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加建｜我把农村的阶级界线搅得个稀巴滥（上）
我把农村的阶级界线搅得个稀巴滥（上）
李加建
1
1974年春节前，我从永川县西山劳改茶场“清放”到妻子陈淑兰所在的自贡市大安区胜利公社光明二队，仍然戴着“右派”帽子。社员大会上，队长宣布：全队社员要随时对我这个阶级敌人进行监督，并指定一个年约二十多岁的民兵队长名叫“亮娃”的，作我的直接监管人。
这个生产队长陈节之，完全是用法西斯手段管理生产，社员出工稍迟、或是在劳动中没有使劲干活，往往招来他一顿日妈捣娘的臭骂，还要扣工分，但因此却效率奇高，成为全公社工分值最高、粮食分得最多的一个队。侭管社员们全都怕他、恨他，却都拥护他的领导。农民嘛，只要饿不倒冷不倒，哪个还去想他妈什么鸡巴民主自由和人权？听都没有听到说过！如果十天半月能够吃上一次肉，年终工分结算能够领点钱做一件过年的新衣服，那感恩还来不及呢！所以说，陈节之队长要法西斯，也不能全怪他个人。
我从来没有干过农活，且长期营养不良，体质很差，高强度的活路肯定拿不下来。那时候谁对阶级敌人下手越狠，就越证明他界线划得清，立场坚得定，我面对这样的队長，这样的生存环境，不但会时时挨骂，挨打也是顺理成章的。
头几天干活尽出笨事，可陈节之队长没有骂我、打我，只是用极其轻蔑的眼光瞟了我一眼；这比打我骂我更加使我谁受。有天黄昏，我和淑兰去很远的一个山上背生产队分给我们的苕籐做猪饲料，两个大背篼，尽量压紧、堆得冒尖，再用绳子扎紧，那重量可想而知。
我揹上冒尖的背篼，气喘吁吁、奋力挣扎，走过一块关满了水的冬水田，田坎很窄又滑，我脚一软，上重下轻，一个倒栽葱连人带背篼插进水田里。淑兰赶忙摔掉她的背篼，把我从水田的滥泥里使劲拔了出来。我拂开脸上遮住眼睛的水和稀泥，看到她半身透湿，满脸是水。我分不请她脸上哪是田里溅上的水？哪是悲凄的眼泪？
2
我在生产队成了一块废物。队长精明，废物还可以利用嘛！有天他找到我，问我：“你是电工？”我点点头。队长忽发奇想：对我说“你给生产队全体社员安上电灯，行不？”
说得闹热！1974年，全市农村，没有哪个生产队用上了电的！这得申请供电部门批准，安装一趟高压线到用电的生产队，还得有变压器，配电板，220伏和380伏的输电线，电杆，安放绝缘瓷瓶的角钢横担、抱箍、拉线，进户的电度表，电线，瓷夹还有安装时用的测试电表、上下电杆的踩板、全套电工工具……你出得起这些钱吗？
队長说：“这个你不用担心。你说，行不？”
“当然行！”我回答他，“有了电，好多事情都能干！”我顺便煽动了他一下。
说得容易！我一个“劳教释放犯、右派分子”，哪有能力办这些？好在我弟弟在一家区属电器厂当电工，他人缘好，和我们这个公社所在的大安区供电所一个电工是好朋友，我想通过这些关系解决用电审批问题；至于所需的其他器材，只好慢慢想办法解决了。
队長听了我说的话，想了想，点头说：“要得！那你明天就到市里给我去办，每天给你三角二分钱的来往车费。”
从生产队到大山铺去乘公交车，得步行七里多路。大山铺到市里二十里，单程车票一角六分钱。办这事，生产队没有给我任何其他补助。每天一早，我的挎包里装着两块淑兴给我烙的包谷粑、一瓶水，就出发了。中午饿了，找个无人的地方坐下来，啃一块包谷粑，喝几口水，就是午餐了！晚餐也是如此。
事情慢慢有了进展。下午或晚上办完了当天的事，回去时我不去坐公交车，省下一角六分钱，给淑兰和女儿买一个甜饼或一碗凉粉，提着高高兴兴往回走。忙了一天，就吃了两块包谷粑，步行二十七里，当然又累又饿；但我这个废物，能够用自己的累和饿给亲人换来些许的享受，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大安区配电所的所長，是过好心人。一个农村生产队要用电？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他大力支持！于是，经过不少周折，高压线架设到生产队来了，在社员集会和晒公粮的“新坝子“的小山上，变压器安装好了。但从变压器输出端以后的事，得由生产队我们自己做。
购器材，做配电板，栽电杆，爬电杆，安横担，架输电线，入户后的电度表，室內布线……这些工作，显然我一个人无法完成，于是，队長弄来了大队会计的儿子小陈、本队监管我的民兵队长亮娃，来当我的助手，按照农村纯朴的习俗，他们尊我为“师父”，自称是我的“徒弟”。我也尽力手把手教他们立杆子，爬踩板，架横担，安瓷瓶，放线紧线等等外线技术，和安装进户线，保险瓷插，闸刀，电度表，瓷夹布线和接灯头等等內线的择作方法。
农村祖祖辈辈，都是点的油灯，为了节约，人们很早就上床睡觉，整个村就一片漆黑。
待全体社员家里的照明设备安装完成，合闸送电的那天晚上，成了全村从未有过的盛典。到了天黑，社员再不去摸那油灯，而是一家人齐普普端坐在屋里。队长一声“开干！”我在自己做的配电板上总闸连续合闸三次，然后紧紧锁定，全村大放光明，欢呼声连附近的生产队都能听到，人们纷纷出门观看，赞叹不已。从此，社员们对我的称呼，也由当面叫“老李”，背后叫“劳教释放犯”，改成了当面、背后都叫我“李师傅”。
△ 网络图片
自此之后，我的杂事就多了：乡亲们以为我电灯都安得起整得亮，其他技术活肯定也得行，于是，钢笔不出水了找我修，电筒不亮了找我修，闹钟不响了找我修，屙尿的夜壶漏了找我修…有天，甚至从外队拖了一台四轮大拖拉机来。这些，我都一一弄好了，不收费，只接递过来的烟抽。从此李师傅我名声大振，连技术能手集中的公社农机站的师傅们，也对我竖起了大姆指。
3
我曾经对生产队长陈节之说过：“有了电，好多事情都能干。”现在电有了，下一步该干什么呢？
农民收了谷子要弄成米才能吃，包谷、麦子要磨成粉才能做羹羹和粑粑。传统的做法是：把谷子放在石做的碾盘上让牛拉着石滚子绕着碾盘轴心反复地碾，然后用手摇“风簸”使谷壳和米粒分离，再放入石臼中用木杵反复冲击，使糙米变成能煮饭吃的米。包谷和麦子大体也要经过后两个程序。
我们生产队在铁路东边，铁路西边离我们不很远是石油系统制作输油管的油建大队和火车站，他们自然用上了电。我们大队就在旁边利用他们的电源搞了个粮食加工房，设了一台“打谷机”和“打粉机”，绐谷子脱壳，把包谷和麦子磨成粉。
公社方园十里之內，就这一个加工房，在加工房工作的人，不用晒太阳淋雨，因为是“技术活”，工分特别高。能在加工房干的人，只能是是土贵二代。他们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到点就关门。这时候，农民还在山上干活呢，要打米打粉，只好让家里老人小孩肩挑背驮着来，排着长队等候。打完米打完粉，自己一过秤，多是缺斤少两，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也就没有人再抱怨。
我曾经对队长说过：有了电，好多事都能干。这下我就对他说：我们自已整个加工房吧！
队长转过头看着我嘿嘿一笑，大声说道：“你龟儿脑壳是比我转得快！对，先整个加工房，抢他狗日的大队加工房几爷子的生意！”
又是到自贡市区一天三角二分钱的来往车费，又是淑兰绐我烙的两块包谷粑粑、一瓶水。几天反复搜寻，终于弄到了廉价的一台打米机、一台打粉机和配套的小电动机。打米机还缺一台功率大的电动机，生产队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去买了。
我打起了大队加工房的主意。有次他们的配点板坏了找我去修，我发現在一个堆满杂物的墙角半露出一台塞满谷壳和粉尘的电动机，显然，这是他们不用了的弃物。于是，我装作去检查配电板是否工作正常又去到那里，装作不经意间发现了墙角那一堆垃圾。这时，正好一个小老鼠从中伸出头一下又缩了回去。我故作惊诧大叫了一声：有耗子！
“那台马达坏了，修不起，本来就是个耗子窝，”加工房的人说。我想了想，对这人说：“有个耗子窝在这里多不安逸呀！你把这个铁砣砣绐我，我绐你们做个装衣服碗筷的新柜子做交换，行吗？”那人说：“你要，你就拿去嘛。”
成交。
我们抬回来拂去灰尘抠出杂草一看，英文铭牌上写的竟是一台美国制造的西门子名牌电动机，出厂的时间是1935年，和我同年。先且莫太高兴。这台电动机出厂距今已经39年了，长期缺乏保养维护，丢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一通电，果然不转。折开来检查，內邮受潮严重，定子线圈和转子线圈已多处霉断，需要全部重绕。
全部重绕？说得轻巧！这部电机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和数据。用什么型号的漆包线？线径是多少？每匝的圈数是多少？绕组做好之后，必需重新刷上绝缘漆，更为难办的是，这绝缘层必需在恒温设备中長时间才能固化，温度的波动不能超边0.5度。
我用多种方法测定和推算出绕组需要的各种数据。花了生产队这么多钱，我不能失误，一失误就有被扣上“阶级敌人破坏生产”的罪名。我们生产队副队长陈明才，是队里唯一的共产党员，尽管他对陈节之队長给我的安排使用很不以为然，但根据我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历史经验，他身体瘦弱打不过正队長，便拿我来出气，时常无理由对我喝斥，压低我应得的工分，以体现这里还有一个以他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在。直到队里安了电灯，有一天晚上我去检查全队线路，偶然撞见他在家里用木槌和凿子在成批量生产烧给死人的钱纸出售，阶级斗争才停止下来。这是后话。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生产队买不起恒温设备，老子豁出去了，自己来恒温。我在“新坝子”全队集会的大屋里，架了个火盆，火盆上方铁架上铁盆里装上沙子，再在装了沙子的铁盆上罩上个特大竹笼，外面围以几重棉被，插上一只长长的水银温度计，这就是恒温空间，要绝缘固化的定子和转子，就放在这个空间的架子上。我根据水银温度计的情况，不断调整下面火盆的火为。这是一个连续观察与调整的细致工作，容不得一刻中断。就这样，一天一夜我没闭过眼睛硬熬了过来。回想起来，哪来这个冒险的胆量？哪来这股莫名其妙的热情？哪来这般死不要命的靱性？至今我也懒得去弄清楚。大慨是感觉到我被砸碎的灵魂在一一拼合吧。
组装好这台20匹马力的电动机，我已经是脑壳发晕站立不稳。接上电源一试车，哈哈，不但运转正常，轴承还没有一点杂音！39年前的美帝国主义的老产品呵，说明它在中国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威仪下面，也只能悄悄地干活，悄悄地干活。
加工房的屋子修建在山顶上社员集会的大屋旁边。装备齐全了，两台机器操作加上记账的，需要三个人。陈节之队长打破常规，不用官二代，不用红二代，就要我一个右派分子专政对象来负责加工房的工作，另外调了两个老实肯干的年轻社员供我安排。开工第一天，我对他们说，建立加工房的钱，都是父老乡亲们一背太阳一背雨辛苦积簒下来的，应该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们不搞八小时工作制，我们是全天候24小时工作制，不管白天黑夜，随叫随到，你们两个来上班可以跟社员一样出工收工，其他晚上时间我来顶倒，只有我忙不过来的时候我才叫你们，那就要随叫随到了！另外，无论是打米打粉，完了让机子多转几圈，把机子和口袋里的残余米和粉抖干净，做到加工前后粮食分两不蚀。我们不要说啷多空话，要做的，是凭良心！
凭良心，我们就这样做了，加工房的生意很快红火起来，火爆起来，因为这个加工房不限时间，粮食加工不蚀秤！除了本队和附近几个队，远在十多里以外其他公社的人也慕名前来，加工房门外经常排着长队。我家距离加工房不到百公尺，午饭和晚饭经常是淑兰绐我送上来。天还没亮或深夜有人要加工粮食，我也立即穿上衣服到加工房去。农民为衣食终年劳累，只能抽出碎片时间，将心比心，自然就应该这样做。
加工房的收入越来越多，再加上队里派了不少人去铁路西边的油建大队打工，去的人队里记工分，那边支付的工资现金归队里。我估计积累的资金已经够多了，就向陈节之队长提出久已考虑好的建议；加工房所在的“新坝子”在山顶，山下有一条小河，与山顶的垂直高度约有五十公尺左右，平时乡亲们给山上的庄稼浇水，得挑上一百多斤的水桶，一步一步沿曲折的山路挣扎上来，累得七吼八喘。如果在山顶上挖一口水池，用电动水泵把水提上来，岂不省事？队长批准了我的建议，不久，一个简单的电力提灌站就在山下小河边建立起来了。
乡亲们对我的称呼又升级了，他们说我办事“公道、心肠好”。于是，夫妻吵杂、婆媳纠纷都再不去找公社，再不去找生产队，却来找李大爷我评个是非，经过我的劝说调解，往往皆大欢喜，我这个右派分子李大爷也就当得更稳当了！
（未完待续）
题图、插图：来源网络
相关阅读：
李加建 ——
1935年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幼年参加共军，1957年整风运动中被定为"极右派"长期关押，1979年平反，复定为"老革命"。现为自由撰稿人，从事多种文体写作：为了捍卫历史真相，追索苦难根源。
【版权声明】图文及视听资料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为传播而发，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会第一时间处理，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