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明升 | 65年前重庆街头无怨无悔的赶考
右一作者易明升、中邓仇夷、左一王胤能，合影于2018年04月16日午。
高考季又要来了，我想起了六十多年前的一次赶考。
1953年我和同班同学邓仇夷、王胤能去重庆考中央戏剧学院。邓考表演系，我和王考戏剧文学系。那时老师常给我们讲新旧社会的对比：旧社会考大学，没钱，只有睡街沿口；现在新社会，你们是国家的宝贝，未来建设社会主义就靠你们，国家对你们会照顾得无微不至。生逢盛世，有此运气，好不高兴！我们满怀希望的上了路。
那是我们第一次到大城市，从菜园坝到两路口，石梯一级一级拐着弯向上升，不知有多高。我们用两条腿一梯一梯的往上爬。终于爬到顶了，真有登天的感觉。无限前途，好像已经展开在面前，胸怀一下子无比宽敞。
到报名处交了档案袋，填了表，报了名，就等着安排住处，却没人理我们。一问，人家说，住处自己解决。我们说明是远道而来的穷学生，人家仍然是那一口话，再恳求，连理都不理我们了。不是说新旧社会不一样吗？怎么和我们的预期有这么大的落差！无奈，只好出去找旅馆。连问几家，终于找到一家最便宜的，两千元（旧币）一晚。
第一次见识重庆的夏夜，那不是“蒸笼”，简直是“烤箱”。烤箱床上的臭虫，肆无忌惮的在我们身上会餐。见其他旅客把床上的篾席抱到楼下，在人行道上睡。我们也一样。老师们讲的旧社会考大学睡人行道，今天我们在新社会体验了。昏黄的路灯，泥土的街面，时不时过去一辆卡车，或者打着一串响屁的摩托，路上便尘土飞扬。那一夜，我们就这样听着车声，看着扬尘，还有头上昏黄的路灯，似睡非睡的度过了。
实在想不通，第二天我们又去报名处，找到昨天那个人。经过一夜的思考，我们认定他很可能是“伪政府”留下来的人；那时都把49年前的国民政府叫作“伪政府”，新政府叫人民政府。人民政府的干部怎么可能这样。有了这样的底气，我们理直气壮，给他讲新旧社会的对比，人民政府和伪政府的不一样。没想到我们是拿着小人国的弓箭，去射大人国的城堡。人家尿都不尿我们，报名处的人除了暗笑，没有一个给我们帮腔。
垂头丧气，我们又走上了重庆街头，寻找条件稍好而又住得起的栈房。偌大个重庆城，迎接我们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我脑海里响着这首歌，不过“关内”改成了“重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流浪着，流浪着，忽然碰到了熟人，邓仇夷在富中（现富顺二中）时的同班同学萧明光。他在重庆救济会工作，听了我们的诉苦，立刻把我们带到他的办公室，给我们开了介绍信，让我们去石灰市贫民宿舍免费住宿。
贫民宿舍大概就是前些年的收容所、现在的救助站的前身。两排平房，中间一个长方形坝子，坝子中间一口井。洗脸漱口，凡是用水，都从这口井里用桶提。管理方见我们是考生，特别优惠：三人住了一间十二人的房间。但是房内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灯泡，还高高的悬在屋顶，无法复习功课。我们便到外面茶馆，一人叫一碗“玻璃茶”（一百元一碗的白开水），借地盘做考前复习，白天夜晚几乎都是如此。
高考开始了。我们被安排在重庆求精中学礼堂参考。第一堂考语文，作文题目《记你所熟悉的一个革命干部》，很对我的口胃：读高中时，我们常去军人疗养院（后来的五四医院）慰问伤病员，认识了一位王指导员。他的耳朵被炮弹振聋，只能笔谈，但对工作仍然全心全意的投入，很负责任。我就以他为原型，开始塑造一个革命干部。写得太投入，竟然忘了时间。刚写完，打铃交卷了。我一看还有30分的常识题没作，想抓紧时间，尽量作几题。抓卷的老师却毫不容情，一把就把我的试卷抓走了。就算我的作文能得满分，也只有七十分，何况作文满分，那简直是做梦。好长好长时间，脑筋里一片空白，我原来填的第一志愿是北大中文系，为了报考戏剧学院，不得不把北大改到第二志愿。语文如果到不了九十分左右，想上北大，那才真是做梦。
出师不利，第一仗就受挫，情绪低沉，对后来的几科考试倒无所谓了。这却帮了我的忙，心理放松了，几科都考得不错。英语的英翻汉，我还按“信达雅”的原则，在修辞上下功夫，时间都还富富有余。
现在最后的赌注就是戏剧学院的考试，已经没有什么科目需要复习，我们就在贫民宿舍闲等。当时的重庆，酷暑天，下午，要到四点才上班，我们干脆晚上再出门，跟贫民宿舍里的乞丐、流浪汉、街头艺人一样，打个光胴胴儿，穿条摇裤儿就满街乱转。邓仇夷要斯文一点，也就是多穿件汗背心。我们的伙食：早晨一根糯米棒子（糯米裹油条），一千元；中午，一碗帽儿头，一个小菜；实在馋得慌，要一份两千元的荤菜，比如一大盘牛肉丝或者回锅肉，那就是“打牙祭”了。王胤能在中学是著了名的“抢料大王”，现在我们三个就像大仲马的《三剑客》闯荡大巴黎；得紧密配合，互相照应，才能求活。抢料大王也熬住馋，不管多爱吃的菜，都照顾着我们，不像在学校那样，秋风落叶，一扫而光。就这样，学校补助我们的每人六万元仍然不够用。床头金尽，壮士无颜，而戏剧学院的考试还得等好些天。
幸好邓仇夷一到重庆，就给他在江北教小学的母亲写了信，要求汇钱。我们只剩下三千元了，他母亲的钱还没来，只好作最后一搏：给邓仇夷两千元，一千元坐轮渡到江北，一千元做伙食费；我和王胤能留下一千元，买了两个锅盔，作当天的伙食。邓回来以前，再饿也不敢动那两个锅盔。午后两点左右，贫民宿舍门外有人喊邓仇夷，我们赶快跑出去。好事来了，汇款已到！两个锅盔立刻进了肚子。可是邓仇夷却老是不回来。到了傍晚，他回来了。满面倦容，耷拉着脑袋，走路都有点晃晃悠悠。原来他去江北转了半天，都没找到他母亲的学校。我们把汇票拿出来在他眼前一晃，满面倦容的邓仇夷立刻两眼放光。我们立即上街取钱、吃饭，再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操”一把。从没玩过格的抢料大王，喝汽水把鼻血都喝出来了。从此，靠着邓仇夷母亲汇来的钱，我们继续在贫民宿舍，等戏剧学院的考试。
夏天的重庆，十几天不洗澡，“烂账”也喊受不了！一个晚上，我们下决心出去洗澡。找到一家便宜的澡堂，进去一看：掌盆型的水泥槽，黑黢黢的，不知有多脏。邓仇夷说：“格老子！洗了谨防招梅毒。”就这样，大热天的重庆，我们十七天没洗澡，比烂账还烂账。
人生总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穷困潦倒之中，说不定突然会有贵人打救。一天我们在重庆人民大会堂附近，碰到在富中读书时的同学王淑君。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她立即邀我们去她家，她家是单门独院的小洋房，一进去，客厅、书房、卧室、厨房、沙发，应有尽有。我们正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进来一个略显黑瘦的中年人，王淑君给我们介绍说这是田局长。田局长显然是这一家之主，不用问，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关系。田局长招待我们吃了饭，又在他家书房里睡了午觉，又派小车陪同我们去看了一场匈牙利电影，最后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叫我们去交给报名处的人。信封上的落款是重庆市人事局局长田伯平，当时的重庆也是中央直辖市，这一下我们才知道他是一个大官。
“关系”，这个外国人搞不懂的词，在中国，其实从来就有。我们拿着这封信再去报名处，人家对我们的脸色，简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立即给我们写了介绍信，让我们到戏剧学院的考点——重庆女子师范学校，简称渝女师去住。
渝女师，全是女生。重庆姑娘，一个个漂亮又大方。我们三个烂账，就像三只大黄蜂飞进了蝴蝶群。被异性的费洛蒙包围着，又激动又紧张，手足失措，简直成了乡巴佬。这一紧张，抢料大王早上洗脸时又流起了鼻血。旁边的重庆姑娘赶快送过来脸盆毛巾，他哪里敢用。我误吃了我不能吃的羊肉，跑到厕所里去呕吐，怀疑粪水溅到了脸上，到盥洗室去用自来水拼命冲；一面冲，一面用手使劲搓。一个女生不知道我为什么搓得这样厉害，要把她的香皂、脸盆、毛巾借给我。我只是向她摆手，连话都说不出来。
经过一会儿丧德、一会儿玩格的一波三折的折腾，应考的激情已经消磨殆尽。考试那天，我的作文写得很艰难，自知不中，王胤能也没考起，只有邓仇夷以一个捉蝴蝶的小品，让人看到了一只虚拟的蝴蝶，考上了戏剧学院表演系。
一场赶考戏落幕，银两花光，我们又去找救济会的萧明光。按救济会的遣送规矩，不能把钱直接给我们，而是派人送我们到火车站，买了票，交到我们手里。但到底有萧明光这层关系，和一般的遣送人员不一样，送我们的人很客气，还帮我们扛行李。回到自贡，有同学为我们鸣不平；也有人羡慕我们过了一段戏剧般的生活。
今年的高考又将来临，真羡慕现在考生们所受到的百般呵护。对于六十五年前那一场打烂账式的赶考，我无怨无悔；而且觉得打烂账也是一种磨练，磨练人的承受能力。我能从阶级斗争年代时人时鬼的岁月，活着走出来，不能不感谢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承受的各种磨砺锻炼。
2018. 04. 15 17：41 完稿
作者：易明升，退休无事，喜欢回忆。
插图：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