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启讲坛 | 陈新：追思与反思：我们该做点什么？
编者按：2022年5月28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线上举行。何兆武先生的家人、何兆武先生生前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后学，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参会。本次追思会意在于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从为人与为学两个层面缅怀先哲。本刊选取了其中的若干发言纪要，以飨读者。
追思与反思：我们该做点什么？
今天是何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大家回忆中的怀念之情都溢于言表。
去年何先生逝世的时候，我曾写了一篇短文，名字叫《淡淡的爱，漫漫的哀》，写的是我和何先生个人的一些接触。今天我想谈一谈我对何先生的理解和他带给我的一些领悟。
何先生是人文领域的大师，他尤其喜欢史学理论。因为张文杰先生的缘故，也因为彭刚、岳秀坤，我们这些人都比较喜欢史学理论，所以跟何先生接触、一起聊天的机会比较多。对我而言，前前后后我想十几次总是有的。每一次，张文杰先生和我都会约上彭刚，后来还有岳秀坤，一起去跟何先生聊。与何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每次都感觉我们几个人挺强势的，而何先生总是微笑着倾听。当然，他畅谈的时候我们也喜欢听，但我觉得主要是我们年轻人话多，老是想跟他讨论一些什么问题，希望他给我们一个他比较认可的答案。这恰恰也是因为在我们心里面，何先生是这个领域的智者，我们期待他的认可。可以说，现在回忆起何先生，我觉得是一件很温馨、很美好的事情。
最近，我找朋友帮我扫描了一本《上班记》，因为我现在暂时还买不到这本书，想一睹为快。我这几天正在读，在里面看到的是1949年后的何先生。我们在《上学记》里面看到的那些困惑，是因为战争，是整个民族都在面对的；而在《上班记》里面看到的这些困惑，则是民族内部的、文化领域内部产生的一些问题。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能感觉他对所讲的事情就像一位旁观者那样，他是身外之事的旁观者。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在回忆自己当年的经历时，也能够在文字里面表现出一种局外人那样，这不容易做到。也就是说，这种淡然更让我觉得这是一种对历史中的复杂性的透视和简化。何先生的这种人格，这种文字，他这种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淡然，我觉得非常少见。
刚刚仲伟民老师讲到今天《读书》微信公众号推出来的他那篇文章（仲伟民：《何兆武先生的中外融通》），我早晨已经读过了，里面讲到何先生对中西方历史的比较。我个人觉得，何先生在对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应该是有两种态度，具体的我就不在这里像学术论证一样说明。因为在《上学记》和《上班记》里面，我觉得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
何先生在《上班记》里面，提到有一次被批斗，因为对江青问题的评论而被批斗。还有一次，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后来被教训了，从此他再也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了。从这些信息里面，我们实际上看到，何先生像很多人一样，他原本也想承担起一种对于社会和人民的责任，但是，相对于一种体制或者一种机制中的那种非理性的力量来说，去承担这种责任又恰恰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何先生充分地认知到了一种自我的有限性。这种对于自我有限性的认知，在西方思想里面非常丰富。如果我们说这个自我首先是指何先生本人的话，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何先生的文字里、在他的口述回忆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他采取的措施是什么？他是安静地回到自己的思想世界里去耕耘。如果说这个自我指的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话，何先生能做的就是努力将自己边缘化、非政治化。就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而言，我觉得他是看到了：这不是一种正常的自我的有限性和局限性，而是一种我认为的悲哀。只不过何先生个人的性格和文字风格，使得他能够把这种悲哀也变成由旁观者讲述出来，就像他可以把自己的困苦变成一种旁观者所讲述的一样，这是何先生的风格。
事实上，何先生在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里面，数十年的翻译和著述，恰恰是我们未来进行文化反思和创造性发展的瑰宝，是未来中国社会的一些奠基石，我觉得我们要在这个层面上充分地认识到何先生的价值。
在《上班记》里面，我看到何先生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这些学文科的人不很好地写一部文革史，我们对不起子孙后代。当然，子孙后代也不可能真正理解，我更不希望他们有真正理解的机会，但愿这种事在以后的1000年里，都不要再出现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何先生的前一代也没有做到这一点，何先生也不用惭愧自己没能做到，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至少到现在也没有做一点什么。所以说，对于中国文化带来的这种悲哀，或者说对于中国文化认知而产生的这种悲哀，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到底该做点什么，从而可以跳出这样一种长期的恶性循环，这样一个死循环。我们可以做什么？在我们见到何先生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90岁的时候，他说自己是报废了的一代，而我们现在是不是大家都承认自己就报废了？如果我们现在就承认自己报废了，那就一切都了了。
我觉得，今天我们追思何先生，我们要思考我们到底还可以做点什么，应该做点什么，这是我们能够理解何先生、也能够自己反思的地方。
我最后说一点。彭刚、陈恒、秀坤和我一起在上海师范大学设立了“兆武历史思想讲坛”，那是好几年以前开始的，以后应该也会持续下去。其实，我特别希望未来清华大学能够有机会设立“兆武讲座教授”席位，以这种现代大学制度中的方式来纪念何先生，也是挺重要的。我就说这些，谢谢。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冬季号，作者陈新，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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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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