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专论 | 张小忠：叙事与记忆：独特事件的历史哲学思考
摘要：如何书写像大屠杀那般的独特事件，成为后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随着实践史学理论的发展，“历史经验”“记忆实践”与“历史责任”等概念被赋予新的内涵，并成为理解和阐释大屠杀事件的有效理论工具。独特事件的书写同样有赖于确凿可凭的史料文献、图像资料和物质遗存，也需对史料的内涵及解释原则进行理论反思；然而，这类书写不止于纯粹的史家技艺问题，更凸显了历史知识介入生活实践的社会效应。实践的历史哲学家势必将目光投向与当下现实问题相关的历史文本，这种现在主义的视角呈现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互动关系，历史学家无疑肩负着理解现在、阐释过去和指引未来的职责。
此外，在后结构主义史学研究的语境下，欧美史家将目光聚焦于“经验与实践”，其话语实践立足传统史学关注的过程、主体、变迁与转型等经验基础之上，出现“实践史学或实践的理论化”的研究趋势，用斯皮格尔的话说，尽管“实践理论难以迅速满足对历史学严格的理论化需求，也无法抚慰那些仍忠于文化与语言未经修正的符号学观念的人”，但为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与哲学家提供了解决彼此问题的公共空间，为史学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显然，无论研究者仰赖何门学科，他们在某些基础概念方面都达成共识；否则，讨论的公共空间将受到压缩。德国史家科泽勒克指出，历史学家“倘若不借助使过去变得‘可理解’的历史概念，事件既不能获得叙述，结构也无法得以展现，更遑论描述过程了”，而且“概念不仅向我们教导过去意义的独特性，而且蕴含了潜在结构，涉及非当下的共时性，这决不能简化为纯粹的历史时间序列”。质言之，历史的过去并非人类事件的简单堆砌，而是经由史家诗性预构的知识客体，呈现为事件间深层结构的言辞模式。同样，在《事件史与叙事的复兴》(History of Events and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一文中，英国史家彼得·伯克指出，随着叙事史学的复兴，结构与叙事的二元对峙模式日益受到史学实践的挑战，而广泛意义上的“事件”(event)既是数小时意外发生的事，又指历经多年出现的事。由此，伯克提出多种“厚叙事”(thicking narratives)的可能性：(1)微观叙事旨在讲述当地普通人的故事；(2)传记式叙事讲述个体经历的历史；(3)结构与事件的黏合方式；(4)同一故事的不同讲述方式；(5)人类学家的种族志叙事，专注于精确而具体地描述特定实践或事件来阐释异质文化。鉴于此，本文欲以大屠杀事件书写为讨论中心，尝试探讨“历史经验”“记忆实践”与“历史责任”等历史哲学概念的理论意义。
众所周知，史家叙述过去往往具有选择性与建构性特征，历史事件只有置入某种情境下加以描述或表现或构造出某个故事，才能获致其历史意义。既然历史事件蕴含了史家的选择和判断，以及表现的符号化过程，涉及史学研究的普遍原则和论题建构的主体意识；那么史家筛选证据及确立阐释证据的原则便存在多重可能，这种历史情节化势必影响到历史表现的真实性，历史知识的相对性亦难以规避。在《历史的情节化于历史表现中关于真的问题》(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一文里，海登·怀特指出，表现的相对性源于“历史现象的叙事性描述”的传统认知，因为后者区分了“事实陈述和论证”和“诗性的和修辞性的”(或“事实陈述”和“事实的阐释”)范畴，这亦引致了对历史真实性问题的再思考。在海登·怀特看来，史家在表现极端独特的历史事件上若谨守罗列事实和如实言说事件的认识论路径，不仅难以洞察诗学和修辞所具的实践智慧，而且易于陷入书写极端事件所潜存的伦理困境。譬如，希尔格鲁布将1944至1945年冬季国防军在东线进行的防御战情节化，既表达了普鲁士平民逃生的伦理正当性以及赋予其恶行高贵的目的，又将如实讲述和阐释过去推入了认识论的死胡同。尽管希尔格鲁布将东线防御战的故事情节化并未违逆专业史学恪守的行规，但这类情节化提议仍会遭到道德与科学认识的双重谴责。由此，怀特借鉴罗兰·巴特“不及物的写作”来化解因书写大屠杀那般极端事件带来的表现界限，并认为“对一种新形式的历史现实的预期”的现代主义风格有助于表现大屠杀及其经验。显然，怀特挑战了史家关于事件的传统预设，历史事件之所以为人所理解是因为植根于历史行动者的决策乃是理性行为，蕴含了人类的动机、意图和目的。不过，历史发展并非线性的存在，嵌入偶然因素的历史图景并未消失，由此，像大屠杀或“9·11”那般的“独特事件”能否归入偶然事件思考模式？
于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历史事件的内涵及性质。在柯林武德看来，事件的历史性表现为如下两点：(1)历史事件并不呈现为嵌入因果序列的无穷倒退的事实确证方式，也不是如自然科学那般展示为单纯现象且为人观赏的外部景观；(2)历史事件乃是“自由的和明智的行动者的思想”，且受证据及其阐释规则制约的“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这种重演不止于校勘事实讹误的文献批评，也关乎史学原则的批判和价值判断的摄入。显然，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历史知识对象的必要前提，由此，像大屠杀或“9·11”那般的独特事件则遭遇如何重构关联事件的语境和选择适宜的叙事模式的难题。海登·怀特指出，“二战”后法国年鉴学派攻击了以事件为中心并关注事件发展的戏剧化的叙事史，认为它只不过是“破产的人文主义的梦呓和幻象”“情感的愉悦取代了科学知识的追求”。由此，费尔南·布罗代尔确立了“以结构、长时段(la longue durée)和‘缓慢的’时间为中心”历史哲学范式。诚如布罗代尔所言，《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版序言”展示了书写整体史的抱负，而且以“几乎静止的”“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来抗拒“短促迅速和动荡的”“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险的”事件史。由此，这部巨著安排了“环境的作用”“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与“事件、政治和人”的文本结构；尽管布罗代尔坦言，他将历史分解 为几层平面，可能会遭人指摘这本书结构混乱。显然，布罗代尔践行的“历史哲学”欲走出“围墙内的菜园子”，致力于“回答当前使人焦虑的问题以及保持它与各种十分年轻而又咄咄逼人的人文科学的联系”。事实上，布罗代尔追求的整体史抱负不仅呈现为叙述史学的结构性特征，而且回应了跨学科语境下的历史学科的社会实践的功能问题；甚至蕴含了某种思辨的历史哲学(普遍史)的复兴。譬如，在“水的问题：疟疾”中，布罗代尔阐释了人与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并构建了一幅由平原、山区森林、水土、战争、城乡关系、农业活动、人口、灌溉系统组成的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图景，展示了环境对于人类经济、国家、社会与文明的重要影响。显然，布罗代尔编织的叙事之网凸显了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但他建构的过去与历史阐释却关乎当下的生活实践。由此，这种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历史哲学既阐明了历史学的实践价值，也为反思与人类生活休戚相关的普遍论题提供了契机，实践的历史哲学家势必将目光投向与当下现实问题相关的历史文本。这种现在主义的视角呈现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互动关系，历史学家无疑肩负着理解现在、阐释过去和指引未来的职责。
诚然，布罗代尔倡导的问题史学挑明了事件叙事史过分强调个体行为的独特性和短暂性，但一旦以历史比较的眼光来审视欧美史家关于表象与叙述之关系的问题，叙事则成为历史科学性的替代者，成了首要关注的对象。保罗·利科区分 了叙述主义学派的两种路径：(1)路易斯·明克的历史认识论路径，旨在将叙事视为一种历史解释的方式，并提出“叙述形式”作为理解现实生活的认知工具，“叙述的融贯性”则诉诸由事件和人物所构造的情节故事的可理解性；另外，利科引入“尺度游戏”这一概念阐释了科泽勒克关于结构与事件统一于叙事的辩证关系。(2)海登·怀特的比喻修辞学路径，利科指出怀特依据一种比喻的修辞学的方式，将历史想象构造成话语和一种把握情节构造的类型学来分析历史表象，不仅揭示了言辞的深层结构的丰富性，而且阐明了想象诗学的创造性和规范性间存在紧密的关联。但这种修辞理论无视或意欲取代历史知识的科学程序，由此引发了史家对叙述修辞理论的合理怀疑，因为它不仅难以区分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之间的界限，而且挑战了学院派史学诉诸常识和历史真理的传统模式，甚至陷入因表象的界限所引致的伦理困境。此外，在探讨卡洛·金兹堡对幸存者见证与历史实在之间关联性的阐释时，利科还提出一种有别于叙述主义学派的记忆路径。在利科看来，作为公民的历史学家，他们依靠考据和批判的历史技艺重构了集体 记忆，并需对过去承担责任的证明—声明；但这不意味着史家书写极端事件时需消除证人的不同立场、在总体中集合所有由不同的情感投注所支撑的重构活动，以及超越单一的和不可比较的事件之独特性。换言之，这种记忆路径强调了史家为极端事件进行辩护的立场，他们不仅要面对某个可比较的场景，而且涉及不同观点与不同形式的投入；由此，关于创伤性的过去事件的可接受性标准“与其说是认识论的，不如说是治疗性的”。在海登·怀特看来，“创伤”存在物理主义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两种概念内涵，前者仅考察生物有机体的伤害或功能失调却忽略历史因素，后者援入了社会建构因素，预设了“‘事后性’的要素，即被理解为对有机体的‘暂时性延迟效应’”。由此，怀特重点分析了精神分析视野下的“危机”概念，以便阐释创伤式历史事件的化解之道：“以精神创伤的方式”“以哀悼的方式”或“在经验丧失的过程中寻求崇高、压抑或象征的模式”。诚然，无论以何种方式，创伤式历史事件都将改变我们对时间秩序的理解，也影响着不同时代人们的记忆实践。事实上，作为独特的非凡的事件，大屠杀叙事超越了世俗历史的意义，具有凸显独特政治文化的象征功能。故詹妮弗·汉森-格吕克利希指出，“大屠杀似乎处于现代文明的最低点，它的极端性和不可理解性赋予了它启示性的意义，并确立其为一种边界，标志着人类经验的极限”。不过，大屠杀的经验仍需得到表现，荷兰史学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指出，史家面临的根本 挑战来自“事实上的真或道德上的善”之诉求，以及“记忆话语”与“史学话语”之间如何抉择等技艺问题。由此，安克斯密特坚信大屠杀的纪念宜诉诸美学和记忆话语，因为纪念物的功能类似于转喻式的索引性的指示牌，给予我们表达对过去的情感与联想的自由；相反，史学文本需直驱事情实质，隐喻地告知我们关于过去的事情。此外，安克斯密特通过雅德瓦什姆的纪念堂和儿童纪念馆的阐释，指出人类苦难的记忆表现为“哀痛”和“忧郁”体验模式：前一种模式是以见证者的直接经验或拥有关于大屠杀的知识为前提，且易于为见证者克服；后一种是“慢性心理疾患，自我无法救药的永远焦虑”，代表了一种恒常的“道德罪责的情感”，并激起“我们自己对与记忆和纪念有关的对象模糊然而持久的道德失败的意识”，这种意识有助于阻止现代性可能释放的可怕潜能(譬如，邪恶或暴行)。显然，在安克斯密特看来，大屠杀纪念与索引式的艺术纪念物皆存在直接经验丧失后如何表现过去的在场的理论问题，这种“过去的美学化”不是一种表现的相似，而是对表现物的替代，历史认识的真实性让位于历史伦理的良善意识，是一种回归过去存在本身的体验方式。
实际上，无论创伤式事件如何获得表现，都有必要回复到何谓事件这个元问题上来。法国思想家阿兰·巴迪欧阐释了这种回归存在本身的某种可能性。巴迪欧指出，“事件”（event）与“真理”（truth）互为关联，真理意味着“新事物”的产生且有别于“知识”（Knowledge），但真理的哲学问题却由“表象”（appearance）与“生成”（becoming）构成，真理不属于作为判断的思维而被视为现实中的某个过程，这也就异于康德在“理智”（reason）和“理解”（understanding）之间、海德格尔在它与“认知”（cognition）或“科学”（science）之间做出区分。由此，巴迪欧认为“真理若要证实它的新颖性，就必须有所增补。这个增补委身于机遇。它是不可预测的，也无法计量。它超越了它所是的现状。我称之为一个事件。因此，真理在其新颖性中显现，因为增补会阻断重复”。质言之，巴迪欧关于事件的形而上学思考表明：“事件”属于意识领域却不构成某个外部世界，在时间持续过程中不断生成，被视为对既定知识体系的某种“挑战”或修正，其发生与否也取决于或然性。此外，巴迪欧还援入了有限的事件/无限的真理的分析范畴，借此阐明人类事件的耦合与繁变。以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诞生为例，巴迪欧分析了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成为论述艺术真理的某个主题或古希腊悲剧的必要步骤，那么真理发轫于埃斯库罗斯的事件，这幅作品是一种“创造”“一件有限的作品”，然而，作为艺术真理的悲剧本身却是持续无限的，索福克勒斯 的作品是这种无限真理所确定的主题。换言之，希腊悲剧的艺术主题决定了索福克勒斯作品的意义，后者只构成了希腊悲剧史的重要事件，这种叙述性的阐释不仅预设了诸多前后相续事件的关联，而且将这些事件作为表现某个特定主题的要素。事实上，在赫曼·保罗看来，历史实在无法持存于当下，事件的语境也不再存续；人类敏锐地意识到过去的个体性、多样性及多变性。由此，他指出人类与过去之间建构了分为两种类型的五种关系：(1)目的论的类型——认知关系(知识与理解)、伦理关系(善与正义)、政治关系(权力运作与决策)、审美关系(美与融贯性)；(2)非目的论的类型——物质关系。因个体受先前既定的环境、教育与家庭等影响，物质关系优先于其他四种关系。质言之，赫曼·保罗的上述区分表明，整体史不仅需要叙说人类生活的完整性，而且嵌入了人类与过去之间的实践叙事特征；过去是史家一种隐喻的建构，仰赖于既有的信息、遗迹、观念与情感。当 然，这也意味着史家利用过去来确立同当下的特殊关系，又依据现在且为了现在的目的证成历史学与实践的生活世界之关系，进而为身处当下情境的个体或群体提供生活的智慧、信仰的根基和决策的基础。
在论及法国大革命的参与者时，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指出人们存在两种历史性体制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将历史视为生活的向导，目光驻足于过去且主张未来难以超越过去；另一方面宣称现在的独特性与至上性，未来照亮了过去的历史，成了赋予过去意义的视角和终极目标。质言之，阿赫托戈旨在解决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与断裂性问题，亦关乎如何理解过去的意义，无论它是过去所固有的抑或是后人所赋予的。显然，随着现代化迅猛发展，消费社会催生了痴迷当下的生活方式，技术变革伴随着新媒体扩张、生态环境恶化、族群意识消融等新情势，诱发了民众回归乡土的怀旧情绪，各类表征过去遗产的物质形态受到大力保护，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与展览馆等不断涌现，当下与过去之间构成了矛盾体，既相互疏离又深深地缠结在一起。鉴于此，阿赫托戈透过法国的莫里斯·帕蓬、保罗·杜维耶的案件，指出“时间没有产生遗忘，它重新激活了记忆，重构并确立了回忆”。无疑，这种时间秩序的效应有助于理解历史发展过程，且为史家反思创伤式事件提供了新洞见。不过，法国史学家勒高夫提请我们注意，广大公众参与记忆工程实则是害怕失去记忆(集体记忆)的表现，尤其需警惕记忆商贩无耻利用“怀旧”来消费记忆，使之沦为消费社会牟利的手段。由此，英国史家杰弗里·丘比特指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人口迁徙和技术革新等新情势发展使传统的社群发生瓦解和破坏，社会记忆经受了三类相互叠加因素作用造成的危机，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民族主义和历史进步信念的坍塌使得社会记忆日趋碎片化与私人化，而大众文化和新媒体的介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显然，记忆与历史之间的纠葛表明，社会各阶层为了权力、生存与发展进行了仪式性或象征性的身份争夺，彰显了某种历史视角的转换。用勒高夫的话说，“集体记忆不仅是一种征服，它也是权力的一个工具和目标”。换言之，集体记忆既能解放过去施与的重负，也可成为奴役当下的手段。
像大屠杀那般的记忆实践绝不会止于记忆本身，还涉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秩序所具有的人类责任。鉴于此，在比较美国、以色列和德国关于大屠杀的博物馆叙事之后，詹妮弗·汉森-格吕克利希认为，大屠杀记忆的伦理职责要求我们警惕它再次发生并汲取历史教训，“我们不仅应该反思自己记住了什么，还需反思自己是如何记住的，最后我们应该自问记住的目的何在。我们必须以应有的批判眼光来看待记忆实践，并对大屠杀抱持如许态度：既不要圣化大屠杀，也无需简单地对其进行历史化处理”。质言之，大屠杀的记忆不仅关乎人类过去的苦难，而且指向了人类生活的未来。在彼得·诺维克看来，大屠杀的教训旨在警惕压迫和暴行，实乃“实践中的问题”；然而，大屠杀事件一旦成了道德和政治的试金石，言说和决策模式则造成苦难事件的相对化，随之亦滋生出大屠杀记忆的反讽意味，尤其在多元的社会环境下，大屠杀记忆不仅被政治化，而且因纪念活动的制度化造成道德的和历史的责任之缺失。显然，诺维克论及了记忆因权力运作引发的影响，指出了社会共同体不同诉求所产生的冲突和争议。由此，约翰·K.罗斯(John K. Roth)指出,诺维克并不否认大屠杀记忆能促使人们抵制压迫和暴行，但强调大屠杀的独特性会淡化较小规模的罪行，助长了美国人对道德和历史责任的逃避。显然，罗斯预设了罪行的可比较性，以及惩戒或补偿的实践效能，这也意味着主导性纪念叙事表征了一种理想化的社会景观，过去与现在的连续性被塑造成单向度的线性关系，这就不可避免造成不同记忆的冲突。由此，杰弗里·丘比特指出，“记忆之危机”蕴含了对“民族国家作为一项道德工程的信念的动摇”，这就要求主导性纪念叙事承认弱势群体和被压迫者，赋予边缘人群以历史地位；这种道德叙事嵌入了“承认政治”的历史过程，以变动的秩序排列预设了集体过去，并与当下建立了复杂的非强制性的联系。
诚如斯通所言，“大屠杀需要被纪念，然而我们当下对记忆的痴迷可能鼓励人们怀旧，怀念大屠杀毁灭之前所谓的质朴的时代，由此造成‘遗忘’”；另外陈词滥调的官方仪式或空洞口号“对遗忘过程的作用可能远大于有意义的纪念”。质言之，这种记忆的过度化赋予过去某种浪漫的色调，而且造成了对大屠杀的主动遗忘，这种遗忘有别于因“被操控的记忆”导致的遗忘，在利科看来，后一种遗忘策略源于“叙事的塑形工作”，即借助故事的情节化来剥夺社会对自身历史的讲述，这种隐蔽的共谋使得遗忘成为一种“半被动、半主动的行为”。当然，这种遗忘机制冲破了代际记忆的闭合性，赋予了创伤性事件新的意义，促进了“更深层的和愈来愈具创造性的参与”，进而有助于个体或集体发现当下的意义，建立某种身份认同。有必要说明的是，强调代际记忆的建构性和开放性，并不意味着抛弃历史责任，而是寻求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尝试融合不同时代的价值体系。用杰弗里·丘比特的话说，真相、正义与记忆相互交织，为了保存过去的真相和对抗遗忘，这不仅要求“抽象的正义”，而且需践行“更人性的道德义务”，将罪行的施恶者和受害者置入争议的公共领域，建构出囊括多重主体的社会记忆和历史表现。显然，无论编年史如何成为纪录事件的零点，还是选择性叙事如何契合史家的伦理诉求，它们皆难以挣脱历史技艺固有的限制；甚至，为了引发民众对“最终解决方案”那般的历史事件的关注，想象性文学创作仍是有限度的，由此，贝雷尔·朗指出，在诉诸足够的证据失效后，沉默是一种表现极端事件的真实性的有效方式。
不过，彼得·诺维克指出，大屠杀的解释不应囿于“创伤”的解释，更宜寻求特定时期社会的总体原则，考虑行之有效的社会选择性。由此，彼得·诺维克质疑了常人眼中的历史教训，甚至认为历史事件提供的智慧在于“直面它所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以及辨识诸多不同事件之间的异同，这种基于实际的学术姿态并不意味着“以中立的或价值中立的形式对待历史或者放弃道德评判的问题”。诚然，大屠杀记忆的未来不止于幸存者的伦理政治诉求，代际记忆所负载的伦理文化同样深具价值。诚如托尔斯滕·威尔海姆所言，“每一代人都将自己置身于大屠杀的创伤之中，他们皆围绕着与自己同时代的需要相关的事件建立叙事，讲述他们自己的过去和现在的创伤，并将它们与他们的祖先联系起来。这种对创伤的共同责任以及与事件的距离越来越远的记忆在几代人之间具有不同的意义，构成了各自所处的环境的一部分”。然而，代际之间关于创伤式事件的表现并不是记忆间的竞争，而是持续的和谈、参照与借鉴，以便理解此类独特事件的叙述价值，获致处理危机的智慧。诚如上文所言，记忆具有选择性和建构性特征，每一代人都需结合自身所处的情景来重构过去，赋予过去新的意义。由此，历史叙事便处于流动之中，事件的记忆既不会墨守成规，也不可能无拘无束、肆意扭曲。米歇尔·诺维克通过分析贞德形象的嬗变，发现贞德事件被塑造成公共记忆的事业，不仅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断裂，而且关于贞德的记忆充满了分裂、争论和工具化，凸显了近代法国历史的深层图景，党派斗争、宗教冲突与民族主义思潮等要素相互缠结。由此，自16世纪以来，法国人关于贞德的记忆尽管充满竞争、歪曲历史实际，甚至一度因民族主义运动而神化；但这些功能化的记忆却表征了法国民众的集体意识，折射法国社会变迁并构成蕴含典范意义的“表象体系”。随着大众媒体技术的发展，像摄影、电视、电影与图片那般的科技力量不仅超越了传统记忆的存储功能，而且能在不同社会实践活信仰的群体中强化社会凝聚力，甚至“产生超越群体边界的新型记忆”；即便如此，技术记忆使得大屠杀图像反复复制和曝光，导致其参照效力的丧失，而且造成了“记忆以图像为中心，而不是以事件为中心”“记忆变得更快、更简单，但它也开始失去其细微差别和复杂性。表象本身成为记忆的对象，而不是被表现事件的记忆载体”。显然，历史书写的方式有助于弥补过去事件与叙述性记忆之间的裂隙，史家不止于矫正散乱、扭曲或讹误的记忆，也致力于将记忆的逻辑与自身理解的过去融为一体。由此，“记忆与历史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没有史家的作品，就没有社会—政治的记忆；不过，史家的著作并未摆脱他(或她)自己的记忆”。质言之，史家自传式的记忆并不是私人性的，而关乎他所属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当然，亦与他借由学术训练获致的历史感息息相关，进而创伤式事件的重构绝不囿于生活史的个体记忆，更旨在表现族群苦难和形塑社会认同的集体记忆。
美国思想家罗森鲍姆认为，拯救像大屠杀那般的历史事实、使其不为人遗忘的唯一方式，便是聆听每个群体的痛苦声音并准确地载入史册，使之成为教导和警示后世的重要遗产。诚如上文所言，书写独特事件不止于史家的个体史德，亦关乎历史学本质的思考，尤其是像大屠杀那般的极端事件，不仅需要一套处理史料的特殊方法，而且需对史料的内涵及解释规则进行批判性反思，这些困难并不是纯粹的史家技艺问题，而且关系到历史知识的社会效应的实践维度。诚如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所言，历史学不仅关乎专业或研究的问题，而且“致力于创造某种经过严格检验的准确的记忆”，裨益于认知的和伦理的公共领域。换言之，这种记忆既融入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相连续的时间维度，而且蕴含了对合法民主政治和伦理责任意识的承诺。不止如此，罗森鲍姆尝试以全球视野和比较研究的视角阐释正义有赖于行之有效的机制和权威的机构；坚信只有建立一套包括法院、条约、调查和真相委员会等组织的系统，以及民众乐意使用这些机制来服务于全球范围内的真相和正义，关于蓄意暴行和大规模死亡事件的历史事实才不会被掩盖或遗忘。
在约恩·吕森看来，“阻止恐怖事件再次发生”和“恢复非人文主义事件的声音”，“二次创伤化”策略成为史学思考极端事件的新途径。由此，历史叙述需放弃它的完整性与有序性，呈现历史过程的断裂、杂多无序与破碎的残片；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恐怖事件置入孤立的意义空间、否认历史化的普遍性，而是要描绘出道德的界限并寻求叙述和阐释创伤性事件的有效模式，导向有意义的确立认同的生活实践本身。诚然，“二次创伤化”离不开时间历程中的跨主体负载的价值体系的重建，建立死去的人与评价过去的历史学家两种价值体系的内在生动联系，并“连成一个规范性和强制性的统一体”，培植跨主体间的历史责任意识。就像英国史家普拉姆指出的那样，“史学与史家的前途，寄望于人类故事铲除那些欺人的负载意图的过去的幻象”，这些幻象凸显为“管控个体、诱导社会并激励各个阶层”。不过，普拉姆并未将过去等同于历史，甚至认为史家的职责旨在批判、推毁围绕过去所确立的神话、宗教和政治等幻象，竭力让人类的过去变得“真实”(ture)与“精确”(exact)，为人类确立“身份认同”(identity)提供助力。或许，在此意义上，过去可能真正地死去，人类将从历史记忆的重负中获得救赎。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夏季号，作者张小忠，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参考原文。
编辑：陈琪
往期回顾：专论｜王娟：美国史学界关于卡尔 · 贝克尔史学的研究
专论 | 孙晓斌：《不列颠诸王史》与12世纪英格兰的国王观念
特稿 | 周春生：19世纪西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三大主题研究—由百合花历史图像引出的学术史思考
专论｜表现的摹拟模式：以柏拉图为中心
专论 | 周兵：由戴维斯而及戴维斯——1971年数学家钱德勒・戴维斯的“破冰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