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吕厚量：罗纳德·塞姆与 20世纪中期的塔西佗研究

摘要：《塔西佗》是英国罗马史家罗纳德·塞姆的第二部专著，代表着塞姆学术生涯的最高成就。《塔西佗》继承了《罗马革命》中的英国人文主义叙事史学传统，发展完善了其中的人物志研究方法。在传统古典语文学和语言学转向新时代背景的双重影响下，《塔西佗》中的文本分析采取了折中主义的立场。时至今日，塞姆的《塔西佗》仍是塔西佗研究与早期罗马帝国史研究领域的必读参考书，对拉丁史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着宝贵启示。

关键词：罗纳德·塞姆　塔西佗　早期罗马帝国史　人物志

导言：《塔西佗》在罗纳德·塞姆罗马史研究成果中的地位

出版于1958年的《塔西佗》（Tacitus）是新西兰裔英国史学家罗纳德·塞姆（Ronald Syme）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对20世纪中叶西方古典学界的塔西佗研究乃至罗马帝国前期史学研究产生过深远影响。《塔西佗》及其姊妹篇《撒路斯特》（Sallust）的相继问世标志着塞姆的罗马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塞姆的学术探索始于对《塔西佗》中的一个核心人物—元首图密善（Domitian）的分析：他在发表于1928年的论文处女作中试图为这位非议颇多的元首翻案，称之为一名“富于才干、聪慧过人”（able and intelligent）的统治者。然而，青年塞姆随后迅速切换了自己的学术关注点，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简称“二战”)在欧洲全面爆发前夕出版了自己的成名作《罗马革命》（The Roman Revolution）。尽管德国闪击波兰事件及此后六年间欧陆的战火纷飞一度暂时埋没了这部20世纪罗马史名著的影响力，于“二战”结束后姗姗来迟的巨大声誉还是迅速让青年塞姆跻身欧洲罗马史学界的权威学者之列。

然而，作为一位锐意求新、已在《罗马革命》中成功地借鉴与发展了德国古典学界人物志研究方法的历史学家，塞姆继续在罗马史的广阔天地中开拓着属于自己的新疆域。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是西方古典学乃至几乎所有人文学科的重要转型时期。在世人对“二战”惨剧记忆犹新、美苏冷战烽烟再起的政治背景下，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倾向开始向文学、历史、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渗透的学术环境中，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蒙森《罗马史》与塞姆《罗马革命》中的“宏大叙事”倾向开始受到质疑甚至猛烈抨击，启蒙运动乃至兰克史学中的“合法”标签，如以“衰亡”（decline and fall）、“革命”（res nova）来概括一个时代特征的做法在新时代的史学批评家们眼中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原罪”。或许受到了这一时代精神的影响，塞姆将自己的学术兴趣点转向了对拉丁史学家群体的个案研究，相继出版了《塔西佗》（1958年）和《撒路斯特》（1964年）两部作品。《塔西佗》一书更是被誉为塞姆学术生涯中的巅峰之作，并承载着作者从少年时代起便对塔西佗抱有的、永未减退的“长久敬爱之情”（lungo amore）。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在法国年鉴史学的转向与德国新文化史兴起的学术背景下，一度被视为“陈旧”“过时”的政治史研究在西方学界重新登堂入室，而塞姆也在晚年重新回归了自己在《罗马革命》中处理过的政治史主题，先后出版了《奥维德作品中的历史》（History in Ovid，1978）、《奥古斯都时代的贵族集团》（The Augustan Aristocracy，1986）等将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作品。遗憾的是，由于健康和精力等原因，塞姆未能在其晚年创作出堪与《罗马革命》《塔西佗》等早年巨著相媲美、产生持久学术影响力的作品。但汇编于其去世（1989年）前后、多达七巨册的《罗马史论文集》（Roman Papers, 1979—1991）仍可让我们见证罗纳德 ·塞姆在罗马史领域毕生耕耘所付出的艰辛劳动。

上述扼要的学术生涯回顾已足以为我们揭示汇聚在这位20世纪最重要的罗马史学者之一—罗纳德·塞姆身上的一种独特张力（它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时间点上爆发为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塞姆本人是一位脚踏实地、恪守传统的历史学家。他承袭着苏格兰启蒙运动时代以来推崇“扎实证据与确凿事实”（hard evidence and hard facts）的学术传统和英国的正统叙事史学风格，重视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而在新理论的借鉴与运用方面持保留态度。另一方面，塞姆又是一位头脑活跃，在方法论上锐意求新的学者。在追求研究方法创新的毕生努力中，塞姆不可避免地又要同客观存在于自己生活的那个人文学科转向时代中的新思潮、新理论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纵观塞姆一生的学术发展历程，无论是《罗马革命》对人物志研究方法和寡头铁律政治理论的出色化用，还是《塔西佗》《撒路斯特》等史学家个案研究同新兴文本理论的意外“遭遇”（本文后面还会具体探讨这一问题），抑或是晚年塞姆向政治史的回归，无不体现着20世纪的政治思想史、科学化史学、语言学转向、新文化史等前沿学术动向的潜在影响。但塞姆对这些新元素的借鉴从来不是机械地照搬，而是再创造与进一步地发展—读者们在《罗马革命》与《塔西佗》中所看到的人物志与寡头铁律论已带有塞姆自身的鲜明烙印。换言之，20世纪产生过普遍影响的思想潮流同塞姆本人独立、深刻、富于怀疑主义与批判意识的精神产生了独特的化学反应，并孕育了《罗马革命》《塔西佗》《撒路斯特》等在20世纪罗马史与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均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因此，笔者认为，塞姆的学术代表作《塔西佗》不仅仍是塔西佗与罗马帝国史研究领域的必读参考书，也是我们借以了解20世纪思想史与学术史对西欧知识分子影响的一个宝贵且有趣的个案样本。

塞姆《塔西佗》的选题范围当然要比他的前一部作品《罗马革命》狭窄、集中得多。但这部厚达856页、分为上下两册的巨著其实包含着比《罗马革命》更为丰富、庞杂的信息。事实上，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两部作品视为一个整体—它们分别从宏观叙事与个案分析的角度入手，共同描绘了罗马在公元前60至公元117年间由共和国彻底转化为帝国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生不逢时的《罗马革命》出版后一度受到冷落的情况截然不同，塞姆的《塔西佗》在问世后便广受好评。多年以后，英国罗马史家梅勒在总结塞姆一生的学术成就时指出：“《罗马革命》在罗马史学术圈外拥有着广泛读者群体；但塞姆最重要的学术影响力则来自他的《塔西佗》。”塞姆本人也对《塔西佗》一书极为看重，并在全书序言中不无得意地将该书的孕育、写作过程视为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经历：“塔西佗始终确信人事是变幻无常的（ludibria rerum mortalium cunctis in negotiis）。能够在多年里陪伴这样一位知晓人间的穷凶极恶、几乎找不到自我安慰或保持信念的理由，却仍旧信仰人的尊严与言论自由的历史学家，着实是我的荣幸与偏得。”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跟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提出的三时段理论命运相似，塞姆对塔西佗与撒路斯特的研究并未开启一个新时代，反而几乎成了一段孤芳自赏的绝唱。就塔西佗研究而言，尽管在塞姆相关作品问世之前和之后都出现过大量以这位史学家为题材的专题著作，但它们迄今为止的学术影响力似乎都无法同塞姆的《塔西佗》相提并论。塞姆的相关作品问世于60余年前。对于新说代出、新史料不时涌现的罗马帝国史领域而言，塞姆《塔西佗》权威地位的长期维系（尽管并非全无批评的声音）其实是相当罕见的特殊现象。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问题，我们有理由去关注一部看似同本文主题关系不大的著作问世后的遭遇—那便是米勒（Fergus Millar）在罗纳德 ·塞姆本人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64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卡西乌斯 ·狄奥研究》（A Study of Cassius Dio）。这部作品在结构框架和个案研究方法等方面忠实继承了塞姆《塔西佗》开创的传统，但却在问世后受到了广泛批评。一些学者指责米勒对狄奥史源问题的考察（以及他提出的“札记—编纂”机制说）依赖于片面的史料基础。另一些批评意见认为米勒的研究缺乏宏观视野，各章节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近年来，以丹麦为中心的“卡西乌斯 ·狄奥网络”（Cassius Dio Network）系列文集改进米勒研究的努力方向便是“将和狄奥身处同一时期的其他作家和作品拿来，与狄奥的写作方式和观念做比较，以此将狄奥的作品放在更广的时代语境之中去考察”。笔者认为，作为一位同样才华横溢、日后成绩卓著的罗马史学家，米勒处女作的缺陷与受到的批评恰好从侧面揭示了塞姆《塔西佗》得以成为学术经典的两个重要过人之处—对人文主义写作传统中积极方面的沿袭和史源处理手法（集中体现为作者的人物志研究方法）的纯熟。本文以下两节将分别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塔西佗》对《罗马革命》人文主义写作传统的继承

作为一名祖籍苏格兰、出生于新西兰、任教于英国牛津大学，并广泛游历过西欧地区及阿根廷、土耳其、苏联等国家的学者，罗纳德 ·塞姆具备了极其开阔的视野与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他的早年成名作《罗马革命》便集中反映了作者对英国叙事史学中人文主义写作传统的承袭。书中对“寡头铁律”的化用、人物志研究手法的成功移植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无不服务于这一人文主义传统的宗旨。罗纳德 ·塞姆在《罗马革命》卷首开宗明义地写道：

奥古斯都的统治是一个集团的统治，他所建立的元首制在某些方面也类似一个辛迪加。事实上，这个领袖的存在是以这个集团为先决条件的。如果我们只讲述这个革命领导人的生平经历，而不交代他所领导的党派的构成情况，其骨干党羽的性格、行为与影响的话，这种描述就会显得虚幻和不切实际。在任何时代，无论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是怎样的，无论它属于君主制、共和制还是民主制，都会有一个寡头集团潜藏在幕后；而罗马在共和国和帝国时期的历史都是统治阶级主导的历史。我们可以在奥古斯都建立的共和国的官员和掌权者中再次辨认出革命年代的将军、外交家和财阀；他们更换了制服，但仍是同一批人。他们成了新建国家中的官吏。

塞姆在正文论述中对这一著名段落做了进一步的诠释与发挥。他指出：“无论政权采用何种名目与理论体系，寡头统治集团都是真实可感的要素。”“政治活动可以受到控制，却永远不会终止；野心可以被人压抑，却永远不会泯灭。争夺财富和权力的斗争还在寡头统治集团内部、在宫廷里和内朝成员中继续着；其形式变得更加隐秘，但事实上却更为激烈与残酷。”这种立场鲜明、富于批判精神的寡头政体论，粉碎了古代史料中为美化罗马共和末年各种政治势力而杜撰的种种谎言，确立了全书一以贯之的明晰叙事线索，深刻揭示了具体历史人物活动背后的社会背景与政治派系元素。塞姆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罗马人民接受奥古斯都元首制统治的深层原因：“世上还有比政治自由更重要的东西；政治权利只是手段，不是最终目标。它的目的乃是生活的安全与富足；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并不能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被内战和混乱局势折磨得身心俱疲的罗马人民会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早已千疮百孔的自由特权，重新忍受罗马建城之初实行的专制统治。”

需要指出，《罗马革命》中寡头政体论的应用不可能是毫无争议的。一方面，这种对人性与政治本质的悲观、消极看法，在崇尚自由与民主、抱有自身政治理想的西方知识分子眼中往往是难以接受的。1940年，为逃避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迫害而背井离乡的意大利史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便在其相关书评中批评了塞姆观点的偏激和他对历史人物情感的轻视（“在作者眼中，历史人物的情感好恶远不及他们之间的联姻关系重要”），重点抨击了塞姆在寡头政体论基础上对罗马人民最终接受元首制原因的解释，认为这种看法消解了政治自由与政治权利本身的意义。另一方面，依据某种特定政治理论去解释历史发展走势的做法是否违反了论从史出的实证主义原则？在一篇总体上对塞姆的《塔西佗》持肯定态度的书评中，蒂尔指出了塞姆的《罗马革命》与《塔西佗》同著名史家刘易斯 ·纳米尔（Lewis Namier）的近代英国政治史名著《乔治三世登基时的英格兰政治结构》（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1930）之间的“神似”。蒂尔的本意当然在于褒扬塞姆与纳米尔所共有的清晰思路和对政治本质的洞察力与批判精神。但我们当然也可以从史学批评的角度提出质疑：基于类似政治立场而得出的关于古罗马与现代英格兰政治变迁规律的相似认识，是否消解了实证史学的价值，并忽视了纷繁复杂的历史本身的多元性与多面性？

对人物志研究手法的出色运用进一步强化了《罗马革命》的人文主义色彩。塞姆在书中充分借鉴了闵采尔、格罗亚格、施泰因等德国古典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将之同自己的深入研究考辨结合起来，将人物志研究方法推向了新的高度。原始史料中零散抽象甚至略显枯燥的人名罗列，在塞姆整合后突然变得立体饱满、细节丰富，为我们展示了以人为中心的历史的鲜活面貌，也赋予了《罗马革命》这部著作常读常新的持久生命力。

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人物志手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是以相对苛刻的史料基础为前提的。就《罗马革命》而言，该书人物志研究最重要的史料依托为共和末期政治家、文学家西塞罗现存37卷的书信集。这部由西塞罗忠仆提罗（Tiro）于主人遇害后整理出版的珍贵史料包含了西塞罗与诸多罗马政界名流的往来通信，使得西塞罗成为古希腊罗马史中唯一一位生平年谱可精确到月份的历史人物，并提供了关于同时代大量历史人物内容丰富且时间精确的宝贵信息。此外，蒙森（Theodor Mommsen）、德扫（Herman Dessau）等学者在《拉丁铭文集成》（CIL）、《拉丁铭文选》（ILS）中汇集的大量拉丁铭文，以及古罗马墓志铭全面罗列主人公官职、头衔、绰号的习惯，也为塞姆的人物志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对于《塔西佗》的写作而言，尽管后一个便利条件仍旧存在（帝国早期的现存铭文数量多于共和末期），重视道德说教的小塞涅卡与个人交际圈子不算特别广泛的小普林尼的书信集都无法完全取代西塞罗书信集的作用。因而，对于塞姆而言，要在《塔西佗》中沿用《罗马革命》的人物志研究手法存在着史料基础方面的巨大难度，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为艰辛的劳动付出。

《罗马革命》的人文主义史学精神还体现在贯穿全书的、对现实政治局势与人类永恒命运的忧虑之中。1979年，罗纳德 ·塞姆在于美国西雅图召开的、纪念《罗马革命》问世40周年的学术会议上回忆道，自己在1937年前往罗马参观“奥古斯都时代文物展”（Mostra Augustea）时目睹了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借用奥古斯都形象美化墨索里尼的做法。这一现象令他深恶痛绝，并影响了《罗马革命》一书的写作方式。通读《罗马革命》全书的读者不难感受到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肆虐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心理阴影，以及塞姆本人对人类政治演变规律和发展方向的悲观主义看法。与此同时，这部著作中的一些特定用词与表述，如“辛迪加”“恺撒党”“领袖”与“元首”等，也难免会被后世批评者们视为塞姆的“古史现代化”与“影射史学”倾向的明确“罪证”。

要之，寡头政体论、人物志研究方法与现实关怀等要素赋予了罗纳德 ·塞姆青年时代成名作《罗马革命》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这种人文主义元素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追求史学科学化的学术批评语境下，塞姆采用的“以论代史”“古史现代化”等略显随意的撰史方式必然会遭到后世学者的质疑与抨击，并且步入史学创作成熟期的塞姆本人也确实在《塔西佗》等后续作品中重新思考、调整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关系。另一方面，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也赋予了《罗马革命》独具特色的可读性，提供了供后世读者长期玩味的、常读常新的丰富话题。《罗马革命》视野的开阔、洞见的深刻与文笔的优美继承了英国叙事史学的优良传统，具备着后来的“科学化”史著与走向细碎化的个案研究所普遍缺乏的独特魅力。笔者认为，对这种人文主义传统有选择的继承也正是塞姆的下一部专著《塔西佗》得以保持长久学术生命力的奥秘所在。这种继承集中体现在《塔西佗》一书开阔的历史视野、尖锐的讽刺与批判笔触，以及入木三分的心理剖析与丰富的历史想象力等方面。在广阔的视野下“以个人写时代”，向来是近现代西方传记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这种写法不仅为塞姆的同时代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9年）中所采用，更是可以上溯到雅各布 ·布克哈特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1853年），乃至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1733年）。塞姆在创作塔西佗的传记时同样十分重视对人物活动相关历史背景的关注。他在全书序言中写道：“没有当过议员的人是无法把握和吃透政治史的。同样，我们也无法孤立地理解一位政治史学家。我们必须了解相关事件、同时代的人以及他们的生平履历与活动。处理这种题材需要宏大的视野和丰富的细节知识。其中大量材料从未被整合到一起过—更谈不上得到合理的解读。”《塔西佗》的开篇便旗帜鲜明地展示了作者将人物与时代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努力方向：

元首制原本就起源于对权力的篡夺。如果张三能够攫取权力的话，那么李四也未尝不可。出身高贵、精力超群、顺风顺水或吉星高照之人均有可能宣称自己是整个罗马世界的统治者。亚克兴（Actium）海战。100年后，奥古斯都（Caesar Augustus）的王朝世系在一场灾难中走到了尽头。尼禄的疯狂和一连串意外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仿佛是命中注定一般，伽尔巴（Galba）在垂垂老矣之际登上了帝国宝座。在恐惧或一个老糊涂的狂妄野心驱使下，他在几次三番用冠冕堂皇的借口推脱绝后最终接受了人们献给他的至高权力。伽尔巴的血统、官职和崇高声望使他成为众望所归的元首人选。但伽尔巴辜负了世人的期望—“所有人都会确信他有能力统治，如果不是他真的统治过的话”（omnium consensus capax imperii, nisi imperasset）……

在短短一年之内，继承尼禄地位的三名元首相继倒下。韦伯芗的政权从无政府状态中建立了秩序，让罗马和地中海世界内各族群看到了在帝国第二个百年之内维系稳定统治的希望。但命中注定，韦伯芗无法依靠自己的子孙或在不冒任何风险的情况下完成这一使命。他的王朝延续的时间很短：韦伯芗本人统治了10年，提图斯（Titus）统治了2年，图密善在位15年……

恐惧与多疑将图密善推上了专制暴政之路。他终于在公元93年同元老院公开决裂。斗争始于一次大逆罪的裁决，并导致许多人死于非命。最先遭殃的是一批刚直不阿的高傲者（他们构成了一个群体，几乎可以说成了一个党派）。高贵出身和雄心勃勃也会成为罪名。其他人在沉默与恐惧中等待着自己的命运—大多数人如今关心的只有个人身家性命和仕途晋升。

公元96年9月18日，图密善在宫中遇刺身亡。宫廷内务总管策划并指挥了这次行动。弗拉维王朝如今已步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的覆亡后尘。历史接下来呈现的场景与性质会与之前有几分相似呢？人们即将目睹的是权力的和平交接还是一连串战火与元首拥立的过眼云烟呢？

如果孤立地去阅读这段开场白的话，我们几乎无法想象这段宏观的历史？分析居然出自对史学家塔西佗的个案研究。然而，只要我们对塞姆的写作思路稍加分析，就能看出历史背景与塔西佗个人经历之间的密切联系—塔西佗本人是图密善暴政的亲历者，并在目睹历史可能走向公元69年动乱的轮回时决定告别政治生涯，转而提笔撰述罗马元首制的历史，试图发掘其本质与内在的演变规律。塞姆敏锐地意识到，被吉本（Edward Gibbon）等人理想化为人类历史上“黄金时代”开端的涅尔瓦（Nerva）统治时期其实酷似软弱的伽尔巴掌权的时代：“涅尔瓦的举止总是小心翼翼—同情他的人会说他‘为人低调（quies）’；批评他的人则称之为‘碌碌无为（inertia）’或‘懒散懈怠（segnitia）’。” 而他过继图拉真的不得已做法也跟伽尔巴对披索的过继如出一辙：区别仅在于孤注一掷的涅尔瓦在伽尔巴失败的地方赌赢了国运。笔者认为，在对塔西佗历史作品写作动机的分析方面，开阔的历史视野帮助塞姆对塔西佗的人生经历做出了更为全面的诠释，得出了之前的塔西佗研究者们未能看到的、富于启发意义的新见解。

那么，已经开始遭到同时代的学术潮流诟病，但在塞姆《塔西佗》中得到了保留的“宏大叙事”倾向，是否本来就是毫无问题的，甚至必然比微观层面的史学考据与个案研究更为高明呢？我们对此不可一概而论。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罗纳德 ·塞姆这样才华横溢、功力深厚的罗马史学家，也会在使用宏观分析方法时犯下严重错误。《塔西佗》对《编年史》文本“如今已直抵赤海”（nunc rubrum ad mare patescit）的主观判断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塞姆之前的一些学者们注意到了塔西佗《编年史》3.61.2中“如今已直抵赤海”的表述形式，并认为它为我们判断塔西佗《编年史》或至少是该书前六卷的写作与出版时间提供了宝贵线索。由于这里说的“赤海”（mare rubrum）应当是指现代的红海或波斯湾被褐色藻类覆盖的海面，而图拉真的征服疆域于公元116年抵达了阿拉伯半岛地区，但在公元117年旋即大幅收缩，因而塔西佗的这段文本肯定创作于公元116—117年期间。但塞姆对这一考证成果持怀疑态度。他试图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旁征博引证明，塔西佗的这一表述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套路式写法，并非针对具体领土征服事实的有的放矢。他在《塔西佗》一书中写道：

“如今已直抵赤海”这一措辞是不会有误的；它宣告的不仅是帝国征服范围的大大展，还有罗马对东方的征服和对其已知世界的统治—如今世上已无能够与之分庭抗礼的其他帝国。那些措辞原本代表着亚历山大的荣耀，又被耀武扬威地闯入东方的罗马将领们—伟人庞培和玛库斯 ·安东尼（Marcus Antonius）—拙劣地抄袭；而那些赞美凯撒继承人已统治大洋两岸之间一切土地的奥古斯都时代作家们也沿用了这一套路……

正如学者们公认的那样，“赤海”广义上指的是“印度洋”。波斯湾与红海是它的两个最大峡湾，都可以被冠以“赤海”之名。但塔西佗在这里指的并非其中任何一处峡湾。他想到的是东方的大海、世界的尽头—正如另一侧的加的斯（Gades）。“从加的斯到恒河与黎明诞生之处的一切土地。”（omnibus in terris quae sunt a Gadibus usque Auroram et Gangen，Juvenal 10.1 f.）为了解释塔西佗，我们需要了解诗人、演说家和史学家们的语言，以及亚历山大的主题、征服世界的主题。

维吉尔对玛库斯 ·安东尼的评述（Aen. 8.686:“litore rubro”［赤海沿岸］）足以让我们放弃对红海沿岸小块地区的辨析—无论是埃及还是纳巴泰亚。

李维在这里也能派得上用场。执政官阿奇利乌斯 ·格拉布里奥（Acilius Glabrio）在激励麾下军团同安提柯（Antiochus）的军队交战时，浮夸地赞美了胜利果实的可观：“难道我们不应让帝国的疆域从加的斯直抵赤海（是大海环抱着四方之境）吗？”（quid deinde aberit quin ab Gadibus ad mare rubrum Oceano fnes terminemus, qui orbem terrarum amplexu fnit，36.17.15.）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Perseus）也追忆过马其顿人的祖先所完成的征服事业—“他们坚持不懈地进行征服，直到赤海之内再无可征服的地方为止”（nec ante vincere desierint quam Rubro mari inclusis quod vincerent defuerit，42.52.14）。史学家李维本人在后记中提到马其顿时也追忆了亚历山大的疆域：“阿拉伯与印度，那是赤海环绕的最遥远地界。”（Arabas hinc Indiamque, qua terrarum ultimos fnis rubrum mare amplectitur，45.9.3.）

这段略显冗长的文献征引反映了塞姆对该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展示了他的开阔视野和对古典文本信手拈来的熟谙程度。由于塞姆本人在罗马史学界享有的崇高声望，后世学者们一度把他的这段分析视为不刊之论。然而，塞姆《塔西佗》问世后相关铭文、考古材料的问世使得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塞姆其实低估了图拉真东征的领土拓展范围。事实上，图拉真的征服确实让罗马帝国的边境同时抵达了红海与波斯湾沿岸，因而塞姆的相关解释是毫无必要的。2015年，罗马史学者皮埃尔 ·施耐德撰写了《“如今已直抵赤海”：作为罗马帝国边疆的赤海》一文，通过大量细节史料证据令人信服地推翻了塞姆在《塔西佗》中从宏观视角着眼进行的整套论述。这一案例生动地说明，史学研究中的宏观视野与微观考证是前进中彼此支撑的左右腿。二者缺一不可，不能有所偏废。

犀利的讽刺笔触是传统英国叙事史学的典型特色之一，也是其人文主义情怀的集中体现。《塔西佗》对罗马帝国早期“告密者”（delator）形象惟妙惟肖的刻画，鲜明地体现了对这一传统的承袭：

跟其他所有事物一样，演说术也被元首奥古斯都驯服并立下了规矩—或至少表面看上去如此。国家大事此时已经不再提交罗马公民大会进行讨论了；元老院通常也只是负责听取陈述，而非组织辩论。里应外合、暗箱操作与阴谋诡计，取代了公开竞争与自由辩论。这对于演说家而言倒并非完全是一场灾难。远离政治的勤勉与才华可以更好地聚焦于法庭诉讼事务。随着元老院过问国家安全与荣誉事务的特权逐步（但相当迅速地）扩大，一个诱人的前景浮现在演说家面前。对“大逆罪”（maiestas，帝国体制下挥之不去的诅咒）的告发为演说术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一种犀利浮夸、咄咄逼人的新文风随之兴起。相关样本在奥古斯都去世前夕已经相当可观，并很快发展成一种主导时代潮流的风气，制造着自己的英雄与牺牲品。通过告密赢得声名与前途的希望，刺激着穷困潦倒、默默无闻的青年们萌动着的野心。为了获得好处与庇护，这些“告密者”（delatores）欣然将他们的才华贷与帝王家。最终，财富、荣誉和元首的宠幸把他们卷入了纷争与危险，要他们为受害者的万劫不复偿还血债。哪怕一名告密者活得足够长久，让他有机会通过获得成功与富足来改过自新，并被尊奉为一位“公民中的翘楚”（principes civitatis），他那暧昧的起家之道仍会在盖棺定论之际困扰着自己。

接下来的那个时代让我们见证了维比乌斯 ·克里斯普斯与埃普里乌斯 ·马塞卢斯这两位内战风云中的熟练弄潮儿—他们安然无恙地经历了一次次改朝换代，并在此后获得了财富和荣誉。在演说感染力和诉讼界成就等方面（但似乎并不在政治影响力方面），仅次于这两个臭名昭著的人物的是玛库斯 ·阿奎利乌斯 ·雷古鲁斯（M. Aquillius Regulus）。埃普里乌斯或维比乌斯反映的是从出身卑微到名满天下的沧桑巨变。雷古鲁斯则从血统上来说就是贵族—或许出身于某个古老的显贵家族。但雷古鲁斯跟共和晚期的一些贵族一样，被迫为自己与本家族的“尊荣”（dignitas）而奋斗，像所有新人（novus homo）一样披荆斩棘。妨碍其好运的事件是他的父亲被定罪并遭到放逐。为了夺回自己的荣誉与社会地位，这个年轻人疯狂地奋斗着。三位前执政官级别贵族的不幸见证了雷古鲁斯图财害命的本事—他获得的报酬则是钱财与祭司职务。跟其他同行们一样，雷古鲁斯在尼禄死后的处境同样危如累卵。当赫尔维狄乌斯 ·普利斯库斯在元老院里攻击了埃普里乌斯后，雷古鲁斯似乎已大祸临头。当时曾爆发过激烈争论—但最后无果而终。倘若雷古鲁斯曾面对过威胁的话，那么他最终还是得以全身而退。当下一次机会来临之际，赫尔维狄乌斯又将矛头对准了埃普里乌斯。不久以后，雷古鲁斯也不得不面对攻击。埃普里乌斯用辩论技巧和强大的口才干掉了对手。雷古鲁斯则通过年轻的同母异父兄弟、杰出的维普斯塔努斯 ·麦萨拉（Vipstanus Messalla）的干预而得救。

我们不难看出，塞姆意在嘲讽的并不仅仅是雷古鲁斯等个别人物的告密行为，而是罗马帝国元首专制制度高压之下出现的文学凋敝、人性扭曲的病态现象。诸如此类的描述一方面增强了《塔西佗》全书的文采与可读性，另一方面也凸显了这部著作的批判色彩与人文主义情怀。

丰富的想象力是塞姆《塔西佗》人文主义特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个问题上，塞姆同当时“科学化史学”的学术倾向发生了正面碰撞—历史著作中是否可以允许想象甚至虚构的存在？强调史学“科学性”的学者们大多会给出否定的答案。但塞姆却以坚决的口吻在全书前言中写道：

由于本书的相关史料只是一些断简残篇，许多当事人几乎只留下了名字，并且一些至关重要的交往活动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封之中，复原历史的尝试必然要承担巨大风险。但推断猜想又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历史将不值一读—因为离开了推测的历史叙述根本无法读懂。

《塔西佗》对《编年史》中关于塞亚努斯垮台事件的复原贯彻了这一原则。塞姆认为，塞亚努斯是《编年史》卷4—6中的核心角色之一，他的起家、得势与最终垮台构成了这部分历史叙述的一条主线。对此人的描写与评价也是历史学家塔西佗对提比略晚年统治乃至罗马元首制专制暴政思想的批判的集中反映。遗憾的是，关于塞亚努斯生涯末期的大部分相关文本业已散佚。我们已无从得知，塔西佗究竟是用怎样的笔法描写塞亚努斯垮台这一极富戏剧性色彩的情节。但塞姆的《塔西佗》却对这一佚失的文本进行了大胆的想象：

这一文字佚失使得后人无缘欣赏一出充斥着无与伦比的阴谋与灾难的大戏。但我们知道其中的最后一幕—那是于光天化日下在元老院里和首都街头上演的。元首提比略曾一手扶植了塞亚努斯，如今又决定除掉这个人。他从卡普里埃岛寄出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verbosa et grandis epistula）。早已了解元首计划的执政官当众宣读了这封信；而被蒙在鼓里的塞亚努斯还以为元首会授予自己更多荣誉，并让自己全面分享帝国权力。那封故意拐弯抹角的信以突如其来的严厉谴责告终。上当受骗、呆如木鸡的塞亚努斯毫无反抗之力。在被人拖出去处决时，他看到自己的雕像已被推倒：元首的忠臣们已经控制了罗马城中的所有部队，一位新队长已经接管了禁卫军。

这段细节取自朱文纳尔（Juvenal）、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与狄奥（Cassius Dio）的场景复原，是否符合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原意？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也许会认为，塞姆的这种想象式复原其实不足为凭。我们当然不可完全无视这种指责。但我们同时也需要意识到，塞姆的“想象”是在对塔西佗的相关文本及记述塞亚努斯垮台的其他史料的扎实研究与严肃思考基础上进行的。关于这一问题，塞姆在《塔西佗》一书中分析道：

我们无从判断，他在叙述塞亚努斯垮台事件时对传统有多么尊重，或表达过哪些疑虑。他在后面的文本中追述过该事件数次，这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他报道了对军需（aerarium militare）官普布利乌斯 ·维特利乌斯（P. Vitellius）计划提供资金帮助塞亚努斯“起事”（res nova）的指控。被激怒的执政官迈米乌斯 ·雷古鲁斯（Memmius Regulus）攻击他的同僚福尔奇尼乌斯 ·特里奥（Fulcinius Trio）为“谋逆之徒” noxium coniurationis）（5.11.1）—但并未使后者陷入危险。有三名罗马骑士因“谋逆罪名”（coniurationis crimine）而遇难（6.14.1）。骑士玛库斯 ·泰伦斯（M. Terentius）在演说词中声称自己和其他人“均未参与其阴谋”（cunctos qui novissimi consilii expertes fuimus）（6.8.3），并提到了“图谋叛国的、意在行刺元首的阴谋”（insidiae in rem publicam consilia caedis adversum imperatorem）（ib. 6）。最后，塔西佗也很注意记录相关人物的姓名。公元36年，一名妇女被以叛国罪的罪名起诉—“这个阿尔布奇拉因情人众多而臭名昭著，曾嫁给告发阴谋的萨特里乌斯 ·塞昆杜斯”（multorum amoribus famosa Albucilla, cui matrimonium cum Satrio Secundo coniurationis indice fuerat，6.47.2）。泰伦斯的演说(6.8.5）也提到了她的丈夫萨特里乌斯 · 塞昆杜斯（Satrius Secundus）：我们从前甚至也尊重萨特里乌斯和庞普尼乌斯。”（etiam Satrium atque Pomponium venerabamur.）他提供的信息是否属实？他是否在其主子垮台后又活了许多年头？萨特里乌斯· 塞昆杜斯是塞亚努斯的门客，曾在六年前起诉过历史学家克瑞穆提乌斯· 科尔杜斯（Cremutius Cordus）（4.34.1）。

在如此扎实的分析基础上，塞姆对塞亚努斯垮台事件进行了严肃的思考与分析，并追问道“：塞亚努斯的阴谋是否存在？许多学者相信确有其事。有一些则表示怀疑。但人们从未追问过真正有价值的问题：这一阴谋具体策划于何时？目的是什么？塞亚努斯的同伙们究竟是谁？”要之，无论是否认可塞姆对塔西佗记述塞亚努斯垮台事件方式的想象式复原，我们都必须承认，《塔西佗》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是理性、严肃、史学式的，与文学虚构存在着本质差别，体现着英国人文主义叙事传统在20世纪中叶对史学“求真”原则的特定理解方式。

二、人物志研究手法的延续与挑战

一些学者指出，米勒试图在《卡西乌斯 ·狄奥研究》中借鉴塞姆人物志分析方法的尝试，未获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相关史料依据的匮乏。事实上，在从《罗马革命》到《塔西佗》的主题切换过程中，塞姆本人同样面临着史料分析难度陡增的问题。如前所述，由于无法找到足以替代西塞罗《书信集》功能的罗马帝国前期史料，对塔西佗生活年代与撰述时代的人物志梳理必然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然而，塞姆在《塔西佗》一书中出色地应对了这个挑战。笔者认为，与《罗马革命》相比，《塔西佗》中的人物志研究方法变得更加缜密与精确。通过传世文献、出土铭文、钱币史料、建筑遗迹在个人条目下的汇集与辨析，看似零散枯燥的历史信息在塞姆笔下变得栩栩如生、立体可感。《塔西佗》对罗马帝国早期法学家谱系的梳理便是这方面的典范。在塞姆的研究成果问世之前，学术界对帝国早期法学家的认识通常以查士丁尼《学说汇纂》（Digest）为基础。但这份文本仅仅告诉我们阿泰乌斯 ·卡庇托（Ateius Capito）与安提斯提乌斯 ·拉贝奥（AntistiusLabeo）是两个彼此对立的法学派别的奠基人，并罗列了一串干巴巴的传人姓名。而从事过律师职业的塔西佗并未在其史著中对法学家们进行过特别关注。塞姆则在塔西佗《编年史》与《学说汇纂》基础上进行了扎实的人物志研究，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包括阿泰乌斯 ·卡庇托、卡尼尼乌斯 ·雷比鲁斯（Caninius Rebilus）、佩伽苏斯（Pegasus）、雅沃勒努斯 ·普利斯库斯（Iavolenus Priscus）、尤文提乌斯 ·塞尔苏斯（Iuventius Celsus）两兄弟等人在内的、鲜活立体的罗马帝国早期法学家群像，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与思考提供了宝贵线索。

由于帝国早期政治人物的相关史料记载往往语焉不详，对姓名近似者的辨析往往包含着巨大的困难与风险。塞姆在这方面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劳动，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例如，对帝国早期两位勒图鲁斯（公元25年）去世的格涅乌斯 ·勒图鲁斯［Cn. Lentulus］和公元前18年的占卜官格涅乌斯 ·勒图鲁斯［Cn. Lentulus］）的区分，向来是罗马史研究中的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塞姆对这个问题分析道：

格涅乌斯 ·勒图鲁斯（Cn. Lentulus）在于公元25年去世前被《编年史》提及了数次（1.27.1; 2.32.1; 3.68.2; 4.29.1），并在书中拥有讣告（4.44.1）。作者塔西佗或许认为那篇讣告可以诠释他在首次介绍勒图鲁斯时的评论—“年龄与军功均超越他人”（ante alios aetate et gloria belli, 1.27.1）。曾在奥古斯都治下接受过多瑙河流域兵权并指挥过战事的勒图鲁斯肯定就是公元前14年的执政官（PIR2, C 1379），而非在公元前18年担任着占卜官的那位同名者（Res Gestae 8; SIG3 781）。因此前者才是Ann. 3.59.1提到的“占卜官勒图鲁斯”（augur Lentulus）。种种困惑曾惹恼过许多现代学者：但那些问题跟我们现在讨论的东西无关。塔西佗只提到过两位勒图鲁斯中的一位：另一位在他记述的年代里可能已经过世。

对两位雷必达（玛库斯 ·埃米利乌斯 · 雷必达［M. Aemilius Lepidus，公元6年执政官］和玛尼乌斯 · 埃米利乌斯 ·雷必达［M’. Aemilius Lepidus，公元11年执政官］）的辨析则更为复杂。塞姆写道：

个人都在公元21年史事中关于前执政官级别行省的分配问题中被提到；至少有一到两处文本中的首名需要被改动。提比略在写给元老院的信中指出，阿非利加行省危机的死灰复燃需要帝国政府派出一位富有军事经验、身体健康的行省总督。于是一名前执政官以此为借口挑起了人身攻击—“绥克斯图 ·庞培以此为由头攻击了他的宿敌玛库斯 ·雷必达”（quod initium Sex. Pompeius agitandi adversus Marcum Lepidum odii nanctus）（3.32.2）。他将雷必达描述成一个懒散怠惰、一贫如洗的家伙，是其祖先的耻辱；此人配不上亚细亚行省总督一职，遑论阿非利加行省总督。但元老院袒护了雷必达，认为他是一个寡言少语、但正直无害的人—“彬彬有礼，而非胆小怕事”（mitem magis quam ignavum）。

如果他们讨论的对象确实是玛库斯 ·雷必达的话，那么这种攻击与回护都未免滑稽可笑。人们可以说此人腐败、咄咄逼人或生性邪恶—但他跟“胆小怕事”（ignavus）或“彬彬有礼”（mitis）都搭不上边。公元6年的那位执政官参与过伊吕利库姆的战事，并获得了“凯旋将军待遇”（ornamenta triumphalia）（Velleius 2.114.5; 115.2 f.; 125.5; Dio 66.12.2）。

这处文本显然应改为“玛尼乌斯”（Manium）。《编年史》中仅有另外一处无可争议地提到了那位公元11年执政官，并完整地写出了首名（praenomen）—“为玛尼乌斯 ·雷必达的兄弟辩护”（defendenteream Manio Lepido fratre）（3.22.1）。

尽管遭遇了上面那些不快，此人还是去了亚细亚行省（32.2）。我们手头的材料恰巧可以证明，一位玛尼乌斯 ·雷必达（M’. Lepidus）担任过亚细亚行省的总督（CIL III, 398 = 7089: Ephesus）—而出任执政官与担任行省总督相隔十年恰好是合乎惯例的。

但总还需要一位总督去治理阿非利加行省，解决战事。于是元首又提出了两个人选—“他提名了玛库斯 ·雷必达和尤尼乌斯 ·布雷苏斯”（M. Lepidum et Junium Blaesum nominavit）（3.35.1）。提名玛库斯 ·雷必达顺理成章，因为此人曾在提比略麾下参加过伊吕利库姆的战事。历史学家塔西佗在现存文本中没有提到过雷必达的西庇阿家族祖先：他很可能在《编年史》卷5中记载雷必达之女和日耳曼尼库斯之子德鲁苏斯的订婚（或婚礼）时交代过此事（参见6.40.3）。

如果我们接受上文中的分析的话，那么迈狄凯乌斯手稿（Codex Mediceus）中关于雷必达首名的必要修改仅此一处。与此同时，1.13.2应改回“玛库斯 ·雷必达”（M. Lepidus）—以及所有现行版本中不少于七处其他文本（始于利普修斯［Lipsius］、继之以波尔格西［Borghesi］和尼佩尔迪［Nipperdey］的校勘者们将一系列“玛库斯 ·雷必达”［M. Lepidus］改成了“玛尼乌斯 ·雷必达”［M’ Lepidus］）。这些改动造成了严重后果。事实上，作为一个并不引人瞩目的人物，公元11年执政官玛尼乌斯在《编年史》中只出现过两次（3.22.1; 33.2）。其他一切记载都属于“凯旋将军”（vir triumphalis）玛库斯 ·雷必达。

上面这段细致、合理的精彩分析，堪称塞姆《塔西佗》中人物志梳理艰苦劳动的一个缩影。我们从中不难看出，罗纳德 ·塞姆《罗马革命》与《塔西佗》中令人眼花缭乱、读来兴味盎然的人物志研究成果，是以作者扎实的学术基本功为依托的。就《塔西佗》的写作而言，塞姆对塔西佗、苏维托尼乌斯、卡西乌斯 ·狄奥、威利乌斯 ·帕特库鲁斯、朱文纳尔等作家的文本做到了烂熟于心，对相关拉丁铭文集（ILS, CIL）与钱币史料进行了充分研究，并大胆调动了自己敏锐的洞察力与丰富的想象力。时至今日，虽然学者们不时能对《罗马革命》与《塔西佗》中存在的若干人物志研究结论提出质疑或修正，但几乎没有人会再去尝试全面重构共和末期与帝国前期政界人物关系网络。这一现象从侧面反映了罗纳德 ·塞姆的人物志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三、文本分析的“科学”方法：语文学与后现代之间

本节的小标题乍看上去恐怕会引起不小的争议—塞姆同语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当然是举世公认的，但他跟“后现代”之间似乎并没有交集。恰恰相反，塞姆的天性一直是厌恶抽象理论的探讨的。然而，在通读完塞姆《塔西佗》正文与95篇附录后，笔者认为，塞姆在其塔西佗研究中处理的许多文本分析问题也正是后现代主义文本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尽管这种遭遇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其中所折射出的20世纪中期文本研究中存在的共性课题，仍然值得我们关注与深思。

与《罗马革命》相比，《塔西佗》在方法论上最显著的创新尝试，便是借用了同时代德国、法国、意大利语文学研究中较为流行的词频统计方法。这种对国外学术前沿的持续关注（塞姆本人赖以成名的人物志研究手法同样来自对德国、意大利学者成果与方法的借鉴）体现了塞姆锐意求新的钻研精神，并且在个别课题的探讨中也确实收到了成效。塞姆对塔西佗悲观主义文风的量化说明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位罗马历史学家有意回避那些尊贵的、高的字眼—它们实在过于适合政治演说或政治欺骗的场合。撒路斯特如此；塔西佗亦然。这一现象合乎两位史学家风格与思想中的其他反西塞罗特征。塔西佗在怀疑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如果以用词的尺度衡量的话，那么塔西佗的悲观主义色彩要更为浓烈。在创作完三部篇幅较短的著作后，塔西佗就再也没有使用过“integritas”（无可指摘）与“humanitas”（仁慈）；而“prudentia”（远见卓识）和“真理”（veritas）也在《编年史》卷1—6写完后遭到弃用。塔西佗最终选择让自己生活在一个暗无天日的世界里。

然而，笔者个人认为，总的来说，塞姆在《塔西佗》中使用的词频统计手段经常是一种无的放矢。它们耗费了塞姆（或塞姆引述的前人）大量精力与篇幅，却仅仅收到了事与愿违、令读者一头雾水的消极效果。以下引述的两段论述便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问题：

对于塔西佗的用词好恶，很多原因是一望即知的。还有一些不那么明显（但对于拉丁语研究很有启发价值），另外一些则令人费解。“流水”（fuvius，出现过四次）和“服从”（oboedio，出现过五次）都是首次出现在《编年史》中；并且也只有《编年史》用过“敌意”（offensio），“恶感”（offensa）则是《历史》的专利。“责难”（culpo）仅见于《历史》（四次），“隐瞒”（celo）则从未出现。我们似乎有理由猜测，一些简单动词的使用是为了制造有力、简洁的表达效果（如“掠夺”［rapio］与“争抢”［traho］）。另外一些现象则出人意料—“骚扰”（carpo）在塔西佗的全部文本中仅出现过一次（Ann. 12.32.1），“前进”（vado）仅用过两次（Hist. 3.41.2; Ann. 14.8.1）。“击中”（tango）只以分词形式“tactus”出现，用来形容被雷电劈中的物体（13.24.2; 14.12.2）。“立起”（surgo, Hist. 12）仅在《编年史》中出现过四次。另外一些字眼在《编年史》卷1—6之后便很少运用，或完全消失—如“缓和”（levo）、“立起”（surgo）、“破坏”（vexo），以及“缺少”（careo）、“悲痛”（doleo）和“沉默”（taceo）。

还有其他可怪的现象—塔西佗很少使用“应当”（debeo）（Dial. 4; Hist. 4; Ann. 8）或“不愿”（nolo）（Dial. 4; Hist. 5; Ann. 4—也就是说在《编年史》中仅见于卷1—6）；“试图”（conor，出现过两次）、“秘密的”（clandestinus，出现过两次）和“永恒的”（sempiternus，出现过两次）均仅见于《编年史》卷1—6。“认识”（cogito，主要见于演说词）不见于12.11.2以后的文本；“冒失”（temere）不见于12.39.2以后的文本；“迎面”（obviam）不见于12.11.2以后的文本。“富有的”（dives）频繁出现，“富裕的”（divitiae）则用得很少（仅见于Dial. 8.4和Ann. 16.3.1），“有钱的”（locuples）不见于6.16.2以后的文本，“阔绰的”（opulentus）不见于12.63.3以后的文本。“冷酷的”（crudelis）仅出现过一次（6.4.4），“宁静的”（tranquillus）出现过一次（1.3.7），“忠诚”（fdelis）出现过两次（Dial. 34.5; Ann. 15.67.2）。直到很晚的时候，“任性的”（lascivus, 14.2.1）、“过火的玩笑”（scurrilis, 15.34.2）、“下流的”（obscenus,15.37.3）和“患病的”（aegrotus, 15.60.3）才进入塔西佗的文本。而“追击”（fugo, 15.5.3）与“欺骗”（fraudo, 14.37.3）也仅在《编年史》卷13—16中分别露面了一次。

即便仅从学术论证的角度看，我们也有理由对塞姆在这两段文字中的处理方式提出批评—他出示的证据未免头绪繁多，缺乏分类；即便能够直接阅读拉丁文的学者也很难从中获得多少启示。更重要的是，这些语文学信息作为论据的价值是非常可疑的。塞姆本人对此也并非全无认识，并在行文中不断提醒读者此类证据的局限性。“所记历史内容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文字风格的转变”；“使用新词（但并非吸引眼球的炼字）的倾向似乎一直保持到了《编年史》现存文本的结尾处，但孤立的证据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们从这些重复用词中能够得出什么严肃结论呢？这很难说”。然而，重视语文学传统的塞姆仍在《塔西佗》中相当频繁地保留了词频统计的手段（相应现象并不见于他的《罗马革命》与《撒路斯特》）。其中一些不算成功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全书简洁明快、犀利典雅的语言风格。

然而，塞姆毕竟是一位思路开阔、头脑敏捷、富于思辨精神的优秀学者，他对语文学传统一些陈旧观念的批判在很多方面也具有创新性与前瞻性。一部分古典学家根据学术传统中“出土文献的权威性高于传世文献”的原则断定，不久之前出土的《赫巴文书》对公元5年《瓦勒里乌斯 ·科奈里乌斯法》（Lex Valeria Cornelia）内容的记载推翻了塔西佗《编年史》中罗马公民大会在元首奥古斯都去世后才丧失名义上的执政官、大法官选举权的说法。塞姆则旗帜鲜明地指出：“作为生于尼禄统治时代开始后不久的人物，塔西佗在青年时代认识了一些至少能够为他讲述公元19—20年历史事件的人物。因此，他是能够确定罗马人民直接选举权力废止的具体年代的。并且一位元老在记述奥古斯都的继承者们的时候理应会对此予以关注。”“异想天开的做法是无视一位前执政官级别历史学家的叙述，而选择相信小城镇里忠诚、狂热的臣民对某些临时性安排的记录与尊奉。”相形之下，塞姆的分析判断显然更为合理，并且也得到了下一代罗马史权威梅勒的充分肯定。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罗纳德 ·塞姆甚至意识到了历史文本在出版后的流动性。他在评价部分古典学家关于塔西佗在《编年史》中以亚历山大的形象影射图拉真的牵强猜测时写道：“对亚历山大的强调并不需要通过关于图拉真去世的假说来解释。后续历史的进程或许使得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叙述看上去像是一种未卜先知。《编年史》前几卷中的许多要素很快同现实建立了明确的相关性。这部作品在问世后变得比作者的本意更加致命：‘岁月流逝带来了出乎意料的效果！’（volvenda dies, en attulit ultro）载体，而非相反；历史文本必然具有流动性。从这层意义上讲，罗纳德 · 塞姆对个别古典语文学陈规戒律的叛逆具有学术上的前瞻性；而他对词频统计等语文学传统研究方法“不情愿”的继承，则反映了《塔西佗》全书一以贯之的、摇摆于传统与创新之间的折中主义色彩。

结语：quo vadis? 塔西佗与罗马帝国时代拉丁史学研究的前景展望

罗纳德·塞姆的《塔西佗》是当代塔西佗与罗马帝国时代拉丁史学研究中绕不过去的一座桥梁。纵观国际罗马史学界，最近60余年以来并未产生足以取代或全面超越塞姆经典著作的塔西佗研究作品。这一局面跟塞姆《塔西佗》问世前后罗马史研究走向细化甚至琐碎化的大趋势和对人文主义叙事史学传统的背离，是不无干系的。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新的研究恐怕仍需以塞姆业已取得的成就作为起点。无论塔西佗的作品本身存在多少缺陷与偏颇，完全抛开塔西佗的叙述体系而去另辟蹊径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贯穿塞姆《塔西佗》的人文主义特色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而塞姆《塔西佗》在历史视野与人物志分析等方面的成就已近乎极致，因而后人并无进行重复劳动的迫切必要性。

在对塞姆《塔西佗》的成就的评价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为：塞姆究竟是否神化了塔西佗？笔者认为，塞姆在《塔西佗》中对传主确实充满了崇敬之情，并为之进行过不无偏袒的辩护。他在全书序言中写道：

塔西佗的文风与布局谋篇能力从来不乏赞美之词；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水准则是另外一回事。近年来的教学和研究导向对他十分不利，提出了针对其史学工作的许多严厉指责。现在是对这位作家和他身处的时代进行深入研究，并做出更为公正的评价的时候了。塔西佗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遵循着典雅的写作传统。但塔西佗并非只有一支生花妙笔；他还是一位罗马元老、执政官和亚细亚行省的总督。

然而，这段出现在全书开篇处，给读者留下了鲜明印象的评价，或许产生了某种误导作用。事实上，塞姆在全书（尤其是很少有人通读的附录部分）中对塔西佗也不乏公允甚至严厉的批评言论。他在序言中紧承上面那段褒扬之词的地方，又写道：

最严重的危险则是塔西佗本人文风的统治力—他笔锋的雄健、优雅和统领一切。我们或许会发现，后人对塔西佗形象的描绘有些过于正面—“钻之弥坚”（lungo studio）并不妨碍“仰之弥高”（grande amore）。

塞姆在附录部分对塔西佗的一些批评甚至相当严厉：“历史学家很容易在年代上栽跟头……塔西佗居然会将伟大演说家的孙子玛库斯 ·霍腾修斯 · 霍塔鲁斯（M. Hortensius Hortalus）称为一名‘贵族青年’（nobilis iuvenis, 2.37.1）—他当时至少已经有56岁了。”要之，尽管塞姆笔下塔西佗的形象总体是正面的，这种好感却并未影响作者总体评价的理性与客观性。以塞姆过度神化塔西佗为理由而全盘否定《塔西佗》一书学术价值的做法，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当然，对塞姆《塔西佗》学术经典地位的认可，并不意味着21世纪的塔西佗研究已经山穷水尽。相反，一部经典的存在理应能够激发后世学者更多的灵感与思路。笔者认为，塞姆《塔西佗》中的人文主义史学传统在今天仍应得到扬弃性的继承—这种继承当然不是要回归19—20世纪叙事史学的老路。事实上，当代史学前沿流派所承载的整体史观、生态史观、后殖民主义文化史观等，都可以成为新时代史学工作者们发扬人文主义关怀，表达自我的新视角与新感悟的有力武器。在文本分析方面，对后现代文本研究方法的借鉴或许可以为我们改进塞姆并非尽善尽美的塔西佗文本研究提供些许启示。但这种启示不能仅仅是只破不立的空谈，必须跟具体的文本分析紧密结合起来。最后，史学研究的决定性突破（塔西佗研究亦不能例外）往往还是取决于新材料、新证据的发掘与利用。对于拉丁史学研究重中之重的塔西佗研究而言，新材料的出现与利用当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研究状况的转机也并非毫无希望—皮埃尔 ·施耐德对塞姆宏论的根本性修正足以鼓舞当代的拉丁史学研究者们沿着这条道路继续探索和前进。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秋季号，作者吕厚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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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范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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