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清代打箭炉市场的兴起日益成为连接汉藏物资与文化交流的重镇。在人们经济行为的生产、交换与消费过程中，打箭炉流通的商货有输入型、输出型和汉藏文化元素结合型类别，其产品的类别、技艺与消费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元素与符号。文章从物质的生产技艺与消费方式窥探人们在服饰、日常生活用品、生活习惯与消费观念等方面由物质需求到文化认同再到文化共享，实现了人、物的互动与情感、观念的沟通，是青藏高原的藏族与周边人群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形成的物品共享、观念互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特质。这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实践，也是打箭炉区域社会秩序得以有序确立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打箭炉；商货；技艺；消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清代打箭炉榷关与汉藏贸易发展研究”（20XMZ0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汉藏茶叶贸易及其对西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作用研究”（21YJA850007）、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资助项目（MZ2021-004）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田茂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四川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青藏高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西南民族史、汉藏关系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民族工作与民族研究在总结与反思基础上的重大决策部署。而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针对民族学界过多集中在“单一民族”与“行政区划”研究上的不足，提出从中华民族整体格局与视野展开研究。这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了政治引领和学理基础。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了大量研究，侧重于国家治理、文化内涵、铸牢路径与维度以及民族院校和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等方面①；而以物质文化交流与商货流通所呈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较少。本文以清代民国时期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商货的类别、生产技艺与消费中所呈现的中华民族共同性元素、符号、观念进行阐释，从物质的生产技艺与消费方式窥探藏族与中原各族在经济交往、物资贸易及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互帮互助、民心相通的历史画卷，反映了各民族由物质需求到文化认同再到共享共荣的发展路径。清朝康熙年间打箭炉市场的开辟与榷关的设置，加速了藏族与中原各族的往来与货物流通，成为汉藏物资的集散地，“百货完备，商务称盛，在关外可首屈一指。常年交易，不下数千金，俗以小成都名之，惟繁华不及炉城”[1]（P.2336）。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已发展为国内三大商埠（上海、武汉、康定）之一，每年输出金额达300多万元。[2]（P.168）就商货类别而言，有输入型，也有输出型，还有利用输入地与输出地的素材、技艺加工而成的汉藏文化元素结合型商货。打箭炉输入型商货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以茶为大宗，次为布匹、服饰、绸缎、杂货等，可分为食物、用物、杂货三大类。1.食物。对人体而言，食物是满足人的正常生活需求并有利于生命延长的物质。因青藏高原地理、气候等原因，生活作物较为单一，米、蔬菜、水果较为缺乏，这是人们的生活必需消费品，需要从外地大量输入。从食物类别来看，有主食、调料、佐料，肉食、蔬菜、水果等，这些食物既供旅居打箭炉的汉族人群使用，也销售给藏族百姓消费（详见表1）。
2.用物。从打箭炉用物类别来看，商货十分丰富，主要包括日常生产生活器具、用具及布帛绸缎（详见表2）。一部分是作为原材料，与藏地材质结合进行再加工使用，如布帛绸缎与皮毛加工成服饰。一部分是制作好的成品运往打箭炉销售。
从打箭炉输入型商货来看，不同类别的商品来自不同地区，以毗连的四川、云南为主，“输入之品自四川来者，以茶叶、布匹、哈达、旗布、烟草、瓷器、铁器、颜料为大宗，绸缎杂货，数亦不少；自云南来者，以茶、米、玉石、铜器为巨擎，鸦片输入，亦占多数”[3]（P.41）。输入型商货以茶为大宗，因茶为藏族人群所必需之要物，茶、布帛、绸缎很受藏族百姓欢迎，“茶、布帛、绸缎、针线、烟油、风帕等物，皆畅销夷人者，至绸缎食品器具等，则售与旅边之汉人，夷人亦兼购之，此皆内地之输出品也”[1]（P.2336）。清代民国时期打箭炉如此丰富多样的商货，在运输不便的情况下，需要大量的商人和运输人力。从经营主体来看，以川陕商人为主，茶以雅安、荥经、邛崃、名山、天全各川商帮经营，资本较多，规模亦大。布商旧以陕西帮之经营纱布者为主，后因川人移康日众，于是邛崃帮即起而代之。府货业仍由陕西帮经营，商品主要为成都产之丝棉品及布匹。油酒业以汉源帮为主，其他如肉类、水果、烟业之输入康地行销者，亦以汉源帮为主。杂货业自内地人移康增多以后，多由成都帮及川北帮司之。[4]（P.23）无论从输入型商货的种类还是经营商货的商帮来看，都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特点，无疑促进了藏族与中原各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康藏地区以药材、麝香、鹿茸、虫草、贝母、冬虫夏草、矿物颜料等土产为大宗（详见表3），特别是麝香、鹿茸产地分布广、产量高、价值大。“麝香全康数十县，均有出产每年产额为二千五六百斤至三千斤，在康定之市场，每斤十六两，可售大洋三百四十元，合计每年售出麝香所入之总额，约九十余万元。鹿茸全康三十余县，无不出产，茸分三种，最佳者为春茸，每斤约售生银六十两，以至百余两，其次为草茸，每斤可售生银三十两，以至六十两，再为岩茸，每斤可售生银十余两或二十两，全年销售出外之茸，约在五百对左右，每对平均五六斤，年可得茸价十余万元。”[5]（P.33-34）输出型商货多由陕商、川商及藏族商人经营，以物物交易为主，辅以少量金钱。“汉、夷交易，或以金钱，或以货物。关外各处市况，视炉城行市之高下为标准，夷人惟以藏元重量为不易之标准。输出者有涨跌，输入者骛贵贱，贸易关外者皆获巨利，以是故也。”[1]（P.2337）商人在康属南北两路各大市镇设分店采买，由打箭炉总号发售，以雅州、成都、重庆、上海等分号销往全国各地，让外地消费者在使用藏地特产时，更进一步了解、认识藏族地区特产及藏族文化，也加强了其他各族对藏族文化的认同，进一步促进了他们与藏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1.珊瑚0.61斤2.琥珀0.31斤资料来源：（清）倭仁纂《钦定户部则例》（卷68），4-5页，同治四年刊本。另外，输出型用物类商货也十分丰富，包括皮张类、氆氇、毡毯等（详见表4）。
随着藏族与中原各族的密切往来与物资贸易，人们在生活、情感、物资上相互交流、沟通、依赖，特别是因工艺技术、消费方式与消费观念等方面相互影响，生产了一批汉藏文化元素结合型商货，较为典型的是服饰、食物。服饰作为人体装饰的物品总称，包括衣、帽、鞋、袜等。就清代打箭炉市场流通的服饰及税则来看，类别多样，十分丰富（详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服饰材质可分为皮和布两大类。将皮与布结合生产出一批汉藏文化元素结合型服饰，如猞猁狲大褂统、浮件袍统、混袍大褂统等。这些服饰在原料、款式、工艺方面都有混合，说明物质的交流、使用、互相认可，也可促进藏族与中原各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综上所述，打箭炉商货类别之特点，输入型商货以汉藏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器具、用具、食物消耗必需品、象征性用品为主，是当地百姓必需的用品，价格偏低，容易被消费者接受。如茶、米、布匹、丝棉品、油酒、肉类、水果、烟业、蔬菜、器具，茶、米的数量和价值占所有商品之首，次为衣著服用，其他烟、油、酒、水果、蔬菜及铜、铁、磁器具及杂货较多。输出型商货以药材、皮毛、麝香为大宗，约占85%以上，可代表输出货物之典型；打箭炉作为集散地，重在转运到全国各地甚至销往海外市场。汉藏文化元素结合型商货，是利用共同原材料与共同消费方式、消费观念而创造的优秀物质文化遗产，凝聚着勤劳的汉藏人群的智慧。因此，汉藏人群不仅在各自生活区域内，依据生态、土壤、气候创造了独特的物质文明财富，还随着双方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物品共享、观念互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历史记忆的中华民族文化元素与符号。随着人、物、资金、信息等流动性加速，使得打箭炉城的流动与混合成了兼具共同的中华文化特色。打箭炉市场的商货为了满足汉藏人群的消费习惯、消费观念而在生产制作中采取特殊的技艺，特别是茶叶、服饰较为普遍，既有原料、材质的共用，也有工匠跨区域跨族际的流动引发工艺技术文化的共享。销藏茶叶制作技艺在于原料、工艺流程和外包装及文字图案标识等方面符合藏族人群的消费方式与消费习惯，通常由园户完成茶叶的采摘与初制工序（炒青、揉捻、晒干、堆茶、蹓茶、再干），经过园户初加工的茶叶常称为“帕茶”，含水分量较大，少者达20%，多者达40%②，茶商从园户中购回“帕茶”至茶店完成再制、包装与运输。从销藏茶叶的初制与再制传统工艺来看，决定特色与质量的关键性因素是茶叶的采摘时间、做色（发酵）和拼配。做色（发酵）是将茶叶分别堆放一处，浇以少量水，因后发酵作用，发生轻微变化，使茶叶变色，普通细茶以黑褐色为上，粗茶以棕褐色为上。紧堆后，每隔十余小时，必须翻拌一次，所需时间因温度湿度及茶叶粗细不同，通常两三个星期，茶叶方能达到南路边茶理想的颜色。要先经过前发酵和后发酵两阶段，使茶叶水分含量充分失去色彩才能成黑褐色。“配堆”（拼配工艺）是通过人工将茶梗、叶子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后加工，适当配堆后放入茶仓，以待压制，两者成分的多少决定着茶叶的品质。因此，现代机械化仍取代不了发酵、拼配的传统手工艺。“包装”作为再制的最后一道工序，将所存放三至五日干燥茶包取出后倒出茶饼，用刀将茶饼外部修理平整，每块附上说明商标及说明纸各一幅，均系翻印藏文，外面用大黄油纸包裹，每四甑粗茶或十六甑细茶装入一篾包内，外面扎以篾条，即可运往打箭炉市场出售。黑褐色砖茶符合青藏高原藏族民众的味觉、环境以及长距离运输等诸多层面的需求，因此，销藏茶叶从“生产区的加工技艺”和“藏族消费习惯”两个维度采取特殊的发酵、拼配、包装工艺，将生产技艺、消费方式与消费习惯结合起来，既是汉藏人群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进程中形成的技艺互动与中华文化元素的共享，也是传统工艺得以传承的动力和生命力。服饰作为人体装饰的物品，既有驱寒保暖、装饰美观的功能，也具有标识性和非标识性的族群文化特征。打箭炉商货中服饰占有较大比重，为了满足汉藏民众的穿着习惯、审美等需求，其原料和工匠制作技艺中也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元素。
从表6可知，服饰原料来源于四川、云南、江浙、甘青等地，而制作款式、技艺文化符合当地藏族百姓的审美标准和生活习惯。将服饰原料与族群文化结合，具有标识性和非标识性两大特征[6]。一些标识性的服饰在颜色、图案方面特色鲜明，如藏装、藏瓜皮帽③等，虽直观上是藏族文化特征，但在原材料、工艺技术方面则具有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元素。另也结合国家权力象征，在土司礼帽④的制作、使用时将中华文化符号象征与国家权力等级象征完美结合，充分体现了共享性的中华文化元素符号。综上，打箭炉输入型商货既有成品制作或加工完成后运销打箭炉市场，也有大批非藏族工匠深入打箭炉区域社会内进行加工、制作，其技艺承载着汉藏民族在不同的生产生活场景中体验、创造的共享精神与价值理念，而这些经历、体验与技艺得到人们的共同认可。因此，技艺文化成为跨区域跨族际的纽带，缘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与劳动实践中分工协作与综合运用的结果，这一联系背后呈现出共享性的中华文化元素。康藏地处边陲，清代民国时期交通不便，贸物运输极为困难且所产与所需极不协调。“以言商业，固不若内地各省之繁盛，然以本地所产者，大都非人民之所需，而所需者又非本地所产，故贸迁有无之事，亦为康藏人民所娴习。”[7]（P.66）因康藏民众日常生活所需的茶、布、菸草、铜器、宗法器以及妇女之装饰品，皆非康藏本地之所产，而必须采自外地。其本土所产大量的兽皮、羊毛、麝香以及各种药材，对于本地消费者而言又较为过剩，故必销外以易其所必需者。从食物消费类商货来看，特别是茶叶早已成为藏族民众日常饮食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物资，藏族民众对其加工饮用时，可根据口味、喜好、族群身份标识将之分为酥油茶、咸茶、清茶。酥油茶工艺是熬茶至熟，投以食盐，搅和酥油，使成乳白色之浆汁，为藏族民众最重要之食品；咸茶是茶水加盐而不加酥油，为藏族民众之平常饮品；“清茶”是茶水不加盐和酥油，专为招待旅居此地客人之用。此外，如蔬菜、果类、糖类诸食品，大抵间汉、藏商人输入，非康地所固有，亦非康人所惯食，不过豪贵之家，沾染汉习之人，偶一用之而已。[8]（P.246）而汉族商人为了更好地进行贸易，特别是一些新去的学徒，学会康藏语言，熟习其生活习惯，“穿上毪子大袍，喝酥油茶、吃糌粑和生牛肉干，骑着马带着货物到乡村去，晚上就睡在买主的房间里或牛毛帐篷里，和他们一起吃饭，一块儿谈笑”[9]（P.25）。可以说，在商业贸易过程中，商人们衣服着装与食物消费不分彼此，相互享用，加强了物质的交流，情感的沟通，文化的认同。另从服饰类商货的消费与使用来看，既有汉族商人穿藏装，也有藏族百姓穿汉装。某次，有一全似藏人者，来至机结卜庄屋顶，用流利之汉话，对余招呼。余甚异之，结果方知彼非藏人，而为一个“老陕”，彼等之习惯与衣装完全西藏化，其第二代第三代子孙，或将与西藏人一切皆相似，全无分别。[10]一般老陕之所以能与康族融洽而经营致富者，良以老陕能摩仿康族生活习惯，穿康装（俗称蛮装），说康话，并与之同饮同食，有若家人。[11]打箭炉锅庄营者，悉为女子，善为交际，名曰锅庄小姐。其装束半为汉，世冠裳。其女子皆以红绒线为辨，盘于头顶，以琉璃珠串于珊瑚玛瑙为项圈，以紫绿绸作背心，以氆氇为裙皮靳凤头云月，是一班风流。[12]（P.45）打箭炉锅庄作为汉藏贸易的中介组织，在存放货物、提供食宿、斡旋调价及担保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锅庄小姐流利的汉藏双语、半汉半藏的装束，为汉藏物资贸易与文化交流起着积极的交流沟通作用。因此，对打箭炉商货的消费表征着汉藏人群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相互享用与交往交流交融，虽然“生产者”与“消费者”都带有不同身份的标识，但经过工匠技艺与彼此交流沟通后相互享用，在服饰、日常用品、生活习惯与消费观念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与共享性，这种关系冲破了地域与族际观念，文化上不断趋同，感情上也格外亲密，有若一家人。由相互的物质需求、认可到相互认同，实现了人与物的互动及情感、观念的沟通，最终使这些共享共荣的中华文化元素在日常生活与实践中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价值的支配性力量，这是打箭炉区域社会秩序得以有序确立的重要因素之一。综上，通过对清代民国时期打箭炉城商货的类别及汉藏人群在经济行为的生产、交换与消费过程中的研究，可以发现汉藏人群在物质技艺文化与消费中都共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元素、符号与观念。它反映了汉藏商货的生产、加工、销售到消费的各个环节是由藏族与中原各族共同参与完成的，将不同区域和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紧紧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随着汉藏人群长期交往互动的认识变化，促使商货的生产、技艺与消费亦发生变化，主要趋向于由物资需求到文化认同再到共享共荣的发展路径。而这一系列变化并非主要缘于商货本身，而是缘于商货作为物链接的汉藏人群经过彼此的交流互动，共享了一套文化体系，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元素得以在打箭炉区域社会形成、共享、传承、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整合机制。
①相关研究参见：麻国庆《民族研究的新时代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11月；刘永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互构逻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10月；赵心愚《教育视域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学刊》，2021年2月；石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11月；郝亚明《从政治定位来深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8月。②李成智《川康边茶产制考察报告》，宗号：60-6，建1805号，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一日，”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藏。③“藏瓜皮帽：为富商贵绅之便帽。似内地瓜皮帽，下圈为织金缎所制。下方有具毛裹之耳四枚，前方一枚甚小，以护后脑。左右二枚最大，以护耳。康中来康贸易之商人，率戴之。”参见《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第275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10月。④“为土司礼帽。平时不著，值盛会乃著之，其形微似清代之暖帽，为饨圆锥形，周围缘以厚大之黑色绒圈，顶端有木制之长顶，附以饰物。番戏演土司皆戴之。沿途所见之土司，无戴此帽者。闻清代土司谒见汉官，皆遵受封品级著翎顶袍褂，疑此冒系古代遗址。”参见《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第275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1]（清）徐珂.清稗类钞[Z].北京：中华书局，1984.[2]四川省康定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康定县志.[Z].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3]杨仲华.西康概况[Z].新亚细亚，1931（6）.[4]周太玄.西康通志·工商志[Z].北京：方志出版社，2016.[5]西康物产概况[Z].康藏前锋，1934（2）.[6]张建世.民族传统工艺遗产的活态流变——以四川少数民族传统工艺遗产为例[J].民族研究，2017（2）.[7]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经济年鉴续编·康藏[Z].北京：国家图书馆，2011.[8]任乃强.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9]程裕淇.西康剪影[M].南京：独立出版社，1945.[10]高上佑译.西藏东部旅行记[M].1934（3）.[11]陆予新.康北经济杂谈[J].西康经济季刊，1942（1）.[12]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刘赞廷康区36部图志点校[Z].成都：四川党建期刊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017.