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1年期与5年期LPR相对于2月20日没有变化，央行似乎有些后悔。3月30日，央行7天期逆回购利率下降20个基点，从2.4%变为2.2%。4月15日，1年期MLF同样下降20个基点，从3.15%变为2.95%。逆回购与MLF同时下调20个基点，给人以心理暗示：4月20日，LPR利率下调是大概率事件。4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央行授权之下，公布新一轮LPR利率：其中，为“实体经济贷款”提供参考的1年期LPR为3.85%，而3月份的数据为4.05%，相当于降息20个基点；为“房贷”提供参考的5年期LPR为4.65%，而3月份的数据为4.75%，相当于降息10个基点。然而，国内通过利率下调释放流动性，就一定能够解决经济问题吗？毕竟，疫情笼罩世界，已经成型的全球产业链已经被人为打乱，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体中的一员，不可能“独善其身”。美国占据全球科技创新产业链的最顶端；欧盟国家、日本占据产业链的高端；而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占据产业链中低端；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拉美国家负责向全球提供资源。而如今，由于疫情的冲击，全球产业链中原材料供应、产业工人、机械加工、消费市场等各个环节连结不通畅，这种状况只能使财富“蛋糕”越做越小，这对于拉动一国经济增长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出口）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所以，全球主要经济体应该积极抗疫，迅速恢复国内生产，而不是把重点放在释放流动性上面，毕竟释放流动性不能与财富增加直接划等号。全球当前面对的现实是，美联储已经把联邦基准利率降到0，并且开启无限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已经绕过商业银行直接下场购买资产。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联储的一举一动是全球其它国家央行的重要参考。美联储降息，其他国家必然跟随降息，以期与美国金融周期保持步调一致，否则的话，将有被“收割”的风险。（想想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事实上，在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之前，世界各国早已开始实行“负利率”政策。早在2014年，欧洲央行就开始推行负利率；2016年，日本央行也开始实行负利率；目前，日本、德国、法国等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已经进入负值区域。相对而言，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为正数，倒成了“优等生”。负利率就相当于，你租给别人一样东西，最后还得给别人钱（其实这么说不科学，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这种只有在自然经济时期才能够说得通的理论（相当于委托保管费），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实在匪夷所思。其实，各国央行这么做，无外乎是为了刺激国内投资与消费。然而，这种做法效果并不好。欲了解答案，我们了解利率高低的决定因素之后便可知晓。货币利率升降取决于资金的供需。如果货币供给量大，而需求量小，供大于求，货币价格自然便宜。当然，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央行释放的流动性资金不可能平均分配到各个行业，它总会有所偏重。大家如果理解不清晰的话，可以仔细品一下爱尔兰经济学家坎蒂隆的这句话：
货币增量并不会同一时间反应在所有的价格上，货币量增加会导致不同商品和要素价格涨幅程度不一致。货币增加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货币注入的方式、渠道以及谁是新增货币的持有者。
如今，中国央行释放流动性也是有偏重的。央行往往利用定向降息、定向贷款的方式来实施“精准滴灌”，而不是全方位降息的“雨露均沾”。
我们打个比方。1个班级中有10个学生，总共盛了10碗米饭，按说应该是1人1碗，但是人的饭量有大有小，饭量小的半碗就够了，饭量大的得让他吃2碗，用这种方法分配这10碗米饭才是最科学的。拿中国的房地产企业来说。房地产现在只能给他盛半碗饭，而一些需要“长身体”的中小微企业，需要给他们盛两碗饭。当前，监管层强调“房住不炒”，我们就得听国家的话，这才叫顺势而为。我们从城市化进程来看，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0%，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化的高峰期已过，居民的负债率以及政府的负债率都会下降。在这里我强调一下，管理层的指导意见是“稳房价”，不是“降房价”。房地产每年能够提供的财政收入是5万亿元，并且各级政府目前还有1000-2000万亩地是要卖的，这些地卖完怎么也得5年左右，如果这5年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不仅是相关产业受到牵连的问题，更是地方政府赤字加大的问题。所以，虽然房地产已经不在风口，但也不是打压的对象。房地产这根支起中国经济大厦的“柱子”，未来3-5年还是要立在那里的。所以说，在3月20日5年期LPR没有降低的前提之下，这个月针对房地产贷款的5年期LPR，下降10个基点。毕竟，在特殊时期我们还是要稍稍用下房地产这个“夜壶”的。这种做法跟“房住不炒”的基准国策并不矛盾。房住不炒是长期国策，稳房价是最近5年的短期策略。当前全球许多国家实施的负利率政策，本身就是全球经济的增长达到极限值的标志。毕竟，自上世纪7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已经50年了。
现如今，新的科技革命并没有出现，自然不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存量博弈空间中，由于赚不到钱，大量资金只能从某个行业中出来，由于找不到其他挣钱的机会，企业贷款扩大生产的积极性就不高，资金的价格就没有以前那么贵了。相反，如果一国科技创新层出不穷，经济肯定火爆，企业敢于借钱去赚更多的钱，“钱”的价格就会高。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贷款利率一度达到15%。那时，中国正处于科技爆发期，中国不断承接来自台湾、香港、日本淘汰下来的生产线，国内赚钱的机会很多，资金利率自然超高。了解以上两点之后，大家自然清晰，当前全球经济已经处于增长的极限，各个国家都在拼命放水来延缓经济衰退。中国虽然在人工智能、5G、量子计算技术上取得一定的突破，特别是在5G技术上已经取得全球领先地位，但是距离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形成稳定的经济增长点，仍需要3-5年的时间。同时，中国金融周期与美国金融周期不一致，而美国是全球金融周期的引领者，这也对中国金融安全造成威胁。2008年之前，中国处于金融周期的低位，国内企业、居民、政府的杠杆率并不高，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很快进入金融扩张期。（特别是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居民、企业、政府迅速进入加杠杆周期）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美国金融周期迅速从高位掉头向下。当前，居民、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并不高，只是企业、政府的杠杆率比较高。2020年，中国仍处于金融周期的高位，而美国处于金融周期的相对低位，在中国金融开放的大背景之下，还是要提防国内金融风险，以及美国随时会发动的金融战。毕竟，二战后的全球经济秩序是由美国来营造的，而中国是唯一能够破解这种秩序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中国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最大威胁。由于中国不在美国掌控之下，美国难以利用其霸权对中国进行“收割”，中国始终是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在美国营造的全球秩序之下，美国对于日本、韩国的收割一点都不手软。上世纪90年代，美国收割日本，使日本经历“失去的30年”；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美国收割韩国，使许多韩国财阀丧失企业控制权。在后期的博弈过程中，美国一定会纠结自己的“小跟班们”跟中国斗（事实上，最近一直斗得很欢，美国在台海、南美、中东不停骚扰），甚至不排除美国在原有的世界格局之下，重新组建小圈子，特别是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采取逆全球化的措施。在疫情蔓延时期，中国应该尽量去争取对方阵营中的成员国，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弄得少少的，毕竟对方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同时加强对非洲以及中东国家的援助。最重要的是，在全球都采取降息与量化宽松政策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跟随，但是不能盲目跟风。中国当前的状况是，降息有好处也有坏处，我们要选择“好处大于坏处”的最佳时间节点降息才对。毕竟，当前全国99%的企业已经复工，虽然一季度中国GDP数据为-6.8%，但是我们也看到，3月份各项经济数据明显好于1、2月份。我们从一季度经济数据中也看到许多好的苗头。
所以，当前的LPR调整，必须同时兼顾当前的疫情，以及未来的结构性改革。当前，存贷款基准利率没有下调，央行一直在利用LPR进行一点点的“定向降息”，这也为后期的“普降”准备好弹药，更是为了防备降息释放的流动性进入股市与楼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一定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做到自己不犯错，然后去抓对方犯的错，只要我们不犯错，对方一定会有露出破绽的时候。毕竟，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工厂的工厂”（中国生产全球50%的机电产品）。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4.003万亿美元，占据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28.25%，与美国、日本、德国之和差不多。虽然我没有拿到2019年数据，但是从工业增加值年度增长率来看，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日、德之和是大概率事件。这么大的经济体量，美国根本找不到其他国家来替代中国，看看这次疫情美国进口的医疗用品我们就知道了。再加上有可能成为替代国家的印度、越南、印尼、泰国，自己国家的疫情还没有控制住呢。后期，等到美国撑不住的时候，我们就得看对方能够提供多少筹码。即对方能够释放多少核心技术给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像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期援助美国一样，给出我们该给的，拿回我们该拿的，然后大家一起走出危机。到那时，我们普遍降息所释放的流动性，就会奔向全球去收集便宜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