，因为后者贸然把本属于“精神表现”（mental representation）的参数应用到了语言文字身上。皮赫莱宁的批评令人联想到一个事实，即安克斯密特透露过“面相”这个术语取自维特根斯坦的“Aspekt”，而朴炳哲（Byong-Chul Park）通过梳理“Aspekt”的用法发现，这个概念应置于维特根斯坦中期的现象学工作中来理解：“Aspekt”指的是“现象学对象”，即客体向我们展现自身的方式，我们之所以声称看见物理意义上的客体，只是因为我们在诸面相之上添加了某种假设。维特根斯坦曾希望发展一门“现象学语言”，以便不带预设地、如其所是地描述这种直接经验中的所予物。但由于这一立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唯我论并违背语言的交际本性，维特根斯坦最终放弃了这项工作，不过安克斯密特倒是完全不介意历史表现成为一门“私人语言”。就像梅内塞斯总结的那样，历史经验是从吊诡中诞生的，因为安克斯密特正试图找到一种语言来帮助他从语言中解脱。

安克斯密特把表现与经验的关系比作理论和对理论的证伪，这说明他认为表现是可以在经验的指导下得到改良的；他还指出我们需要的是“反面试探法”（negative heuristics），这种方法将提示我们“在从历史经验走向历史文本时，如何才能使损失最小”。此外，对于任何了解《叙述逻辑》《历史表现》等著作的读者来说，安克斯密特对单个陈述句与整体性文本之区别的一贯强调已无需赘言，而结合本节第二自然段的引文不难发现，实在/经验与陈述的对立和文本与陈述的对立其实是十分类似的。这给我们带来一项启示：即便安克斯密特未能提出一套不扭曲实在、不减损经验的写作技术，他依然开创了某种阐释路径，从此路径出发我们有可能从既有的史学文本中洞察到实在与经验的要素。在这一视角下，作为语言之表现性使用的文本整体不仅不再是表现危机的肇事者，反而将成为“经验何以在语言中留存”这一更广泛问题的解决之道。

三、 文本性质的逆转

如前所述，怀特与安克斯密特曾主张的文本虚构性、非认知性的观点遭到了来自后实证主义的质疑。洛伦兹指出，他们的立场完全基于一种倒置的实证主义（inverted positivism）。所谓“倒置”的实证主义，指的是怀特与安克斯密特一边在叙事层面上批判实证主义，另一边却在陈述层面上支持它：他们分离陈述/研究与叙事/写作，并主张后者只有审美而无认知意义，本质上是像实证主义者一样误以为陈述和研究就可以不加解释地反映过去。洛伦兹进而强调，在个别陈述和陈述组成的叙事之间只存在程度而非种类的差别。

但随着表现危机与经验概念的引入和发展，被洛伦兹批评的那种陈述与文本的信用等级也产生了逆转：我们已知陈述语言显然不是表达（深层）实在与经验的合适载体，如今，反倒是整体性的史学文本即历史表现有望担当这一角色。在某些场合下，安克斯密特甚至用我们通常描述文本的方式来描述所呈现者/面相，把后者称为“陈述的集合”，这使人怀疑历史表现引导我们去观看的所谓“过去的面相”（某种类视觉体验）与文本自身已然表达的东西有何区别：

所呈现者是事物的一个面相，它是由关于该事物所能做出的全部真陈述的一个子集来界定的。这不仅仅是单个陈述，因为事物的面相具有复杂性……实际上，就绘画与历史表现而言，通过一举突出某些特定的属性集合，面相在表现中被特意拈出。所呈现者就是这一“前景突出”的产物。

再者，一个被安克斯密特反复强调的基本事实是，文本不像陈述句那样可以被分割成主词部分和谓词部分，就像我们无法在一幅肖像画中区分出两组笔触：其中一组指称模特本人，而另一组表示归给模特的各种属性。他认为，虽然我们已经习惯了陈述句向我们呈现的由事物及其属性组成的世界图景，但是把世界分割成事物和属性、主词和谓词只是受制于特定的语言形而上学。这一认识在史学理论中的运用并不鲜见，它令我们联想到怀特在《元史学》中对尼采的研究：人类惯于在现象背后寻找一个中立的行为主体，才会形成像“闪电闪光”（lightning flashed）、“能量移动”(energy moves)这样的表述。也就是说，默认主谓分离的语言形而上学在安克斯密特看来不过是一项有待推翻的教条；与之相反，前文所述“实在的深层”即清晰可辨的客观事物尚未在主体间确立之时才是更原初、更本真的状态。安克斯密特声称历史表现传递的表现性真理不是坐落于语言之中（即“真”作为命题的性质）而是坐落于世界本身，其理由就在于文本整体模拟了这一主谓不分的情形：

真理之家可能有两处。一方面，我们会在关于某对象或过去某个部分的真陈述中发现命题性真理。于是我们处理的是主谓形式的陈述框架，它表达关于陈述的主词于实在中指称的对象的某些真理。那么语言就是真理之家—我们喜欢用真理是真陈述的性质来表达这一事实。但真理也可以选择以世界自身为家。这是表现向我们传达其所呈现者（或面相）时的情况。因为这一所呈现者是世界（部分）的面相。再者，物性与普遍性在所呈现的面相中就以胚芽态存在了—因而，这两个词项能够在或真或假的陈述中结合到一起。这给了我们表现的本体论真理。此时真理不是语言的性质而是世界与其事物的性质。

自安克斯密特提出要关注经验以来，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的史学思想就一直伴随其左右；如果说安克斯密特在《意义》中对赫伊津哈的诠释与其他先前著述有何不同，那就是他在该书新增了此类描述—赫伊津哈擅长把语言的指称性使用替换为表现性使用，善于规避主谓分离的陈述逻辑以维系面相和经验的整全：

赫伊津哈用词偏好的共性是，剥去语言抽象倾向的同时，发掘语言把自己隐藏在其指示的实在之面相身后的全部能力……在赫伊津哈的写作中，存在用语言的表现性使用替代指称性使用的倾向。语言的指称性使用有分离主词和谓词的抽象之罪，而表现性使用仔细地尊重它们的统一，从而给我们带来经验的具体性。

早在《叙述逻辑》中，安克斯密特曾批评叙述实在论者错把史学文本比作描绘过去的图画，仿佛文本能像图画一般准确地再现其所描绘的可见现实；对这一“图画理论”的批评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担当了“支撑叙事主义大厦的三大支柱中的头一个”。然而，史学文本与图画共享的这种不分裂为主谓的特性，又促使安克斯密特认为二者拥有相同的逻辑结构，这里涉及的不再仅仅是某种启发式的比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种属关系：作为语言的表现性使用，历史表现不过是诸多表现中的一个变体，人类早在使用文字之前就已经学会用图画进行表现了，表现是绝对基础；并且这一事实也不会因为历史表现由陈述组成而有所改变，其中真陈述替代颜料作为这幅“画”的笔触不过是该表现的一个偶然性质。实际上，一旦历史表现获得经验这一被给予的标的，安克斯密特对文本的“图像—视觉”类比的正向调用也变得愈加频繁，他不得不承认，在那种质朴的“马格利特概念”（Magritte conception，把史学文本当成写实绘画）中，“终究还是存在着一点真理”。仍以赫伊津哈为例，“凡·艾克的作品展满足了他（赫伊津哈）直接接触过去实在的渴望；就这种接触来说，没有什么比视觉艺术做得更好……就我们与过去的关系而言，传统上使我们接近过去的阅读，将不得不把自己的优先地位交给‘看’”。安克斯密特清楚地意识到自身思想中的荷兰特质，他这样说道：“我们的民族文化是绘画性的而不是文学性的：被赋予特权的不是我们如何谈论世界，而是我们如何看见世界与经验世界。它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此外，他对印象派绘画如何呈现经验的解读也呼应了表现性真理的特点：

印象主义是毫无保留的“现象主义”；它想把世界如它向我们展示的那样表现出来……在此，眼睛的活动就像触觉一样，坚定地拒绝了对它来说非常自然的诱惑，它不去寻找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方式背后有什么真理……伟大的真理总是最显而易见的真理，但正因如此，它们也最难辨认，它们要求我们做出最不自然的、几乎是人类不能企及的努力，停留在表面，避免带着一堆预先设想的问题接近它们。

我们可以说安克斯密特依然坚持陈述和文本在种类上的差别，只是对双方呈现实在之能力的评价产生了倒转；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其实与洛伦兹站在了同一边，因为洛伦兹对照的是陈述和“叙事”（narrative），而怀特的叙事语言正是安克斯密特希望借由表现与经验来超越的史学类型。在经验面前，关键性的矛盾不再是直陈和隐喻，而是符码化与去符码化：“真正有趣的对立不是主客观之间的对立，而是一方是‘本真性’（authenticity），另一方是被叙事性散文的语言学符码（linguistic codes）加工过了的实在之间的对立。”与此相关的是安克斯密特对怀特转义学与康德超验主义所做的类比：“转义组织历史知识的方式和多种多样的人类经验通过康德的知性范畴而被组织的方式，两者明显的相似性必须加以进一步考量。”在其他场合下，他甚至说怀特从事的那种令历史和小说产生交汇的研究是在个别陈述的层面上进行的，从而否认怀特是真正地把史学文本当作一个整体（进而当作表现）来看待。因此，叙事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关系就不像詹森过分简化的那样：都强调文本的虚构成分而仅仅体现出种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差异。

要克服表现危机也就意味着必须抵御怀特对当代史学理论留下的深远影响，安克斯密特在怀特本人的著述中找到了一个契机：他认为怀特提到的“中性语态”（middle voice）可视作对其前期观点的必要补充，根据中性语态写作的现代派小说则是表现经验的最佳形式。他指出，经验与叙事相比，缺乏情节和连贯性，完全无视叙事对重要和琐屑做出的区分。叙事本质上是向心的（centripetal），而经验是离心的（centrifugal）；相对于叙事与经验的种种冲突，现代派小说的风格明显是更贴近经验而背离叙事的。

如果说这里的意图并不是呼吁历史学家要像现代派作家那样撰写历史，那么一种更具实践意义的理解或许是，我们可以从一个表面上向心的文本观察到其中离心的成分。安克斯密特曾考察过本雅明（Walter Benjiamin）是如何从照片中洞悉经验的：在本雅明看来，无论摄影师多么希望像画家一样掌控其画面，总有一些现实的残余、一些难以预见的“真实事物”逃脱了他的控制，被制造者与被发现者之间的张力总是存在于摄影术中，由是实在使得画面的主题焦灼不安。他还探讨了巴特（Roland Barthes）对史学文本中“预言”（predictive）和“注释”（notations）的划分：“预言”指的是文本的主要轮廓，在“预言”层面上读者往往能预知事态发展的大致走向，而“注释”指的是与主线情节不相干的事实细节。巴特认为，我们应当把过去实在与“注释”而非与“预言”相勾连，因为“预言”属于历史学家建构的意义，唯有“注释”才是过去“如其所是的自我揭示”。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文本整体的真实性被还原到了个别陈述的层面，因为“注释”引发的现实效果只能在与“预言”的对比中得到彰显。我们观察到，对安克斯密特来说个别事实之于主题的相关性（relevancy），与文本可信度的关联形式也经历了一个倒转：在《叙述逻辑》中，陈述内容是否紧扣主题是判别叙事真值的重要参考，它有效限制了还原论者完全把“叙事之真”归结为“陈述之真”；而伴随表现危机被提上议程，那些对主题看似无关紧要的事实细节反倒形成了一股推动史学文本向实在与经验靠拢的离心力。

四、 新的危机与根源

安克斯密特对表现理论的新发展引起了若干争议，罗斯大概是其中最尖锐的批评者，他认为《意义》中设想的那种绝对基础的、“先于阐释行为的表现”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任何“表现”都必定预设了某种逻辑或推论规则，只有从这个先已存在的规则出发，我们才可能把一个东西视作另一个东西的表现。罗斯说安克斯密特表面上批判、实则暗中支持“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作为其他一切叙事之标杆的终极叙事）的观念，因为他仍向往“对过去自身固有之真理的揭示”。安克斯密特对此的回应是，他的“面相主义”（aspectivism）天生就是反抗普遍史观念的，因为表现向我们揭示的“仅仅是过去的面相而不是其全部”。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普遍历史”这个概念导致的歧义，它究竟指向一种透明地反映过去的历史语言，还是指向一种网罗一切事实的历史语言。安克斯密特自己对普遍史观念的谴责其实更接近前者，因为他将“普遍历史”与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所拒斥的“关于概念图式的想法”等同起来，若存在这种概念图式，则语言和世界的勾连方式将最终确立，所以罗斯对其赞成“普遍历史”的指控也并非牵强附会。

安克斯密特对这个三阶模式提出的某些论断亦值得商榷：一方面，他说“每一个表现都伴随着自己的所呈现者，并且只有那个所呈现者”，“任何表现都携带它自己的所呈现者或面相—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在太阳底下与影子为伍”；另一方面，我们已知他声称所呈现者/面相是过去实在的一部分。既然表现绑定着面相，而面相又被定位于实在，那么一个不可避免且难以置信的推论是，一切历史表现（无论其书写质量如何）都可以说呈现了过去实在的一部分。我们发现，安克斯密特构想的“表现之真”并没有为“表现之假”的存在留下余地。如前所述，他之所以主张历史表现能够传达“内在于世界自身的真理”，根据的是十分单纯的形式上的理由：表现（包括图画表现、历史表现等）与实在和经验一样拒绝被分割为主词和谓词；与之相对，命题性真理被认为是处在语言和超验主体的一边而非世界本身那一边。然而，仅仅基于这种形式上的类比就声称文本“呈现出了实在自身的一部分”未免走得太远，就好比我们绝不可能因为某个语句符合有真值的命题所要求的结构，就认定该语句是“命题性地为真”。在安克斯密特眼中，表现与实在一样自身不做判断，表现行使的功能与被表现的实在别无二致，即顶替缺席的实在充当我们借以形成或真或假的陈述的依据，这就是他大胆断言“表现的本体论地位与实在等同”的全部要义：

确实，一幅肖像（如果由一个可信赖的画家所绘）能够为我们关于模特是否秃顶的陈述呈上合理的可靠证据—但和那个陈述不同，画像本身并不真的说出这件事。我们只有在仔细观看图画后才能形成陈述，就像观看模特本人一样。所以在这里，肖像拥有和模特自身一样的本体论地位。

截至目前，安克斯密特应对表现危机的策略大致为我们所理解，但更进一步的问题来自以下方面：他仍然主张“文本，而非理论，是可以被概括的（在这个词的恰当意义上）”，其概括的产物即体现为史学著述的中心思想、核心观点，例如“亨利七世是英格兰第一个商人国王”“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延续和完善”等，安克斯密特指出这些洞见正是所谓的面相与表现性真理，即“内在于过去自身的真理”。笔者希望表明这一说法反直觉的地方，并在本文剩余部分探讨这份违和感的缘起是什么。

让我们对安克斯密特的思路再做一番简要阐述。他认为真陈述在历史表现中的聚集可以呈现出过去实在的面相，就像我们通过不同的照片，从不同的角度看见同一个人。文本确实是一个能容纳各种性质（陈述）以制造差异的场所。表现典型地专注于“是什么”的问题：一方面，历史表现的任务就是不断丰富过去实在的面相，不断对“文艺复兴是什么”“启蒙运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做出新的回应；另一方面，历史表现在持续揭示面相的同时，也在持续摧毁着可能在主体间达成的共识，从而令答案永远停留在悬而未决的状态。只要我们妄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前进，语言的表现性使用就会滑向指称性使用，对本真性不利的符码化因素就会占据上风，历史学的讨论就会让位给科学性的讨论。总的来说，阻止“文艺复兴”被凝结成可指称的客观事物是史学文本作为“表现”的使命，这也是“面相”和“经验”概念对历史写作的共同要求。当然，表现对面相即“实在自身之一部分”的具体呈现完全是靠简单的形式理由来承诺的。

但是接下来，安克斯密特暗示被投放到历史表现中的陈述系列仿佛会引起某些化学反应，并催生出一个支配性的洞见，于是“面相”将以更明朗的概念示人，而不再是仅能被朦胧地把握的类视觉体验。如果追问为何这类洞见是“被揭示的”、是“内在于过去自身的”，我们只能再回溯到整体性文本区别于陈述语言的形式特点—这里暗示的是先从实在到文本、再从文本到观点的运动，历史表现在形式意义上成立的本真性被铤而走险地过渡到其内容层面，这也使得向心与离心、“预言”与“注释”的划分不再起作用。需要注意，安克斯密特尤其强调概括表现的语句与该表现所包含的陈述句处于不同的层次，后者能表达的不过是寻常的命题性真理，因而与“内在于过去自身”这样的殊荣自然无缘。

在1995年发表的《陈述、文本和图像》这篇文章中，安克斯密特详尽论述了图像与文本之间的类同关系，并牵涉到一个与当下讨论相关的问题：我们能否把一个图像或者文本转译成一个陈述句？他保留了这一操作的可能性，但旋即补充道：这样一个发挥统摄作用的、把表现所包含的各个要素融贯地整合在一起的语句，表达的必然是画面的性质而不是被画者自身的性质。也就是说，即便历史表现在某些情形下可以被转译成一个概括性语句，后者关联的领域也只能是表现形式而非实在自身。值得一提的是，安克斯密特把这个属于画面的性质命名为“aspect”—这或许是“aspect”首次作为特定术语被提出，但其内涵较之20年后的用法可谓大相径庭，毕竟在《意义》中，面相被规定为过去实在的一部分。此外，我们发现彼时这个“aspect”的概念甚至与叙述实体也存在紧密联系：

史学文本同样产生了描述性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相互作用也在历史作品中创造了一个维度，后者不能被还原为这些描述性部分及其真理主张。这种相互作用发生于其中的叙述实体是“表现为”，一种由叙述实体建立的特定面相（aspect）下对过去的表现。

笔者认为，目前的疑难实际上可以追溯至安克斯密特早先对叙述实体的双重定义。一方面，他说叙述实体是“陈述的系列”（sets of statements），并且任何叙述实体都只能通过“对其全部性质的完全列举”才能得到识别，因为“只要它们（叙述实体）失去或获得一个性质，它们就不再是其所是的那个事物……一个叙述实体只能包含它确实包含着的陈述”“无论谁只看到一个叙述实体的局部，他看到的都是另一个叙述实体”。另一方面，安克斯密特又强调叙述实体远大于陈述的结合（conjunction of statements），叙述实体的前身即沃尔什（W. H. Walsh）提出的“综合概念”（colligatory concept）指向的是关于过去的“论题”（theses）。“描述这些事实的陈述仅仅是作为体现在某些叙述实体中的对过去的某一特定观点的推进者（而永远不会成为该观点本身）而发挥作用。”“由叙事的叙述性陈述所区分出的叙述实体，要求我们从某种‘观点’出发看待历史实在的特定部分”，以至于埃科直言：“安克斯密特使用‘叙述实体’这个术语来形容我们称之为‘历史论题’的东西”。某种程度上，正是安克斯密特对叙述实体的界定方式允许他在文本和观点之间进行无障碍的切换；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说对既有的叙述实体添加或删除任意一个陈述都会产生新的叙述实体，那么后者是否也伴有新的史学观点的诞生？库卡宁将类似的质疑表述如下：

几乎没有人能记住或者以其他方式精神性地把握文本的所有元素。然而根据整体主义，为了表达一个特定命题是什么，这样的把握是必需的……为了表达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的核心观点，一个人必须通晓这本书958页的所有内容。即便是社会史领域最好的专家也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

为了回应库卡宁的批评，安克斯密特重申了文本与观点的关系：现在，由陈述组成的整体性文本被称作历史表现的“符号”（sign），我们对原有符号做任何细微改动都将产生出新的符号，而文本表达的观点是符号的“意义”（meaning）。同一符号可兼有多种意义、不同的符号也可能拥有相同的意义，这取决于符号所处的语境以及读者对它的阐释。安克斯密特说库卡宁的批评是“混淆了符号与意义”，但这一指控似乎本该由他自己来负责，毕竟我们很难根据《叙述逻辑》中的表述来判断叙述实体究竟是符号还是意义。更重要的是，既然安克斯密特不得不选择解除文本与观点的紧密联系，从而将史学文本表达了什么观点归结为一个和阐释相关的问题，那么像“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延续和完善”之类的概括性语句，就不再可能是所谓先于阐释行为的、内在于世界本身的表现性真理。

结 语

安克斯密特喜欢用简单形象的例子说明，“面相”并不是什么神秘难解的事物：一幢房子的正面和背面都是房子的面相，这取决于从你所在的位置观察房子会看到什么。再比如，设想过去是一间黑暗的密室，历史表现是手电筒，而面相就是用手电筒照亮密室时映入眼帘的场景，它们都属于过去实在的一部分。本文首先说明，基于安克斯密特对实在、历史经验以及语言之表现性使用的特殊看法，这些简单示例强烈暗示的实在论倾向仍旧可以被理解。然而，在此情境下历史表现被赋予的本真性不能直接延伸到文本表达的核心观点，倘若我们坚持历史表现的本体论地位与过去实在等同，就应当抵制这种转译的诱惑。安克斯密特让表现的一只手抓住实在与经验，另一只手又紧紧攥住综合性的洞见，其结果是迫使“面相”与“表现性真理”的概念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笔者认为，即使像安克斯密特所说，历史表现中栖居着一位支配其中所有细节的收容操作员（the all-powerful operator of containment），后者有权决定哪个陈述被吸收进该表现中、哪个陈述被排除在外，这样的“收容原则”在本质上也是不可被言说的。

从某个历史洞见出发，历史学家可以大致（而不是绝对严格地）决定要列举哪些过往事实，甄选出这些事实的目的在于为历史洞见提供一种非形式的论证，这是库卡宁主张的后叙事主义所支持的史学文本与其观点的关系模式。但与之相对，我们几乎不可能为某种由现实给予的内容（比如房间从某个视角呈现出的景象）找到一个它能独一对应的、因而同样也是“存在于那里”的智识性观点，这提示我们切勿被“观点”“看问题”等表述携带的视觉隐喻所迷惑。

实际上，安克斯密特在《叙述逻辑》中已经谈到，叙述实体允许我们以“婴儿视角”来描述社会历史实在，叙述在逻辑和时间上均先于陈述，因为它不预设实在中存有的事物类型。不过，彼时这种优先性尚未导向“文本比陈述语言更贴近实在”的看法。同样，安克斯密特早已澄清他感兴趣的思考进路不是那种“以讲故事为主的历史编撰学”，而彼时这一抉择还未暗示要超脱怀特的叙事符码从而推动文本向经验的本真性靠拢。我们不妨为书写安克斯密特的思想传记勾勒出这样一条线索：鉴于《叙述逻辑》已同时蕴含向观念论或者实在论发展的潜能，所以他几乎不需要对史学文本的相关设定做太多修正，就能够实现观感上十分急剧的立场转向。只不过，对叙述实体做双重定义所引发的不良影响，放在克服“表现危机”的新背景下会变得更为显著。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夏季号，作者庄泽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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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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