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徐国琦：入江昭先生与两个学术巨大转向
入江昭先生与两个学术巨大转向
摘要：本文着重介绍美国国际史大师入江昭教授的学术生平，侧重分析其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两个重大学术转向（“文化转向”和“跨国转向”）方面所作的贡献。他在早期著作中，虽然也强调国际视野，但更大的贡献在于把文化因素带入历史研究，尤其是外交史和东亚关系史方面的研究。他后期的著作则属于跨国史，强调国际史和跨国史的重要性。本文认为，虽然入江教授才、学、识、德兼备，但他之所以成为一代国际史大师，无疑是时代使然，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
关键词：入江昭 美国史 东亚史 外交史 文化转向 跨国转向 哈佛大学 芝加哥大学
多年前，我在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的指导老师是入江昭（Akira Iriye, 1934—）先生。个人的学术人生从此与先生结缘并深受影响。入江先生在美国和国际史学界影响巨大。他的学术研究和贡献大致可归结为“两个转向”，其一是“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其二是“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虽然也强调国际视野，但更大的贡献在于把文化因素带入历史研究，尤其是外交史和东亚关系史方面的研究。他后期的著作则属于跨国史，强调国际史和跨国史的重要性。
一、入江昭先生与美国外交史研究
的“文化转向”
入江教授的第一个杰出贡献就是把文化因素引入国际关系史和美国外交史研究。在入江教授开始在美国学术界崭露头角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学科还是强调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作用及重要性。当时由于冷战时代的背景，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影响还是外交史学者难以摆脱的局限，很少有学者振臂一呼或当头棒喝，告诫同行不要忽视“文化”的作用。入江教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帝国主义之后》就是扭转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方向的一个重要尝试。该书是在其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并于1965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不仅填补了当时美国外交史上研究1921—1931 年东亚关系方面的巨大真空地带，更是不同凡响地从广阔的国际和文明视野透视美国、苏联、日本、中国在东亚局势发展中的交替角逐、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这一段的历史十分重要，因为它不仅直接衔接了两次世界大战，对研究“一战”的遗产和“二战”爆发的背景也有重要意义。
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Imprint Pubns, 1990.
本书有几个很重要的突破。第一个突破是打破当时盛极一时的西方中心论。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历史研究重视欧洲，对东亚因素的深入分析可谓空白。入江先生的第一部著作研究的时间跨度、地理空间可谓独具匠心，把亚洲视野和文化、东亚的声音和诉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和突破口。在此视野下，入江先生多重论证华盛顿会议条约体系（Washington Conference System）的重要性，认为1921—1922年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会议及条约，奠定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东亚和平结构和局势。不言而喻的是，历史学者当然要重视史料的运用。入江先生无疑在使用档案资料方面走在最前列。为了从多重角度研究20世纪20年代的亚洲世界和文化，入江教授引用了美国、英国、苏联、日本、德国、中国等国的原始档案。从文化和语言而言，入江教授无疑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在美国学术界打天下时，当然是移民身份（他在2014年才加入美国籍），是外来人。另外，他从小在日本跟祖父母生活，并接受祖父指导学习汉语。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时，他学习了德文和法文（我20世纪90年代在哈佛读书时，美国史博士生仍旧必须在通过德文和法文阅读考试后方可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日文是入江教授的母语，为了充分理解苏联的外交，他又学习了俄文。20 世纪60年代初，有关1921—1931年这一时期的外交档案刚刚开放，入江教授不仅最先利用这些档案，而且还使用了德文、中文、日文、法文、英文、俄文等多国语言资料。有多国档案资料和多重视野的支撑，难怪入江教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由于初出茅庐，入江先生在其第一本英文学术著作中没有明确和公开打出自己要从文化角度重新解读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旗号。但在其第二本和后来的著作中，则丝毫不掩饰其追求和雄心，其第二本英文著作名为《跨越太平洋：美国—东亚关系的内在历史》，1967年由纽约的商业出版社哈考特·布 雷斯与世界公司出版。从题目可以看出，该书的着眼点是美国与中国、日本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书中，入江先生完全走出传统外交史的局限，另辟蹊径，着重从思想、文化、情感、心理等层面解读美国立国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与中国和日本的交往和多种关系，这是入江教授从文化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重要尝试。入江先生的哈佛指导老师费正清为其撰写一篇长序，高度赞扬该书。费正清写到，这是一部不同凡响的著作。无人能比入江昭更好地从文化角度研究三国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历史。费正清认为，入江昭之所以能够达到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是因为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极具天赋的历史学者”（an unusually gifted historian）。由于跨文化背景，入江先生能够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陷阱驾驭这一题材，并写出一部极其优秀的著作。该书在1992年由芝加哥的一家出版社再版时，由于1991年费正清先生去世，入江教授将1992年该书的修订版题献给他的哈佛老师费正清，以示纪念。
1972年入江先生出版《结怨太平洋：日本和美国的扩张，1897—1911 年》，继续从文化角度解读美国与日本的东亚关系。入江教授在1981年推出《权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年》一书，可以说代表了他从文化角度研究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学术原创研究的巅峰。在书中，入江先生从文化角度解读1941—1945年美日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该书一反传统史学有关太平洋战争的观点，从文化与权力双方面的角逐，提出美日大战与其说是权力之争，不如说是两国之间的国际秩序之争。在入江看来，国际关系除权力之间的关系外，也应重视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两国的军事目标和战略，入江试图解读两国对国际秩序的追求。两国表面上你死我活，实际上寻求殊途 同归的新的国际秩序。日本倡议“大东亚共荣圈”是追赶英美霸权和泛亚洲主义的一种展现。该书出版后，深受学术界好评，并入围普利策历史著作奖。
1978年在其仅仅44岁时即当选美国外交史学者学会会长一职。借助此学会平台，入江在其会长致辞时，即强调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主要性。演讲题目开宗明义：“文化和权力：作为文化关系的国际关系”（Culture and P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在 入 江 看 来，一个国家其实也是一个文化体系，国际关系实际上也应视为国际文化关系。他大张旗鼓地把文化因素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他认为， 国际关系的两个重要因素是权力和文化。二者缺一不可。国际关系其实是文化／权力关系。入江指出，一个建立在权力均势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如果没有国际间文化吻合和协调的话，很难有长治久安的稳定国际关系。入江的文化转向及影响自此登峰造极，并得到同行的高度认可。
二、入江教授学术研究的
“跨国史转向”
大致而言，从20世纪60到80年代末期，入江教授的著作侧重美国外交、美国与东亚关系，以及美国与日本、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等领域。太平洋地区为入江教授的研究中心，以国家而言，主要集中于美国、中国和日本三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迄今，则研究范围一举转移至全世界，分析国际组织、国际文化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影响，实现其学术研究的跨国史转向。
1988年，入江教授荣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在主席致辞中，入江先生由十年前关注文化到强调历史学的国际化。虽然他提到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以及更多的非美国人研究美国史，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致辞中呼吁要从国际化方向研究历史。他提倡美国历史学会要与国外学者、学会建立广泛和密切的联 系，更呼吁历史学研究要有多重视野，要关注和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及观念。入江教授提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美与真的问题、社会正义、争取和平等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课题。他认为，如果世界历史学者就这些普遍议题展开合作，彼此对话、交流，就可以写出新的国际史和跨国史。他提倡建立 全球性学者的共同体，反对就事论事、从自我出发的民族国家历史。就国际关系史而言，他认为，我们要超越民族或国族层面，以整个世界作为参照系和框架。不仅要研究民族主义，更要注重国际主义。当然他也提到了国际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他呼吁历史学者要打破自身文化、文明局限，超越自我和本国文化，关注他者的可取和共通之处。
以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致辞为契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入江先生一跃成为国际史、跨国史的领军人物、领袖和旗手，在各种场所和利用多方途径，现身说法，身体力行。这里仅介绍他这方面研究的部分代表性著作。一本是1997年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国际主义与世界秩序》。在书中，入江侧重研究文化国际主义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国际合作。通过分析学术交流、文化交流等，入江认为，追求长治久安的国际和平与秩序应该强调文化的作用和文明的交融。另一本代表性著作是2002年出版的《全球共同体：当代世界的形成中国际组织的作用》一书。该书别出心裁地从全球共同体概念及现实出发，解读国际组织（包括民间）和机构对近现代国际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入江认为，正是因为国际共同体的存在，人类社会不仅可以相互依存，而且有可能和平共处。这些著作的相继问世为其后来成为国际史和跨国史大师埋下了伏笔，打下了基础。当然还要提到他于2013年出版的《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该书从入江先生的亲身学术历程出发，解读国际史、跨国史的发展脉络和路径。2022年春，入江在88岁高龄出版了《文化视野下的国际关系史》（与 Petra Goedde 合作撰写）。这是一本从文化和国际史角度所写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该书一反传统外交史写法，超越国家、大国博弈、外交和冲突等视角，改以各国人民及其文化为主线，集中探讨的主题涉及跨文化交流、人口移动和移民、国际消费文化及青年文化、环境问题、经贸和技术全球化、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等。
除亲自登场，撰写著作授人以渔外，他还有三个重要学术平台。第一是受邀为著名丛书撰稿。例如，孔华润（ Warren Cohen）为剑桥大学出版社主编四卷本美国外交史丛书，入江教授受邀撰写其中一卷。1993年入江教授的《新剑桥美国外交政策史：美国的全球化，1913—1945年》因此问世。虽然是美国外交史，但入江教授旗帜鲜明地打出国际史旗号，写出一部1913—1945年期间的美国及其外交政策走向高度国际化的历史。第二是在全球著名大学主讲冠名系列讲座，借此弘扬国际史和跨国史。随着入江在学术界影响越来越大，不少著名高校的冠名学术讲座纷纷邀请入江教授莅临开讲。他的部分著作就是在系列演讲基础上出版的。例如，他于1992年在哈佛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全球背景下的中国与日本》一书即为在哈佛大学1989年赖肖尔讲座（Edwin O. Reishauer Lectures）基础上扩写而成。该书开宗明义地祭出国际史大旗，旗帜鲜明地要从全球史角度解读中日之间的复杂多变的关系。入江先生认为，19世纪80年代到“一战”期间，两国关系的主线是权力斗争。从“一战”后到“二战”爆发前，中日之间文化因素和国际主义在两国关系中影响深远。“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贸易、投资在中日关系中成为主线。入江指出，未来中日关系是否和平发展，取决于两国文化交流和文化方面的共性。前面提到的《文化国际主义与世界秩序》一书的基础就是入江几年前在霍普金斯大学所作的系列演讲（Albert Shaw Memorial Lectures ）。《全球共同体》一书也是源于 2000 年他受邀主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托马斯·杰斐逊纪念讲座”（The 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Lecture）。这些冠名讲座的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成书后由该大学的出版社出版。
其三是自己亲自操刀，为他人作嫁衣裳，主编国际史和跨国史方面的著作。入江教授主编了大量的国际史著作，利用自己的巨大学术影响力，召集 一批著名学者为国际史摇旗呐喊，从各个角度阐述全球史的意境。例如，在21世纪之交，他与布鲁斯·马兹利希（Bruce Mazlish）合作主编并出版《全球史读本》。接着在2012年与其他学者一起主编出版《人权革命的国际史》。入江还与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共同主编由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六卷本世界史，从国际史和跨国史角度解读各种重要课题。目前已出版的有《彼此关联的世界，1870—1945 年》、《帝国和碰撞，1350—1750年》、《近代世界的出现，1750—1850年》、《打造文明：600年以前的世界》、《世界的转变：19 世纪全球史》，每卷均为一千页左右的皇皇巨著。此外，他还与牛津大学拉纳·米特（Rana Mitter）教授联合主编帕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the 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的跨国史丛书。该丛书自2006年问世以来，出版了不少优秀著作。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教授和夏德明合著的《世界秩序中的不同愿景：全球时刻与全球运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即是其中一部。入江还与皮埃尔—易韦斯·尚尼尔联合主编《跨国史大 全：从19世纪中期到当下》，该书多达一千两百多页，来自25个国家的350多位学者撰写了约四百多个题目。我有幸撰写了其中“体育”一文。入江主编的这些大型跨国史、国际史丛书，不仅对跨国史、国际史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更对该学科的未来发展具有指点迷津和指点江山之功能。此外，入江先生还撰写了大量书评及文章，为国际史、跨国史学科问诊把脉。几年前拙作《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即将出版时，入江先生也欣然撰写序言，予以推荐，即是其中一例。对入江而言，全球史的意义不仅在于历史研究方法的突破，更在于它是帮助我们理解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重要桥梁，尤其可以搭建帮助我们实现人类共同体和国际和平的知识平台。其学术研究的跨国史转向无疑是20世纪末以来国际学术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值得我们效仿和学习。
三、入江教授为什么能够取得
如此巨大成就？
为了写这篇小文，我请入江教授告诉我他到目前为止所撰写的英文著作目录。他老人家算了算，说是12本。当然不包括其用日文撰写的著作。篇幅所限，本文只能走马观花，点到为止，也仅以部分有代表性的英文著作为主， 主要涉及其学术研究的两个巨大转向，无法详细解读介绍入江教授的巨 大学术贡献和所有著作。熟悉美国学术现状的人都清楚，美国不少一流历史学家很长时间只有一部专著，十年磨一剑。如与入江教授同时代的史学大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 1933—2016）和余英时（1930—2021）两位杰出的美国历史学者，一生所撰的英文著作屈指可数。入江先生几次告诉我，作为移民且英文非母语的学者，写英文并非驾轻就熟，经常有“推敲一个字，捻断数根须”之感。但他却撰写了如此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实现两个巨大学术转向，并在西方学术界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原因何在？要回答这一问题，窃以为可能要回溯到入江先生的生平和生活的时代。
入江先生于1934年10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其父为入江启四郎，年轻时长期为日本媒体驻外记者，中年后改行为历史学者，以研究中国古代及近代外交名重一时，曾在早稻田大学任教。入江先生的祖父为日语和汉语教师，入江小时候与祖父母一起生活，受到祖父的良好启蒙教育。虽然生活在书香门第，但入江出生和成长在军国主义氛围下侵略成性的日本，少年时被灌输的教育是要为天皇效忠，要相信日本军国主义，还要宣誓“是天皇陛下的孩子”。日本战败投降后，在美国占领和管制日本的近八年（1945—1952）期间，入江和其他日本中学生一样，要接受新的历史观。在新历史教学中，日本军国主义历史得到清算，入江必须从头再来，开始学习一种全新的日本历史。可以说，尽管入江自称在青少年时期对历史不大感兴趣，但也深感历史的纠结。幸运的是，因学习成绩优异，1953年高中毕业后，入江即获以美国前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lark Grew, 1880—965；1932—1941年为美国驻日大使）名义所设立的资助日本学生的留美奖学金到美国留学，直接到美国大学读书。他就读的是离费城不远的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这是一所建立于1833年的文理学院，致力于提供良好的文理教育。在大学时，他深受历史老师华莱士·T. 麦克卡弗雷（Wallace T. MacCaffrey）影响，从此对历史感兴趣，并决心成为职业历史学者。入江先生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就是题献给这位本科老师，可见这位历史老师的影响之大。
在当代美国，要成为职业学者，正规渠道是要攻读博士学位。如果说专为日本中学生所设的格鲁奖学金促成了入江留学美国，那么费正清教授要打造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雄心则彻底奠定了入江先生的学术未来。1957年大学毕业后，他顺利申请到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主要为欧内斯特·R. 梅（Ernest R. May）和费正清教授。1961 年，入江顺利获得博士学位。由于冷战背景，更由于美国当时重视东亚研究，入江毕业后，即在费正清和梅老师的照拂之下，获聘为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师，主讲哈佛大学刚开设的美国与东亚关系课程。由此而言，在学术发展方面，入江可谓生逢其时，得天时地利之便。其实，诚如入江教授后来所说的，刚获哈佛博士学位的入江并非要自己找工作，而是工作找他。在哈佛讲师任期未满即获刚刚成立的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聘书。之后芝麻开花节节高，不断有更 好的学校邀请、挖角。在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只教了两年后，即被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大学挖走，但席不暇暖，于1969年旋即被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礼聘。入江教授在该校二十年期间，培养了25名历史博士。二十年后应邀回到母校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直到2005年退休。
朝鲜战争、20世纪50—60年代中美对抗、越南战争、冷战、日本迅速崛起等大背景，导致美国急需美国—东亚关系人才，入江教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来到美国，并成为杰出的美国—东亚关系专家。20世纪80年代以后，恰逢中国崛起、苏联解体及冷战结束，在世界国际化潮流之下，入江教授更是一跃成为国际史大师。可以说，如果没有上述的天时，以及美国及美国名校的平台（地利）和麦克卡弗雷老师、梅老师、费老师等人的知遇之恩（人和），入江在学术上的功成名就应该不会如此顺利。
可以说，虽然入江教授才、学、识、德兼备，但他之所以成为一代国际史大师，无疑是时代使然。古人云，天时、地利、人和。回顾入江教授的精彩纷呈和难以复制的学术人生，窃以为天时、地利、人和因素十分重要。时势造英雄，更是成就了入江老师。费正清先生在提到自己一生为什么成功时，自豪地说自己在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大学（哈佛大学）工作，又一生研究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怎能不成功呢？用此思路，我们也许可以说，入江教授长期在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大学工作（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东亚和全世界，当然更能够成功了吧！
入江生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学术上的起步和成功恰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但他一生追求人类和平，致力于国际文化交融与和解。他的跨国史研究侧重人类的互相依存、彼此相连的经历和发展。一位优秀的国际史和跨国史学者不仅要尽量掌握多种语言，占有多国多种资料，更要有全球视野，多重文化背景，尤其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观，还要侧重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如环境问题、人权问题、移民问题、瘟疫问题等。入江教授具有所有这些特质。他更有学术领袖的担当和情怀，以及无私奉献和兼容并包的胸怀。入江教授的学术人生若从1961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博士学位算起，迄今已长达六十余年。六十多年来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断攀登无数学术高峰，达到很少有人能及的高度。2005年从哈佛退休后，他的学术成果更是气势磅礴。哈佛大学为资深教授在哈佛怀德纳图书馆提供工作室，可以终身使用。2019年我在哈佛大学客座一年时，不时与入江先生在其宽敞的工作室见面。每次看到老师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仍在努力工作时，我所有的偷懒之心、躺平心态都烟消云散，顿时又有了新的学术激情。
最近入江教授意识到自己垂垂老矣，可能继续在哈佛图书馆工作室写作的可能性不大了，打算于2022年6月底回哈佛腾清藏书，放弃工作室了。他吩咐我们这些老学生们，可以任意去挑书。获悉此消息后，我不禁心怀感伤，深叹老兵不死，唯有凋零啊！借此机会，我们几位在欧洲、亚洲和美国的老学生在2022年6月份束装就道，重回哈佛一游，不是拿书，而是与入江教授在母校一聚，借此重灸教泽和向一代宗师致敬。
入江先生对我们这些后学来说，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榜样，一股无比强大的动力，鼓舞我们前行。我们对入江先生的学术成就，都是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88岁的入江先生一生勤勉工作，教书育人和著书立说，现在该颐养天年了。入江先生开启的国际史、跨国史的伟业该由我们这些后来者踏着大师的足迹，继续向前推进。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冬季号，作者徐国琦，香港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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