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启论坛 | 俞金尧：当代中国史学的启蒙先生

编者按：2022年5月28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线上举行。何兆武先生的家人、何兆武先生生前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后学，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参会。本次追思会意在于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从为人与为学两个层面缅怀先哲。本刊选取了其中的若干发言纪要，以飨读者。

当代中国史学的启蒙先生

我跟何先生实际的接触不是很多，他在1986年已经离开社科院。但是，大家提到的有关他的几个重要场合的活动，我倒都参加了。何先生80岁的时候，我们《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的人全部去了清华，借着何先生生日的机会，办了一个学术讨论会。我们那次活动就没见到何先生，主角居然不在场。当时有人就说他是“逃寿”了，就是躲掉了。这是我的第一次经历。后来一次是大家刚才谈到的在南开的活动，我们史学理论编辑部的同事们也都去了。所以说起来，尽管我向何先生面对面请教的机会不多，但这些比较重要的场合，我倒是都参与了。

与何先生的交往主要还是“神交”，就是理解他的思想和境界。2001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何先生的论文集《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有800多页，十分厚重。那年，《史学理论研究》在南京开“世纪之交的历史学”会议，彭刚交给我一个任务，问我能不能写个书评。实际上，我是没有这个能力来写的，因为何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而且这么大的一本书，我感到自己很难把握何先生思想的精髓。不过，我后来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主要是想借机系统地学习何先生的史学思想，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接受书评撰写任务的。

书评是写出来了，发表在《中国学术》上。虽然如此，我心里其实很不踏实，为什么呢？我是怕没有把握好何先生的思想精髓。这次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我又请岳秀坤老师给我找了一些材料，又一次认真学习了一部分重要的文论。感觉到再学一次，又是一个新的理解，新的认识，新的升华。何先生的思想对我们这些学人来说，就是一个宝库，是一个矿藏非常丰富的金矿，可以不断地挖掘下去。

实际上，除了这些重要的史学思想外，我们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何先生思想的滋润和影响。比如说他翻译了这么多书，有一些是史学理论方面的，如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等，还有很多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名著，如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等，这些经典作品是文科学生的必读书。这些书可都是名著，都是我们平时经常要用到的，哪怕不做史学理论，我们也会去看、去翻阅的。

不过，名著也只有被精准的、经典的语言翻译过来后，它的价值才能得到充分体现。我们是通过阅读中文来认识那些西方名著的，好的翻译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比如说刚才提到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那句话“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这个话是卢梭说的没错，但是它翻译成中文以后，变成大家铭记的语言，成为一句经典的话语，这个可以说是何先生的再创造。我们现在想到卢梭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句话，而这句话是用中文表达的，它出自何先生的翻译。因此，我们从何先生这里接受到的思想滋养，不仅仅限于何先生自身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想，也包括他在翻译过程中表达出来的思想。

他的著作和翻译作品对我的学术成长来说影响非常大。就我个人的理解，何先生的贡献起码有这样两方面。

第一个就是启蒙。刚才已经有老师讲到，他把大量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作品翻译介绍过来，对中国人起到了启蒙作用。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也处在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些社会问题以及制度方面的东西，实际上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何先生主要从西方的思想史当中翻译过来一些经典作品，让我们通过阅读这些作品认识到西方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观念变迁，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认识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社会。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书，前后印刷达12次之多，这个译本最初还是20世纪50年代刊行的，70年代末再版时，曾经修订过一次，20多年过去，再次修订出版。可见这本书的社会影响长远又广泛，它在欧洲近代历史中起过启蒙作用，在中国流行70多年，它的启蒙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我觉得，何先生工作的启蒙意义是非常大的。它讲人的自由，人到底是不是自由的？是不是应该获得自由？怎么样使人的自由能够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无论是现在，还是在整个历史进程当中，它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它起到了一种解放思想的作用。

第二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他通过提倡历史理性批判、历史理性的重建，把中国的历史学引上了正道。可以说，他的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历史学人。

我们把何先生的作品、他的思想放在中国“文革”以后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去理解我们的历史学到底怎样做才能够成为科学的历史学。这个事情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明白什么才是科学的历史学：是不是我们把历史事实往上一堆，把证据一放，它就是历史学了呢？

以前我们总是说让事实说话，让证据说话，这被认为是科学的态度和客观的史学，这种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可是何先生提出了历史Ⅰ与历史Ⅱ，以及历史学Ⅰ与历史学Ⅱ。他说，“历史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要受自然界的必然律所支配；另一方面, 它又是人的创造，是不受自然律所支配的。因此，历史学就包括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个层次属予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属于人文世界，它是人文的。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全恃第二个层次赋给它以生命。第二个层次包含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两者的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理性思维是使历史学认同于科学的东西；体验能力是使它有别于科学的。历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或不仅仅是）科学；它既需要有科学性，又需要有科学之外的某些东西。科学性是历史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它的充分条件。历史学家不但应该重视科学性，同时还应该重视其中非科学性的成分”。

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好像都能够理解，它已经成为历史学中的常识，尤其是经过后现代的洗礼以后，我们不再怀疑历史上和历史学中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但在40多年前，这样的认识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方面是一个跃进，是把中国的历史学引到正道上的重要一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何先生的这些作品，他在很多地方反复讲历史理性及其重建问题，我们今天的会议主题也是叫“历史理性的重建”，这一命题包含着什么是历史理性，到底如何重建才是“理性的”问题。通过学习何先生的这些作品，尤其是考虑到这些作品出现的时代背景，我感觉他的确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何先生说，“文革”初期，“自己并未投身于运动，甘当一个‘逍遥派’，整整有两年的时间蜗处家中陋室”。刚才很多人都说了，何先生是个局外人，愿把自己边缘化，做一名旁观者。

作为观众，当然是比较“超脱”的。但在我看来，何先生一点都不特殊，实际上，他是“入世”的。他是怎么入世的呢？就是用他的思想来表达对现实的一些看法，而不是用一般的行动参与社会。他说他自己躲起来了，做学问去了，好像是逃避现实了。其实不是。何先生一直在思考历史学和社会问题，是用他特有的方式介入社会。我刚才讲到何先生作为启蒙者的角色，讲到了他把“文革”以后的中国历史学引到正道上去，这些都说明他没有做一个局外人，而是用思考和写作的方式入世。

前几年何先生身体好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媒体报道他的事情，宣传他的思想，引起热烈反响。他有一句话，如今已成名言：“假如真理不适合国情，要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真理。”现在，这句话已在史学圈外流传开来，这也可以说明何先生是入世的，他用提供自己的思想的方式介入社会，他的入世有一种独特风格。

与他独特的入世方式相配的，是他的语言风格。我们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有一种语言上的快感。比如说他讲到客观规律性问题，他承认了世界的客观性、规律性，同时也强调人本身的作用，人的自由、思想、情感在历史进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那么他是如何把握这两方面的关系，怎么来解释这个关系的呢？他用了“四边形”的比喻：“好像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两条边，历史的走向是由平行四边形的两边来决定的。它由两个坐标来决定，一个坐标是必然，一个坐标是自由。历史是在这里面曲折前进，既不是完全用人的意志来操纵，但是，人的意志、人的愿望，也就是所有人文动机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这一点乃是历史的本质所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就它的必然规律来说历史是可以预言的，可是就它的人文动机这一点来说又是无法预言的，因为它是自由的。我们回答‘历史是科学吗？’这个问题时，就应该回答说，历史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它有两重性。它有它科学性的一面，这方面是必然的。但是它又有它非科学性的一面，这方面不是必然的。我们应该同时考虑到这两个方面。”“历史的行程好比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它的两个边，一边是必然的自然规律，一边是人文动机的驱动。或者说一边是它的合规律性（Regelmassigkeit），另一边是它的合目的性（Zeckmassigkeit），两者的合力就成其为历史的曲折行程。科学探讨的仅是事物的规律，而历史学则必须同时探讨人类活动的目的。都是人文目的的动机——好的和坏的、崇高的和卑鄙的、伟大的和渺小的——才创造了人类的历史。因此历史研究中目的论就是不可或缺的最根本的一环。”这就是说，规律性的东西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东西互相结合，历史朝着一个类似于四边形格局的方向发展。

何先生的这个说法，首先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恩格斯就讲过力的平行四边形问题，本意是说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运动的最后结果不是每个人所预期的。不过，我的理解是，尽管讨论的是同一个主题、所用语言也基本一样，但重点不一样。恩格斯强调的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超越人的意志的那方面，而何先生强调的是人的意志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作用，尽管历史不是纯粹的人的意志的产物。这两种理解有一个共同基础，就是承认历史的客观性，都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但侧重不同。何先生没有引经据典，但他实际上已经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他的理解强调了过去被我们刻意遏制的历史内容及其意义，超越了我们以前的那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的、片面的理解。

关于语言，他的作品里边，语言的运用很接地气。我没有看到他的作品里用过“后现代”这个说法。但是，这不妨碍他的论述具有后现代理论中所包含的那种真知灼见。他讲到了历史学为什么不可能完全是科学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他说：“历史学这门人文学科所依赖的主要传达工具，迄今主要地还只是日用的语言文字，是从人们的日常谈话中孕育出来的，而人们对之却没有共同一致的理解。所以也就必然带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不可能获致明确的共识。例如，人们所说的‘自由’或‘民主’，大概人们从来就不曾有过一致的理解，各人都有其自己的认同。例如人们可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或‘无产阶级的民主’。但是有人也可以说，民主总得有一个明确的共同内涵，如果有所不同的话，那也只能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历史学是用日常生活的语言文字来表述的，所以也有一个‘达诂’的问题。历史学家不可能亲临已往历史的现场，他对历史事件的知识是通过别人的语言文字的转述而获得的，然后他又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来表达他自己心目中的历史场景。司马迁描写鸿门宴的场景尽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但那毕竟是他个人心目中的虚构。他只是通过自己的语言文字在构造他从别人那里所得到的印象。他所描述的画面正如他那位原始讲述者的描述一样，都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创造而得的成果。而我们对他的记述，又只是我们对他那个文本的解构。所以每个读者的理解和感受也会是个性化的而又各不相同的。那种理解和体会在很大程度上必然带有诗情画意的成分，也就是带有很大的艺术的成分。历史学家除了科学的头脑以外还不可避免的要有一颗诗人或文学家的心灵才能体会到人——作为历史的主体——的心灵深处。就此而言，历史学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乃是艺术，是文学。”这段话讲得非常平实，但所表达的思想却属于后现代史学思想的核心，他依然使用了语言、文本、解构、诗意这些用词，却让人一下子可以抓住这些词的意义，我们在经历了后现代的洗礼、使用了不少艰深的语言以后才能得到的认识，何先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清楚了。我想，这首先源于他对历史和历史学的深刻理解，他从自己的经历和认识当中，把这种看上去需要冠以“后现代”思想的思想表达出来了。他这个语言我们听得懂、看得懂，能够很好地理解，读起来真有一种快感。

因为时间关系，这方面的讨论没法展开。但是我想说，何先生的确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何先生也留下了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依然属于何先生思想遗产的组成部分。

我一边重新学习何先生的这些作品，一边在联系现实，在思考，就是说何先生一再呼吁、一再强调人的重要性，包括情感这种非理性的东西的重要性。但是，我也在问自己，在现实的环境下，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什么程度上是重要的？人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性的，是能够推动历史前进的，然而，什么样的人、在什么程度上能够推进历史前进？

何先生强调了人的重要性，放在“文革”以后的历史背景之下，我认为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不过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发现，社会的客观现实性与个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文章可做，历史理论没有终结，历史学还是有很多需要思考的问题。而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必须向何先生学习，把我们的专业思考跟我们的现实结合起来，用何先生的那种方式入世。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春季号，作者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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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登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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