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启论坛 | 岳秀坤：琐记与杂忆

编者按：2022年5月28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线上举行。何兆武先生的家人、何兆武先生生前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后学，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参会。本次追思会意在于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从为人与为学两个层面缅怀先哲。本刊选取了其中的若干发言纪要，以飨读者。

琐记与杂忆

一

大概是1994年，我读到了何先生翻译的罗素《西方哲学史》。后来在图书馆里乱翻书，又看到他写的一些文章。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读的第一篇何先生的文章应该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谈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是否长期停滞的问题。那时候我是山东大学的一个本科生，其实啥也不懂，也完全不知道何先生的个人情况，就在1995年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考他的研究生，李春平老师给我回信，里面说何先生年岁已高，已经不带学生了，后边由他来指导。1996年我就到思想文化研究所读书了。

第一次见何先生的时候，他已经75岁，标准的老年人了。我的印象里，他整个人的状态永远是云淡风轻，无欲无求，物质生活方面极为简单。接触时间稍多一点，我发现，一般人身上多多少少都带“刺儿”，包括我平时看到的各位老师，也包括我自己，但是，何先生是我接触的人里边，唯一一位不带“刺儿”的。我曾经跟朋友感慨，可惜不能穿越到过去，看看何先生在年少气盛的年纪是什么状态。去年看到李泽厚先生在某个地方的发言，大意是说，如果说有圣人的话，何先生简直就是一个圣人了。用最普通的话来说，何先生的个人修养好极了。跟他接触越久，越是感觉，自己距离这样的境界十分遥远。

听了前面几位老师的发言，提到两次会议，我再补充一点我记忆里的细节。

2001年9月，何先生80岁，他为了躲开大家的祝寿，家里门上挂着锁，人不见了。彭刚老师扑了空，回到祝寿会场这么一说，大家都非常开心，也非常感慨，不知道何先生躲到哪里去了。我的师妹何玉，现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那一年还是在读的研究生。去年她在微信聊天的时候提到，看到何先生逃寿的故事，想起来那一天她偶然发现何先生在图书馆老馆的自习室里看书，当时还纳闷，是不是老先生今天家里有什么不方便。这就破案了，原来何先生逃到了图书馆。

那天的祝寿会，怕何先生不自在，用的是学术研讨会的名义，俞金尧老师刚刚提到，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跟社科院世界史所史学理论研究室合办。地点是在清华大学东门外的学研大厦。那次会上各位老师的发言，我还记得一些，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刘北成老师，他提到了刚才说的例子——《社会契约论》里何先生一处绝妙的翻译：“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另外一个细节，是刚才李剑鸣老师说的“21世纪初”南开大学的会议。那次会议是王敦书先生召集的，纪念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时间大概是2002年下半年。我有印象是因为，当时何先生年过八十，王敦书先生觉得有个年轻人陪着更安全一些，于是我很幸运，接到了这个光荣的任务。不仅是路上来回，有机会跟何先生在火车上闲聊，还在南开的宾馆，跟他共住一个房间。何先生在会议上的发言，按年岁，排在杨生茂先生之后，接着就是齐世荣先生。齐先生嗓门大，说他对大师兄刚刚表达的看法不同意，在场听众印象都很深刻。回北京的路上，我特地就这个话题，又向何先生请教，他还是一贯的平和态度，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不同看法。稍后我看到了何先生为这次会议发言写的文稿，文字修辞有他独特的风格，内容比现场发言更为系统、丰富，不过，其中有两层含义是始终一致的。首先，雷先生是有整体感的史家，过人之处在其能够纵览全局；其次，雷先生承袭自斯宾格勒的历史周期论，何先生以为“宏伟动人”，但不能令人信服。

在这次去南开的路上，除了偶尔插话提问之外，全程我都是在听何先生讲他少年时代的经历。那年他81岁，还能骑自行车，脑力状态也特别好。我顺着他的话说，希望他写回忆录。他说，不行，我是小人物，一辈子打杂，没什么成就，没有资格写回忆录。然后他说，最近有一家出版社约他写自传，被他婉辞了。还说，更早的时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一个“往事与沉思丛书”，里面有谭其骧、顾颉刚等先生的传记，也曾经向他约稿。

我当时太幼稚，对何先生理解不深。以为他说的话，是普通学者常用的谦辞，当时他的写作状态是那么好，也许已经在做撰写回忆录的准备了，只是不肯预先声张而已。后来才明白，他讲的是真心话。过了几年，由何先生口述、文靖撰文的《上学记》出版，影响面很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不过毕竟不同于何先生的自传。因为这个事情，我被朋友们埋怨过几次，说我在这时候如果适当地推一把，或者再帮他做一点辅助的工作，大家也许就能看到何先生的自传了。这是我特别后悔的一件事。我们总是希望给别人，甚至是身边比较亲近的人留一些私人空间，但是有时候，这种习惯看来也不全是好事。

二

接下来，我想谈的第二个话题，是何先生做过的学术工作。说到何先生的作品，那我就不用客气了，我应该是最熟悉他的作品——包括各种版本——的“专家”。何先生晚年常说的话，大家都知道，他觉得自己一辈子都在打杂，没有实现自己的志向。他年轻的时候想要做什么呢？如果根据他后来发表的文字推断的话，大概他最想做的工作，是思想史与史学理论研究。

何先生在学术方面留下的成果，我想大致可以分成三部分：学术翻译，史学理论，中西文化交流史。去年（2021年）5月，北京大学许振洲先生为何先生撰写的挽联，其中说到“史家却得译家名”。很多人知道何先生的名字，来自他翻译的西方学术经典著作。这方面，他的贡献非常大，不过，做一个翻译家并不是他的本意。何先生翻译的书，前后有三十几种，此外还有一些别人的译作，是他花了很多精力参与校订的，比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何先生就说花的功夫不亚于重译一遍。这里面当然多数是学术经典，也有价值很一般的，因为何先生是一个很难拒绝别人的人。

何先生在史学理论领域，没有专门著作。一部分文章是随着翻译工作撰写的，具有介绍性质，里面不乏他的个人见解。纯粹自己立论的原创文章，并不是很多，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2017年）这部文集中，大概有几十万字。这是他最想做的事业，但是，他留下来的这些文章，是自己不能满意的，这是我个人的猜想和推断。曾经不止一次，我在跟何先生聊天的时候，想就他的某篇论文，向他讨教，谈我的想法，结果他说，我写过这篇文章吗，自己不记得了。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文章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写作的，离我提问的时候，过去了十几年，大概何先生自己关心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还有一方面，我想，就像他在有些地方表述过的那样，他发自真心地认为，自己没有做出真正的成绩，留下来的这些文字与自己理想的目标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何先生学术工作的第三个部分，就是韩琦老师讲到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我想，何先生在这方面的作品，可以分为两块。一块是在历史研究所工作的30年（1956—1986年），为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收录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中西文化交流史论》（2001年）一书中的论文，以明清之际的情况为主。另一块，是他晚年在不同场合下发表的演讲或随笔文章，其中很多涉及他关于中西文化交流与比较的看法。

其他老师前面已经提到了，何先生在很多文章里都体现出非常强烈的中西文化比较分析意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有世界文化，这些概念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何先生萦绕在心的问题。他经常是用提问的方式跟别人交流，并不是直接给出自己的答案。就像前面陈新谈到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何先生的相关论文，以及他在《上学记》里的谈话，推导出来他对中西文化的性质与关系的看法。也就是说，何先生有他自己明确的答案，只不过，表述的方式比较特殊。在这个问题上，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过专门的文章，我自己也有兴趣以后尝试做解读工作。

三

然后，我想谈谈何先生对自己作品的态度。这个问题上，也许其他老师的感受不像我这么强烈。我从1999年硕士毕业之后，就陆陆续续在帮何先生做编辑工作，协助他整理一些材料，这方面的事情了解得稍微多一点。

1994年，何先生63岁，才首次看到自己的论文结集出书，亦即湖南教育出版社《历史理性批判散论》（1994年）一书。次年（1995年），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刊行繁体版，名为《历史与历史学》。此后，相继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编选了《苇草集》和《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两种书都篇幅不大。

第一次比较全面的结集，是为了给他祝贺八十大寿，清华大学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的《历史理性批判论集》。这本书的文稿是我协助何先生整理的，当时花了一些工夫，利用图书馆做了一点考古，把能找到的材料都收集了。何先生除了书名，其他一切工作都放手，给我充分自由。我当时尽自己所能，做了一些性质分类和筛选淘汰的工作。因为何先生不发表异议，我将自己的设想随时跟彭刚老师商量。这部文集的部头很大，加上稍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差不多就是何先生原创文章的全部内容。俞金尧老师写的精彩书评，发表在《中国学术》杂志上。近日，清华大学出版社已经再版了此书，马上会上市。

随后几年，何先生仍然处在写作的高产期。我建议何先生汇集新文章，加上我从图书馆新发现的部分旧文章，再出一部新书，他也欣然同意。于是，有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理性的重建》（2005年）一书。此书是清华版的《历史理性批判论集》的补充，除了关于康德的一组论文，内容概不重复。书后附录了何先生的学术年表，还有详细的著译目录。付梓后，我看到有一篇书评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是李红岩老师撰写的。

在此之后，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因为《上学记》出版之后，何先生在学术圈之外的普通读者那里，知名度大了起来，出版社编辑、书商纷纷慕名而来。何先生的麻烦是不会拒绝别人的好意。一方面，他是对所有人都很信任，放手让别人去选编他的文章；另一方面，那些热心人也的确不太懂他的作品。有时候我知情，何先生命我代劳，我就经手处理了，如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那部自选集《历史与思想》。另外有些时候，何先生应允之后，就不再过问，我也是等到书出来才知道。于是，先后出来了好几种内容重复的随笔选集，有的甚至书名也起得莫名其妙。

有一次，朋友告诉我，科学出版社预告出版一本何先生的《我的历史观》。我很震惊，这不是何先生的风格，而且他也没有新作呀。我联系了编者，见面后交谈，才了解到这位朋友并不熟悉何先生的学术工作，甚至没看过他之前出版的文集，不知道其中已有详细的著译目录，只是出于对西南联大的兴趣，景仰何先生之名，从图书馆搜集了一些文章，准备为他出一本“随笔集”。当时我努力做了一番解释，希望这位朋友能明白，出版这种重复性的选集，对先生有害而无利，他当场表示，既然如此，就不再出版此书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到，竟然还是印刷了，换了个书名《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

何先生的译作里面，最有学术价值的几种，都相继收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已经长销多年。2014年，何先生93岁，某出版社将其中六种译作以“何兆武汉译思想名著”为名出了新版，这就触犯版权法律了，尽管征得了老人的签字许可。商务印书馆大概是投鼠忌器，一直不好意思公开声张权利。去年，在何先生的送行仪式上，我巧遇了一位新朋友，他说是此书的编辑之一。我就顺便提醒了一句，此举违法，他也友好地表示，以后不再印刷了。

何先生常说，他只不过写了一些杂文，没什么大的价值。他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编选，怎么出版。他有个老朋友，冯佐哲先生，为了自己的作品被别人抄袭，要打官司。何先生就说不值得，为这些事浪费自己的精力，得不偿失。

四

最后，我想补充几句，我对何先生的学术贡献的认识。前面刘北成老师的概括好极了，我听了深有同感。本人的思想起点太低，对何先生的作品一开始认识很浅，后来一点一点地提高，现在听了各位老师发表的意见，有些有共鸣，有些也会产生不一样的联想。个人以为，可能有两点，会让何先生长久地被后人想起来。

第一，何先生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和看法。其中，涉及到所谓李约瑟问题，也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可以转换为另一种表述形式，中国为什么没有自觉地走向现代化。以我今天的肤浅认识，这是一个如何认识世界历史的问题。人类历史走到了现代这个阶段，以后将会是一条路，还是多条路？如果是一条路的话，那么其中的一与多是什么关系，也就是中国文化应该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何先生在很多地方谈过这个问题，往往是用提问的方式，他不直接给出答案。

我现在觉得，在根本立场上，何先生跟我接触到的其他多位先生的看法不一样，也跟我自己从学生时代起根深蒂固的一些想法不一样。在这方面，大概他的看法未来将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第二，何先生在史学理论方面的看法。前面一点，可以说是社会层面的问题，我想能够引起比较多的反响。而史学理论，属于极其小众的学问，这是何先生思想中最精微的部分，现在可以作出回应的人还是比较少见的。挑战难度比较大，至少就我个人目前的认识来说，是这样。我相信将来肯定会有的，毕竟，学术的种子一旦播下去，它的生命将会是永恒的。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春季号，作者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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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登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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