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赵辉兵：德意志爱希腊者的集体心态历程——苏珊·L. 马尔尚与她的《走下奥林匹斯山》

德意志爱希腊者的集体心态历程

——苏珊·L. 马尔尚与她的《走下奥林匹斯山》

美国学者苏珊·马尔尚（Suzanne L. Marchand）的《走下奥林匹斯山：1750至1970年间德意志的考古学与爱希腊主义》（Down from Olympus: Archaeology and Philhellenism in Germany， 1750—1970）（以下简称《走下奥林匹斯山》）于1996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发行了第2版。该书是自1935年英国著名女学者伊莉莎·玛丽安·巴特勒的《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论希腊艺术与诗歌对德意志伟大作家的影响》（以下简称《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问世以来，第二部有关德国社会政治文化中的爱希腊主义（或爱希腊情结）的重要著作。该书问世第二年即被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评为“1997年最佳学术著作”。自《走下奥林匹斯山》出版以来，赞誉者有之，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约瑟夫·奇特里说：“马尔尚的著作以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方式展示了19和20世纪德国考古学与语文学的海量档案资料，该书势必会吸引史学家、哲学家、文学理论家乃至那些素以钟情爱希腊主义之奇葩而著称的人文学者”；诘难者有之，像英国古典学者休·劳埃德-琼斯说“马教授未能理解那些致力于希腊文学与艺术之士的心态，这完全不是一种优势；读其书就像是读这样一本书——其作者未能感受到寄托于所崇拜与爱慕之事物中的情感。她的观点是那种‘政治正确’，是过去美国清教主义的现代版本，许多美国学者都教条地痴迷于此宗教信仰。她以某种类似中学女校长的身份苛责书中许多人物的民族主义与精英主义”。而在目前国内学界对该书及其学术价值尚未足够重视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势同水火、毁誉参半的学术现象呢？有鉴于此，笔者在充分利用国内外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三方面对《走下奥林匹斯山》进行较为细致的评述；同时也冀望马尔尚教授对制度化的德意志爱希腊情结这种集体心态的研究能为我国的社会文化史与古典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某种参照。

一、《走下奥林匹斯山》“前传”

1.   作者的基本情况

苏珊·马尔尚，女，生于1961年；1984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芝加哥大学文科硕士；1992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2年任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1998年被评为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1999年执教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2009年被评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教授。马尔尚教授主攻现代欧洲思想文化史尤其是德国史，著述宏富，学术头衔众多。其代表性著作除了《走下奥林匹斯山》外，还有《帝国年代的德国东方学：宗教、种族与学术研究》，2010年该书被美国历史学会评为欧洲思想文化史领域的最佳书籍，获得乔治·莫斯奖。

 2. 《走下奥林匹斯山》的写作缘起

马尔尚教授将该书正标题的拟定归功于其丈夫，同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的维克多·斯塔特（Victor Stater）。作者感言道：“他不仅给本书命名，而且他的爱、诙谐与灵感也推动我去写作、修改本书，使其最终得以问世。”“走下奥林匹斯山”书名的含意隽永，固然，其意指德意志文化精英特别是古典学家的爱希腊情结走下神坛，从理想化、浪漫化到制度化、世俗化的过程；从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世界主义精神到屈尊俯就地不断滑向柴米油盐酱醋茶、追逐名利的过程；丰满的理想日益让位于骨感的现实的过程。用马尔尚教授自己的话说，即“在一个多世纪的行程里，德意志爱希腊主义不仅经历了从左翼到自由派再到右翼的变迁，而且也从盲目地崇拜希腊的、雄姿英发的局外人转变为体制内墨守陈规的、白发苍苍的学院派”。对此，古典学者休·劳埃德-琼斯特别提醒道，德意志早期的自由派对爱希腊者“走下奥林匹斯山”并放弃其“人文主义修养中激进的社会政治维度”的做法是持有异议的。同时，它也指作为一种仅限于权贵个人旨趣的爱希腊情结被制度化地普降甘霖、内具于有修养的中产阶层心中的过程。其核心环节就是古典教育成为人文中学（gymnasium）的必修课与主干课。这些秉承古典精神的“人文中学就成为进入大学的惟一预备机构（而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而且，相应地，这也适用于遴选有志于成为国家公务员、教师以及自由职业者，甚至包括牙医在内的所有人员”。

当然，一方面，该书的写作始于其博士学位论文，缘于其对德国思想史的兴趣，尤其是“缘于这个现代国家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及其造成的文化困境同我所栖居的世界更为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该书也“得益于欧洲史研究所夏季基金项目的资助，我在1987年进行了一次富有开拓性的档案考察工作”。而由此获得的海量的考古文献资料最终促使作者选择了另辟蹊径，“从制度与思想层面洞察德国的爱希腊主义”。

然而，通过笔者与作者的交流（主要是通过e-mail往来）得知，除此而外，有关《走下奥林匹斯山》的各种构想甚至更早。其灵感的一个重要动力源与她父母及其本人的教育经历有关。其父母都是在加州旧金山市的公立学校接受的中学教育；尽管这些学校只是普通的学校，而不是专门的人文中学或精英学校，但他们都学过拉丁文，读过很多古典文学。那时大体上是20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初。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当马尔尚开始上学时，古典学几乎完全在美国的公立学校消失了，至少在加州的公立学校是如此。她学了许多自然史与现代史，但对古代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在高中时，她开始学拉丁文，不过上拉丁语课的仅有五名学生。美国的古典教育传统一定发生了某种重大的变故，而青年时期的马尔尚很好奇在古典传统更浓厚的欧洲，特别是德国是什么样子。而《走下奥林匹斯山》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其自身早年教育史前史追问的解答。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灵感源是1980至1981年间，其父母的度假计划。她和妹妹偕同父母参观了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在那次触动灵魂的旅行中，她（他）们一家参观而且清一色游览的是这三个国家的许多古代遗址与博物馆。其妹妹最终成为一名古典考古学家，主攻希腊；其妹夫是希腊人；而作者成了一位研究古典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史学家。

二、 《走下奥林匹斯山》与德意志爱希腊者的集体心态历程

在笔者看来，一部《走下奥林匹斯山》的历史，好似“旧时王谢堂前燕”，不断屈尊降落“寻常百姓家”。无论是语文学家、美学家还是考古学家，这些德意志新人文主义者的爱希腊情结及其制度化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视为一部新人文主义群体修身的历史，反映了德意志教育的演进与嬗变。

1. 新人文主义者的爱希腊情结（18 世纪中期至 18 世纪末）

德意志的爱希腊情结始于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55年发表的《绘画和雕刻中摹仿希腊作品的若干思考》中对希腊艺术之美的发现。莱辛、赫尔德、歌德、席勒以及洪堡等人将这股爱希腊的激情予以阐释并发扬光大。对此，英国学者伊莉莎·玛丽安·巴特勒写道：“德意志人有着独一无二的激情去追寻理念，并以同样独一无二的激情去将理念转化为事实。德意志人拥有伟大的成就、灾难性的失败以及悲剧性的政治史，这一切的一切，都灌注了德意志人那危险的唯心情怀。世人通常都是环境的受制者，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德意志人却是观念的奴仆。”马尔尚教授认为，德国新人文主义者“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热烈且近乎独占地痴迷于古希腊之美”。他们“从希腊贵族范型中借来了那些贵族的理想——修身养性（self cultivation，或可译为‘修己’——中译者注）、价值无涉地（disinterested）冥思美、善与真、崇尚古圣先贤”。可以说，18世纪中叶以来德意志人的这股爱希腊激情代表了德意志中产阶层的反抗，他们“反对宗教压迫、贵族做派以及社会固化；不过它主要还是一场知识分子的文化造反，他们的基本志趣在于自由地——衣食无忧地——培育艺术与科学以及普及非功利化的贵族教育”。鉴于这一阶层的主要政治目标是“重构德意志的文化制度，而不是推翻国家”，因此他们心目中的希腊人，既非民主也非自由的化身，而在于古希腊人是艺术与科学的典范。这也就为德意志爱希腊情结的制度化铺就了道路。

2. 爱希腊情结制度化的兴起与发展（19 世纪初至 1870 年）

在爱希腊情结从理想走向制度化的进程中，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在将其转化为古典学术研究方面功不可没。沃尔夫“将新人文主义的教育信条与严谨的来源批判（source criticism）方法、好斗的世俗主义以及矢志于研究光荣的古希腊人的奉献精神融为一体，清晰地宣告了语文学的自主地位”。而洪堡则是将爱希腊情结与新人文主义教育制度化的主要推手。“沃尔夫与威廉·冯·洪堡的友谊促成了普鲁士人文中学与大学里沃尔夫文本批判法的制度化进程。”1809年2月到1810年6月，洪堡担任普鲁士内政部教育文化司司长；其间，他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将以往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的教育权收归中央政府；将人文中学同进入大学与普鲁士国家官僚机构挂钩；人文中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他规划的柏林大学，确立了古典语文学的至尊地位，让人文学科的地位高于自然科学。马尔尚教授认为在1810年洪堡离开普鲁士内政部之时，他已经“将新人文主义者修身的文化哲学变成了普鲁士国家的文化哲学”。在这一制度化的过程中，德意志的新人文主义既有禁欲的审美精神、价值无涉的学术研究理念、爱国的情怀（1806年，耶拿战役中普鲁士的惨败所激发出来的），也包括兼具平等主义与精英主义成分的选贤与能的教育哲学。就洪堡的教育理念来说，一方面，要培养行不苟合、多才多艺、德才兼备的公民；另一方面，这些受教育者除了修身为己外，还要拥有为人的精神，要忠于国家、利于社会，力行忠恕之道。这样，洪堡通过“糅合卢梭式严苛的个人主义教育学和‘共和主义的’旨趣这个人文主义传统”，来使“以修身理念为基的新式教育学同国家与现状彼此相安无事”。

在德国统一以前这个时期里，第一代爱希腊者“献身于浪漫的新人文主义理想”中所蕴涵的“革命性政治意义”在19世纪30年代折戟沉沙了；作为一门学科的考古学逐渐在古典学的滋润下成长起来；价值无涉的、非功利的古典学术研究在制度化、国家化与职业化的进程中，日益远离了其改造现世的信念与初心，“使得温克尔曼有关普世（university，即民族主义风格的缺失）、静穆（serenity，情感堕落的缺失）与伟大（grandeur，矫揉造作的缺失）的论断的内在紧张愈益外显”。等到了19世纪40年代，“将古典文法引入到人文中学的低年级学生，并逐渐将其发展为某种终极性的普遍教育”这套做法因其“课程了无生趣、一味灌输”，使语文学家们饱受责难之苦。当然，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人文主义者们——多为训练有素的语文学家——跻身大学上层；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受过人文中学教育之士开始成为文官与自由职业中的主打力量；早在1809至1810年间新人文主义就已经同民族主义、世俗化、中央集权化以及个人主义确立了密切的联系，足以扛得住1848年三月革命前德意志官僚机构反动措施的打压。”此外，新人文主义者的世界主义取向依然存在；考古学与博物馆学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比如，1829年考古通讯研究院建立。

3.  盛极而衰的制度化爱希腊情结（1871—1933 年）

伴随德意志的统一，在日益民族主义化、官僚化、去审美化与专业化的进程中，作为建制派的古典学家与具有主导地位的古典教育承受着越来越多的内外压力与冲击。首先是来自专业化进程的冲击。始自19世纪中叶的专业化进程使得作为个体的古典学家往往无力完成“重建古典时代的任务”，这样由某位重要学者牵头组织集体编纂或研究工程的“大学术”（big scholarship）时代就来临了。而大学术需要“专业的技术训练、科层化的管理、公司或国家资助以及政治中立”。由此大学术时代的古典研究特别是考古学因管理与研究的需要也就变得日益官僚化、民族国家化。而这种大学术的目标也就不再是修身，也不再是为了培养个性，反倒会压制个性。相应地，“国家资助、专业认证（professional credentialing，或译为‘职业资格认证’）以及官僚化不仅消减了诸如考古通讯研究院这样的组织机构的世界主义取向，而且也使得鉴赏家日益退出艺术史研究领域”。其次是作为业余爱好者的海因里希·谢里曼的一系列考古挖掘及其发现的美丽新世界（即越过文字记录所及的边界，进入人类历史的更深处）令古典语文学家的学术霸权地位大不如前。马尔尚教授写道：“特洛伊的发现开启了终结古代文化研究中语文学霸权地位的进程。”第三，作为语文学建制派里的“马丁·路德”的尼采，则从语文学内部大大削弱了奉行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语文学家的话语霸权。最后是19世纪90年代兴起的反对历史主义语文学教育的学校改革运动的冲击，使得古典语文学家真切感受到了这些反建制派力量的影响和冲击。马尔尚教授写道：“如果说谢里曼英雄式的考古发掘与尼采的活力论哲学（vitalist philosophy）象征着新人文主义思想开始走下坡路的话，那么学校改革的争论则标志着制度化的爱希腊主义开始走向终结。”不过，在古典语文学文化霸权日益受到冲击、四面楚歌的背景下，“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反对教育改革，进而维护他们的社会地位，古典考古学家们开始采用直观教学展示古希腊与德国考古学的辉煌”。可以说，在古典语文学地位岌岌可危之时，古典考古学却异军突起。从第二德意志帝国到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考古学的活动从希腊和罗马转移到了小亚细亚和德意志本身”；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火纷飞的年月，不管国库充盈与否，德国政府始终不遗余力地资助、推进考古事业与对外扩张的文化政策。这一点在第二帝国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不过，当考古事业跨过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古典范畴之时，德意志境内的日耳曼考古与在小亚细亚的东方考古让爱希腊者们不得不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性，而非自成一体的自足性。而这反过来“使得它在摧毁浪漫主义者理想化的希腊形象与人文主义者的精英式修身理想方面居功至伟”。可以说，在这一时期里，日耳曼史前史学家、考古学家与语文学家的文化战争中，最终的结果是考古学家更胜一筹。据说，1929年维甘德陪同维拉莫维茨参观了新帕加马博物馆后，后者坦言：“你们这些抡铁锹的人比我们古代（典）语文学家成功得多，我们失败了。”以语文学为根的古典教育转而让位于“博物馆雕塑所代表的视觉力量”，而“现在，有关希腊人之美的教育只能系于他们的纪念物之上了”。可以说，德意志新人文主义者的爱希腊情结一旦制度化与国家化，无论其旨趣是利国育人的家国情怀，还是价值无涉的历史主义，都难免有了利益的牵绊，进而失去了往昔平天下的世界主义。对此，列夫·托尔斯泰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想，过去和现在的大多数人都会是如此。当然，我所说的大多数人，是像我们一样有道德的、表里如一的人，而不是那些把信仰的对象当作一种手段，猎取某些利益的人（那些人其实是彻头彻尾的伪教徒。因为，如果宗教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满足生存的某种手段，那么这大概已经不是宗教了）。”而这些制度化了的爱希腊者大抵上就是那些“把信仰的对象当作一种手段”的伪君子，远离了其修己为人的初心了。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即便是打着历史主义旗号的古典教育与研究也已然是茕茕孑立，日益为功利主义的学校教育与古典研究所取代了。

4. 纳粹时期制度化的爱希腊情结（1933—1945年）

1932年，维拉莫维茨写道，“民主政治是僭主政治的先兆”，而正是僭主政治两次拯救了希腊，民主几乎毁了希腊。这位学界泰斗可谓一语成谶，只可惜他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差点毁了德意志。及至纳粹执政，希特勒对非功利主义的教育不屑一顾，纳粹的教育政策不仅“标志着20世纪20年代末反历史主义教育和唯美主义温克尔曼热的高潮”，“也代表了自1890年学校教育改革会议召开以来一直在积聚的反人文主义力量的胜利”。在此期间，爱希腊主义失去了其规范的功能，而更多流于形式，沦为“为美学效果或政治自我合法化而被掠夺的形式之仓库”。那些受过古典教育的人应该是“既不向暴君称臣，也不被蛊惑家迷惑”，而现在要么选择身体或内心的流亡，要么选择同流合污。功利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双重作用下，古希腊的一些理想形象，尤其是身体之美为“肆意᠀高种族与文化精英主义”提供了素材与养料。

5. 爱希腊情结的式微（1945—197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简称为“二战”）后德国一分为二，在东德，“制度化的爱希腊主义已经结束了”，而在西德“回归某种人文主义教育似乎是大势所趋”。不过，这些古典学者“不得不放弃他们作为普世价值提供者和国家规范提供者的主张”，而更多的是以受害者的身份来维系其社会地位，并选择走入了专业研究领域。而制度化的古典研究，一如“当今的古代雕塑博物馆也只不过是众多文化机构中的（且鲜有人光顾的）一家而已”。而“二战”后制度化爱希腊主义的衰落，更因一批重量级爱希腊者的纷纷辞世而愈加无可挽回。不过换个角度看，爱希腊情结的式微一如斯宾格勒所预见的西方的没落：“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从消极意义上将其界定为西方的没落——从积极意义看，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世界文化的扩展与演进——诸多古代文化既指促进了美洲、亚洲和非洲各民族形成的文化，也包括洪堡意义上的普世史。”换句话说，新人文主义者走过了220多年的修身之路后，放弃了自我的痴恋与执念，选择了同世界和解。尽管“希腊诸神似乎已经走下了奥林匹斯山，爱希腊的新人文主义也已经失去了在德国文化中唯我独尊的地位”，但是“道路已然畅通无阻，用以成就更加包容——如果说尚不完美的话——的个人修养的形式以及更加多元的——如果说不怎么‘纯净’的话——美的理想”。正如一位学生回忆其导师—维尔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在哈佛大学的那些年月：在她看来，耶格尔“显然已经失去了重整周围世界的改革精神和志趣。这表明他为了来世而放弃了此生（Leben）”，“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一种颜色，而不是任何形象——种持久闪亮的灰色，如此柔和又如此明亮，几乎算不上一种颜色”。

三、《走下奥林匹斯山》的得与失

1. 《走下奥林匹斯山》的主要特色

笔者认为该书的主要特色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独辟蹊径的研究取向。1935年英国著名女学者伊莉莎·玛丽安·巴特勒的经典之作《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问世。该书主要侧重于描摹文化精英个体及其爱希腊激情。一如学者布莱恩·A.斯帕克斯所言：“这本书大部分内容探讨的都是1750至1850年间的事情，只是到了最后一章才遇见了像谢里曼、尼采、斯特凡·乔治（Stefan George）这些晚近的人物。注释和参考文献少得可怜。”尽管马尔尚教授探讨的同样是爱希腊主义这一主题，但该书不走寻常路，主要基于制度与文化精英群体的视角，通过对德意志语文学和考古学学科演进的历史观察与记录，书写了最近两百年里德国新人文主义者的修身旨趣、“价值无涉的”学术研究与德意志民族主义之间的博弈。如果说《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从个体激情的角度主要探讨了18世纪以来至希特勒上台前德意志知识精英如痴如醉地俯伏于古希腊精神与文明面前，甚至达到了“暴政”的程度；那么，《走下奥林匹斯山》则从制度与思想层面详尽地考察了1750至1970年间德国社会政治文化中爱希腊主义（或爱希腊情结）的兴衰历程，探究了爱希腊主义的人文主义起源以及在教育领域和学术研究领域的流变，特别是深度描述了爱希腊主义在德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制度与文化霸权是如何建立、维系，最终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过程。诚如作者所言：“当我们处于爱希腊时代落下帷幕之际，重估德意志爱希腊主义的盛衰，进而考量巴特勒写作时尚未出现的问题，或许是恰逢其时的。本书主要关注这一社会政治事项与文化规范之间的关系；聚焦其制度演进而不是作为个体的行动者，侧重希腊狂热的社会功能而不是事无巨细地梳理那些学者与艺术家们所取得的具体成就。”

另一方面是内外兼修的研究手法。该书在运用大量一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历史学、语言学、美学与哲学等），历史地考察了220余年德意志考古学与爱希腊主义的行程。其写作手法娴熟，既有宏观外部勾勒，也有微观内部深描；作者既追溯了爱希腊情结的新人文主义之源，也梳理了其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之流。马尔尚写道：“一旦我们重构了抑制我们行动者的各种彼此竞争的思想与文化力量这一灌木丛，那么我们将有可能会更好地理解这块参差不齐的森林形貌。”

2. 《走下奥林匹斯山》中的“拦路虎”

一部皇皇400页的鸿篇巨制，在写作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是谋篇上的比例失调问题。该书共十章，其中六章用来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意志的爱希腊主义。谈爱希腊主义衰落问题仅有一章，不仅有关其衰落的叙述言犹未尽，很多细微处也是隐去不谈。其次是对书中一些人物思想的评述不够全面。比如，有关尼采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至莱辛、歌德、席勒、海因里希·海涅些人物，而作者对此有所忽略。其三是作者的研究带有一定的现时主义取向，往往会用当代人的主流看法，苛求古人。通过其始终坚持使用君士坦丁堡来称呼早已改名为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首都，可见一斑。其四是该书副标题为《1750至1970年间德意志的考古学与爱希腊主义》，至于为什么选取相对精确的起讫时间，作者在行文中并未加以说明。通过行文可知，她所给出的起止时间大体上相当于18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再有，作者在探讨德意志文化精英的修身（self-cultivation，Bildung）、爱希腊主义所体现出来的对美之狂热追求与痴迷古希腊雕塑之间的关系时，没有提供适当的解释，或许在马尔尚教授的内心中认为这是不言自明之理。或许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人的修养》中的解释，能够为我们的理解提供某种很好的参照。关于修身或修己，他写道：“人之生也，不能无所为，而为其所当为者，是谓道德。道德者，非可以猝然而袭取也，必也有理想，有方法。”修身通过体育、智育、德育、美育皆可得之。修身就要有理想，要有理想的范本，因此需要美育或美之教育。修身既可以为己修己，也可为人利他。“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职是之故，18世纪中期以来的德意志文化精英以古希腊人为理想范型，以修习古典为智育，以博物馆为美育，以考古研究院等机构为之提供教育或陶养的材料。而在这些材料中，这些爱希腊之士特别钟爱古希腊雕塑。究其原因，“音乐、建筑皆足以表示人生观；而表示之最直接者为雕刻。雕刻者，以木、石、金、土之属，刻之范之，为种种人物之形象也。其所取材，率在历史之事实，现今之风俗，即有推本神话宗教者，亦犹是人生观之代表云尔”。诚哉斯言！

最后就是该书中星罗棋布，令人猝不及防的一些疏失之处。其一是称谓错误。作者错将《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的作者“Eliza Marian Butler” 写成了“Eliza May Butler”。奥林匹斯山的山路陡峭，沿途的“趔趄”如下：“Alois Hirt”应为“Aloys Hirt”（第67页）；“Olfer”应为“Olfers”；“Pananios”应为“Paionios”；“Gottried Semper”应为“Gottfried Semper”；达尔文的著作《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的“人与动物”顺序颠倒，“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 in Animals and Man” 应 为“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 in Man and Animals”；“Aenaes Silvius Piccolomini”应为“Aeneas Silvius Piccolomini”；“Karl Hausofer”应为“Karl Haushofer”；“17， 520 talers”应为“17， 520 marks”，这一点通过后面的叙述可印证：“此次调整过后，1912年德国考古研究院的预算总额达到了226 495马克，同1871年的5 840塔勒（17 520马克）相比，有了大幅提升。”其二是时间与数字错误。洪堡任职普鲁士内政部教育文化司司长的时间应该是1809年2月至1810年6月，作者将1810年6月写成了1810年7月。这一点，通过下文可知其间定有冲突之处，“到1810年6月，洪堡离开内政部之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已经将新人文主义修身的文化哲学变成了普鲁士国家的文化哲学”。《埃及记述》（Descrition de l’Égypte，亦可译为《埃及图说》）本为20卷，错写成了10卷。通过求证作者与维基百科可知：该图书因版次不同，卷数亦有所变化；第1版共20卷，其中有9卷为文字叙述，10卷为图片，还有1卷为图片说明，第2版共27卷。再有就是“philology of the past）”漏掉了个括号，应为“（philology of the past）”；“propaedeutic power”误拼为“propaideutic power”。

不过，纵有“众多”之失，但瑕不掩瑜，这部图文并茂、厚重朴实的《走下奥林匹斯山》对我们了解德意志新人文主义者的爱希腊情结、德意志的考古学和语文学的学科史、教育史尤其是古典学来说，仍不失为一部绝对不可多得的必读书目，读来有如稻粱、折俎。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秋季号，作者赵辉兵，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参考原文。

编辑：徐登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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