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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向荣：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与意大利和英国的社会应对
但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以赫斯特和奇波拉为代表的学术正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史家的批评，在他们看来，前者属于相信进步，强调政府和知识精英作用的辉格派宏大叙事。他们反对将传统与现代，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对立起来，认为传统流行的防治体系有其自身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英国史家卡萝尔·罗克利夫在晚近出版的著作中，探讨了在意大利和英国公共卫生兴起之前英国城市的共同体卫生（communal health），在他看来，中世纪英国的卫生和防疫并不像辉格派史学家认为的那样落后。受米歇尔·福柯权力学说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欧洲政府的公共卫生政策并不是为了防控鼠疫，而是要对穷人实施社会控制。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和文艺复兴研究教授伦道夫·斯塔恩概括的，“简言之，鼠疫控制也是社会控制，是监禁病人、穷人、罪犯和流浪者的绝对主义计划的行动指南”。在研究方法上，他们从对政府和精英人物的研究转向对下层民众的研究，从宏观研究转向微观研究。1984年，意大利史家朱莉娅·卡尔维出版了一本研究1630—1631年佛罗伦萨大瘟疫的专著，与齐波拉的宏大叙事不同，她利用佛罗伦萨卫生署的审判记录,力图揭示穷人对鼠疫的态度以及他（她）们在大鼠疫期间寻求生存和自助的策略。
后现代主义史家的批评有助于破除早期研究中的线性进步观，让人们更多地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如前所述，奇波拉反复强调意大利制度的现代性，却忽视了意大利受17世纪大鼠疫冲击最严重的事实。那么，制度先进的意大利为什么未能有效地遏制鼠疫大暴发？直到2013年，意大利人口和经济史家圭多·阿尔法尼才注意到这一矛盾现象。他认为正是由于意大利制度先进，成功地将鼠疫从意大利本土清除掉了，因此当鼠疫从欧洲或地中海其他地区再次传入时，长期无鼠疫接触经历的意大利人缺乏免疫力。在笔者看来，这种解释似乎过于简单。奇波拉受英国生物病毒学家J. F. D. 什鲁斯伯里等人的影响，用现代细菌学说衡量近代早期欧洲人的认知水平，认为他们的知识毫无用处，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往往 起到相反效果。但是，正如英国医学史家安德鲁·坎宁安批评的，不具备现代实验室技术，并不意味近代早期欧洲人不了解鼠疫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发生的。只是他们的认知方式与我们不同而已。
但是，由于后现代史学反对一切宏大叙事，专注于多样性、微观和社会边缘群体，导致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因此，早在2003年英国史家约翰·亨特森就呼吁将各种类型的研究集合起来以便形成“一种总体史”，并回答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为此，他呼吁进行长时段考察和比较研究，他的长时段包括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即整个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时期。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欧洲的应对和公共卫生建设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并弄清仅凭国别史或地区史研究难以回答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维斯孔蒂和斯福尔扎家族统治的米兰比佛罗伦萨共和国更早启动公共卫生建设？英国为什么不采用意大利的先进制度？英国的疫情是否理所当然地要比意大利严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后，亨特森对近代早期意大利的抗疫举措做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并对其实际效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他同时指出意大利的大型鼠疫病院 是否比英国的居家隔离更有效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他在文中使用了奇波拉备受争议的概念，如“看不见的敌人”（the invisible enemy）、“战疫”（fghting the plague），表明其立场和观点越来越接近辉格派史学家。
亨特森发出呼吁近20年了，但实际上长时段和比较的研究至今仍未真正展开，除了只有少数学者在意大利史研究中偶尔对不同城市或城市国家进行比较。这一方面是因为史学研究“碎片化”的基本趋势并未改变，另一方面从事这类研究不仅耗时多，而且出错的风险也大。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接连遭受艾滋病、非典、埃博拉病毒等传染病大流行导致的灾难，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不仅说明常规性预防并不能有效阻止更加凶险的病毒，也暴露出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在充分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回归宏大叙事，重新反思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疫情灾难及其应对变得十分必要。在笔者看来，应对重大疫情不是单纯的医疗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公共卫生问题，它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与国家治理能力密切相关。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是欧洲历史上危机频繁爆发的时期，也是欧洲近代国家形成、国家治理能力大幅度提升的时期，那么，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及其应对与欧洲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之间关系如何？这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限于能力和篇幅，本文仅选取意大利和英国作为分析对象，因为意大利和英国是欧洲抗疫最力、最早摆脱鼠疫灾难的国家，具有代表性；而且史学界对两国的研究最充分，积累的资料多，前期基础好。
笔者认为，福柯、卡迈克尔将医院和公共卫生的兴起与近代早期欧洲的历史大变革联系起来考察是可取的，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论证。英国史家小塞缪尔·K. 科恩反对卡迈克尔的观点，认为意大利公共卫生 “显著的进步”发生在14和15世纪之交，而不是15世纪中期及其以后。这一方面是由于黑死病余波未平，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它的传染性；另一方面它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和政治文化的变化有关。
史家的研究表明，黑死病大流行之后，鼠疫在欧洲日益变成一种地方现象，主要影响城市或特定地区，虽然在其所到之处破坏性和恐怖程度不输当年。意大利的米兰和威尼斯属于高风险地区。米兰背靠阿尔卑斯山西部山口，位于波河平原，是欧洲南北和意大利东西交通枢纽。由于人流和物流频繁，疫情风险大。卡迈克尔根据米兰鼠疫大多来自北方的事实，提出在黑死病大流行之后，在阿尔卑斯山西部山区形成了欧洲疫源地。威尼斯以商业立国，主要从事与东地中海的贸易，与黎凡特、巴尔干半岛往来密切。“黑死病”大流行之后，鼠疫在这两个地区扎下了根，来自这里的商人、商船和商品不断将疫病输入威尼斯。因此，米兰和威尼斯处于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防疫的最前线。
14世纪末15世纪初，意大利经历了从中世纪城市公社向文艺复兴国家的转变，到15世纪中叶，意大利形成了五个大的领地国家，即北部的米兰公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和威尼斯共和国，中部的教皇国和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领地国家是以一个中心城市为基础，合并或征服周边城市和乡村发展起来的，统治着比中世纪城市公社大得多的领土；它们是最早借助任命的官员进行理性管理的政权，开近现代官僚制国家之先河。领地国家的兴起有助于政府有组织地抗疫。理查德·约翰·帕尔默说：“米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统治权的地理扩张有助于打破狭隘的地方主义，创造更大的行政单位，在这里鼠疫能够得到更有效的控制。”以前意大利防疫是各城市各自把守城门， 现在则是通过在边界设置隔离封锁线保护一个比较广大的地区。
意大利新型国家的统治者利用人文主义，提出了一种与中世纪完全不同的政治观念，即统治的合法性既不是来自神，也不是来自王室和贵族的高贵血统，而是来自统治者自身的美德，来自他们对所统治地区卓有成效的治理。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科卢乔·萨卢塔蒂和莱奥纳尔多·布鲁尼等人将理想的市政长官视为城市之父，既严厉又充满关爱。布鲁尼在《佛罗伦萨城市颂》中说：“在市政长官兢兢业业的治理之下，这个城市秩序井然，即使在一个由操心父亲治理的家庭也难以做到。因此，这里没有人遭受过任何伤害，也没有人被迫让渡自己的财产，除非他自己愿意……上层阶级受其财富的保护，下层阶级受国家的保护，而对惩罚的恐惧保护了两者。”晚近史家将这种新的政治思想称为“公民人文主义”，它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 并因此加强了文艺复兴国家的权威。
米兰是最早将人文主义父权思想运用到政治实践中的。在詹加莱亚佐·维斯孔蒂统治时期，米兰通过战争将领土范围扩大到伦巴第大区以外，成为当时意大利北部最强大的国家。为了使维斯孔蒂家族的统治合法化，1395年詹加莱亚佐贿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瓦茨拉夫，为自己争取到公爵头衔；与此同时，他努力改变维斯孔蒂家族的封建主形象，重视国内和平与稳定，关注贫困、疫病和其他社会问题，争取“自下而上”的支持。为此，他将教会掌控的慈善救济资源包括收容院也纳入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因此，卡迈克尔说：“至少从詹加莱亚佐·维斯孔蒂时起，照顾穷人和照顾鼠疫患者成为国家通盘考虑的问题。国家主张，只要是抗击鼠疫所需要的，就有权将个人和宗教机构的要求搁置一边。”
詹加莱亚佐采取了一系列防控鼠疫的措施，从某种意义上，他是欧洲公共卫生制度的开创者。首先，他利用米兰公国疆域广阔的优势，在边界设置隔离封锁线。1398年，米兰东边的城市松奇诺暴发鼠疫，詹加莱亚佐立即下令封锁从松奇诺通往米兰的阿达河，禁止松奇诺人进入米兰境内。1400年是基督教银禧年，大量法国和德国的朝圣者越过阿尔卑斯山，要去罗马朝圣，其中不乏疫病携带者。詹加莱亚佐封锁了朝圣者通往米兰和米兰公国其他城市的道路，要求他们按照规定的路线过境。由于新路线人迹罕至，米兰政府为朝圣者设置了路标，搭建起临时宿营地，并备足了食物和其他补给品。
其次，设立鼠疫病院。1399年10月，鼠疫进入米兰城内，抗疫从外防转为内控。詹加莱亚佐反对当时医学界普遍流行的“瘴气论”，认为鼠疫是接触性传染病，因此，控制疫情的关键是将病人同健康人隔离开来。他于鼠疫暴发当月在城内新建两所医院，以便将鼠疫病人从家中转移出来，避免病人家属受传染。次年，他将鼠疫病院迁至城外偏僻处，以减少城内风险。在鼠疫病院，病人分开居住，政府聘用专门的医护人员对他们进行治疗。与此同时，他还将病人家属送到城外修道院集中观察。无论病人还是家属，政府都提供免费的生活照顾。詹加莱亚佐还高度重视米兰之外公爵领地的疫情，要求封锁所有染疫城镇，严禁外人入内；各城镇都要服从商贸和旅行限令；各城镇都要对染疫市民提供物质帮助。1400年1月10日詹加莱亚佐发布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对曾经染疫的房屋进行消毒或熏蒸，避免疫病死灰复燃。
第三，建立疫情通报制度。1399年鼠疫暴发后，詹加莱亚佐要求对病人和死亡人数进行统计，并以日报形式呈交给他，以便及时应对。统计先由主治医师或有病人的户主报告堂区长老，再由堂区长老上报政府统计员或公爵 亲自任命的卫生专员。死亡病人由政府任命的公证人进行登记。后来，詹加莱亚佐的临时措施变成了常规性制度，病人和死亡人数也向全社会公开，从而形成了欧洲最早的疫情通报制度。在安布罗斯共和国（1447—1450年）和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统治时期，病人和死人的统计和通报程序更加规范。死亡登记要填写死者姓名、年龄、所在堂区、致死病因、诊断医生姓名等内容。
第四，成立公共卫生官僚机构。防控鼠疫大大增加了政府工作负担，1399 年，詹加莱亚佐任命一位政府高官为卫生“专员”（commissario），负责全国防疫事务。专员属下有具体办事的工作人员，包括受雇统计死亡人数的公证人。专员及其下属直接对公爵负责。事实上，这是意大利最早的公共卫生官僚机构。不过在詹加莱亚佐统治时期，卫生专员及其主管的部门还带有临时性质，学界普遍认为米兰常设的卫生署是菲利波·玛丽亚·维斯孔蒂1424年建立的。
奇波拉认为意大利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是专门的卫生机构，他说：“该体系建立在特殊的长官制基础上，在所有与公共卫生相关的问题上，他们兼有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因此被称为‘长官’）。”1450年2月，菲利波的女婿、 佣兵队长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成为米兰新公爵。3月，他任命了新的专员，专员主管的卫生署规模更大，分工更明确。雇员中除了一般管理人员，还有医师、外科医生、手术师（理发师兼任）、公证人、信使、马车夫、掘墓人等专业或专职人员。1534年，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二世对卫生署进行了改组，他用五位主管取代了过去的专员，其中三人由元老院从三个主要行政部门选举产生，两人由医师学会选举产生。改组后的卫生署更加制度化，主管按照固定程序选举产生，不再仅仅取决于公爵个人的信任；此外，医师进入领导层，有助于将公共卫生管理与必要的专业技术结合起来。与此同时， 卫生署的权力进一步扩大。1534年米兰《卫生法令》规定：“［公共卫生官员］在与其职务相关和以任何方式与他们有关的事务上拥有绝对的和完全的权威和权力。他们有权对本国任何臣民下达命令，处以罚款，没收货物，实施任何形式的惩罚直至死刑，并惩罚任何不服从他们命令的人。”
14世纪末15世纪初，威尼斯向外大举扩张，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在东面，占领了伊斯特利亚和达尔马提亚，实现了对亚得里亚海及沿岸港口的完全控制；在西边，沿波河和阿迪杰河逆上，征服了富庶的威内托平原；在东北方向，夺取阿尔卑斯山南麓的弗留利。从亚得里亚海西岸的岛国，威尼斯一跃成为既拥有海洋领地，又拥有意大利大陆领地的国家。但是，以上三个方向都存在鼠疫输入的风险，虽然最大的威胁仍然来自东方。按照布赖恩·普兰的统计，1391—1528年是威尼斯鼠疫频繁发生的时期，14世纪末15 世纪初和1456年以后又是其中的高峰。1423年，威尼斯元老院抱怨说，“我们这座城市几乎每年都遭受疫病感染”。
但是，威尼斯政府的权力掌握在少数商人寡头手中，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他们迟迟没有采取积极的防控鼠疫措施。直到1423年，元老院才通过 《防疫法令》，宣布在潟湖的拿撒勒圣玛丽岛（Santa Maria di Nazareth）修建一座鼠疫医院，将鼠疫病人同健康人隔离开来，避免疫病传播。有研究者认为，动议来自威尼斯总督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反映了“总督对广大社会群体父亲般的关护”。鼠疫病院有两方面功能：在疫情期间收治威尼斯染疫病人，平时则用来隔离来自疫区的商人、船员和旅行者。1433年医院的主管和雇员包括男、女院长，一个神父和他的助手，一个医生，两个男佣和两个女佣，两个船工和两个掘墓人。该医院承袭了中世纪慈善收容院的宗教特色，即重视对入院者的生活照顾和精神安慰，但增加了治病的功能。按照威尼斯史家马里诺·萨努多（1466—1536年）记载，威尼斯生病的贵族都很愿意去那里接受治疗。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随后向巴尔干半岛西部挺进，直逼亚得里亚海和罗马天主教欧洲。为了保护其在亚得里亚海的殖民地和商业利益，威尼斯联合罗马教皇和阿尔巴利亚等巴尔干国家，同奥斯曼土耳其人进行了长期战争。在此期间，大量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利亚难民逃往威尼斯，威尼斯疫情形势顿时变得严峻。据史家统计，1456至1528年间威尼斯暴发了14次鼠疫。1455年大议会的一份提案充分反映了威尼斯精英阶层的忧虑：随着他们的人数增加，他们中体弱多病的人也在增加，因此毫无疑问，他们的垃圾和气味会感染附近的地方和人。受此影响，整个城市 ［都将被传染］，尤其是春天正在来临……为了避免一切不便，并考虑到制定一切可能的条款使本城免受瘟疫侵袭，［我们提议］……将生病的斯拉夫人送到鼠疫病院，以便他们得到食物和照顾……那些想离开本城 到其他地方生活的人，应该给予1/4达克特［金币］。
为了应对频繁暴发的鼠疫，元老院于1464和1468年颁布了新的《防疫法令》。1464年的法令要求每个城区推举两名条件合适、有能力的人选，对该城区疫情进行全面、仔细的排查，发现病人立即送往鼠疫隔离医院；他们负责将病人居住过的房屋清空，动员与病人同住过的居民离开威尼斯；任职者由食盐专卖局支付工资，月薪四达克特。1468年的法令提出在圣埃拉斯莫岛再建一所鼠疫病院，理由是拿撒勒圣玛丽亚病院未能完全有效地控制疫病， “因为那些治愈后离开拿撒勒的人立即返回威尼斯，感染和侵害与他们有交往的人”。从此以后，“那些治愈后离开拿撒勒的人必须到这所病院，在这里住满40天后再回威尼斯”，以便降低病人再传染风险。为了区别于老的鼠疫医院，人们将该医院称为“新瘟疫［鼠疫］病院”。
奇波拉说，专门的公共卫生机构是米兰的发明创造，但在威尼斯发展得最充分，被视为“效率和良好管理的典范”。早在1348年“黑死病”大流行期间，威尼斯就任命过由三名贵族组成的卫生委员会，该做法在之后“黑 死病”反复暴发的过程中多次被使用，但这些都只是面对突发性危机采取的应急举措。15世纪中叶以后，由于鼠疫频繁暴发，建立常设公共卫生机构变得非常必要了。1486年，元老院颁布《法令》，规定无论有无疫情元老院每年都选举三名贵族组成卫生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防止鼠疫的暴发和传播。该法令还扩大了卫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包括有权在元老院提出与其工作有关的议案；有权从食盐专卖局调取所需要的财政资源；拥有管辖事务范围的刑事司法权；委员会关于公共卫生的决定应与元老院的决定一样具有约束力。随着委员会的权力扩大，他们雇佣的专职工作人员也越来越多。1541年，威尼斯卫生局有27名工作人员，包括公证人、文书、信使、船长、新老隔离医院院长、医师、护士、看守等。与米兰不同，在威尼斯医师始终未能进入卫生署领导层。奇波拉的解释是，“卫生官员的大部分工作是起草条例和建立行政管控，这种工作主要需要的是行政技能，而不是医疗技能”。
1524年，威尼斯人文主义者加斯帕罗·孔塔里尼就在《威尼斯共和国及其政府》一书中，对威尼斯卫生署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该署新设立不久。此前本城数次瘟疫肆虐，许多家庭为了不受感染举家逃离，留下固有的居所，抛弃都会的生活，到附近安全的乡下避难。自从这个新政府机构（感谢上帝的仁慈）创立之后，再也没有过（某种程度上）任何瘟疫。虽然有时（在这个不同地区的人神奇的交汇处，这几乎难以避免）有些房屋被感染，但由于卫生官员的迅速行动，尤其是上帝的眷顾，疾病未能在此扎根，也没有任由它传播出去。”孔塔里尼的说法是可信的。在他出版《威尼斯共和国及其政府》一书时，威尼斯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初频繁暴发的鼠疫已接近尾声。
学术界普遍认为，米兰是意大利抗疫和公共卫生的先行者，但是威尼斯将米兰的发明创造发展到臻于完善的程度。简·L.史蒂文斯·克劳肖认为，威尼斯的非凡成就是因为其“财富、抱负和行政管理能力”。不过两者的关系似乎比这更复杂。帕尔默指出，米兰的政策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中央 集权、通行全国的；而威尼斯主要针对首都城市，直到很晚才向所属领地派出官员，并同意大利其他城市合作，共建沿阿尔卑斯山的防疫封锁线。尽管如此，威尼斯政府的政策始终受商业利益左右：防疫的重点放在海上和潟湖，鼠疫病院主要用于安置来自东方的商船、水手和商品。由于对大陆领地重视不够，作为一个国家的威尼斯的防疫和公共卫生是有缺陷的，这也为首 都城市留下了安全隐患。
如前所述，鼠疫病院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已经建立起来，并发展到臻于完善的程度；而且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文艺复兴运动传播到阿尔卑斯山以北，意大利公共卫生制度也推广到那里。一些港口城市很早就采取了对外来船只进行隔离的政策；1521年奥格斯堡修建了第一所鼠疫病院，1531年里昂修建了另一所；1580年里昂任命了第一个卫生委员会，不久阿让奈也任命了一个。
17世纪欧洲抗疫是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在广阔得多的空间范围展开的。那么，文艺复兴时代的医院和公共卫生制度能否有效抗击17世纪的大鼠疫？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和早期民族国家的兴起怎样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欧洲抗疫斗争？这为我们分析欧洲公共卫生制度与其运行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测点。
让我们先对17世纪意大利和英国的疫情灾难做一个比较。所谓“17世纪危机”开始于16世纪60年代，到17世纪30至60年代进入高峰时期，疫情也是如此。按照查尔斯·F. 马勒特估计，14世纪之后英国最严重的鼠疫发生于1563、1593、1625、1636和1665年；意大利1576—1577、1630—1631、 1656—1657年暴发了大鼠疫。尽管奇波拉充满意大利人的自豪说，“在整个16、17世纪，意大利以外地区的卫生组织仍处于更原始的水平”，但实际效果并非如此。按照奇波拉本人的统计，1630—1631年大鼠疫造成意大利中北部110万人死亡，而该地区的总人口只有400万。该数字比1570—1670年间英国鼠疫死亡人数的总和还多。据斯莱克统计，在此期间英国总共死亡65.8 万人，其中22.5万死于伦敦及其近郊，43.3万死于伦敦以外地区。鉴于这一时期英国人口规模与意大利中北部相差无几，因此两国受疫情冲击的严重程度不难看出。意大利1656—1657年大鼠疫造成的后果同样惨烈，其中热那亚4.5万人死亡，占该城总人口的60%；那不勒斯15万人死亡，占总人口的 50%。1665—1666年“伦敦大瘟疫”是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鼠疫。按照史家估计，当时伦敦人口50万左右，大瘟疫造成10万人死亡，死亡率20%，低于同时期的热那亚和那不勒斯。
那么，为什么意大利公共卫生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在笔者看来，这首先与商业利益同防疫政策之间的矛盾有关。事实上，矛盾由来已久，只不过在17世纪危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已。科恩在分析意大利防疫法起源时指出，像佛罗伦萨这样的商人共和国落后于米兰公国，原因在于商人们担心防疫立法会严重阻碍商品交易。他说：“疾病控制同商业利益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将持续到19世纪，如果不是更晚的话。”
在17世纪新一轮大鼠疫中，受冲击最大的恰恰是被奇波拉誉为公共卫生典范的威尼斯。1576—1577年大鼠疫就是在威尼斯暴发的。该鼠疫起源于威尼斯西北部的特伦托。这里位于意大利沿阿尔卑斯山的北部防疫封锁线中段，本属威尼斯警戒范围，但由于威尼斯长期只重视东部海防，忽视西部陆防，终于酿成大祸。事实上，1574年鼠疫就在特伦托暴发过，未引起威尼斯和附近威尼斯下属城市注意。1575年5月，鼠疫在特伦托再度暴发并呈向外扩散之势，形势骤然紧张起来。6月，威尼斯下属城市布雷西亚发布对特伦托的封锁令，7月受布雷西亚的影响，威尼斯才发布全国性封锁令，但为时已晚。在威尼斯发布禁令之前，一个去过特伦托的人已将疫病带进了威尼斯城。从1575年8月到1576年2月威尼斯已经有3696人死于鼠疫。
如果威尼斯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也许可以将疫情控制住，但威尼斯政府一直犹豫不决，错过了最佳时机。表面原因是来自帕多瓦大学的医学教 授认为眼下的疾病没有满足希波克拉底或盖伦“流行”（“popular” or “an epidemic”）的标准，因此不是“真瘟疫”，尽管有与黑死病一致的肿块和其 他病症的存在。但真实的原因是经济方面的担心。16世纪晚期威尼斯经济已经大不如从前，威尼斯商人寡头不愿意因为隔离使经济进一步受损。威尼斯官方史家安德烈亚·莫罗西尼（1558—1618年）写道：“如果城里瘟疫肆虐的消息传开，各个社会等级都会感到恐慌，关税收入会减少，欧洲和亚洲的商人会撤走，共和国的敌人会被煽动起来造反。” 威尼斯政府尽可能让城里看上去一切正常，以便掩盖疫情真相，避免他国或商业合作伙伴对其实行封禁。
但是，从1576年7月20日开始，威尼斯死亡人数骤增，到8月上旬达到高峰。元老院被迫于7月底承认城里的疾病是瘟疫，可以通过人和物传染。政府采取了两项应对措施，一是将城里病人和病人家属分别转移到新老鼠疫病院。由于鼠疫病院能够接纳的人数很有限，卫生署紧急扩建临时棚户，并征集木船，锚定在病院所在的小岛，供病人或病人家属临时栖身。据威尼斯公证人罗科·贝内代蒂估计，在疫情高峰时期老鼠疫病院住进了7 000—8 000 病人，新鼠疫病院包括木船上安置了10 000人。由于环境恶劣、居住拥挤、 无人照顾（医院原有的佣人和神父大多染病死了），医院的状况十分凄惨恐怖，特别是隔离病人的老病院。贝内代蒂说：“许多人被疫病折磨到发狂，尤其在晚上，从床上跳起来，用被诅咒的游魂的可怕声音大叫，到处乱跑，相互冲撞，然后突然倒地而死。有些人从病房狂奔而出，跳进水里，或疯狂地冲过花园，后来被发现死在荆棘丛中，浑身是血。”
另一项措施是“全面隔离”，即对疫病肆虐的城市或街区进行封禁，强制所有人居家隔离。这项措施推行较晚，从1576年10月8日才开始，史家记载是因为元老院注意到有些其他城市采取了这种措施，效果良好，因而将之引入威尼斯。根据元老院决议，对威尼斯三大行政区即卡斯泰洛、坎纳雷焦和圣马可进行全面隔离，由国家提供食物和生活必需品。被隔离的居民占整 个城市人口的一半。
尽管威尼斯政府最终采取了行动，包括实行全面隔离，但损失已经无法挽回。按照奇波拉的人口统计，这次大瘟疫导致威尼斯5万人死亡，占整个城市人口的28%。
令人诧异的是，威尼斯商人寡头并没从这次大灾难中吸取经验教训，反而在1630—1631年大鼠疫中重复了1576年所犯的错误。1629年，当鼠疫从米兰向威尼斯逼近时，威尼斯政府拒绝设置防疫封锁线，认为没有必要；当鼠疫进入威尼斯城之后，帕多瓦大学的医学教授又宣布该疾病不是“真瘟疫”。威尼斯卫生署医生詹巴蒂斯塔·福利根据他对病症的观察，认定这就是瘟疫，但却受到了公众的敌视，甚至生命威胁。威尼斯医师协会要求他在表达自己观点时更加谨慎，以免损害威尼斯的贸易，从而“威胁共和国的自由”。1630—1631年大鼠疫使威尼斯损失了4.6万人口，虽然绝对数比 1576—1577年少，但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却比上一次更高，达到了33%。因此，谢尔登·沃茨说由于商人寡头的短视，威尼斯的经济实力也受到了重创，“从这里到成为一个博物馆城市只有一步之遥了”。
其次，17世纪欧洲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意大利是近代国家的发源地，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北欧“新君主”还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国家为榜样，加强中央集权。但是，16世纪欧洲发生了宗教改革，教会从属于国家，西北欧早期民族国家开始出现。即使在保留了罗马天主教的法国，也通过“高卢主义”的改革，使教会处于国家控制之下，尤其在经历了血腥的胡格诺战争之后，让·博丹提出了主权学说，绝对主义王权登上历史舞台。反观意大利，由于罗马教皇的阻碍和干扰，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 “意大利”只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已。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次年西班牙介入，从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意大利战争”（1494—1559年）。根据1559 年签订的《卡托—康布雷齐条约》，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撒丁岛划归西班牙统治，只有威尼斯共和国和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托斯卡纳大公国维持了独立，但也时常卷入意大利半岛的大国博弈。外国势力的进入，使意大利直接暴露在北方鼠疫的威胁之下。米兰编年史家朱塞佩·里帕蒙蒂（1573— 1643年）说：“事实上，在我们祖辈的时代，既没有战争，也没有穿越或占领这片土地的外国军队，他们引发传染病，并从他们的所到之处传入本城，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
米兰是意大利公共卫生的发源地，也是意大利防御来自北方的鼠疫的重要屏障。但在西班牙统治之下，米兰政府治理能力大大下降。西班牙总督代表国王行使统治权，他们只在意维护西班牙国王的利益，对地方治理并不感兴趣。1576年7月下旬，从威尼斯传入的鼠疫在米兰暴发，总督阿亚蒙特侯爵立刻逃出了米兰，米兰陷入无政府状态。危机时刻，米兰大主教卡洛·博罗梅奥站了出来，他深入疫情最严重地区看望和安抚民众，要求所有神职人员全力投入抗疫 ；他捐出全部财产用于救助受疫情影响的穷人，还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出卖“赎罪券”筹集抗疫资金 ；他劝说尚未出逃的贵族留下来，在他们的帮助下实行分区管理，落实责任人 ；他还抓住总督返回米兰处理公务的机会，劝说他留下履行职责，使米兰政府部门恢复了运转。尽管如此，在1576—1577年大鼠疫中米兰仍有1.7万人死亡，占全城居民的15%。
1628—1629年，由于寒冷多雨加之治理不善，作为意大利北部粮仓的米兰爆发了饥荒和饥民起义。与此同时，西班牙与法国争夺曼图亚继承权的战争爆发。1629年10月，一支德意志雇佣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米兰，沿科莫湖向南推进，他们将鼠疫带到那里，导致米兰境内疫情发生。首都城市米兰疏于防范，一个染疫的士兵将鼠疫带入城内。米兰市政官员惊恐万状。他们祈求已被封圣的卡洛·博罗梅奥保护，要求现任大主教费代里科将其遗体移出供市民瞻仰，并环绕圣徒遗体举行大规模祈祷游行。当连续三天的祈祷失败之后，他们转而大肆搜捕和迫害“传播瘟疫者”（untori），以“猎 巫”方式寻找替罪羊，转移民众的愤怒和不满。虽然政府也采用了传统的抗疫措施，如将染疫病人和家属送往鼠疫病院，但由于缺少有针对性的制度创新，加之管理混乱，收效甚微。米兰卫生署官员绝望地说，“我们都不知道在哪能找到钱”。在1630—1631年大鼠疫中，米兰4.6万人死亡，占全城人口的46%。
但是，在17世纪危机中，并不是所有意大利国家和地区都应对不力，其中最成功的恰恰是因为采取“全体隔离”措施受到奇波拉批评的佛罗伦萨。意大利微观史家卡尔维也在著作“引言”中说，佛罗伦萨在1630—1631年大瘟疫期间“既没有骚乱，也没有对所谓瘟疫传播者的杀戮，更没有集体恐慌或造反的时刻；甚至死亡率都不太高”。因此，与同一时期的米兰或1656年的那不勒斯相比，这几乎就是一种“赐福”。那么，佛罗伦萨为什么表现得与众不同？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政府重视 并采取了及时有效的措施。1569年，佛罗伦萨共和国转变为美第奇家族统治的托斯卡纳大公国，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具有领土国家性质，更具有绝对主义倾向。早在1630年米兰鼠疫大暴发之前，佛罗伦萨政府就对法国南部鼠疫蔓延的省份发布了禁令，取消与这些省份的商品交易；除非持有健康通行证，禁止来自这些省份的人进入托斯卡纳境内。1630年6月米兰鼠疫暴发后，佛罗伦萨政府立即沿亚平宁山脉设置隔离封锁线，派军队把守通往佛罗伦萨的山口， 严禁从北方和西部来的货物和行人通过。尽管如此，鼠疫仍于8月传入米兰城并迅速蔓延。政府最初的举措是在佛罗伦萨城周围新建鼠疫病院，费尔迪南德大公亲自下令将圣·米尼亚托要塞拆除，将这里变成全城主要的病院。到9月初，佛罗伦萨已建成鼠疫病院或中心14个，可提供2500张病位。但是，在鼠疫大流行期间仅仅依靠鼠疫病院是远远不够的，佛罗伦萨政府及时发现了问题并于12月推出新的举措，即要求妇女和13岁以下儿童居家隔离，次年1月进一步规定所有人必须居家隔离40天。“全面隔离”会给佛罗伦萨经济和下层民众生活造成严重困难，因此在当时引发了很大争议。据编年史家龙迪内利记载：“正确的观点赢了，部分因为论据充分；部分因为大公的坚持，他极其渴望将这种疾病从他的国家清理干净。”“全面隔离”的代价是巨大的，在隔离的40天，3万下层民众（全城总人口8万人）依靠政府有组织的慈善救济生活，政府每天出动1070人，23头骡子和186辆马车分发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但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疫情从1631年春季开始减弱，到夏季完全消失。佛罗伦萨在整个疫情期间死亡9000人，占总人口的12%，死亡率远远低于米兰、威尼斯等大城市。
再次，罗马教会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罗马教廷对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进行了疯狂反扑，1542年教皇保罗三世批准在罗马成立宗教裁判所，1545—1563年罗马教廷在威尼斯西北的特伦托召开大公会议，重申罗马天主教教义。意大利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发源地和大本营，该运动提升了教会的权威，并改变了文艺复兴意大利世俗化的方向。奇波拉提供了大量关 于17世纪教会干扰政府抗疫的证据。1630年意大利疫情汹汹，教会反对政府取消宗教游行，反对政府实行全面隔离，沃尔泰拉主教将一位不愿妥协的卫生官员送上法庭，指控他为异端；罗马教皇将佛罗伦萨卫生署所有官员全部逐出教会。但科恩认为，冲突直到17世纪才出现，16世纪的教会与政府的关系是和睦的，相互支持的。以米兰为例，虽然大主教博罗梅奥认为宗教游行对于获得上帝的宽恕是必须的，但实际参与者仅限于挑选过的宗教团体和市政官员， 政府对此表示理解并予以支持。大主教还和卫生署共同颁布抗疫法。
科恩否认宗教的胜利削弱了意大利有效政府的治理能力，窒息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的世俗自由和创造性，但笔者认为，也许16世纪意大利教会和世俗政府之间还存有共识，并能彼此合作，但两者的世界观不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1576年夏季，当鼠疫在北意大利肆虐时，威尼斯东亚得里亚海殖民地特劳的卫生官彼得罗·博尔戈福特发布一项禁令，不许将十字架搬运到葬礼上，因为搬运十字架会导致众人聚集，引发疫病传染。特劳主教传唤博尔戈福特，不仅严厉训斥，还大谈十字架神迹，博尔戈福特忍无可忍，说 “先生，这十字架是迷信”，引得主教勃然大怒，拔下蜡烛扔向逃窜的博尔戈福特。更重要的是，反宗教改革导致了思想禁锢，使意大利人丧失了理性探索的精神。1547年，威尼斯政府任命了三名异端审判官，配合宗教裁判所进行工作；1554年引入新的禁书目录，其中不仅包括新教作家的著作，还有大量医书和人文主义著作。医师群体受过良好的医学和哲学教育，在知识上习惯于认为有权做出独立的判断，并与欧洲包括新教国家有着广泛的学术联系，因而成为异端审判官重点关注的对象。1587年，吉罗拉莫·唐泽利尼因偷偷获取禁书被秘密处死。17世纪，重视观察、实验和个人判断的科学哲学在西北欧兴起，意大利医学界却在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变得唯古唯书，僵化教条，帕多瓦大学医学教授对威尼斯鼠疫的误判就是明证。
同15、16世纪西北欧大陆国家一样，英国也深受意大利的影响。1516 年，英国著名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写道：“乌托邦人把卫生健康当作大事来抓。每座城市有医院四个，每个占地之广宛若一个小村镇， 里面设备完美，药物齐全，医生经验丰富，服务态度非常好，病人受到热情的照顾，以至于乐于住院接受治疗。”毫无疑问，莫尔受到了意大利鼠疫病院的启发。当时英国刚从中世纪晚期的社会动乱中走出来不久，亨利八世和他的大法官托马斯·沃尔西力图将英国转变成为治理有序的文艺复兴国家，因此推出了包括防疫、打击流浪汉、反圈地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政策。1518 年，沃尔西针对伦敦瘟疫蔓延迹象发布《王室公告》，要求发现疫病的户主从窗口伸出一根绑着草把的长杆，并悬挂40天，作为被感染的标志，以警示他人不得靠近；室内居民外出必须手持一根四英尺长的白色棍子，以便他人识别和躲避。次年，莫尔将该公告带到牛津，并按照公告要求在牛津贯彻实施。保罗·斯莱克认为这“标志着英国公共卫生政策的开始”。
但是，在笔者看来，英国防疫和公共卫生建设直到16世纪后期17世纪初才真正起步，与伊丽莎白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有关。受气候变化的影响，1563、1593和1603年英国暴发大鼠疫，1587—1588、1597—1598年发生大饥荒，与此同时，人口增长和资本主义发展也给英国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如何化解上述危机是中央政府和地方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迈克尔·J. 布拉迪克、史蒂夫·欣德尔等人将伊丽莎白和早期斯图亚特时代称作 “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时期，据欣德尔考证，在英国“国家”（state） 概念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才最终确立。按照沃尔特·雷利爵士（1552— 1618年）提出的“国家格言”，国家是由负责维护公共利益的机构和官员组成的集体。英国国家形成的主要推动力是来自政治社会内部的需求，是中央和地方、社会精英和下层民众互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欣德尔认为，新的“权力结构不仅横向地跨越广大的地理空间，还纵向地渗透到所有社会 阶层”。
1578年，枢密院颁发《防疫条例》，规定治安法官负责各郡城镇和乡村的防疫事务，从而将防疫工作从少数自治城市推广到全国。按照条例要求，疫情期间治安法官每三周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染疫地治安法官不必出席）， 检查条例落实情况，并向枢密院报告最新疫情动态；治安法官要下沉到所在百户区，就近指导工作；他们要责成各堂区，无论染疫的或未染疫的任命专人对病人或死人进行身体检验，并就检验结果及时上报；一旦发现染疫病人，其住所立即封锁六周，堂区任命专人轮流看守，防止病人和与其同住的人外出；病人去世后，穿过的衣服或用过的物件要么焚烧，要么高温消毒。他们要监督染疫城镇或村庄征收济疫税，为隔离中的病人和家属提供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如果染疫城镇或村庄税收不够，治安法官应根据需要向周 围地区征收。160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防疫法》，为枢密院《防疫条例》提供了法律支撑。法律规定英国自治市市长、高级市政官（aldermen）或郡治安法官有权征收济疫税，拒绝缴纳者将被捕下狱，直至付清拖欠的税款方可获释；对于拒绝封闭房屋的病人和家属，看守可采用“暴力”方式迫使其就范；隔离中的病人若藐视禁令，恶意外出，对他人生命健康造成威胁，其 行为构成重罪，可判处绞刑。1578年《防疫条例》和1604年《防疫法》构成了英国公共卫生政策的基础。
从斯塔福德郡《季会卷宗》中，我们可以对治安法官的工作略窥一二。1604年9月8日，奥弗洛百户区的两位治安法官爱德华·利爵士和沃尔特·奈韦森爵士向南部19个堂区征税，“用以救济泰普顿镇感染上了瘟疫的穷人”；1626年，奥弗洛大镇塔姆沃斯暴发鼠疫，该郡治安法官在夏季全会上做出决议，向奥弗洛之外的另四个百户区征税50镑，援助塔姆沃斯受疫情影响的居民。同年，鉴于郡内已不止一处出现疫情，治安法官决定取消各地一年一度的堂区教堂落成节，避免以流浪汉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传播疫病。1631年，伯明翰染疫居民为了做必要的治疗来到斯塔福德郡内的温斯伯里，使得治安法官高度紧张。他们指示当地官员派人看守，“不间断地监视，不让上述外来居民与任何人接触”。由此可见，地方政府是熟悉中央政策精神的，并能结合实际妥善处理相关问题。
17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球气候进入小冰川最冷时期，英国出现了新一轮鼠疫和饥荒。鉴于相关条例和法律在伊丽莎白时代已经制定，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尤其是查理一世将政府工作重点转移到有效实施上。1630—1631年， 查理一世无议会统治之初，枢密院接连颁布三个《条例集》（the Books of Orders），内容涉及饥荒、瘟疫和贫困三个方面。枢密院宣称，法立而不行， 与无法等同，因此，他们将伊丽莎白女王以来相关条例和法律中的精华部分汇编成册，分发给治安法官和其他政府官员，要求他们对照执行。1631年 1月，枢密院颁布最后一个《条例集》，旨在强化对政策落实的过程管理，其中要求治安法官分百户区每月召集一次堂区官员会议，检查政策在基层落地的情况；治安法官每三个月向枢密院提交一次书面报告；巡回法官要监督治安法官的工作，并将他们的表现及时汇报给枢密院。史学界普遍认为，《条例集》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包括所有政府官员的监督问责机制，大大提高了英国行政管理的效率；尽管后来经历了内战和革命引发的政治动荡，这套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仍延续了下来。
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有助于英国取得防控鼠疫的成功。在查尔斯·F. 马 勒特对1563年以降英国大鼠疫的研究中，他特别注意到1625年与过去的不同。他说：“这场鼠疫的显著特征是当局的迅速反应……可能国家的日益统 一促进了即时监控。英国不再是地方共同体的聚集，而是以伦敦为聚焦中心的民族国家。”1636年大鼠疫暴发在枢密院《条例集》颁布之后，当局采取的措施更加及时有效。这次大鼠疫是从大陆欧洲传入的，早在1635年10月当枢密院得知鼠疫在法国和尼德兰暴发的消息后，立即下令海关官员驱逐或隔离染疫的商船。1636年3月，鼠疫在伦敦郊区暴发，4月，枢密院重新印发《防疫条例集》，英国进入防疫战时状态。枢密院在再版前言中要求地方政府认真考虑修建鼠疫病院。据基拉·L. S. 纽曼对伦敦圣马丁堂区的研究。该堂区过去没有鼠疫病院，但当1636年6月鼠疫逼近时，堂区立即着手修建或大或小的病院，到7月已开工48处。但是，当鼠疫暴发后病院实际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些病院所能接纳的最大病患规模是66人，其中主要是没有家庭的单身人口。因此，该堂区主要的隔离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封户隔离。圣马丁是一个人口超过1万的大堂区，鼠疫暴发后，其中有5367人被隔离。隔离造成的经济压力是巨大的，在被隔离的人口中，4485人因为贫困或失去收入来源依靠堂区救济。尽管如此，纽曼认为“政府采取的隔离措 施收效明显”，据他估计，1636年大鼠疫造成伦敦10400人死亡，比1603和1625年低。同年，英国港口城市纽卡斯尔也暴发了大鼠疫，一位编年史家说它像火一样迅速蔓延，从5月6日到12月31日，该市5027人死于瘟疫。市政当局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一些病人被送到城外的房子或棚屋隔离起来，另一些人则被封户隔离。为了不传染给家中的健康人，政府还要求病人户内隔离，比如病人住在楼上。纽卡斯尔是英国主要的煤炭贸易中心，隔离使当地经济遭受重创，被隔离的下层民众失去了生活来源，但是，由于当局及时的救济，疫情期间纽卡斯尔社会秩序稳定，没有出现骚乱。纽卡斯尔的隔离是有效的，疫情被控制在城内，城市腹地和周围地区只有零星疫情发生。
英吉利共和国和克伦威尔护国公政府继承了查理一世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他们还利用在第一次英荷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强大海军，加强了在大陆疫情期间海上封锁的力度。马勒特的研究表明，从1649到1664年伦敦几乎没发生过鼠疫，这在1563年以来的历史上实属罕见。但是，随着王政复辟时期的到来，英国高速运转的国家机器突然松弛下来，枢密院也不像查理一世时期的前辈有信心，因此，1665年伦敦大鼠疫的暴发与英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密切相关。不过，1665年伦敦大鼠疫也给英国人敲了一次警钟，使他们再次认识到鼠疫的可怕，并在随后的年代加强了防控。1722年，法国马赛大鼠疫暴发期间，丹尼尔·笛福出版了《伦敦大瘟疫亲历记》，旨在唤起人们对1665年灾难的回忆，支持当时议会通过的《隔离法》。
亨特森认为，在近代早期欧洲应对鼠疫的斗争中，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和地区照搬了意大利的经验，但英国是一个例外。尽管英国人对意大利的制度表示赞赏，但他们并没有照着做。英国抗疫模式有以下特点。
首先，英国建立了覆盖全国的防疫体系，但并没有任命专门的卫生委员会，也未建立常设的公共卫生机构。对此，英国宫廷的外籍医师一直持批评态度。1578年枢密院的《防疫条例》是在意大利医师切萨雷·阿代尔马雷建议之下颁布的。他将伦敦鼠疫频繁发生归因于缺少常设的公共卫生机构，并缺少专项经费支持。因此，他向枢密院推荐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的防疫举措。阿代尔马雷推荐的许多内容都被写进了《防疫条例》，但在伦敦成立常设公共卫生机构的建议却被束之高阁。1631年3月，法国胡格诺医师泰奥多尔·德马耶尔纳致信查理一世，认为危机时期应赋予某些市政长官控制城内和郊区的“绝对权力”；伦敦应该成立意大利式的卫生委员会，并拥有 “议事厅，法庭或卫生机构”。枢密院曾将建议以自身名义下达给伦敦市政府，但仍未得到落实。
奇波拉认为，专门卫生机构的缺失是英国制度落后的表现。但在笔者看来，这与意大利和英国的国家管理体制不同有关。意大利国家通常是由一个大的商业城市合并或征服周边地区形成的，为了便于管理，首都城市发展出较为完备的官僚机构，并向下属城市和乡村派驻官员。英国国家管理体制是在中央和地方的互动中形成的，英国没有职业的官僚机构，但却通过地方精英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基层社会。由于意大利首都城市往往将自身商业利益置于整个国家利益之上，加之下属城市和乡村保留着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实际治理效果并不佳。在英国，即使中央政府不再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地方基层组织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1666年，当伦敦大瘟疫消息传到西南边陲小镇泰特伯里时，当地立即召开居民大会，制定防疫条例和法规，禁止任何外来人口和货物进入。会议还选出八名大户组成应急委员会，监督条例和法规的实施。由于基层防控有力，16、17世纪英国鼠疫被限制在伦敦和其他少数城市，很少蔓延到广大乡村。在阿尔法尼看来，意大利正好相反。他的统计数据表明，17世纪意大利大瘟疫时期乡村死亡率与城市一样高，乡村社区与城市社区染疫的概率也大致相等。
其次，英国主要通过封户进行隔离，很少修建意大利式的大型鼠疫病院。封户隔离没有将病人转移出去，而是将病人和家属关在一起，是有弊端的。1583年4月21日，伊丽莎白女王痛斥伦敦市政官不作为，指出偌大的伦敦城居然没有一所用来隔离鼠疫病人的医院。为了平息女王的愤怒，伦敦市政府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拟选址建院。但后来随着疫情消退，建院计划被搁置了下来。直到1592年伦敦商人因投资劫掠西班牙商船发了一大笔横财，建院计划才被重新启动，并在1594年疫情再现时投入使用。但是，如前所述，即使在1636年大鼠疫期间，鼠疫病院发挥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到1665年， 整个伦敦有五所鼠疫病院，总共收治的病人不超过600人。
奇波拉将缺少大型鼠疫病院作为英国制度落后的又一证据。但在笔者看来，放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看，对英国的消极态度需要做进一步探讨。在整个欧洲，使用大型鼠疫病院最多的是米兰和威尼斯，因为这两个国家位于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防疫最前线，从疫区来的流动人口多，需要有大型的和常设的隔离医院。但佛罗伦萨和英国不同，它们离鼠疫疫源地较远， 并有山脉或海洋作屏障，因此修建大型鼠疫病院的必要性大大降低。15世纪晚期，佛罗伦萨花了30年时间（1464—1494年）修建了一所鼠疫病院，但仅能容纳26人，只要一定规模的疫情暴发，它就完全不敷使用。因此，在卡萝尔·罗克利夫和亨德森看来，这更多的是共和国的一种宣传而不是为了给病人治病。英国人如莫尔受意大利公民人文主义的影响，也主张修建大型医院，但在理想与现实的磨合中，他们最终选择了更加切实可行的方案。在笔者看来，亨特森怀疑意大利的大型鼠疫病院是否比英国的居家隔离更有效是有道理的。英国有英国的国情，在当时的条件下英国不太可能选择耗资大，利用率低，且在大瘟疫暴发时又发挥不了多少作用的方案。
斯莱克认为，“将整个家庭监禁在染疫的房子里是1578至1665年间英国政策的特点”，这不是说欧洲大陆没有封户隔离，但英国执行最严。大陆欧洲保持着基督教探访病人的习惯，这在英国是不容许的。1576年大瘟疫期间，米兰大主教博罗梅奥颁布的可授予赎罪券的行为中，有一种是“给那些愿意探访、安慰或鼓励瘟疫患者或疑似患者的人，给那些为他们送信、送食物或药品的人”。荷兰和法国的新教移民将这种习惯带到了英国，引起了枢密院的高度关注。1636年枢密院向伦敦市长下达指令，责成移民团契保证将染疫的房屋彻底封闭；如果他们继续派人慰问，市长应将慰问人员也隔离在染疫房屋内。米兰1631年初实行的全面隔离实际上是全城封户隔离，在短期内也取得了明显效果。因此，危机时期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比追求理想化的方案更重要。
第三，英国防疫抗疫深受新教思想的影响。通过宗教改革，英国实现了教会从属于国家，而且由于新教信奉“因信称义”，反对外在的宗教仪式， 英国很少出现17世纪在意大利出现的政教冲突和宗教迷信。1636年纽卡斯尔大鼠疫暴发期间，激进新教徒罗伯特·詹尼森嘲笑“天主教平息上帝的愤怒的方式”，“诸如鞭打自己，赤足行走，光着膝盖，穿着毛茸茸的衬衫，去朝圣等”，作为对天主教方式的替代，他呼吁祈祷，“忏悔自己的罪”，“痛悔”， 尤其是“改造我们的生活”。换言之，用真心悔过、革新道德得到上帝的宽恕。
从16世纪60年代到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英国清教形成并大发展的时期。清教信奉“预定论”，在他们看来，染疫或不染疫是上帝决定的，上帝保护疫情中的“选民”，因此他们面对疫情表现坦然，不逃或不得已再逃。但预定论者并不是宿命论者，他们相信神意但不违反常识，认为基督徒应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因此，疫情期间基督徒可以选择逃离，但有些人例外。市政官、治安法官、神职人员，不能抛弃自己管辖的人民或教民独自逃生；同理，丈夫不能抛下妻子、父母不能抛下子女。此外，染疫病人要自我隔离，避免给他人造成危险。王政复辟后，大批清教牧师因为不从国教被解除了教职，但在1665年伦敦大瘟疫时因大量国教牧师逃离，他们在危机时刻站了出来，积极为教民提供精神指导和安慰。1666年3月，一 包从伦敦寄来的布料引发了德比郡伊姆村的鼠疫。为了避免村民们将鼠疫传播出去，因不从囯教被解职的堂区长托马斯·斯坦利同其后任威廉·蒙佩森一道，说服他们放弃逃生。他们设置封锁线，将村民活动的范围划定在村庄周围半英里以内。伊姆村人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11月20日，蒙佩森写信给约克郡乡绅约翰·比尔比，说：“这里的情形异常悲惨，我相信它超越了所有历史和已知的先例……在我这个堂区有76个家庭染疫，其中259人 死亡！”但是，隔离取得“完全的成功”，伊姆村邻近的城镇和村庄均免于感染。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经费对于防疫抗疫的重要性，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筹措经费的方式是不同的，其中最大的区别存在于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之间。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天主教国家坚持个人自愿原则，主要通过民间宗教组织—兄弟会筹措资金，动力来自“因行称义”，即以善行换取灵魂救赎的冲动。1576年大鼠疫期间，威尼斯主教督促信徒提供施舍。他援引《多比传》：“施舍使人免于死亡，施舍能洗清罪恶”；还援引《但以理书》：“你要以周济赎你的罪，以怜悯赎你的恶。”与福柯的观点不同，晚近学者如约翰·亨德森、小塞缪尔·K. 科恩认为，意大利修建鼠疫病院并不是对穷人的“大禁闭”，而是危机时期基督徒的慈善之举。经过宗教改革，英国破除 了“因行称义”，解散了兄弟会，作为对个人施舍的替代，英国建立了以堂区为单位征收济贫税的新制度。1578年《防疫条例》和1604年《防疫法》是在《济贫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济贫法》的进一步延伸。济疫税使经费筹措变得世俗化和规范化，大大提高了效率，但也淡化了传统慈善救济中博爱的色彩。1636年，赫里福德郡和拉德诺郡治安法官决定为染疫的普雷斯廷镇提供现金和食物，作为条件，普雷斯廷居民保证不出镇，否则供给立即停止。英国隔离措施严格也与非人格化济疫制度的推行有关。
首先，欧洲抗疫和公共卫生建设同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形成、 国家治理能力的大幅度提高紧密相关。文艺复兴国家的出现和公民人文主义兴起是意大利公共卫生建设的直接推动力，16、17世纪西北欧早期民族国家的兴起使欧洲抗疫能够在更大的行政范围，更有组织有效率地展开。意大利和英国在17世纪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洲政治环境的变化。
其次，无论公共卫生还是国家治理能力，都受到多方面因素如国家形态、统治者意愿和主流思想观念的制约，因此我们应当避免辉格派史学的线性进步观，充分认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如前所述，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对英国和意大利造成了不同的冲击和影响，在意大利反宗教改革导致教会势力坐大和对科学探索精神的禁锢；威尼斯是意大利和整个欧洲公共卫生的样板，但威尼斯商业寡头在1576—1577年和1630—1631年大鼠疫面前将个人私利置于公共卫生利益之上，从而使多年的制度建设努力化为乌有。
第三，要重视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避免用单一标准评判过去的先进与落后。在今天看来，意大利的公共卫生制度更具有现代性，但在近代早期并不一定普遍适用，即使在意大利它们也未能有效地阻止17世纪的大鼠疫。英国未采取意大利的制度，并不意味着英国落后，英国有自身的特殊性，符合本国国情的举措才是最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