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盛宣怀逃亡美国大使馆：从急先锋到替罪羊
来源：公家人必读
这是1911年10月27日，距离那场日后被称为“辛亥革命”的暴动，仅仅17天，其受关注程度却丝毫不亚于在遥远的华中地区正在进行的血腥战争。
一、逃亡者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继续说，据传，盛宣怀逃入了美国使馆，随后在10名外国士兵的护送下前往天津。但在该报向美国使馆查证时，使馆参赞爱德华对此予以否认。
1911年10月27日，大清国国会(“资政院”)通过了一份特殊的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对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明正典刑”。
堂堂国家立法机构，在证据阙如的前提下，以“人民”和“宪政”的名义，不经审判程序，以100多人投票表决的方式，要求处决一位政府高级领导人。这无疑是世界议会史上的一个奇观。
此前2天（10月25日），资政院还只是要求政府罢免盛宣怀的部长职务。路透社从北京发出的电文说，资政院此举，给大清政府出了道难题：要么服从资政院的要求，赶走一位“忠诚的官员”；要么否决资政院的要求，但这相当于向宣称代表大多数人民的资政院开战。这篇电文被次日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曼彻斯特卫报》等广泛援引。《纽约时报》甚至认为，这是资政院对政府下达的“最后通牒”。
第二天（26日），似乎并没有经过多少挣扎的大清政府，接受了资政院的“最后通牒”，下令将盛宣怀“双开”。上谕宣布：“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同时，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副总理(“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并行处分。
国际媒体继续跟进报道。10月27日的《华尔街日报》，标题就是《中国皇室屈服以图避免革命》，可谓一针见血。与《华尔街日报》所用的字眼“屈服”(yield)相似，同日《纽约时报》的标题用的是“投降”(surrender)，《华盛顿邮报》则用的是“屈膝”(bow)，来描绘政府的妥协。
与这些相对中立的报道不同，在西方享有盛名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则发出了倾向性十分明显的报道。他认为，在压力胁迫之下解除盛宣怀的职务，实在是中国政府的耻辱，代表着这个政府的“虚弱和恐惧”。《纽约时报》在转载莫理循这篇报道时，将标题干脆改成了《这是可耻的法令》(Calls it a shameful edict)。
有意思的是，莫理循认为，被解职一事，对盛宣怀本人来说或许并不坏，因为他的身体虚弱。这是当时几乎所有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献中，唯一提到盛宣怀健康状况的。在盛宣怀1916年去世后，其子孙为其撰写的《盛宣怀行述》中，才披露了一些当时情况，似乎盛宣怀的确面临健康问题，但并不严重。看来，作为大清官场通，有着“北京莫理循”绰号的这位英国记者，或许有特殊渠道接触到更深的内幕。
而此时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却对自己被申斥并不在意。《纽约时报》说，根据接近庆亲王的人士透露，这位总理并无不悦，甚至还期望着自己也能被离职，早日逃离这个左右为难的工作。
《华盛顿邮报》还刊发了盛宣怀及政府军前敌总指挥荫昌、被革命党炸死的广州将军凤山，已经卸任和即将上任的驻美公使张荫桓、施肇基等4人的照片，题目则带有相当的调侃成分：《中国乱局中的主演们》(Chief actors in China’s troubled affairs)。
但局势的发展，并没有《华盛顿邮报》标题那样轻松。资政院对“双开”盛宣怀，仍不满意，他们还想更进一步——要了盛宣怀的命。
对此，《华盛顿邮报》似乎建立了特别的新闻管道，刊登了远较其他媒体更为详细的报道。
该报记者在27日发出的电文(28日见报)中说，资政院的议员们为未能处决盛宣怀而颇感悲愤，通过了一项新的议案，要求判处这位部长死刑并立即执行。在见报稿中，该报用了一个长长的副标题：“下野的内阁部长盛宣怀，已经逃离北京，以避免暗杀，据信他已获得外国外交机构的庇护。”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继续说，据传，盛宣怀逃入了美国使馆，随后在10名外国士兵的护送下前往天津。但在该报向美国使馆查证时，使馆参赞爱德华对此予以否认。
记者继续挖掘说，当天先是盛宣怀的一名追随者，紧急造访了美国使馆，随后，美、英公使进行了磋商，并召集了美、英、法、德四国公使的联合会议，会后立即集体觐见中国总理庆亲王，对盛宣怀的安危表示强烈关注。报道说，四国之所以出面，是因为盛宣怀是与四国银团进行铁路贷款谈判的主要参与者，盛宣怀如今的处境，与此谈判极有关联，各国有道义上的责任对他给予保护。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事后被证明属实。当天(27日)，在得悉了资政院要求处死盛宣怀的消息后，英国公使朱尔典、美国公使嘉乐恒、德国公使哈豪孙、法国代理公使斐格威紧急磋商，决心采取联合行动，保护盛宣怀。
朱尔典在10月28日发给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急电中说，四国公使在27日联合觐见庆亲王，得到了庆亲王的承诺，绝不加害盛宣怀。而在更为详细的邮递报告(11月17日到达伦敦)中，朱尔典汇报了更多的细节：
“近来盛宣怀因争铁路政策以救危亡，于北京腐败政府各大员中，实为杰出之人(雪珥注：原文是盛宣怀成为这个‘衰弱政府的肩膀和头脑’，此处从旧译)……资政院未知详情，而哗然争辩之弹劾，盛决不料其结果，遽至革职。但盛被此次猛击，犹照东方习惯，颇为镇静。起行之前，于夜间(26日)料理交待。然次日(27日)事势忽更大变。因资政院已传布印就之决议，请速杀此年老之大员。”
报告说，盛宣怀得知了资政院的动向后，立即寻求美国使馆的帮助，美国使馆又通告了英国使馆，于是决心采取四国联合行动。在四国公使觐见总理庆亲王时，庆亲王表示，资政院已经将杀盛的要求提交给了摄政王载沣，但载沣认为盛宣怀的处罚已经够了，应该不会同意资政院的要求。
虽然庆亲王担保，盛宣怀绝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朱尔典认为，庆亲王在谈话时，其实表露了相当的不安，担心围绕铁路问题的争论将继续恶化。于是，朱尔典表态说，资政院这种要求处决盛宣怀的决定，是十分野蛮的。
在美国使馆，盛宣怀向各国公使表示，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极为担心，希望经由天津前往上海避难。各国公使决定，每个使馆各派2名军人共8人，全副武装，由英、美使馆的汉文秘书丁家立和巴顿陪同，护送盛宣怀前往天津租界。
没有任何资料记录表明，对于列强武装协助这位下岗高级干部“逃亡”，大清政府是何种态度，但显然，“多国部队”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唯一的麻烦，只是来自日本人。
根据10月29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27日当天，盛宣怀正好在一家日本银行谈事，得知了资政院的“死刑决议”后，他就滞留在了日本银行内，随后离开该银行，来到了美国使馆。
但根据日本的资料，盛宣怀其实从25日资政院通过罢免他职务的决议后，就已经藏身在了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支行行长)的宅邸内。
显然，开始“逃亡”之后的盛宣怀，已经成为各国争相猎取的宝贝。此后，围绕对盛宣怀庇护权的争夺，各国尤其日美之间，还上演了更为激烈的秘密战争。
当夜(27日)，盛宣怀在美英德法“多国部队”的严密保护下，离开了北京。《华盛顿邮报》(29日)记载说，此时的北京城内已经谣言满天，有的说满清政府决定对汉人进行种族屠杀，有的则说皇室也在准备逃亡，但被各国外交使团劝阻……
二、急先锋
盛宣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个强势的人。他不属于任何派系，却“总揽大政”，自然成为众人眼红的目标，再加上其在推行铁路国有时，办事刻板，实际上给自己种祸不浅。
这一“逃亡”事件，显然大大出于所有人包括盛宣怀本人的预料。
此时距离盛宣怀出任邮传部部长，仅仅10个月。邮传部是个大部，综合铁道部、交通部、电信部、邮政部四大功能，而尤以铁路为大，盛宣怀则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起，一直是这个大部所管辖的范围内的“一哥”。
但在这个超级大部正式挂牌的时候，盛宣怀却在内部的权力倾轧中落败，被发配到了上海，以副部长(“侍郎”)的身份谈判对外商约。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却依然是个副部长，更尴尬的是，部长(“尚书”)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属唐绍仪。于是，两人都只好称病。
几经周折，唐绍仪勉强干了几个月，终于离职，而盛宣怀也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邮传部部长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
这个自视甚高又久被压抑的人，终于握上了向往已久的印把子，便以雷霆手段开展工作，刀锋首先指向的便是他最熟悉也是国家战略资源投放最多的铁路。
当时全国17家“商办”铁路公司，虽然政府放手不干预，并且给予各种特殊政策，包括准许他们通过征收特别税的方式收集股本金，实际上就是用公权力做保障，在民众中强行集资。但是，这17家公司却比之前的国有企业更为不如，家家腐败丛生、问题成堆，铁路建设毫无推进，巨额资金倒是不见了踪迹，实际上已经没有一家能够继续维系，不仅大大影响了作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铁路网建设，而且弄得民怨沸腾。
中央急于挽回这种被动局面，急于办事立功的盛宣怀正是合适人选。在他主持下，中央在1911年5月份宣布，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对商办公司或给予经济补偿、或换发国家铁路公司的股票。这一“铁路国有政策”，赢得了绝大多数为路所困、切盼中央出手“救市”的省份一片喝彩。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5月31日报道了盛宣怀的这一改革，并认为：“这是中国稳步发展的又一证据，这一法令的颁发，受到了那些真心爱国的人士的欢迎。”
但是，广东、湖南、湖北三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因为完成集资额巨大，高管们实际上在其中已有巨大利益，一旦国有，其利益必将受损，而且之前的花账、坏账、烂账也将在审计中曝光，因此竭力反对。而亏损最为严重的川汉铁路四川公司(“川路公司”)，其高管在欢呼国有的同时，提出一个附带要求：希望中央财政为他们在上海违规炒股而亏损的350万两白银埋单，遭到盛宣怀强硬的拒绝。
川路公司高管们丧气之余，恼羞成怒，加入了广东、湖南、湖北三省商办铁路既得利益者的行列，开始猛攻铁路国有政策、猛攻盛宣怀本人。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此即所谓的“保路运动”的肇始。
但是，光为了填补自己的财政窟窿而对抗中央，显然出师无名。不久，一个极好的“抓手”出现了：国有诏书发布11天后，中央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引进1000万英镑的巨额外资，投入铁路建设。毕竟，铁路建设是资金密集型产业，而中国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都实际上难以支持这一个巨大的投资，引进外资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几家商办铁路公司的高管欣喜若狂：这下子可以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高度，来和中央讨价还价——尽管这些所谓的“保路运动”者们，后来也偷偷地与外资谈判。
盛宣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个强势的人，在他的主持下，与四国银团的贷款谈判“磋商数月，会晤将及二十次，辩论不止数万言。于原约稍可力争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数事，实已无可再争”，贷款合同的条款不断地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不仅年利率依然维持在5%，不到国内钱庄和票号贷款利率的一半，而且所贷款项的半数可以存在交通银行与大清银行，这等于为这两家国有银行提升了头寸，而原合同规定只能存在四国银行。同时，合同还删除了原定四国有权参与建造若干支路的条款，并规定所用铁轨必须使用汉阳铁工厂的国产品，其他原材料则进行国际招投标，不再由外方指定。盛宣怀坚信，根据这一合同，资金到位后，粤汉铁路三年内就能全线接通，十年内可以开始还本。
但是，这一完全平等签订的借款协议，遭到了“卖国”的指控。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李鸿章的嫡系人马，在李鸿章去世10年之后，盛宣怀其实没有任何过硬的政治靠山。而此时的大清官场，十分讲求门派。
显然，并不属于任何派系的盛宣怀，却“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诸大政”，自然成为众人眼红的目标，再加上其在推行铁路国有时，办事刻板，实际上给自己种祸不浅。
在中央的竭力化解下，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的“保路远动”见好就收，迅速地偃旗息鼓，既得利益者们退居二线去享受幸存的胜利果实。但四川却因为炒股亏损实在过于庞大，只能选择与中央死磕，并且越演越烈。在成都的中心舞台上，一场“变脸”大戏越演越热闹。以川路公司高管为代表的既得利益群体，不惜高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无中生有、激化矛盾。而各级政府官员，抱着自己的小九九，试图浑水摸鱼，利用民众运动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各种力量最后导致保路运动失控而成为颠覆大局的风暴潮，而盛宣怀成为矛盾的原点和焦点。
盛宣怀对此保持了充分的自知之明。9月30日他在发给岑春煊、解释川路国有补偿方案的电报中，就说自己“于此事，已为众矢之的，即牺牲身命，何裨丝毫？”
三、替罪羊
盛宣怀在体制内更趋孤立。
在对付四川的保路运动中，盛宣怀是坚定的鹰派，而以年仅28岁的摄政王载沣为核心的中央政府，也试图振作一番，他们坚信自己占着情、理、法，与“保路运动”争锋相对。端方受命率领湖北新军入川平乱，导致了武昌空虚，10月10日，武昌暴动成功。事态进一步恶化。
武昌暴动之后，盛宣怀虽没有带兵出征，却成为“平乱”的总调度，为了保护铁路桥梁、调集车辆船只、运送军需民用，可谓殚精竭虑。
甚至，为了及早实现“平乱”的目的，他还在10月20日一天内，为摄政王亲信、度支部大臣载泽代拟3份“面奏节略”(与中央核心汇报谈话的要点)：
一是《代载泽拟进兵迟速关系大局之缘由节略》，认为乱军势孤，“平乱”军事行动必须快;二是《荫午楼宜电旨促其亲督进兵节略》，荫午楼即正在前敌的总指挥荫昌，盛宣怀指责他一味观望，坐失良机，并建议中央立即撤换;三是《袁世凯宜明降谕旨催其赴鄂节略》，盛宣怀建议中央起用袁世凯，代替荫昌。
这3份节略，其实令盛宣怀在体制内更趋孤立：
一是得罪了自视甚高、在德国学习军事回来的荫昌，而荫昌的背后，是一大群大清国的“太子党”；二是他推荐的袁世凯，本来就算是他的政敌，当然也不会领他的情；三是荐袁之举，令那些对袁深恶痛绝的“太子党”更为恼怒。
10月23日，盛宣怀再度亲自上奏，要求中央降旨严饬荫昌亲临前敌，加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并建议对前线将领实行“重赏严办”的问责制度。
而此时，已经实际上成为孤家寡人的盛宣怀，也遭到了别人的“问责”。
10月16日，御史史履晋弹劾盛宣怀，一方面承认铁路商办出现大量问题，另一方面却认为盛宣怀的国有方案只是为了其满足其“独揽利权、调济私人”的目的，并且“未经阁议”。
10月26日，又一位御史范之杰上奏，他指控，盛宣怀之所以对不同地区的铁路国有采取不同补偿方式，是为了进行股市的内幕交易：在铁路国有宣布之前，盛宣怀已经派人到广州低价收购了大量的粤路公司股票，所以粤路商股十足偿还，盛宣怀大捞一把;而川路公司的股票，盛宣怀未能收得，因此才不断打压。当然，这又是风闻而已。
这位御史提出，盛宣怀目前只是一个部长，如果他处在副总理的位置上，“盗玉窃钧，何事尚不可为?”“方今主少国疑，而有大臣奸横如此，苟不宣布罪状，明正典刑，恐君权陵替，后患更何堪设想。”将盛宣怀的问题，上纲上线到篡班夺权的高度。
危险在一步步地逼向盛宣怀，并终于在10月25日的国家议会“资政院”的会议上，达到了顶点：资政院通过决议，要求政府罢免盛宣怀的一切职务。
当晚，盛宣怀居然还在写长篇辩护词，逐条反驳议员们的指控，并“自请解职，以避嫌疑”。作为在官、商两界厮混了一辈子的人精，作为一直以来行走在风口浪尖的“急先锋”，盛宣怀居然在这关键时刻显示了自己幼稚的一面：毕竟，政治游戏和权力博弈，从来不需要真相与真理，从来都是只讲实力而不讲道理。
果然，盛宣怀自请辞职、体面退场的要求没人理睬，中央毫不犹豫地将他抛了出来：革职、永不叙用。这在大清国的纪律处分中，是最为严厉的一档，再往上就是追究刑事责任了。而资政院的议员们依然不放过他，直接诉诸最严厉的刑罚：死刑。
至此，盛宣怀彻底走入了里外不是人的“猪八戒困境”：
在“革命者”眼中，他是最为凶悍而坚定的反革命者，甚至比荫昌、载泽这些皇族贵戚都要凶悍而坚定，这令他的资产在民国成为最容易被瓜分的肥肉；而他不惜鞠躬尽瘁试图挽救的这个政权，却短视而冷血地将他作为替罪羊抛出，希图以此迟滞大厦崩溃的速度。
在清末民初的世代交替中，甚至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改朝换代的关头，能如盛宣怀这般、走到如此绝境的人物，其实并不多见。如果没有那些自称还讲些“义气”(honor bound)——《华盛顿邮报》说，四国联合营救盛宣怀，就是为了这个honor bound——的老外们，盛宣怀恐怕也要如同端方、赵尔丰一样，成为辛亥年祭坛中的一滩血泊。
盛宣怀的儿孙们记录到，在流亡日本的第一年，盛宣怀一直住在神户的盐屋山地，穿的和服上挂了颗小印，上刻“须磨布衲”四字。每天，他都要写点日记。令后人好奇的是，逃脱了绝境的盛宣怀，究竟都在为自己写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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