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启论坛 | 约瑟夫·法雷尔：古典接受史：以奥维德的流放诗为例

作者：约瑟夫·法雷尔；译者：胡丽娟

摘要：这篇讲演稿探讨奥维德的流放诗从1世纪流传至今的接受史。首先介绍古典接受史及其在古典学研究中的地位，回顾过40年间奥维德流放诗接受史概貌。然后具体考察奥维德流放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接受情况 ：从公元1世纪的小塞内卡到6世纪的诗人维南提乌斯·福尔图纳特斯，从14世纪的彼特拉克到18世纪晚期的德国大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最后止于 20世纪晚期奥地利小说家克里斯托夫·兰斯迈尔。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总是对奥维德的流放诗抱有特殊的兴趣，尽管程度有所不同。

关键词：奥维德　流放诗　古典接受史

我想首先从接受学的总体情况谈起，然后思考奥维德（Ovid）的《哀怨诗》（Tristia）和《黑海书简》（Epistulae ex Ponto）在接受过程中有哪些有趣且奇异之处。我不打算多讲《伊比斯》（Ibis），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会很高兴在问答环节讨论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奥维德流亡诗和他的其他作品以及其他古典诗歌的接受过程有相似之处，具有某些固定模式，不过其中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

前言：接受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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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也许十分清楚，自1993年以来，接受学研究已经成为古典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英语国家，以欧美地区最为普遍。我选择1993年，是因为当时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的查尔斯·马丁代尔（Charles Martindale）教授出版了一部很有影响力的作品《挽救文本：拉丁诗歌和接受诠释学》（Redeeming the Text: Latin Poetry and the Hermeneutics of Reception；简称《挽救文本》）。这本书出版之前，马丁代尔因为写了一部关于近代英国作家，也就是威廉·莎士比亚和约翰·弥尔顿时代的作家们接受拉丁文诗歌的著作而闻名。不过，马丁代尔这部早期著作没有形成鲜明的理论，因此一度被误认为属于英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而非古典学研究。在马丁代尔之前，人们常常认为这类著作关注的是所谓“古典文献的传承”（classical tradition），也就是说，它不研究古典文献本身，而是研究古典文献如何通过影响古典时代之后的作家而得以“幸存”下来。这种观点原本为古典学的基本宗旨所包含。古典学强调将希腊和罗马古代视为一种已经破碎了的物体，其中许多部分已经缺失，只能将残存部分尽可能地加以还原。人们认为，横亘于古今之间的千百年并不是古典古代的一部分，而是把古典古代传递给我们的一个媒介，古典古代作为一份需要谨慎保存的遗产，在传承过程中有可能会散佚或扭曲。历经千百年保存下来的手稿文献为我们理解文本传承遭遇的重重困难提供了样板。优质手稿的理想状态是完好保留古代作家之所写，无增亦无减；而劣质手稿则破坏文本，把一个带有缺陷、很成问题的古代文献的版本呈现于读者面前。马丁代尔的接受诠释学与这类研究绝然不同。马丁代尔认为，意义并不仅仅存在于作者的思想或文本中，静待聪明的读者去发现，文本只有在接受时才会产生意义。这意味着意义是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种交易；表明在前一代读者那里产生的意义与新一代读者也发生着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本的意义的历史与读者同文本不断相遇、不断产生意义的历史之间，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当然，这种关于意 义的观点引起了许多问题，大多数问题从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我不打算现在就进入这个话题，只想以马丁代尔在《挽救文本》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的两种解说为例。
第一种被马丁代尔称为“弱版”的说法是，有成就的诗人才能透彻理解其他有成就的诗人的作品；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奥维德，我们应该注意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人对他的看法。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常识性观点，所以即使完全没有科学道理可言，也已被广泛接受，并且英语世界中诸多貌似接受 学的研究都受这种观念指导。而另一种“强版”说法走得更远，而且总的来说，它从未真正得到充分讨论，更不用说接受、拒绝或付之于行动了。该论断指出，莎士比亚不仅是奥维德最卓越的读者，还是奥维德强有力的诠释者，以至于再也看不到莎士比亚之前的奥维德作品，如《变形记》的原貌是什么样的，而这部作品是莎士比亚创作的重要源泉。举一个小例子就足以说明问 题：如果不提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伟大的模仿版故事的话，几乎不可能把（其蓝本）奥维德“皮拉摩斯和提斯柏”（Pyramus和Thisbe是古 希腊神话中的巴比伦情侣）的故事讲清楚。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可能达到奥维德时代人们对“皮拉摩斯和提斯柏”故事的理解水平呢？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按马丁代尔的“强版”说法来看，事实就是如此。这种接受观可指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一方面，这种观点非常保守。如果说，前人对奥维德的解读影响力太大、数量太多的话，那么现代读者就几乎没有直面奥维德的空间，也就是说，不能直接面对奥维德自己的话语，也就无法发展出新的阅读，这是因为前人的诠释太多而使新读者不堪其累。另一方面，在历史长河中，奥维德确实时不时地会声名鹊起，而其作品 在不同时代的人气指数也有起有落。对我个人而言，当我意识到这一真相时，我与奥维德的关系也因此深受影响。《拟情书》（Heroide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我还是一名研究生时，我越来越决心从事拉丁诗歌研究，我的阅读习惯也变得更加系统和全面。由于某种考虑，我决定阅读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拟情书》。令人尴尬的是，我觉得它索然无味，更令人尴尬的是，我得承认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读到的文学史评论和奥维德作品评论中有诸多类似批评，即使写这些批评的人对奥维德普遍抱有同情心。他们说《拟情书》是重复、无聊的。我太年轻，易受他人影响，觉得的确如此。幸好我对正面评价持开放态度。几年后，我因为一些与奥维德无关的原因对书信体文学产生了兴趣。从研究这类文学题材的理论家们那里，我得知《拟情书》的作者奥维德竟然是书信体文学的创始人之一。要知道，在欧洲语言文学史上，书信体罗曼史是近代散文体小说的重要形式，一些学者因此认为《拟情书》实为近代小说的先驱。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撰写了一篇论文《〈拟情书〉的阅读与写作》。《拟情书》至今仍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喜欢的研究对象之一，主要是因为写这篇文章使我从接受史角度确认了对它的好感。这个故事在奥维德的许多作品中反复出现，最著名的是《情爱论》（Amores），它对中世纪晚期欧洲“宫廷爱情”故事传统影响深远，还有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在视觉艺术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但奥维德的流亡诗歌怎么样？它如何被接受？研究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得到什么？

一、 奥维德的流放诗被现代学者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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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维德的流放诗至今不被现代评论家看好。直到20世纪后半叶，这些诗都被认为像《拟情书》一样重复、无聊，有过之而无不及。20世纪80年代几部专著的出版才改变了这种状况，对此做出贡献的是两位美国古典主义者贝蒂·罗斯·纳格尔（Betty Rose Nagle）和哈里·埃文斯（Harry Evans），另一位是新西兰人，任教于牛津大学的古代史教授罗纳德·塞姆爵士（Sir Ronald Syme）。这些成果给学者们带来了关键性词语和语境导向，大大便利了研究的推进，但仍需要克服重重偏见。像前文所述的《拟情书》一样，人们对流放诗抱有成见，这些成见与困扰《拟情书》的评论相似：流放诗沉闷无聊，算不上真正的诗歌，只是文字押韵而已；它们重复累赘，拉丁文用法也不太好。奥维德在托米斯（Tomis）度过的时光导致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退化了。与《拟情书》不同的是，奥维德自己率先消除人们对流放诗的批评。要知道流放诗中充满了怨言，这些怨言确实重复出现。那些评论者对奥维德的抱怨之语信以为真，难怪会对他吹毛求疵。然而，我们这一代读者现在已经习惯了奥维德的思路，这位给读者带来许多浅显易懂的美妙故事的诗人，他表面所说并非他的真实意图，往往正好相反，流放诗尤其如此。这毕竟涉及奥维德与迫害他的政权之间的关系，专制政权下形成了秘而不宣、暗地讥讽、借机指控的氛围，人们可能会因为一首小诗，一个莫名其妙的差错而瞬间改变了命运，而且永远无法挽回。我从前人关于奥维德流放诗的研究中看到，研究者把政权反对者的偏执性类型化了。

二、 奥维德的流放诗在古代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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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老生常谈的说法是，奥维德去世之后，直到尼禄时代，罗马的诗歌产量极少，而且这一时期的作品质量不高。这种认识值得商榷，近年来已经开始受到了挑战。我确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对尤里乌斯—克劳迪王朝（JulioClaudian）文学会形成一种新的认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会感到十分惊讶。我几天前在上海发表了另一个主题的演讲，几天后将再次在北京发表演讲， 在这些演讲中，我会谈到奥维德对盖乌斯·提比略和克劳迪乌斯统治时期诗 歌创作的影响。我所讲的大部分内容都基于我的学生安娜·戈达尔（Anna Goddard）2015年撰写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非常透彻地解析了两者之间的 关系，结论也非常令人信服。但戈达尔并没有提到流放诗，因为几乎没有证 据表明这一时期有人在读它。尽管肯定有人读过，但尤里乌斯—克劳迪王朝 的诗人好像并没有从中受到启发。可以断定，古典晚期的罗马作家也是如此。无论是历史学家、传记作家、编年史作家，还是其他任何人，都对奥维德的诗和他被发配到托米斯之事避而不谈。这种情形使得部分学者开始质疑 奥维德是否真的在流放中度过了余生，《哀怨诗》和《黑海书简》或许只是一场思想漂泊。很少有人认为奥维德的流放时期是虚构的，但除了他自己的诗之外，确实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因此，流放诗被接受的证据也十分罕见。一直到最近，人们总是轻易相信因为这些诗歌本身不够好，所以才没人去读它。既然我们已经克服了这种偏见，那么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大多数作家不愿意跟第一位与皇帝发生冲突，并被永久驱逐出罗马的诗人有任何牵连的缘故。

但也有特例，至少有一位作家小塞内卡（Seneca the Younger）与奥维德有关联，这也许并不奇怪。塞内卡的一些书信写于在科西嘉度过的时光，公元41至49年，他被克劳迪乌斯皇帝贬抑到此。其中有他写给母亲赫尔维娅 （Helvia）的家书，他试图安慰这位因为儿子遭到流放而忍受离别之痛的母 亲；也有他写给克劳迪乌斯皇帝身边的宠臣—被释奴波利比乌斯的信，因他的兄弟去世而表示安慰。在给后者的信中，塞内卡表达了请波利比乌斯帮忙从中调解，使克劳迪乌斯皇帝把他从流放地召回的愿望。如果塞内卡和当时的人们一样，把奥维德视为重要的诗人前辈的话，那么他肯定也会视其为流放诗人的典型。有一位叫斯蒂芬·海因兹（Stephen Hinds）的爱尔兰人，他在移居美国之前在剑桥大学读博士，在那里，他是近30多年来取得 了令人激动的成果的奥维德研究者之一。他的一篇重要论文《塞内卡对奥维德的征引》（“Seneca’s Ovidian loci”）追查了塞内卡在进行地域描述时借用奥维德文本的证据线索。其中与奥维德有关的地名中的托米斯，被海因兹视为科西嘉岛的原型，它们分别是这两位诗人的流放地。海因兹的研究表明，正如奥维德在描写托米斯时，滥用或歪曲地借用了希罗多德关于斯基泰（Scythia）的民族志一样，塞内卡也用类似手法来描写科西嘉岛，这甚至更加难以置信。海因兹还指出，奥维德和塞内卡的笔下都出现过神话人 物美狄亚（Medea），这就为两位流放作家之间的亲密联系提供了进一步证据。在奥维德的《哀怨诗》（3.9）中，美狄亚与托米斯直接联系在一起，她 在《拟情书》和《变形记》中也出现过；她在奥维德笔下是一个失落的悲 剧角色，而在塞内卡笔下则是一个劫后余生的角色；至少从欧里庇得斯时代开始，她就被塑造成流亡的人格化身。事实上，恩尼乌斯（Ennius）改 编欧里庇得斯同名剧作“美狄亚”时，将其更名为“流亡中的美狄亚”。根 据这种种关联，海因兹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塞内卡其实非常了解上述因素，并且他笔下的美狄亚与奥维德的美狄亚息息相关，几乎可以说是流放的象征。

三、 维南提乌斯·福尔图纳特斯（Venantius Fortun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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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卡也许是古典时期唯一对奥维德流放诗做出了反应的罗马作家，他以不易察觉的方式致敬奥维德，仅专家学者才有足够的兴趣去发掘这些联 系。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研究古典作品的早期接受史大致是怎样的情形。我认为塞内卡借流放诗述说自身处境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的，即使他没有公开承认这一事实，也许是因为奥维德的前车之鉴吧，毕竟奥维德没能获准从流放地归来，而这是塞内卡梦寐以求的事，并且成功做到了。如果塞内卡过于明 确表露他对奥维德的兴趣的话，也许他会遭遇同样不幸的下场。因此，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奥维德才会被确认为典型的流放诗人，被重新解读，变得更加普遍适用。事实上，要等到政局发生巨变的时候，这一切才有可能发生。500年之后，奥维德的流放诗终于被接受，步入了新的历史。到那时，罗马帝国已被一分为二。西部帝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分解为一些各自为政的领地，其中势力最大的是法兰克人的王国。他们与罗马化程度较高的高卢人共居一地，而这些高卢人认为他们是西部帝国拉丁文化的真正传承 者，现代历史学家常常尊称他们是“高卢罗马人”。法兰克宫廷成员也渴望获得这种身份地位。这两个集团都沉迷于当代人所熟知的身份政治套路，并且双方都宣称自己是罗马人，是活生生的拉丁文化圈成员。当时古典诗人供不应求，任何有这方面才华的人都可以藉此谋到一份好差事。维南提乌斯·福尔图纳特斯是一位6世纪中叶在意大利东北部威内托（Veneto）出生、长大的年轻人，恰好生逢其时。在他的诗集序言中，他戏称自己是在荒野中为蛮族人吟唱的俄耳甫斯（Orpheus）第二。这句话值 得记取，特别是当我们阅读他歌颂国王查理伯特（Charibert）、奇尔帕利可（Chilperic）或鲁普斯公爵（Lupus）等保护人的诗句时。这位诗人得到了法兰克贵族们提供的庇护和礼遇。维南提乌斯是很幸运的，他作为游吟诗人来到勃艮第宫廷，死于普瓦提埃主教时期。他的恩主以日耳曼语为母语，对于维南提乌斯这位假想的俄耳甫斯来说，其听众正是罗马人眼中的“野蛮人”， 但他们渴望成为拉丁文化成员，这一时期的拉丁文化已变成了一种语言。当这位游吟诗人奉命写下非常传统地道的拉丁格律诗的时候，他能感觉到拉丁语对他们产生的震慑力。 维南提乌斯的颂扬手法富有教益。这些颂扬诗源于历史悠久的宫廷赞歌传统，并且在表达方式上将传统和当前现实相结合。数百年以前，（罗马）诗人马蒂尔描述涌向罗马斗兽场的人群齐声欢呼提图斯皇帝是全世界唯一的统治者。他们坐在那里，说着粗俗而难懂的蛮族语言，但当他们一起用拉丁语向提图斯致敬并高呼罗马皇帝的尊号“祖国之父”时，顿时变得心领神会，语言也变得优雅起来。维南提乌斯在写给法兰克国王查理伯特的颂诗中援引了这个说法，但有很大区别：Hinc cui Barbaries, illinc Romania plaudit: diversis linguis laus sonat una viri. （这边的蛮族人，那边的罗马人，他们语言各异，却同声称颂君主一人。）在这种场合，拉丁语不但不能阻止蛮族人用自己的语言发声，而且还被 迫与之分享舞台。不过，拉丁语的声音显然居于次位。后面赞美国王双语口才的诗句也体现了这一点：Cum sis progenitus clara de gente Sigamber, floret in eloquio lingua Latina tuo; qualis es in propria docto sermone loquella, qui nos Romanos vincis in eloquio? （虽然生为斯堪布里安人［著名部落］，您却凭借口才为拉丁语锦上 添花。论口才，您胜过我们罗马人，倘若用您自己的母语来表述，那将会怎样呢？）查理伯特不仅比维南提乌斯这类拉丁语修辞术专业人士的口才更 胜一筹，而且在运用拉丁语的套路方面超越他们。诗人显然没有双语之才，令他好奇的是，国王用他的母语演说是否更精彩？此处以称赞母语为媒介，旨在赞颂其精湛的口才。出于同样的目的，维南提乌斯把这两个话题合并用于查理伯特的同父异母兄弟和王朝的竞争对手奇尔帕里克身上。Quid? quoscumque etiam regni dicione gubernas, doctior ingenio vincis et ore loquax, discernens varias sub nullo interprete voces: et generum linguas unica lingua refert. （为什么您的才华超越了治下所有的臣民？您博闻强识，能言善辩，能听懂多种语言，而无须翻译，自己张口就能用各民族国家的语言对答如流。）在同一首诗中，因提及国王名字的含义而再次引出关于翻译的话题。Chilperice potens, si interpres barbarus extet, “adiutor fortis,”hoc quoque nomen habes: non fuit in vacuum sic te vocitare parentes: praesagum hoc totum laudis et omen erat. （“强大的”奇尔帕里克，据一个蛮族人翻译，它的意思是“强有力的开导者”这正是您名字的含义。您父母取的名字真是名副其实，正好预示您未来名扬天下。）这位诗人再次显露出对蛮族语言的博学，他虽举出国王名字的双语词源的权威说法，但没提那个蛮族翻译的名字，而这位翻译定然精通双语。为恩主的语言技能做见证并不是维南提乌斯最持久和最值得骄傲的成就。诗人到达勃艮第后不久，就另寻途径投靠洛塔尔一世的前王妃—公元 544年以后她成为普瓦提埃的宗教领袖拉黛贡德（Radegund）。维南提乌斯 到达时，拉黛贡德正在高卢施展外交，试图从拜占庭皇帝查士丁二世和索菲 亚公主那里得到真十字架文物。为此，她把维南提乌斯招为幕僚，维南提乌斯撰写了三首拉丁雅歌以助成此事。圣物成功获得，于公元569年重新树立。为表示庆祝，诗人撰写了第四首诗，该诗幸运地保存下来。这组诗与维南提乌斯的其他作品一样，全都不为那些自视纯粹的“拉丁文学”研究者所重视，他们甚至不屑去阅读，姑且不论对与错，不过维南提乌斯的两部为庆祝 普瓦提埃圣物安放而作的诗《君主旗帜飘扬》（Vexilla regis prodeunt, 2.6）和 《鼓舌歌唱颂主荣耀》（Pange lingua gloriosi, 2.2）流传至今，每逢罗马天主教会的主日活动，这些诗句就被成千上万的教徒吟唱，并且被广泛录制，今天任何一家稍有规模的音像店都能买到这组赞美诗的录制碟。像这样流传下来的古代世界的作品可以说是少之又少，没有多少基督教赞美诗能代表拉丁文学的水平，更何况它是为高卢修道院的日耳曼女恩主所作。维南提乌斯的作品难以跻身于古典诗歌的殿堂，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他书写的语言或文化对于他的蛮族恩主和基督徒恩主的影响究竟有多么大？从他职业生涯的成 功轨迹就能推断出来。尽管诗人一再推崇法兰克文化的优越性，但其恩主仍然希望他用拉丁文写诗为自己歌功颂德。法兰克贵族对拉丁颂歌的渴望实在令人匪夷所思。难道这种诗体本身还不足以证明拉丁语早已僵死，变成化石了吗？也许无论维南提乌斯在法兰克王室多么受器重，他始终没忘记自己是一个俄耳甫斯式的古典人物，流放于野蛮人当中，用音乐迷住他们，正如神话诗人用音乐迷住野兽一样。在维南提乌斯笔下的诸多古典榜样中，奥维德隐约可见，特别是考虑到维南提乌斯选择了挽联对仗形式，并按奥维德的风格写作。他也许是第一位把奥维德笔下的俄耳甫斯作为自己作家人格的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中写下了俄耳甫斯的故事，该故事在《哀怨诗》（4.1） 中象征性地出现了一小段，并在《黑海书简》（2.9.53, 3.3.41）中出现过两次。维南提乌斯没有将他在野蛮人中“流放”的想法视为一种死亡或哀叹失去了诗歌的力量，而是积极投入为蛮族国王效力，如同奥维德为吉提（Getic）国王柯提斯（Cotys）效劳那样，奥维德用吉提语写了一首颂扬柯提斯在吉提的伟大功绩的诗（可能此言为虚），维南提乌斯也在用法兰克语写诗。顺便提一下我的朋友亚历山大·比克罗夫特（Alexander Beecroft），他是一位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任教的加拿大学者，他将奥维德与柯提斯国王的关系，以及奥维德与中国古代诗人庾信（公元513—581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庾信恰好与维南提乌斯·福尔图纳特斯是同时代的人。比克罗夫特写道：庾信……在中国六朝时期被南朝政府派遣到北朝政府去执行一项 外交使命，却被扣留终身未归……［就像奥维德一样，他］从［他政治世界的］中心被放逐到边缘却无能为力，而且［两位诗人］对于流放生活的描述都旨在表明那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宫廷生活。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两位诗人在流亡期间都为异族宫廷写诗。庾信存世的诗大都是为北周政权写的诗，他在那里度过了最后几十年。奥维德也给色雷斯国王柯提斯写诗，并讨论用吉提语写诗（很可能是虚构的）。因此，两位诗人都将宫廷诗的薪火传到一个新宫廷的语境中，既为这里的听众而写，也为真实的或想象中的罗马听众和建康（作者注：南京古称“建康”）听众而写。我无法详细评论比克罗夫特在此发现的相似之处。我引入庾信的例子是为了表明，一个明显受到奥维德影响的诗歌传统，即维南提乌斯·福尔图纳特斯的诗，和另一个显然未受其影响的庾信的诗，从中可以初步辨识出一些界定流放诗人境遇的参数，其中一些我们可以视为特定的接受条件，例如俄耳甫斯这一形象的适用性；有一些则产生于流放经历中潜在而普遍的需求，如诗人需要观众，也需要适应突变的命运所带来的变化。

四、 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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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维南提乌斯·福尔图纳特斯之后，到了欧洲中世纪，流放中的奥维德开始受到游吟诗人们的广泛赞赏，并成为他们谋生处境的象征。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央权力的合法地位被一些伪装者窃夺，一方面是教皇，另一方 面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曼及其继承者。然而，总的来说，政治上高度分裂，使得拉丁语虽然仍为精英阶层继续使用，白话的影响力却在不断增强。美国古典学家和中世纪学者拉尔夫·J. 赫克斯特（Ralph J. Hexter）在一篇 名为《奥维德和中世纪流放想象》（“Ovid and the Medieval Exilic Imaginary”） 的论文中讨论了这一现象，该论文刊登在德国出生、英国培养的古典学家扬·费利克斯·盖特纳主编的论文集《书写流放：古希腊罗马以及后世关于异乡漂泊的言说》。

五、 彼特拉克（Petr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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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有很多东西需要研究，但确切地说，流亡中的奥维德再次被接受的真正重大变化发生在中世纪末期和意大利、欧洲文艺复兴产生之初。关键人物是人文主义学者和诗人弗兰切斯科·彼得拉卡（Francesco Petrarca）， 我们用英语称为彼特拉克。众所周知，彼特拉克对欧洲文化史盛行的观念具有重大影响。“中世纪”这个概念的发明要归功于他，这个观念如此强大，以至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构成了各欧洲民族国家和大多数欧洲公民的自我形象的基础。“黑暗时代”的概念也是彼特拉克发明的，在他看来这个概念适用于我们称为中世纪的所有事物。后来通常用这个词来描述中世纪早期，特别是从西罗马帝国解体到查理曼的时期。不过，再到后来，“黑暗时代”一词包含的贬义导致大多数学者停止使用它，而更喜欢说“晚期古代”。而这并非彼特拉克的观点。他认为，古代终结之后的整个历史时期，包括他自己的时代在内，都处于“在谬误的迷雾中，天才在闪闪发光，他们目光敏锐，尽管他们被黑暗和浓密的幽暗所包围”。彼特拉克觉得这个黑暗时期即将结束，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它会让位于光明。毫无疑问，他觉得自己为实现幸福做了很多贡献。尽管如此，他仍感到遗憾，正如他不能生活在古典古代的光明之中一样，他有生之年也不能见到 未来新时代的灿烂前景。为了理解彼特拉克，当务之急是必须在更广泛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彼特拉克的所有研究者都意识到，流放是他生活和作品的核心主题。他的家族来自佛罗伦萨，同上一代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一样，也卷入了政治斗争。他们两个家族都在政治斗争中失败，都被胜者驱逐出境。彼特拉克实 际上是在阿雷佐（Arezzo）流放期间出生的，他认为自己一生都在流放中生活。他写道：“我是一个无处可去的公民，我到处都是一个陌生人。”思想史研究者认为，这种疏离感和焦虑感是使彼特拉克成为第一个“现代”人的因素。不管是不是真的，可以肯定的是，彼特拉克把自己与古典古代伟大的流放者们相提并论：“当你将我和尤利西斯的游历进行比较时”，他写道，“除了功业、 名声显赫方面不如他以外，论旅行历程之遥、历时之久，我都胜他一筹”。彼特拉克经常以不同方式回归流放主题。其中一个与我们的关注点特别 相关。比较研究学者多罗拉·沃吉霍斯基（Dolora Wojciehowski）写道：“可以说……对于彼特拉克来说，最具有意义的错位形式在于时间。在彼特拉克的众多创造中，他发明了‘黑暗时代’的概念，这是一个黯淡、荒凉的中世纪，它与‘光芒四射’的古代相差甚远，是从古典古代断开的一段时期。每念及希腊罗马的盛世辉煌已遥不可及，彼特拉克就无比悲伤，感觉自己遭到放逐，来到了一个今不如古的时代，还有一种更痛苦的流放—他从未来流放至此。”她继续说道：“在这种时间流放的痛苦折磨之下，彼特拉克试图从一些方面补偿他的历史异化感，例如，他给死去的罗马作家（比如他深爱的西塞罗）和后世之人写信，倾诉怅惘之情，从而试图跨越因时间断裂而造成的 他与光明的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距离。”沃吉霍斯基的这些观点发展了她在耶鲁大学的一位老师托马斯·格林（Thomas Greene）更为宏观的见解。托马斯·格林在《特洛伊之光》写道：“发现古代，同时也发现古代的遥不可及构成了彼特拉克的双重流亡，既非罗马放逐，也非现代放逐，因此他在自己的眼中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不合时宜的写照。”试问奥维德在哪些方面促使彼特拉克感觉自己是个流亡者，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前面提到的拉尔夫·赫克斯特（也是托马斯·格林的学生）所说：“当直接涉及评论奥维德的流放时，彼特拉克显得语气十分审慎……”在《论孤独人生》（De Vita Solitaria, 1356）中，彼特拉克批评奥维 德意志薄弱，特别是在风流韵事方面（2.7.2）：qui nisi his moribus et hoc animo fuisset, et clarius nomen haberet apud graves viros et Ponticum illud exilium atque Istri solitudines vel non adiisset vel aequanimius tolerasset. （要不是因为他的禀性和情绪的话，奥维德或许会是一个更严肃， 更令人尊敬的君子，而不至于被流放到黑海的伊斯特拉荒野，而且即便 在流放中，他也会泰然处之。）为了解释他这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赫克斯特推测“奥维德的流放和他的 抱怨可能深深刺痛了彼特拉克，因为对他而言，流亡是一个核心的，甚至存 在的问题”，我认为肯定就是如此。我还想进一步推测，彼特拉克对奥维德 是心中有愧的，以至于不愿意承认他是流放诗人的典范，特别是因为彼特拉 克的流放而不是因为暴君不欣赏他的作品而使其个人受到惩罚性放逐，这一点与奥维德的情形完全不同。不过，彼特拉克还是忍不住承认奥维德在其他 领域的卓越成就，尤其是作为爱情诗人。仅举一例子表明他从中受益。众所周知，在《变形记》中，奥维德讲述了一个关于达芙妮的“初恋”（primus amor）故事，她是阿波罗的初恋。故事最终解释了达芙妮是如何变成一棵 月桂树的，化身为树之后，她的名字也从希腊语的Daphene变成了拉丁语的Laurus。在《变形记》的另一个故事中，猎人凯法鲁斯（Cephalus）召唤凉风吹走他因追逐而产生的燥热。拉丁语中的“奥拉”（aura）意思是“微风”， 凯法鲁斯的妻子听到他呼唤“奥拉”时，误以为这是一个女人的名字，顿时妒火中烧。英国古典学家菲利普·哈迪（Philip Hardie）诠释了奥维德笔下女主人公“劳鲁斯”（Laurus）和幻想人物“奥拉”的名字是如何变成《歌集》（Rime sparse）中彼特拉克的恋人“劳拉”（Laura）的。Laura既是拉丁 语Laurus的意大利语形式，又是aura加上定冠词后的形式（把“breeze”变成 “the breeze”）。诗人获得的嘉奖—桂冠就是由月桂树枝编织而成的，彼特拉克因得意于自己的代表作—拉丁史诗《阿非利加》（Africa）而自封为桂冠诗人。因此，彼特拉克把自己塑造成作家，尤其是爱情诗人，这是受奥维德诗歌中具有个性创意情节的启发而来的。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更乐于承认在爱情诗领域他愿就学于奥维德，但暗示在流放经历和情感方面，他自视高人一等。

六、 歌德的《意大利之旅》

（Italian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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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大师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是奥维德流放诗接受史上的另一个转折点。1786至1788年，在魏玛公国（现在的德国）担任枢密院议员的歌德进行了一次悠长的度假，他前往意大利各 地旅行，两次长期在罗马逗留居住。在那里，他遭遇了一段风流韵事，学者们认为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恋爱。这段经历的结果是他用德语写了一部怀 念这段恋情的《哀歌集》。歌德按照古罗马哀歌诗人的风格创作，他模仿的对象是爱情诗三巨头（triumviri amoris） —卡图鲁斯（Catullus）、提布鲁斯（Tibullus）和普罗帕提乌斯（Propertius），以及最重要的奥维德。歌德虚构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罗马女郎（Puella），给她起了一个非常“罗马”的女性名字福斯蒂娜（Faustina），这个名字使她看起来像是一个真实的女子。同时，作为《浮士德》（Faust）的作者，福斯蒂娜这个名字也是向歌德本人致敬。在他的罗马哀歌集里，歌德演绎了一部身份、种族悬殊的男女情侣相恋的罗马剧情，但他颠倒了权力关系。在罗马哀歌中，身为公民的男性情人感到非常困惑，他发现自己迷恋上了非公民出身，要么是希腊人，要么是外邦人、奴隶或被释奴的女性。诗人对这位女性的热恋导致了权力关系的倒置，使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竟然控制了自由的男性公民。歌德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关系，但他又一次反转剧情，演绎北方蛮族入侵罗马的剧情，而他的罗马情妇则为日耳曼入侵者的征服而喜悦。就这样，诗集不断引用为人所熟悉的拉丁爱情挽歌中的情节和主题。《罗马哀歌集》只是歌德的意大利旅行作品之一，他还写了一部日记《意大利之旅》，记录了多年来的许多其他经历。奇怪的是，他对构成《罗马哀歌集》基础的风流韵事只字未提。奥维德在这本书中并不是一个突出人物，直到书末才出现。这部回忆录以歌德离开罗马前夕的叙述结束。事实上，他写道：“连续三晚，夜空晴朗，满月当空，将它的魔力撒播在这座巨大的城市，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被转移到了一个更单纯，更广大的世界。”然后，他描述在每一天结束时，他如何在城市中漫步，重温他最喜欢的地方。在最后的晚上，他回忆起参观卡皮托山（Capitoline Hill），马可·奥勒留皇帝骑马的雕像，塞维鲁皇帝的凯旋门，下山穿过罗马广场来到斗兽场。从大门往里张望时，他写道：“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感到一阵全身震颤，于是赶紧回到家中。”一回到家，歌德就试图把他在意大利的经历全部写下来：“这种从灵魂中产生的激动情绪我称之为英雄挽歌，因为它试图以哀歌体形式呈现出来。”人们也许会猜测这首挽歌与《罗马哀歌集》属于 同一类型，但这个猜想完全错误。歌德明确表示他正在考虑一种不同类型的挽歌。“此时此刻，我怎能不想起奥维德的哀怨诗？这位被流放的诗人，也是在皓月当空之夜，被迫离开了罗马。”接着，他引用了奥维德在《哀怨诗》（1.3）中自述即将离开罗马踏上前往托米斯的旅程的拉丁文诗句。“当我回想起那个夜晚……”，他写道，“我无法将他从脑海中赶走，无法忘怀他的思乡愁绪，他在遥远的黑海岸边的悲伤回忆。我试着背诵他的诗篇，逐字逐句回想起来，但结果就是陷入迷惘和挫败感，弄得自己都无法创作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再次接受它”。这是《意大利之旅》的结束语，此外最后还有一段奥维德同一首诗的引文，从前4行开始，终止于奥维德开始抱怨“凯撒的怒火”（ira Caesaris）之时，之后又抄了23行。为什么歌德不引用奥维德关于恺撒怒火的诗句？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歌德离开罗马的原因并非出于任何统治者的愤怒，而且他整整18个月的旅程不仅得到了准许，而且实际上是由萨克森、魏玛和艾森纳赫的大公卡尔·奥古斯特资助的。我不知道卡尔·奥古斯特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位恺撒。此时他已明确表示希望歌德回来为他工作。即使他是恺撒，他现在正在召回歌德，而不是将他放逐。这对于歌德的结论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和诡辩。歌德总结说：在离开罗马之际，他就像奥维德一样，也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也包括我），有一种离开的感觉，感觉在某种意义上离开了我们真正的家园，进入流放状态，即使是回到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家。由于歌德在逗留罗马期间，变成了罗马哀歌体爱情诗人，就像奥维德一样，因此在他书的结尾处出现奥维德流放主题就特别具有深意，特别恰如其分。

七、 兰斯迈尔的《最后的世界》

（The Last World）

”

我想简略地讨论一下最后一部也是最近的一部作品《最后的世界》，这是一部由奥地利作家克里斯托夫·兰斯迈尔（Christoph Ransmayr）创作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反乌托邦小说。这本书出版在1988年，也就是《华沙条约》主要成员国政府全面崩溃（特别是柏林墙的倒塌）的前一年。回想起来，《最后的世界》对引起这些事件的抗议运动颇有同情。它并没有直接解决当代问题，而是通过镜头或镜子里的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帝国来反映这些问题，并提到了奥维德在流放中的所作所为。情节看似简单。一位名叫科塔（Cotta）的人（他是奥维德《黑海书简》中的收件人之一）从罗马到托米斯寻找奥维德，兰斯迈尔一般称他为纳索（Naso），他似乎已经消失。有传闻说他已经死了，但没有任何证据。诗人的《变形记》手稿似乎已被烧毁。科塔在旅途中遇到了许多我们比较熟悉的，奥维德诗歌中的，特别是《变形记》中的神话人物。他遇到了一个名叫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角色，他是奥维德的仆人，以及其他一些线索，但诗人本人完全无迹可寻。尽管提到了这些古典文学作品，但这部小说的场景仍然被设定为一个快捷旅行和大众传播的机械化世界。它不说教，几乎可以说它没有提出什么特别观点。也就是说，它对艺术家与政治权威（我们许多人对此记忆犹新）的关系本质进行了非常有力度的沉思。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我只能简单地，有选择地概述奥维德流放诗的接受历史。还有许多故事可讲，有些故事与此类似，另一些则不同。所有这些都非常有意思。我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提及高度具有奥维德特色的艺术家流放主题，不提及艺术家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就不能充分书写文学史。这不仅适用于古典文学史或欧洲文学史，也适用于世界史。我简要提及中国诗人庾信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但我不能用超时来测试你的耐心。我就讲到这里，结束之前我要感谢有机会与你们分享这些想法，欢迎提出任何问题或谈谈自己的看法。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秋季号，作者约瑟夫·法雷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古典学系教授 ；译者胡玉娟，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参考原文。

编辑：范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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